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论

周承恩

人民公社从名称到基本思想都不是从群众中自发创造
出来的,而是由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中央负责人首先
设想出来的。有些具体作法则是由基层干部和中央一
些具体工作人员根据毛泽东等人的基本思想提出来的。


  本世纪50年代后期,在我国出现的以人民公社为标志的理论和实践,是一种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论。它的主要表现是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盲目求公,急于
过渡。人民公社的提出和推行,不仅没有达到它的预期目标,反而使我国的社会
立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给我国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灾难。认真研究人民公
社的间题,对于深入理解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从根本上划清
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提高贯彻执行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自
觉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人民公社是怎样出现的?过去传统的说法认为,人民公社是我国政治经济发
展的必然结果,是人民群众的创造。毛泽东当时也说过: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
的,不是我们提倡的。并说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我们在三月成都会议上没有料
到的,在五月党代会上也没有料到,其实人民公社在4月就已经在河南开始出现,
就是卫星人民公社。

  但是,我们只要研究一下当时的有关文献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就可以
看出,上面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早决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
社会主义高潮》 书的按语中,就提倡建立大社。他说:“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
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
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
个社,当然也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在此前后,各地曾经办过一些大
社.但是效果一般都不好。1957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
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几年来各地实践的结果,证明大社大队一般是
不适合当前生产条件的。因此,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现在规模仍然过
大而又没有办好的社,均应根据社员要求,适当分小。”这年冬天,在兴修农田
水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社与社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便又提出小社并大社的意见。
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
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此后,一些地区即开始进行并社的试点工作。河
南遂平县嵖岈山的卫星社就是较早出现的一个大社。这个社,于4月20日正式成 
立,是由27个小社合并而成的。它当时并不叫人民公社,而是叫卫星集体农庄。
“他们这里并大社,原来也只是为了并大一点,好搞建设”【李友九《河南信阳
来信》,《红旗》1958年第8期】,跟后来的人民公社还不是一回事。

  乡社合一的主张最早是陈伯达提以来的。1956年冬,陈到福建莲塘乡搞农村
调查,1957年初给中央写了个报告,提出很多意见。其中就有:1、“可以把乡
(村)和社合在一起,使合作社成为真正的基层”;2、“可以考虑把供销合作社
和信贷合作社并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陈伯达同志关于福建莲塘乡农业生产合
作社的一些问题向中央和主席的报告》,1957年1月7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后认
为“这两个问题牵扯较大,必须慎重考虑”,决定暂不实行。但据胡乔木回忆,
2、3月间,毛主席跟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
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这是同陈伯达个人的谈话,当时还没有在中央讨论过。

  这年4月底,刘少奇等同志到广州,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
情况时,毛泽东也同他们谈了这个问题。刘少奇后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中有这样的回忆:“公社这个名字,我记得在这里跟吴芝圃同志谈过。在广州开
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
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时
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去编马恩列论
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
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一下。”

  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也讲过如下一段话:
“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
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
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
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者城市,又
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这就
把人民公社的基本轮廓及其远景清晰地勾画出来了。

  八大二次会议后,有些地区往传达会议精神比提出可以试办个别公社。如浙
江省诸暨县城南乡的党委书记在省委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听到省委书记
林乎加在报告中提到可搞个把共产主义雏形的乡社后,回到乡里召开了几次乡干
部会研究讨论后,就筹办了一个“红旗共产主义公社”(这个社不久即缓办)。这
些试办的乡社,在开始的时候,采用过各种各样的名称。“六月间,党中央和毛
泽东同志才选定了‘人民公社’这样一个比较最能表现这一组织的内容和最能受
到群众欢迎的名称”【《人民日报》1959年8月29日社论《人民公社万岁》】。7
月1日出版的《红旗》1958年第3期,刊登了陈伯达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
一文,其中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 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
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出人民公
社的名称。7月16日出版的《红旗》第4期,又以《在毛泽东的放帜下》为题,发
表了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的讲演稿,其中也讲到:“毛泽
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
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
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就向全国公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

