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
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我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这是由于１９５８年开始的三年“大跃
进”，造成了此后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五年的经济调整，才使国民经济重
新恢复和发展起来。经过这个重大曲折，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
今天我们纪念建国三十五周年时，回顾党走过的这段历程，重温历史的经验教训，
一方面可以从中取得借鉴，另一方面也可加深对“左”倾思想危害的认识，从而
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提
高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
一、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提出和贯彻执行情况
１９５８年以来的“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
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了国
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 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工业内部以及社会需要与
商品可供量之间的严重失调。粮食奇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
原材料严重不足，设备损坏严重，管理混乱，许多基本建设工程已难以为继，许
多工业企业已无法继续生产，这些情况就是１９６０年７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考虑调整国民经济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苏联对我国施加的经济政治压力。
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召回在
华全部专家，中断援建项目的全部合同。这种乘人之危的背信弃义的行径，加重
了我国的经济困难，扰乱了我国建设的步伐。苏联的这一行为，也促使党中央下
决心实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
北戴河会议期间及稍后，李富春同志及国家计委党组根据中央的拟议，酝酿
提出对工业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初步设想。８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国务院
汇报１９６１年的计划指标时谈了他们的设想，周恩来总理非常支持，并补充了
“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９月３０日中
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报告》的批语中
指出：“１９６１年，我们要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
实和提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这八个字，但当时尚未当作一个时期
的工作方针明确起来。由于思想认识尚不明确，组织行动不及时，所以１９６０
年下半年调整工作并未实际贯彻下去。中央对１９６０年的高指标也未提出修改。
眼见钢铁生产月月完不成计划，中央还于８月和１２月两次发出紧急指示，作为
政治任务，要求保证完成当年１，８６０万吨钢的生产计划。这一年虽然经过拼
消耗拼设备把钢铁生产任务完成了，而农业却大幅度地减产，结果造成了工农业
比例的更大失调。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作为方针确定下来，是在１９６１年１月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决定的。这次会议检查了１９６０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
审议了１９６１年的计划指标。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强调指出，一定要缩短重
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延长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全会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
民宣布：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的提法是
“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
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党在调整方针的贯彻过程中，制定了若干具体政策和措
施，首先集中精力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于１９６１
年３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和５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
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同时，压缩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基
本建设的规模，充实和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队伍；
压缩党政机关社会集团的购买力；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等等。
这些措施取得了相当成效。但是，八届九中全会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
后果还认识不足，调整工作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来进
行的。因此，当时确定的１９６１年的主要工业指标，如要求钢的产量达到１，
９００万吨，比上年增长１．６％；原煤产量４３，１００万吨，比上年增长２
．６％；粮食产量要求达到４，１００亿斤，比上年增长１０．８％。发展速度
比“大跃进”的速度是大大降下来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过高的水平上有所发展，
而实际执行的结果，恰恰同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反。１９６１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和
基本建设战线都在全面向下滚动，不仅距离完成计划甚远，而且大大低于上一年
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粮食产量也没有达到计划规定的指标。这说明对严重失调的
经济状况没有深切的了解。不首先解决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就不可能
扭转严重困难的局面。
在此情况下，８月下旬至９月上旬，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认真研究
了工业状况，对当时工业生产中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有了较深的了解，９月１５日
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承认，八字方针
虽然提出一年多，但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
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没有能够有效地进行，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
也不能犹豫了，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降到确实可
靠的水平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
且要退够。在应当前进和可能前进的地方，必须积极前进。庐山会议确定了具体
降低钢、铁、煤、电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规模的指标；又对
四十种急需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提出具体的发展指标。
庐山会议还讨论通过了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即工业七十条），以整顿和健全工业企业的管理制度。
