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是我党对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悲剧性探索，对当代中
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其成因，党史学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有益的探讨。本
文拟从发动“大跃进”的动因、依据以及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诸方面加以剖析，
以期更好地说明论题。
一
实现现代化以摆脱贫困的境地，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民的难圆之梦。毛泽东力
主发动“大跃进”的深层动因亦根源于此。
（一）贫弱生发出赶超发展战略
新中国的成立，使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站了起来，成为国家和社会
的主人，但是“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直到第一个五年
计划完成时，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仍处于农业文明阶段，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几乎是
一张白纸。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
国民收入都远远超过我们，并凭借其经济实力在国际市场上要挟甚至封锁我们。
中国在国际社会受歧视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归根结底的原因是落后，正如毛泽东
所说：“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我们粮、钢、机械少。”【注:转引自戴茂林
等主编：《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６９页。】
同时，社会主义首先在俄国、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因而不仅没有
出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那样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包围，反而陷入了资
本主义的反包围之中。在战后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格局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极为不利，就连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也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直接威胁。
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开除“球籍”，这是一个不争的规律。因此，落后的阴影
无疑会使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们产生一种巨大的压抑感和危机感，并且寻找改变这
种局面的良策。毛泽东认为，在近代以来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必须实行
赶超型发展战略，把常规的现代化进程大大缩短，用跃进的步伐追赶英美等现代
化的先行者。
我国的赶超战略酝酿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１９５５年３月，毛泽东在党
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用几十年的时间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
义国家的目标。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思路是一贯的：即力争在５０
至６０年内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现在看来，当时毛泽东对
经济发展速度的设想，尽管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但还力求稳妥。１９５７年１
１月，毛泽东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对原来设
想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了较大改变。赫鲁晓夫在１１月６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
提出了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１５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受其影响，
毛泽东在事先征得其他中央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提出了中国在１５年左右的时
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这一目标于１
２月１２日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全国工会八大致词中正式公布后，便成为全党的
行动纲领。
赶超战略实质上是以高速度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１日
《人民日报》社论强调指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
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毛泽东认为，我国经济建设不
仅需要高速度，而且能够高速度发展，“觉醒了的群众可以干出前无古人的、过
去谁也不敢想的奇迹来”【注:１９５８年２月３日《人民日报》。】。在这种
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赶超目标实现的时间一再提前，空想色彩也越来越浓厚。
毛泽东先是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提出了“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或者十年赶
上美国”【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９６页。】的口号，不久甚至认为赶超英国只需要两年
到三年时间【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９９页。】。赶超战略走向了极端。随着赶超时间的
一再提前，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也越来越高。例如，八大二次会议确定１９５８
年的钢产量是７１０万吨，而８月的北戴河会议则要求达到１０７０万吨，比１
９５７年翻了一番。为了实现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只能发动使经济以超
乎寻常速度发展的“大跃进”。
（二）中苏关系非正常发展的影响
中苏两国在５０年代初曾是最亲密的同志和盟友，但自苏共２０大开始，两
党、两国关系逐渐不正常，最终演变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头。这不仅影响到世界格
局重新组合，也对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尤其是“大跃进”的发动产生了举足轻
重的影响。
其一，“大跃进”是为摆脱苏联的控制与束缚而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
准备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有３０多年的建设经验。在新
中国建立之初，缺乏组织和管理现代化工业及国民经济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
和模仿苏联，显然是一种最现实的选择。事实上，这种学习和模仿的确促进了我
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同时我国经济从计划制定、技术援助、设备进口到石油
供应、贷款等，形成了过分依赖苏联的弊端。尽管在当时出于无奈，但一个政治
上独立的大国，如果长期不能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迟早会成为大
国经济体系的附庸，难免受制于人。毛泽东清醒地指出：没有经济独立，要想取
得完全的民族独立是不可能的【注:转引自郑谦主编：《毛泽东与邓小平》，湖
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０页。】。为了避免关系破裂时脆弱的经济陷
于窘迫境地，毛泽东要求各“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注:转引
自李德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湖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０
３页。】。
此外，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还在继续发展，并想利用我
国经济上的弱点从军事上对我加以控制。刘少奇、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
告中都明确讲过“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是最危险的”这类话。从５０年代中
期开始，毛泽东就特别强调经济建设的独立性问题，认为对“苏联的经验只能择
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１１页。】。１９５８年４月、７月，苏共
领导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的建议。对这两项有损中国主权和尊严的
无理要求，毛泽东予以坚决拒绝。这两件事虽然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之后，
但它们的发生皆缘起于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这不能不给毛泽东以强烈刺激（他
曾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注:《毛泽东外交文
