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这里摘译的是理查德·桑顿著《中国政治史，１９１７ １９８
０年》一书中第３部分第９章。这本书由美国西方观点出版社于１９８２年出版。
桑顿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问题研究所的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著有《共
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熊与龙》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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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２０大以后，毛泽东面临困境。他曾支持赫鲁晓夫，因为后者表示愿意
帮助中国的发展。但是当赫鲁晓夫巩固了他在苏联的地位后，就不愿支持毛泽东
了。虽然１９５７年１１月中苏曾签订了一个“新技术协定”，但在那以后苏联
就没有再提供新的贷款（只有一个例外，下面将谈到）。现在看得很清楚，毛泽
东和赫鲁晓夫在那时已经疏远了。１９５７年以后，苏联对中国的出口都是要求
付现金的，这一做法使中国的经济处于越来越窘迫的境地。
中国人认识到，如果听任这一局面的发展，中国要维持现有发展速度将难而
又难，更别说加快了。由于中国在计划、技术援助、机器零件以及最重要的是石
油方面都受惠于苏联，苏联通过限制贷款，就可以使中国成为它的经济的甚至是
政治的附庸，苏联能有效地控制其经济发展速度和政治行动自由。对中国来说，
在５０年代初，苏联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中国除了接受苏联的条件，别无其他
选择。但斯大林在帮助中国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时，是有附加条件的，他提
供武器，但对武器的制造方法是保密的。当然，苏联人最终是无法阻止中国建立
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的，但只要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苏联，苏联人就能影响中
国的发展速度【注:雷蒙德·加德霍夫：《中苏军事关系，１９４５ １９６
６年》，纽约，１９６６年，第８６页。】。
苏联在斯大林死后争夺继承人地位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有机会重新确定中
苏关系。这无疑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１９５４年９月访华的部分原因。在这之
后的几年里，可以看出中国在逐步结束苏联的军援和训练计划。中国领导层中关
于军事力量的争论最清楚地反映了他们想另谋出路。到１９５６年末，中国驾起
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架米格式飞机，军队已成为一支有适当规模的装备精良的轻步
兵部队【注:雷蒙德·加德霍夫：《中苏军事关系，１９４５ １９６６年》，
纽约，１９６６年，第８６页。】。在那时，中国军人关于中国应有自己的核武
器问题已有报多争论。实际上这个争论还不是是否能有核武器的问题，而只是何
时和如何实现的问题。有些人主张增加重工业资源作为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军事
体系的手段，为发展中国自己的核计划提供基础。另一些人则主张继续依靠“向
外国订购的应急措施”来获得所需的军用物资。在中苏关系的这一阶段，两种观
点的提出者还都认为要靠苏联支持，只是取决于采取什么方针和什么样的支持方
法，还不是“要不要”苏联支持的问题。
及至苏联出现非斯大林化运动，还有所谓的反党集团反赫鲁晓夫的失败，以
及中苏关系的日益疏远，才使中国领导人能另作选择。中国领导人当时面临的选
择是；要么盼望恢复过去的关系而跟着俄国人；要么就是独立地干，打破苏联在
经济和政治上的束缚。两种选择均有困难。维持现有关系，中国就要更深地陷入
苏联的控制，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能得到苏联的某些援助。另一种是摆脱苏联控制，
那就必然会有一段打破正常秩序的时期，甚至可能出现混乱，直到中国能转向另
一供应来源并重建经济。在这些选择中种下的不仅是中苏分裂的种子，而且还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当时的问题是，中国应如何对付俄国人造成的困境？党内有一派赞成继续同
苏联合作，保持同盟关系，并希望中国不成为苏联的经济和政治附庸。另一派以
毛泽东为首，决定要走一条独立打出去的路线。这个决定是在１９５８年５月５
日到２３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出的，
八大二次会议的气氛和八大一次会议迥然不同。在５月２５日《人民日报》
发表的会议公报中称这次会议是“整风改造会议”，实际上是宣布有８名省委常
委委员、２名省委委员及１名省委书记被开除。在１９５６年９月的八大一次会
议上，设立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就把权力从政治局转到了常务委员会手中，毛泽
东在其中的票数无法压倒他的对手。到了八大二次会议，可能是清洗了下级党组
织的结果，使毛泽东得以扩大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把林彪补进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对毛泽东是有利的，足以使他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决定推行“三面红旗”
的计划。
大跃进标志着中国、特别是毛泽东集团决心要打破苏联的控制，使中国经济
摆脱苏联的束缚，并反对如中国人所说的“企图置中国于苏联军事控制之下的无
理要求”【注:《我们与苏共领导分歧的由来与发展》，北京，１９６３年出版，
第２６页。】。关于大跃进的目的，公开的说法是要在经济上赶上英国，并先于
苏联进入共产主义。其实大跃进是中国为谋求独立于苏联的发展准备基础。可是
按一切常规的经济标准来看，大跃进的失败是惨重的。 大跃进在政治上的后果
是多方面的。毛泽东根据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使中国实行了一种极难加以改变
的新的政策路线，事实上它一直延续至今。对毛泽东个人来说，大跃进的结果也
未能遂其心愿。大跃进那种几乎是立即显示出来的明显失败，使毛泽东的反对者
得到了必要的政治影响力，免除了他的共和国主席的职务。毛泽东不愿辞去这一
职务是很明显的。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武昌会议上，
他显然竭尽全力想积聚足够的支持来击退这一挑战。会议结束后一星期（１２月
１７日）发表的全会公报，有所指地提到，毛泽东曾亲自“为全会作准备”。他
召集过两次会议，一次是从１１月２日至１０日，另一次是从１１月２１日到２
７日【注:罗伯特·鲍伊与费正清：《共产党中国政策文件分析，１９５５
１９５９年》，“八届六大全会公报，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７日”。美国，坎布
里奇，１９６２年，第４８４页。】。显然，在关于他不应辞去主席职务这点上，
他没能说服大多数。根据公报，“全会通过了关于毛泽东同志不作下届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注:罗伯特·鲍伊与费正清：《共产党中国政策文
件分析，１９５５ １９５９年》，“八届六大全会公报，１９５８年１２月
１７日”。美国，坎布里奇，１９６２年，第４８４页。】。
有一件事情可说明苏联对毛泽东及其政策的态度，那就是当毛泽东一离开主
席的职位，苏联人很快就扩大了对中国经济的补充援助，同意多建３１个工厂【
注:戴维·弗洛伊德：《毛反对赫鲁晓夫》，纽约，１９６３年，第２６０页。
】。这一协定签署于１９５９年２月７日，是周恩来１９５９年１月去莫斯科签
定的。
（译者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第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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