庐山会议是认真贯彻八届九中全会关于调整国民经济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
它是在１月毛泽东同志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在邓小平同
志领导下，由李富春、薄一波同志先后组织中央调查组，对北京和东北部分工业
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的。这次会议加深了对调整国民经济方针的认识，
提出了比较接近实际的调整措施。
随着调整政策的实施，全党上下自然普遍提出进一步总结三年“大跃进”的
经验教训的要求。适应这一要求，１９６２年１月，党中央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
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参加者中包括了县委和重要厂矿企业以上的党委书
记和部队的负责干部，这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初期大家对
“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的认识很不一致，中央和大区的部分领导人认为造成错误
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分散主义和盲目乱干的结果，而中央的另一部分同志和地方基
层的大部分同志则认为“大跃进”的错误主要是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
导制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结果。为了统一认识，会议宣
布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主义”，让大家充分讲话，进行
批评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讲话，中央及大区和省市
委的负责同志分别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所犯错误的责任。会议对当时的经
济困难和工作指导及工作作风上的错误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初步总结了
“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消除了上下隔阂和埋怨情绪，增强了全党的团
结，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对进一步动员全党贯彻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起到
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但是，在对经济困难形势的估计以及如何克服困难的步骤和措施上，参加这
次会议的党中央领导核心间和高级干部中，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大多数同
志认为，必须全面看待国民经济失调的严重局面，清醒地估计形势，采取坚决有
效的调整措施，切实解决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方能扭转危局，任何盲目侥
幸心理都会贻误调整的进程，使困难加重。少数同志则片面地把困难主要归之于
农业遭到的自然灾害，认为只要农业有了好收成，困难就过去了。他们留恋“大
跃进”，不肯下马收摊子，并且随时准备反“右倾”。这种看法，给以后的发展
留下了隐患。 继１月会议之后，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党中央于２月召开了中央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常委又于５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对当时
财政经济情况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家财政存在着很大赤字，市场供求逆差
也很大，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严重混乱。两次会议确认，我国的经济状况
处在一个非常时期，提出了全面地大幅度地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要求切实
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计划，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坚决把建设的规模
调整到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可能提供
的粮食和原料相适应、同工业本身可能提供的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相适应的
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机构缩小精简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
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村可能提供商品粮食、副食品相适应的程度，使工农关系
和城乡关系的紧张状况逐步缓和下来。
根据上述原则，确定两年内城镇人口减少２，０００万；职工队伍精简１，
０００万；１９６２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原计划的６０．７亿元进一步缩减到４
６亿元；钢的产量由原计划的７５０万吨降为６００万吨；对全民所有制工业企
业实行关停并转，由１９６０年的９．６万个减为５．３万个；重点加强轻纺、
化纤、石油工业，保证原子能研究事业的进行。
经过大幅度的调整，１９６２年的国家积累率，由１９６０年占国民收入的
３９．６％降为１０．４％。这样大幅度地减少积累，在当时农业极度减产，工
业原材料、燃料动力奇缺的情况下，是被迫的，然而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具有重
大意义的转折，从此，我国的国民经济才重新恢复了生机。１９６２年下半年经
济形势明显好转。但是由于党对“大跃进”的“左”倾思想尚未清算，因此，一
当形势好转，抱有“左”倾思想的同志却认为形势本来不错，主张实行大调整的
同志是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刮了“黑暗风”。于是在８、
９月间相继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又发动批“右倾”。
只是因为党内多数领导同志深感我国的国民经济刚刚开始好转，实在经不住严重
折腾了，忧虑现在提出阶级斗争，经济调整怎么办？阶级斗争和经济调整怎样结
合？毛泽东同志在会议结束时，表明了不要因搞阶级斗争影响了正常工作的进行。
因此，十中全会后，虽然党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左”倾错误更加发展了，但
经济调整工作尚能继续进行，未受到大的干扰，这个时期党的工作中心还是抓经
济调整，抓阶级斗争还不占主要地位。
当时，国民经济虽然有了明显好转，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困难局面还
没有完全渡过。农业的生产水平不高，主要农作物的产量还没有恢复到１９５７
年的水平。基础工业还很薄弱；许多企业的生产能力还不配套，许多损坏的设备
还有待维修；产品的质量不高，各种规格很不齐全；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还很不
健全。因此，１９６３年９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从本年起到１９６５年为止，
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经济调整，这一段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
段内，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解
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争取使农业生产恢复或超过１９５７年的水平，工业生产比１９５７年提高５０
％左右；各项经济指标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使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在
新的基础上取得基本协调。在此总的要求下，１９６３到１９６５年工作的重点，
除了继续贯彻《农业六十条》、狠抓农业生产外，工业部门认真抓了提高质量，
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更新和专业协作等工作。经过两年的努力，