选》，第３２２页。】）。 其二，还有与此相关的文明古国的历史责任感和国
际社会尊严感的驱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最重要的国家，是苏联和中
国。”【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２７８页。】在中苏关系比较融洽时，我
们拥戴苏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路人，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
在中苏出现分歧后，我们党对自己的责任意识更加增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曾几
度辉煌，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伟大国际主义者，对
国际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从来都是强烈的。还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说：
“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指美国----引者注）。这
是一种责任”，“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
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注: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１９
５６年８月３０日。】。因此，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想尽快发展我们的经济，
以便为社会主义阵营、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和平力量做出更大的贡献，尽更多的
义务，不能不说也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
二
“大跃进”的发动，一方面基于中共领导人加速经济发展，尽快摆脱贫困、
被动状况的愿望，另方面，“大跃进”的实施还依据了以下一些理论与现实根据。
（一）“大跃进”的理论依据
其一，“优先发展重工业”理论。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无疑是要大大加
快我国工业化的进程，特别是使以钢铁为中心的重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这是由落
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理论，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先是被确
定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后又被斯大林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方针。事实上，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对人、财、物的占用都要有一个大体上的比
例，哪一个部门过冷或过热都会影响经济的有序发展。苏联在实践中实行的是牺
牲农业来满足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毛泽东在设计中国工业
化道路的过程中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就社会主义总体发展战略和自身安
全需要而言，“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注: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另一方面，必须吸取苏
联的经验教训，不能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所以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业化道路就是
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并且规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以使整个
国民经济能协调地发展。这是正确的。
然而，“并举”方针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把握。因为一则缺乏明确的量的界
定，尽管毛泽东排列了农、轻、重的顺序，但并没有找到它们之间的最佳比例或
最佳组合，而且过分强调了不平衡对生产发展的作用；二则体制上有弊端，当时
经济几乎全部靠计划来调整，而计划本身又人为失衡。客观地看“大跃进”本身
并无轻视农业之意，相反还对加速农业发展和争取粮食高产表示极大关注并寄予
厚望。但在粮食连续放高产“卫星”和所谓农业过关假象迷惑下，曾一度困扰全
党的农业拖工业后腿的状况，转瞬变为工业发展跟不上农业跃进局面的新优患。
于是，北戴河会议要求全党转移重点，全力突击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造成了
“以钢为纲”的局面。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工业中突出以钢为核心的重工业，
导致了工业内都比例严重失调；工业的高速发展使农业受到挤压和削弱，从而导
致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大跃进”的失败也就势所必然。
其二，“积极平衡”理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势必会遇到一个不可回
避的矛盾：一方面，要力争高于资本主义甚至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另
一方面，还希望这种发展建立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但这两个目标在实践中往往
会发生冲突，而前者几乎总是占优势。“多快好省”和“积极平衡”理论的提出，
就是这对矛盾的反映。
对“多快好省”，毛泽东曾阐释说：“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
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
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
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注: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就提出这一方针的初衷来看，它是要正确地反映速度与效
益、速度与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但社会主义国家原有的发展战略属于粗放型，
极易导致多快，而忽视好省。要从追求多快的粗放型，转变为重视好省的集约型，
本身就有相当的难度。与粗放发展型相适应的原有体制，又存在着不可遏制的扩
张冲动和几乎不能满足的投资饥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强调多快好省并重，也
往往只有多快，而无好省。何况我们在发动“大跃进”时是把快放在首位。
片面地强调高速度，必然要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相冲突。如何解决这
个矛盾呢？毛泽东从哲学的角度指出：“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
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
不行的”【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
讲话》，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这就为后来破坏国民经济平衡打下了思
想基础。１９５８年１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再次提及并强调了上述思想。在
生产力水平低和国家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在一个时期内集中力量发展关系
到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部门，对它们实行倾斜政策，是可以的。
但片面强调打破平衡，必然给经济建设带来危害。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是以经
济的动态平衡为基础，而并非以不断打破平衡为前提。１９５８年２月２８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所谓“消极平衡”，握倡所谓“积极平衡”。社论
认为，压低过高指标求得的平衡是消极平衡，提高落后指标和定额，向先进看齐
的平衡是积极平衡。
这种“积极平衡”理论，既为计划工作处处留缺口、搞长线平衡、任意定高
指标找到了理由；又为“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由
此有了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结果招致了各生产部门比例严重
失调。经济比例失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还会招致商品奇缺，市场全面紧张的
恶果。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谈到，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
平衡。这是很深刻的认识。
（二）“大跃进”的现实依据
其一，三大改造提前完成的逻辑结果。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所需
要的时间，中央和毛泽东原来的估计是三个五年计划左右，但从过渡时期总路线
提出以后算起，实际上只用了不到４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路子和方向的
正确性不容置疑，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选择。但在实际工
作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里遗留
下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的表面成功，使毛泽东得出了党领导人
民搞社会主义建设很容易的乐观结论：“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