  也在7月中旬,当时主管全国农业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来到河南。
当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的于部到郑州汇报工作时,“谭震林同志向他们讲了毛泽
 东同志和党中央关于办包括‘工农商学兵’的大公社的一番道理,回来就成立
公社了”【李友九《河南信阳来信》,《红旗》1958年第8期】。差不多与此同
时,新乡的七里营人民公社也正式成立。这是在全国最早建立起来的一批人民公
社。

  8月6日,毛泽东视察了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与吴芝圃等当地领导干部谈话时,
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
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
时,又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干部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
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视察这些地方的消息经报刊突出宣传后,
各地群起仿效.纷纷试办人民公社。在若干地方,公社普遍发展起来。8月底,
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表后,人
民公社化运动更一哄而起,到9月底,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上述情况表明,人民公社从名称到基本思想都不是从群众中自发创造出来的,
而是由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中央负责人首先设想出来的。有些具体作法则是由基
层干部和中央一些具体工作人员根据毛泽东等人的基本思想提出来的。如人民公
社的第一个章程《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就是由中央派李友九等同志前往
 信阳与当地干部一起共同制定的。它曾在报刊上公布,作为范例,向全国推广。
这个章程是8月7日制定的,它与8月底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一
起,把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有关这方面的思想理论系统化、具体化了。
它反映了毛泽东本来设想的人民公社的模式。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的
有关人民公社的决议、章程、条例等,则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后,从原来的设想
逐步后退的产物,已不能代表本来意义上的人民公社模式了。

  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具体说来,初期人民公社,有如下一些特
点:

  一、规模大,管事多。据统计,到1958年11月中旬,原来全国的74万多个农
业生产合作社已合并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由28个半合作社合并
而成。 般每社有四五千户,多者达万户至两万户以上。大多数公社是一乡一社,
也有以县为单位建立的县公社或县联社,如河南修武县,全县2.3万户、13万多
人成立了一个大公社。人民公社不仅实行乡社合一,即把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
二为一,而且实行四社合一,即把供销、信贷、手工业合作社同农业生产合作社
都合并起来,同时国家在当地的一些企事业单位也统统下放给公社管理。这样,
就把一个乡甚至几个乡范围内的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总之把政治、经济、
文教、军事等各方面的工作统统集中到了公社。公社不仅要管生产,管政权,还
要管社员生活。这么大规模,管这么多事,一般基层干部很难胜任,也使党政不
分、政企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等现象更加严重。据胡乔木回忆,当陈伯达开始提
出乡社合一的意见时,邓小平曾经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一个社办成乡那么大,
一个乡的事情很多,同社合并起来,合作社势必把精力分散,怎么能办得好。本
来农民判官司打到乡,现在要打到合作社,合作认就要解决司法问题,这样的社
长怎么当法?一个人怎么能事事都通呢?

  二、盲目扩大和提高公有制。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
把原来几十个贫富不同、条件各异的生产社合在一起,财产全部上交公社,由公
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并认为这是所有制上的“大集体小全民”。还有些县的
公社在全县范围内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是全
民所有制,被认为是一般公社下一步的目标。这种形式名为扩大和提高公有制,
实际是贫富拉平让穷队共富队的产。在公社化过程中,社员的自留地、自养牲畜、
自营的成片果树以及一些较大的生产工具等都被收归集体所有,家庭副业、小商
小贩以及集市贸易等也都被取缔。在实行“生活集体化”过程中,农民的部分生
活资料,如房屋、衣被、家具等也被无偿调用,实际是对农民的无偿剥夺。此外,
上级政府机关还经常无偿抽调公社的物资和劳力。上述种种都是由于混淆了集体
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犯了平均主义的错误,导致“共产风”泛滥引起农民
的严重不满。