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１９６４年底，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１９６６年开始的第三
个五年计划起，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
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展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远景，极大地鼓舞了
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
的爆发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浩劫。十年动乱，使得我国的国民经济频临
崩溃的边缘。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清算了指导思想上的“左”倾
错误，提出了适应新时期新情况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彻底拨乱反正，摆脱教
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工农业生产呈现出蒸蒸日上，方兴未艾的
繁荣景象。抚今追昔，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证明了一条真理，不彻底清除“左”
倾思想，社会主义的建设就不可能正常发展。
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具体内容
１９６１年１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我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调整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加强农业战线。
为了扭转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粮食严重不足的状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用了很大精力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
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各地坚决煞住“共产风”，允许
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接着，经过大
量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出并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简称《农业六十条》），缩小社队规模，把基本核算单位确定在生产队，保障
生产队的自主权，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恢复队包产、组包工的生产责任制，
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的贯彻执行，对于克服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共产风”和
平均主义等项弊端起了重要作用，为稳定农村形势和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
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与此同时，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恢复农业生产的元气，增加农民的收益，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还采取了下列几项重要措施：１．坚决纠正高征购的错误。根
据需要和可能，实事求是地确定国家对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注意给
农民留下必要的自用量，增产多的地区要适当多留一些。１９６２年粮食征购量
占总产量的比重由１９５９年的３９．７％下降到２３．８％。２．充实农业生
产的劳动力。国家通过压缩城镇人口、压缩农村水利建设规模和精简农村文教事
业等，把大批劳动力充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到１９６２年底，农村劳动力总数
已达到２１，２７８万人，比１９５８年增加５，７８６万人，在当时的情况下，
这是必要的。３．尽可能地增加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和贷款。１９６２年底，
拖拉机、排灌动力机械、载重汽车等主要农业机械的供应量，同１９６０年相比，
都增加４０％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了１３０％。１９６２年银行发放农村社队
的各项贷款全年累计近２０亿元，约占当年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总值的１／３。４
．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对农民实行退赔。从１９６１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
购价格平均实际提高２５％；与此同时，还先后提高了肉、禽、蛋和油脂等农副
产品的收购价格，据有关部门估算，仅１９６１年农民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中，大约增加了３０亿元的收入。几年来，由国家财政向农民退赔的款数也有２
０亿元。这些措施，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积性起了重要
作用。
第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为了改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没有后续力量，难以为继的状况，使之与当时
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党中央大力压缩了基本建设的投资和施工项目。国家
的基本建设投资从１９６０年的３８４亿元减到１９６２年的６７亿元。与此同
时，决心停建缓建了大批正在施工的建设工程。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由１９６
０年的１，８１５个减到１９６２年的１，００３个。这样，既把基本建设的规
模放到了可靠的基础上，也使国家有可能腾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加强农业
战线和轻工业战线，使人民的生活逐步有所改善。
第三，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
为了解决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过多，同当时的经济水平、主要是农业的生产
水平不相适应，城市供应困难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各地区、各部门以
很大的精力抓了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
精简职工的主要对象是１９５８年１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
减下来以后，动员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经过充分的思想发动和
深入细致的工作，从１９６１年１月到１９６３年６月，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全
国职工减少了１，８８７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２，６００万人，吃商品粮人数
减少了２，８００万人，精简任务基本完成。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
和吃商品粮的人数，减少了工资开支和粮食销量，加强了农业战线，提高了劳动
生产率，因此对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作用。
第四，调整工业内部的关系，压缩重工业战线，加强薄弱部门和环节。
为了解决农业和工业之间以及工业内部的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有计划地降
低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速度。１９６２年同１９６０年相比，工业总产
值（按１９５７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下降了４８．５％，重工业下降了５８
．６％。钢铁、原煤等产品的指标大大压缩，钢由１９６０年的１，８６６万吨
下降到１９６２年的６６７万吨，减少了将近２／３。
随着基本建设战线和重工业生产的大幅度压缩，对工业企业实行了大规模的