不相信”【注: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
６年版，第２７１页。】。他主观地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可以人为地加
快，“本来的安排是用十八年时间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促进
就很快”【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
讲话》，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这使毛泽东对经济也能加速发展充满了
信心。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为“大跃进”提供了事实依
据。
其二，社会主义制度初步显示了高速度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社会主义能够
取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更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能更好、更
快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不应仅是理论上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要在社会实践中
得到体现。
苏联与英、法、美等国相比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但经过４０年的发展（其间
还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干扰和破坏），已由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变成国民生产
总值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军事强国。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一直处于
高速度发展之中，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是１１．３％，
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是１８％。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比英、美等发达国家同一时期的发展速度也快得多。从英国中央统计局提供的数
字来看，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６年英国工业的年均增长率只有３％。这说明，现
实的社会主义的确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因此，只要精密组织，科学
管理，坚持速度和效益并重的原则，使经济建设再上一个台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
如果全方位分析“大跃进”的成因，会发现它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还与决
策机制的某些弊端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有重大关系。
（一）决策机制存在弊端
应当承认，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层中，较普遍地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倾向。
但要看到，这种情绪的存在和发展是与来自上面的感染和导向有直接关系。主要
决策者头脑不冷静，对于“大跃进”“左”倾错误的蔓延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
上，在“大跃进”的发动过程中，有许多同志以各种方式表示过抵制，但都受到
压制和批判，尤其是毛泽东对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的反复严厉的错误批判，直
接导致了“大跃进”的发动。从这之后，毛泽东与中央领导集体的关系逐渐不正
常：“他不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往往是他在会前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
会后向他汇报，他同意了才算数。否则，或者是重议，或者是按他的意见办。”
【注: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第３５页。】
为什么会形成领袖个人专断的这种局面呢？
首要的原因是权力过分集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跃进”是高度集中的领
导体制的产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确立了一元化领导的正确原则，对保证革命
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原则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
急风暴雨式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结束，而相应改变为对党政进行适当分工，反而被
固定化和绝对化，在实践中演变为党决定一切、管理一切，以致领导体制逐渐形
成为横向权力集中于党的系统，纵向权力集中于党中央，党内权力集中于领导者
个人的权力配置结构。领导者个人可以就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以致整个国家的重
大事务作出最后决策。个人决策排斥了集体领导，使领导体制带上浓重的“人治”
色彩，并产生了个人专断现象。加之领导体制缺乏可以自由调节的监督机制，一
旦党的领导人在决策方面发生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领导体制本身无力进行纠正。
“大跃进”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就是毛泽东以“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取代中
央集体领导而独断专行的结果。
当然，个人专断的形成与个人崇拜的盛行也有关系。个人专断需要强化个人
崇拜，个人崇拜又反过来助长个人专断。个人崇拜之所以发展起来，人民群众对
领袖发自内心的真诚热爱无疑是基础，但如果没有领袖本人的默许甚至提倡，也
难以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３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了著名
的“崇拜论”，错误地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等同起来，为个人崇拜裹上了崇拜
真理的外衣，从而为个人崇拜开了绿灯。制造个人崇拜保持权威的过程，也就是
个人专断形成、发展的过程。“大跃进”的发动，标志着个人专断已达到相当的
程度。
（二）人民群众倾心为其奋斗
“超英赶美”口号的提出，激起了人民群众强烈的爱国热情。因此，党中央
发出“大跃进”的号召后，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建设热情十分高涨。一个饱
经忧患，任人宰割了一百多年的民族，突然迸发出这样高涨的热情，这本身就包
含着深刻的含义。这不仅仅是解除压抑后反弹性的精神释放，而且产生于主人翁
的责任感，产生于他们通过奋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全感和依赖感，也产
生于人民对美好目标的迫切追求和自信。
一个民族的心态主要不是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而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
条件在心理上的综合反映。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对于
其成败无疑会起决定的作用，因而是最可宝贵的财富。假如引导得当，决策不失
误，是可以演化为强大的生产力的。
遗憾的是，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特别是北戴河会议之后，
原本尚属可贵的生产建设热情步步升级，异化为不顾起码常识的狂热举动。正如
有的论者所言：中国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广大人民群众急
于改变自身的贫穷现状，而响应毛泽东为建设理想社会发动的“大跃进”；另一
方面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为达到美好目标而接受瞎指挥等各种超经济强制【注:
参见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版，第２６２页。
】。因此，广大人民群众的盲目响应，是“大跃进”得以发动起来的群众基础。
黑格尔曾用“理性的狡诈”的辩证关系，把历史上行动者的主观动机和他们
的行动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区别开来。对“大跃进”也应作这样的分析。我国是世
界上典型的现代化后来者，发动时间晚于英、法等先期工业化国家一个多世纪，
而经济起点又几乎低于所有先期工业化国家的起飞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
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被大大压缩了的赶超过程。如果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
更高的生产率和发展速度，被动挨打的局面就永远无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党和毛泽东希望中国经济搞得快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大跃进”的实践，非但没有达到理想的胜境，反而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这其中的原因和教训应认真研究和总结，以为今天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殷鉴。
（本文作者曲阜师范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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