  三、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给合的工资制度。供给制一殷是供给口粮,吃饭
不要钱。这被认为是体现丁“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并要求随着生产的发
展逐步扩大供给范围。有些公社当时已完布要实行“八包”、“十包”等供给制
(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及男婚女嫁、教育医疗等)。这些当然是不切实际的
空想。即使口粮,后来也只能供给一部分,离真正的“按需分配”相差甚远。至
于工资制,名曰按劳分配,实际只是象征性地发一点,只能做到大体平均,略有
差别。所以这种分配制度基本上是实行平均主义,它只能挫伤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四、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公社劳力按军事编制,
组成班排连营等单位,在公社统一指挥调动下,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
农业生产。与此同时,社、队普遍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缝纫组等,
以为这样就解放了妇女,节约了劳力,可以使家务劳动社会化,还可以培养集体
主义、共产主义精神。实际上,在贫乏的物质条件、原始的技术设备和落后的管
理水平下,这种社会化只能造成人力物力的更大浪费,给群众生活带来更多的不
便,因而遭到了群众的普通反对。

  五、缩小商品交换,扩大产品分配。当时在教条主义和急于过渡的思想影响
下,不少干部认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陈伯达等人甚至提出废除商
品交换的主张。所以,人民公社成立后,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加上国家把在
农村的商业、财贸基层机构全部下放给公社管理,各地区间又互相封锁、造成商
品流通和经营管理的严重混乱,导致市场交换被窒息,价值规律被否定,强化了
自给型的自然经济。当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通讯中就有这种记载:公
社成立后,“产品直接分配的部分扩大了,商品交换的比重缩小了。过去在于工
业社和农业社之间,农业社和农业社之间,农民和农民之间许多通过商品流通的
产品,现在变为自产自用,在社内直接分配了。即是说,过去为卖而生产的东西,
现在变为为自己需要而生产了;过去需要从市场上购买的某些东西,现在自己也
能够生产自给了。”【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红旗》1958年第10期】。这
不是一幅自然经济的图画吗?

  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毛泽东把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当
时译为资产阶级法权)误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就破除资
产阶级法权思想。他在北戴河会议的讲话中,把工资制、加班费、脑力势动者工
资多于体力劳动者等现象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提以要考虑取消工资制,恢
复供给制,实际上就是要取消“按劳分配”制度,恢复军事共产主义。他说;过
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
军民打成一片,把成千上万的人积极性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

  北戴河会议后,报刊上展开了对资产阶级法权恩想的批判。张春拼在他写的
一篇文章中,竟然认为在封建等级制、儒家的“礼”,以至蒋介石自称文王子孙,
赵太爷骂阿Q不配姓赵等事情中,“处处都有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文章在《人
民日报》转载时,毛泽东亲自为他写了“编者按”,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原载《解放》半月刊1958年第6期,《人
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转载】。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批判,使人民公社的各
项政策更“左”,使“共产风”更加泛滥起来。

  从以上情况来看,人氏公社运动实质上是企图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依据
不断提高、扩大公有制,缩小商品生产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来迅速建成完全的
社会主义,并很快过渡到共产主义。实践证明,这种盲目求公、急于过渡的企图
不仅不可能实现,反而使党和农民的关系全面紧张,使生产力迅速下降。因此,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党中央不得不着手纠正“共产风”,实际上就是从人民
公社原来的设想逐步后退。特别是经过60年代初期的调整,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
会上正式通过《人民公社六十条》,在许多方面已经退回到高级社的水平。从基
本核算单位的规模来看,甚至已退回到初级社了。

  30年前在我国出现的人民公社的理论和政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和
具体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并且将它付诸实践,从而在我国大陆的6亿人口中,
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举世瞩目的社会试验。这场试验是在我国已经消灭了剥削
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它要解决的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认识到,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是建立在非常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因此,必须经历一个很长
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许多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的工业化
和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但是在50年代,不仅没有这种认识,毛泽东
等一些同志反而认为“一穷二白”是好事,认为穷可以减少变革的阻力,有利于
更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根本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正如十三大报告所
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
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严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
主义社会的产生,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推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实
现,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运动的根本教训正是离开生产力的发展,
对变革生产关系采取了主观随意的态度,不仅企图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
企图超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因此,它不可能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只
能成为一场不成功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