关停并转。１９６１年９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要求
“凡是没有原料、材料资源的企业，凡是物资消耗过多、产品质量低劣、成本高、
长期亏本而短期又不能改变的企业，必须分别情况，或者暂时停止生产，或者关
闭，或者关闭一部分。”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１９６１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比１
９６０年减少了２５，０００个（主要是“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小企业）
，１９６２年又减少了１８，０００个。在关停并转过程中，曾经发生激烈争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关闭那些效率低、消耗高、产品质量低劣的小企业，会犯路线
错误，因而主张宁可关闭大企业，也要保那些小企业。最后，没有按照这种意见
办，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在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关停并转的同时，加强了工业战线的一些急需部门和
薄弱环节。在轻纺工业方面，增加了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日用品的生产，如塑料制
品、化学纤维等；加强了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化肥、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农
业用电、小农具等的产量大幅度增加；在重工业方面，加强了掘进（剥离）工作，
加强了设备维修和零、配件的生产，特别是保证了石油工业的发展。
通过贯彻这些措施，改变了工业生产战线过长，原材料、燃料动力、交通运
输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使薄弱部门和环节得到了加强，取得了工业生产的主动
权。
第五，整顿经济秩序，加强企业管理。
为了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生产秩序，党中央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
主义建设的经验，陆续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
七十条》）、《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
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
三十五条》），以及财政、银行、计划、统计等各个方面的工作条例和规章制度。
《工业七十条》明确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重新肯定了党
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责任制和各项
规章制度，强调要实行计划管理、按劳分配，要注意企业的经济效果和关心职工
物质利益等项原则。
《商业四十条》肯定商业工作必须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规定国营商业、供
销合作社和农村集市贸易，是我国现阶段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要把过去撤销或
合并的合作社商业恢复起来，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必要的补充，不
能想开就开，想关就关。
《手工业三十五条》规定我国手工业应有全民、集体和个体三种所有制形式，
以集体所有制为主；手工业者必须归队；生产经营方式要灵活多样；供产销要统
筹安排等。
按照这些条例和规定以及关于改进计划、财政、银行、统计工作的规定，对
工业、商业、手工业等进行了整顿，这对于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恢复和建立正常
的经济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都起了重大作用。
第六，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
为了解决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出现赤字的问题，以及伴随而来的通货
膨胀、市场不稳的问题，中共中央采取了既稳妥而又积极的政策。这些政策是：
１．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和各项事业费的支出；２．增加商
品供应，一方面努力增产日用品，另一方面清查仓库，处理库存积压，以缓和市
场供应的严重不足，增加财政收入；３．在保持十八种生活必需品价格基本稳定
的基础上，对糖果、糕点、饭馆、自行车、钟表和纺织品等部分商品实行高价，
以回笼货币；４．坚决打击投机倒把，从价格、供销、市场管理、税收等方面，
把自由市场管起来。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１９６２年１至５月，回笼货币２９
．５亿元，把１９６１年增加投放的钞票，基本上收回来了。
上述政策和措施的认真贯彻执行，使经济调整工作比较迅速地取得了明显的
效果。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中共中央决定，从１９６３年起，到１９
６５年，再调整三年，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在这三年中，进一步对国民经
济的各个部门、主要是工业的各个部门进行调整。除继续大力发展支农产品和以
工业品为原料的日用品的生产，以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以外，还采取了下列几项重
要措施：
一、加强基础工业。当时，我国的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大体相当于世界上
先进国家三、四十年代的水平。钢铁、有色金属、机械、石油、化工、水泥、木
材等基础工业，数量不足，特别是品种、规格很不齐全，地质工作更加落后。这
种状况，严重影响着整个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的发展。为了给我国国民经济的
继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根据我国的资源条件和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平衡、按
比例地发展基础工业，加强矿山和地质工作，尽可能地提高矿山的机械化程度；
大力发展短缺而又必须的原料、材料；同时有重点地抓新兴工业部门，发展尖端
技术，使基础工业的发展建立在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上。
二、增加品种，提高质量。１．为了使品种的发展牢固地立足于国内，大力
发展基础工业，特别是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钢材稀缺品种，化工原料
以及机械工业中的大型、精密设备和仪器仪表行业。２．加强研究试验工作，壮
大技术力量。有计划地组织企业、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之间的协作，建立急需试
验室（车间、工厂），充实必要的设备，派出人员到国外考察，引进新技术。３
．建立健全提高质量、增加品种的管理制度，实行新产品奖励办法和亏损补贴办
法，加强新产品的投产使用工作，有计划地解决新产品投产所必需的技术装备和
基本建设。４．合理使用技术力量，扩大技术交流，进一步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
性，组织技术人员突破技术关键，深入开展群众性的“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
帮后进”运动和技术协作。
三、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进行填平补齐和设备更新，组织专业化协作。
对于新建的生产能力还不配套的企业，根据需要，逐步进行填平补齐，使它们成
龙配套。对于老企业，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设备更新。机械工业，首
先安排好维修力量，同时加强配套产品的生产，使配套产品的生产与主机的生产
能够相适应；根据专业化和协作的方针，按产品、零件部件、工艺、辅助生产四
种专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进行调整。在工业集中的城市，建立专业的铸造厂、锻
造厂、机修厂和工具厂等。
四、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在工业企业内部，继续大力开展
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贯彻执行《工业七十条》，加强技术管理和经济管理，建
立和健全各级技术责任制和经济责任制；整顿劳动定额，加强成本核算，严格控
制开支，加速资金周转；要求企业的各级干部必须学会生产技术管理知识，练好
基本功，成为内行；在企业之间，开展“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
运动。这些措施，对于降低物资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
益，起了重要作用。
五、围绕调整的任务，进行多方面改革的尝试。中央工业交通部门试办了１
３个托拉斯，六个省市试办了１１个托拉斯，就如何按照经济规律，用经济办法
而不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组织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把１８个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划交地方安排，适当扩大地方对国家统一分配物资
的分配、使用权限和工业交通企业的财务方面的机动权，进一步贯彻执行“集中
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更好地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试行两种劳动制度
和两种教育制度，进行了亦工亦农、半工（农）半读的试点。这些改革，基本上
是符合恢复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的，对完成调整任务，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中共中央在政治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当
时已经认识到的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这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也起了积
极作用。
但是，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特别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左”倾错误
在经济工作中也有某些发展。由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由于对马、恩、列、
斯著作中的某些论点误解或加以教条化，在一些问题上，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
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措施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在
农村工作中，批判了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把商
业工作往往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如对长途贩运加以打击，不允
许农村社、队和社员个人从事商业活动，在大中城市有计划、有步骤地排挤个体
商贩。三线建设是必要的，它在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加速内地建设和国
防工业生产的发展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把国际方面的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
在缺乏严密科学的计划和安排的情况下，仓促集中大批人力物力财力一轰而上，
造成了严重的浪费。这些明显带有“左”倾错误色彩的政策和措施的贯彻执行，
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不过，从总体来说，调整时期在经济工作中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是符合实际
需要的、正确的。正是由于这些正确的政策和措施的贯彻执行，国民经济得到了
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又逐渐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１９
６５年，我国各条战线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
三、调整国民经济取得的成就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经过五年的调整，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
奋斗，国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积累
和消费之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地协调了，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繁荣，
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经过调整，工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
上实现了平衡发展。１９６５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１，９８４亿元（按１９５７
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比１９６２年增长５５％，平均每年递增１５．７％，
同１９５７年相比，增长近６０％，其中农业增长近１０％，工业增长９８％。
由于坚决缩短重工业战线，加强了农业战线，加快了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农轻重
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和轻工业所占的比
重显著增加，重工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几年来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变化如下：１
９６５年同１９６０年相比，农轻重之间被严重破坏了的比例关系得到了调整，
比较地协调了。同时，工业内部和农业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工业生产方
面，原材料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等薄弱部门得到了加强；农业方面，在农林牧副
渔业总产值构成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下降了，畜牧业的比重增加了。
经过调整，农业连年增产。１９６５年，在耕地面积比１９５７年减少１．
２亿亩的情况下，粮食产量达到３，８９０亿斤，接近１９５７年的水平，比１
９６０年增加１，０２０亿斤；棉花，１９６５年达到４，１９５万担，比１９
６０年增加１，９６９万担，增加了将近一倍。烤烟、油菜籽、甘蔗、甜菜等经
济作物也大幅度增产。肉类产品的产量１９６５年达到５５１万吨，比１９６２
年增加１．８倍。粮食、棉花和各种经济作物、肉类产量的增加，基本上满足了
人民生活和轻工业生产的需要。
经过调整，工业产品产量增加，品种增加，质量提高，成本降低，经济效果
显著提高。同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２年相比，１９６５年几种主要工业品的增长
情况如下：工业产品的品种增加、质量提高是调整时期的一项突出成就。在这五
年中，主要工业品的品种增加三万多种，钢、钢材、机床、石油等的品种，比１
９５７年增加一倍以上。过去不能炼制的许多高温合金、精密合金、高纯金属、
有色稀有金属，现在能够炼制了，许多大型的、精密的机器设备设计制造出来了，
产品质量普遍提高，许多经济技术指标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１９６３年轧钢材合格率达到９８．７２％，１９６４年生铁合格率达到９
９．８７％，重点企业棉布入库的一等品率为９７．４０％，１９６５年出厂水
泥合格率达到９９．９９％，铸铁件、铸钢件、机械加工件的废品率是建国后三
十年中最低的。钢材、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大大提高。１９６５年实现了石油
全部自给，从而在我国结束了使用“洋油”的时代。各方面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１９６５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年为８，９４３元，比１
９６２年提高８６．４％，平均每年提高２３．１％，这是建国初期十七年来从
未有过的。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５年可比产品的成本每年平均降低９％。原料、
材料的消耗普遍降低。扭转亏损、增加盈利的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经过调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积累规模扩大，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趋于