  从实践结果来看,初期的人民公社,实质是一种建立在半自然经济基础之上
的,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这种空想社
会主义模式也不是由毛泽东等少数人的头脑中凭空想出来的。从根本上说来,它
是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的产物,是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具体来说,
人民公社这种模式的产生,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把马、恩、列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教条化或作了错误的理解。人民公
社的许多原则,大部来自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但马恩的这些论述都是根据
西欧发达国家当时的情况提山来的,其中有些设想还属于推测,难免带有某些空
想成分。把这些理论照搬到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我国社会中来,必然会
成为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空想。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马、恩、列的
一些深刻思想作了简单化的甚至错误的理解,并从中引出一些错误的作法。例如
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二,受西欧历史上乌托邦思怨的影响。前面已经提到刘少奇等同志曾大吹
乌托邦,说乌托邦的理想将披实现,并被超过,还耍邓力群编空想社会主义的资
料。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中也明确地说过,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
要实行。实际上,公社这个名称很可能就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学来的。如康
帕内拉的《太阳城》一书中描绘的,就是在那里人们实行财产公有的公社制度,
过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私有观念的“严肃的公社生活”。每人都可以从
公共仓库中领得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都在公共食堂用膳。在巴贝夫所设想的
“平等共和国”里,居民都住在农村,以“国民公社”为基层单位。社员主要从
事农业生产,也进行手工业生产。公社保证所有社员的衣、食、住和医疗等各方
面的需要。欧文设计并进行试验的理想社会是“共产主义劳动公社”。这种劳动
公社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全新的人类社会组织的细胞”。每个公社由500
至3000人组成.是“一个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它既是生产单位,又
是消费单位。公社还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培养儿童“体智德行方
面的品质,把他们教育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这些作法甚至语言,同我们的人民
公社不是很相似吗?众所周知,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种种猜测和描
绘中,确实包含了不少宝贵的见解和有价值的结论。但是,他们不了解实现这些
理想不仅需要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而且需要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同
样,在我国落后的经济条件下,企图实行甚至超过这些理想,自然免不了仍然陷
入空想。

  第三,受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主义的影响。农业社会主义是一种以小农平均
主义为核心的空想社会主义。它在中国源远流长,表现形式也有多种多样。1958
年11月,在人民公社运动高潮中召开的党的八局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指示印发
了一篇《张鲁传》(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九,裴松之注),作为会议文件,供
与会者参阅。他还为此文写了一段很长的按语,其中讲到:“我国从汉未到今一
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
白,还有某些相似。”该传“又称张鲁等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
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公共宿舍),吃
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
‘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治专吏,皆祭酒为治’,祭
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
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这种比附,不是清楚地说
明两者之间的思想联系吗?如果再翻一下太平天国的历史,还可以发现与人民公
社作法相似的更多例证,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四,把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中一再讲:过去
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
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是与资产阶级作风对立的。我看还是农村作风,
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不行了呢?毛泽东在这
里赞美的是我们在战争年代实行过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很大程度上又得到推
行的军事共产主义。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对我国革命的胜利起过巨大的作用。它所
体现的艰苦奋斗、公而忘私的精神,是我们应该长期学习和继承的。但是,这种
方式是在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中,在根据地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实行的。解放
后,在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原来在一部分人中实行的供给制已经不能再维持下
去,企图在全体人民中普遍推行这种制度怎么行得通呢?何况,军事共产主义同
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原则的区别,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把二者混为一谈,
只能使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受到损害。

  人民公社经过3年试验导致了3年严重经济困难,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到1960年冬,入氏公社被迫一退再退,从内容到形式同初期的人民公社已经大不
相同。这些结果表明,人氏公社的试验是不成功的,是失败的。加上社会主义建
设总路线、大跃进的失败,因此从1961年以来,到处有人提出“三而红旗还能打
多久”,“人民公社是否办早了”的疑问,要求中央从指导思想上加以澄清。但
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干部仍然认为“三面红旗”没有错,必须继续坚持;
缺点和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只要作些调整和纠正就可以了。他们认为否定“三
面红肮”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在1962年党的
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同时大批
“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这实质上都是为了压制不同意见,维护
“三面红旗”特别是人民公社的。此后,随着“左”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上
述空想论也发生了新的变化。1958年在主观上还是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八届十
中全会后则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文化大革命”更发展别大批“唯
生产力论”,大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见,违背了历
史唯物主义会走到何等地步!所以,认真学习十三大报告,破除离开生产力抽象
谈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
界限,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作者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第4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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