正常。在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国民收入不断增长，１９６５年达到
１，３８７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比１９６２年增长５０．３％，平均每年
增长１４．５％。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１９６５年全
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达到１２５元，比１９６２年增加８元，其中农民增加１
２元，职工增加１１元，粮食、食油、猪肉、棉布及其他主要消费品的消费量，
比１９６２年都有明显增加。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积累规模也扩大了，
１９６５年的积累额达到了３６５亿元，比１９６２年增长２．７倍。基本建设
投资和各种物资库存都有增加，从而使积累率从１９６２年的１０．４％恢复到
１９６５年的２７．１％，这样就使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趋于正常，国家建设
和人民生活得到了统筹安排，既注意到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又保证了工农业
生产有较高的发展速度。
经过调整，市场供应显著改善，财政收支平衡，对外贸易有了发展。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１９６５年达到６５７．３亿元，比１９６２年增加５３．３亿元，
同１９５７年相比增加１８３．１亿元。主要消费品的社会零售量增长情况如下：
同１９６２年相比，各种消费品都有显著增加。１９６１年以后部分实行高价的
商品都已恢复平价，集市贸易的价格在许多地方已接近国家牌价。１９６５年国
家财政收入达到４７３．３亿元，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５２．５％，几年来收支相
抵，略有结余。货币流通量１９６５年年末为９０．８亿元，比１９６２年减少
１５．７亿元，已经恢复正常。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１９６５年达到１１８．
４亿元，比１９６２年增加３７．５亿元，外汇收支平衡。
经过调整，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
大提高。
１９６５年，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人数达到６７．４万人，教师１３．８万人，
比１９５７年分别增加２３．３万人和６．８万人。各类中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
１９６５年达到１，４３１．８万人，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７２３．７万人，增长
将近一倍。小学生在校人数，１９６５年达到１１，６２０．９万人，比１９５
７年增加５，１９２．６万人。在此期间，由于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后教育工作
的经验和教训，党中央规定了适合我国各级学校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从而
使我国的教育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
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１９６５年全国卫生机构达２２．４万个，
其中医院为４．２１万个，比１９５７年的４，１７９个增加９倍多。医院的病
床数１９６５年为７６．４万张，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４７．１万张，增加１．６
倍，其中农村增加更迅速，为３．６倍。在群众性体育运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
体育运动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５年，我国运动员曾先后获
得１３次世界冠军，其中１２次是在国民经济调整的五年中获得的；在建国后的
前十七年中，我国运动员曾经１３５次打破或超过世界纪录，其中７７次是在调
整的五年中出现的。特别是乒乓球运动，曾多次获得世界冠军，它不仅对于推动
整个体育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
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科学研究有了全面的发展，在资源勘探、矿藏开采、工农业生产及医疗技术
研究方面，在原子能利用、电子和喷气技术的研究方面，在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
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此期间，发现了许多重要矿藏；许多具有较高水平
的生产设备，研究、设计、制造出来了；许多科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被广泛应
用于工农业生产；在医疗卫生方面，烧伤治疗、断肢再植等获得了突出成果；在
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方面也有了重大发展。１９６４年，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
功，集中地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所达到的新水平；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
素结晶，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已开始走上现代化的轨
道。
总之，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
过艰苦奋斗取得的重要成就，已经为国民经济更健康、更迅速地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四、主要经验教训
六十年代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有很多经验教训。今天，国际环境和国内
情况同当时比较，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的调整同六十年代的调整也有很
大的不同，但是有许多经验教训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一，彻底清除“左”倾思想，才能清醒地贯彻调整方针。
六十年代党对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制定和贯彻，实际是对“大跃进”
“左”倾错误方针的否定。但当时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点，不承认指导方针有
错误，而认为是执行中的问题。有同志形容这次调整是在
“肚皮规律”的惩罚下作出的被迫调整。当然，被迫调整也不得不顺从客观
经济的发展规律，但自觉性不高，盲目性很大。这主要因为没有从理论上弄懂调
整的目的是使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使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适应
于我国的国情和国力，并且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的经济规律办事。相反，
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即不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
约，生产关系不需要相对的稳定，而主张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此推动生产力的
发展。这种“生产关系决定论”长期未得到批判和清算。同时，那种夸大主观意
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脱离我国国情，超越现实国力，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
高积累，不讲经济效益，不顾人民生活的“速成论”建设思想，更是倡行一时，
颇具权威。六十年代的调整工作是在对上述“左”倾思想未作根本清理的情况下
进行的，因而没有能够摆脱“左”倾指导思想的羁绊，经常受到干扰。
陈云同志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指出：“开国以来经
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１９５７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
１９５８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陈云同
志的这段话，是他长期从事财经工作的实际体会和经验结晶。从１９５８年到１
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二十年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
长期被“左”倾指导思想所支配，但却不许批“左”，而一贯反“右”，结果越
批越“左”。这种“左”的错误，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和生产关系
变革上急于过渡。而这两大“急”字方针，长期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高度觉悟性”的表现。特别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导，许多
人盲目地把它当作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即使有不同意见也
不敢讲，不便讲。久而久之，这种“左”倾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这是二
十年间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屡犯错误的主要思想根源。
今天，我们正在开拓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中央为开创
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所进行的调整和改革，是比六十年代的调整意义和影响更为
深远的一场伟大革命。最主要的不同点即我们已从根本上拨乱反正，清除了“左”
倾指导思想，党对“左”倾思想的危害性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因此，今天的调整是清醒的调整。但是实际情况表明，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
“左”倾思想的影响还是很深的，这仍然是当前阻碍中央调整方针正确贯彻执行
的主要倾向。党中央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和历史经验，参照国际的经验和适应世
界大势，提出了同过去“左”倾思想指导时迥然不同的一系列新政策新方案，要
求我们认真地加以学习和领会，以便跟上中央的步伐，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因此，
进一步彻底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增强执行中央路线方针的自觉性，仍然是当
前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二，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调整，是调整经济的相应措施。
六十年代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也进行了必要的
政策调整。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保证了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运动，是被作为１９５７年整风反右运动之后，必
然要出现的“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是在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
因此，这场“大跃进”运动，并非是在对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和对我国基本
国情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基础上提出的。它是领导者骄傲自满，急于求成，主
观盲目的“左”倾思想指导下的产物。许多人被那种一时鼓动起来的“革命”狂
热所席卷，也有不少人因跟不上“形势”而遭到批判，被戴上“观潮派”、“算
账派”，“右倾保守”、“反动权威”，甚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党和
国家的民主生活，继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政治风浪之后，紧接着又遭到“大
跃进”掀起的“大批判”、“插红旗、拔白旗”，鸣放辩论等大轰大嗡的粗暴袭
击，受到严重破坏。“大跃进”不仅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而且使党内，使党
与农民、文化知识界、工商界、民主人士以及民族之间的关系等都陷于紧张不安
的状态中。显然，不改变这种状况，经济工作的调整是很难进行的。因此，在调
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党中央先后作出决定，给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来被错误
地批判和戴上各种帽子的同志、主要是给“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
同志平反；给１９５７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大部分人摘掉了帽子；重新肯
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承认其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是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者；调整了党的文艺、科技、教育政策，重申党的双百方针；
对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也作了纠正。经过这一系列的纠
“左”措施，才使得思想政治方面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增进了党内国内的团结，
民主空气大大发扬，保证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贯彻调整方针，战胜严重
困难。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由于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和扩大化，随后又开展了各种
扩大化的政治思想斗争，结果，又使经济调整工作遭到干扰。虽然阶级斗争扩大
化的错误尚未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但终至酿成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
局面，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否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
误理论，并且首次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作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根本
保证明确提了出来，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
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第三，经济改革是调整经济的必然要求。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是一个积极的方针，它的目的在
于理顺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使之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
发展。可是当时有些同志，还抱着“大跃进”的观点不放，误认为调整就是“后
退”，是“泄气”，是“丧失信心”，因而对之冷眼旁观，这种认识显然是消极
的错误的。
为了理顺工农业关系、工业内部的关系、生产和流通的关系等，不仅要求把
前进的过快速度降下来，将发展过大的规模予以压缩，将拉得过长的战线予以缩
短；而且必然要求对工业、农业、商业的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实行必要的
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１９６０年６月，毛泽东同志提出再用十年时间
进行调查研究，摸清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实行调整国民经
济的八字方针时，毛泽东同志又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此后，从毛泽东同
志起，中央常委、各大区和中央各部、各省市的负责同志大都深入基层进行调查
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当时的认识水平，制定了有关农业、工业、商
业以及文教、科技等一系列的工作条例。这些条例总结了各方面的工作经验，提
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使各条战线的调整工作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在这些条例中
就包含有许多切合实际的重大改革措施，如农业条例中规定缩小社队规模，取消
食堂、供给制，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和制度的规定；工业条例中严格分工、分责、
分权的制度和扩大职工的民主权利的规定；商业条例中坚持实行国营、供销合作
社、农村集市贸易三条商品流通渠道的规定；以及科技、教育、文艺条例中，坚
持双百方针，鼓励个人钻研、创造、发明等规定。以上这些措施，对当时纠正
“左”的政策，推动调整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不少措施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还应指出的是，六十年代党中央负责同志在调查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
观点，尤其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这些理论观点包括：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坚持马
克思关于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理论，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
划的观点，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的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关于建
立托拉斯和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观点，以及两种劳动制度两种
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的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
用，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的观点；陈云同志提出的计划
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根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
制定计划必须做到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的观点，以及取消对大部分产品的
统购包销的过时办法，改为工厂自产自销，和由商业部门选购和代销的办法，提
倡对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实行分散生产，分散经营，自由收购和自由贩运的政
策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
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的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
邓子恢同志提出的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聂荣臻同志提出的科技研究
工作中，实行个人负责制，重视对“冒尖”人才的培养和鼓励的观点；王稼祥同
志提出的缓和国外关系争取和平建设的有利环境和时间，以及在对外援助上量力
而行的观点；等等。此外，还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提出的讲
求经济效果，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提高利润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的观点；马寅
初教授提出的节育、控制人口发展的理论等。所有这些都是对我国经济改革或与
此直接有关的重大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当时有的已经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实行，
有的也开始进行试点，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不幸的是，其中有些理论观
点还未经实践的检验，就被当作右倾观点或修正主义理论横加批判了。但是，符
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是否定不了的，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曲折的再认识过程，
今天，这些宝贵的理论财富已被继承下来，并大大地加以丰富发展了。它在开创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的实践中已经开花、结果，大放异彩。
（四）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是实现调整任务的根
本保证。
要把被“大跃进”搞乱了的国民经济调整理顺，需要局部服从整体，全党服
从中央，并为此作出必要的牺牲。要把十分困难的人民生活安排好，需要精打细
算，统筹兼顾。要把“大跃进”带来的“左”的思想工作作风转变过来，则需要
做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所有这一切的关键是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尤其是加强
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期间，中央领导同志身体力行，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的政策，组织人民的生活和生产，转变党风和
社会风气，付出了巨大的辛勤劳动。首先逐步使党的高级干部在思想和行动上统
一于中央，并通过他们去说服中层和基层干部，甚至还召开过有七千人参加的特
大规模的大会，直接向广大干部说明形势，讲清政策，统一认识。这种说服动员
工作是做得很细并且不厌其烦的。要使全党的思想行动统一，要首先注意发扬党
内民主，经过党内的充分讨论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达到增强党内的团结，统一
党的认识，然后再去说服动员广大群众，向群众说明当时的形势，承认党所犯的
错误，说明党的政策，动员群众一道去战胜困难。在那艰苦的年月，全党同志顾
全大局，严守纪律，在思想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做到了行动统一，令行禁止。
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同群众同甘共苦，发扬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勇于牺牲的革
命精神。广大青年学雷锋树新风，争作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大批城镇职工和家
属，响应党的号召毅然从城市回到农村，变粮食消费者为粮食生产者，以实际行
动支持了党的领导。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赞誉为“两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的这一罕世壮举，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的。六十年代全党上下同心同德，
党同人民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胜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这段历史，是永远
值得我们记忆和学习的。
今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已彻底地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
路线上来。几年来的事实证明，现在的党中央是我们最可信赖的党中央。全党在
为实现四化、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征途中，现在和将来
都会有困难和风险，只要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就一
定能战胜困难，夺取胜利。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比六十年代时具有更高的自觉
性。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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