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年“大跃进”的再认识

金春明



  一九五八年夏秋,在中国发生了两件举世瞩目而又议论纷纷的大事:一件叫
“大跃进”,另一件叫人民公社化运动。二者都是在同一思想指导下发生的。这
个指导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
时统称为“三面红旗”。对这“三面红旗”,多年来争议颇多,或赞誉,或批评,
评论大不相同。二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已有定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
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
运动,则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规律和中国基本情况认识不
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
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和试点”,
就“轻率”发动的,因而产生了不良后果。以《决议》的科学论断为指导,对三
年“大跃进”的历史发展重新加以研究,并总结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肯定是有
裨益的。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来是相伴而生,紧密相联的。但是为了
研究和叙述的方便,这篇文章仅就三年“大跃进”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大跃进”口号的提出

  “大跃进”是我们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创造的一个新概念。它的本来含义到底
是什么?这是首先碰到并需要弄清楚的问题。为了不致流于主观臆断,让我们追
溯这一口号提出的历史过程,引述当时的文件来作回答吧。

  在党的文件和报刊上最早使用“大跃进”一词的是《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
十一月十三日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
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
业生产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
符合于客观规律的。”《人民日报》的观点,显然同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十二
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的论述是一致的。《序言》认为,
在农业合作化已经加速完成的推动下,“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
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
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社论把这种思想概括为一个响
亮的名词:“大跃进”,因此,很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他说:这是个伟大的
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这就是说,“大跃进”的口号从一开始提
出,就是指的比正常的生产建设速度要快、规模要大那样的一种高速度。

  具体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当时提出的奋斗目标就是要用十五年的时
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个思想首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他在参加一九五七年莫
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说:我国在一九五七年真正取得了社会主义
革命的胜利。但现在生产力还很低,争取十五年超过英国。随后,刘少奇同志代
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致祝词时,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他说:
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应当取争在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
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但是后来随着形势的推移和热情的增长,对完成这个
目标的时间不断缩短,速度不断加快。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时,
已经在内部要求,争取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公开的提法
改为:争取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
国。这样,争取以尽量短的时间“超英赶美”,就成为“大跃进”的总的指导思
想。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根本保
证,是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这个角度来说,
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并没有什么错误。而且我们满怀信心地相信,中国终归
有一天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也希望用尽量短的时间达到这一目标。问题在于时
间规定得太短了,速度要求得太快了,脱离了中国一穷二白、经济文化落后的社
会实际,成了难以完成的高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各行各业、各生产部门的种种
高指标,都由这个总的高指标派生出来了。

  “大跃进”的发展并不顺利,经过许多曲折,终以导致国民经济灾难性的严
重后果而不得不结束(这些我们在下面都要讲到)。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一九
六四年十二月,周恩来总理在向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
报告的时候,又对“大跃进”的含义作了比较确切的说明。他说:“我们必须打
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客观地说,这种
思想是不错的,反映了全国各族亿万人民的意愿。谁不愿意祖国早日富强起来呢?
但好的愿望并不一定总是能产生好的结果。一九五八年开始的所谓三年“大跃进”
,就是一个既具体生动而又教训深刻的实例。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大跃进”的口号虽然在一九五七年冬已提出,也作了不少酝酿准备工作,
但真正形成为实际的运动,是在一九五八年夏天。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八大二次
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正式通过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作为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认为我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
要求每个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和农村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实
现“全面大跃进”。在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指引下,各行各业、各部
门纷纷召开会议,提高指标,制定措施,发布口号,于是“大跃进”的群众运动
就在全国各地逐步展开,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热潮。

  “大跃进”搞了三年,情况各不相同,下面分别作叙述。

  一九五八年工业战线的“大跃进”是以钢铁翻番为核心的。冶金部根据各协
作区会议上提出的钢铁工业发展的设想,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向中央写了报告。报
告说:华东区提出明年该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
议指标,因为根据这一指标推算,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钢产量将不是原来预计
的三、四千万吨,而是六千万吨。报告甚至认为,一九五九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超
过三千万吨,一九六二年的钢产量可以达到八千万吨、甚至九千万吨。毛泽东同
志立即把这个报告批发给各地区、各部门参考。经过反复商讨,最后由毛泽东同
志下了决心,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翻番,即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
长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八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议正式作出
决定,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当年上半年全国只生产钢
三百一十二万吨,七月份又没有完成生产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原定年产
量七百一十万吨钢的指标尚需作出极大的努力。现在突然把指标大大提高,要在
剩下的四个月里生产出六百多万吨钢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党中央已经作
出决定,毛泽东同志亲自挂帅,任务不完成不行,只好求助于大搞群众运动和各
种土办法。于是,一声号令之下,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大修小土炉,大砍树
木,大找矿石,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当时一个最主要的方
法就是不断放出“高产卫星”。

  钢铁要大上,其他各行各业也要紧跟,于是,交通部门提出,“全党全民办
交通,水陆空运大跃进”;教育部门提出,全民大办学校,要在三年至五年内基
本上消灭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社社有中学,争取用十五年时间,基本上使全国
有条件的青年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科研部门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我国科
学技术面貌,争取五年完成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农业方面调门更高,“卫
星”不断,提出“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在这
一片跃进声中,国家计委提出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要求在第二个五
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
之三十左右,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五十三左右。到一九六二年,粮食
产量要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三点八倍。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
原煤产量达到九亿吨,棉纱产量达到二千六百万件,等等,主要工业品产量要比
一九五七年增长五、六倍甚至十多倍。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一五”期间
增长六点八倍。这样只要五年,我国就不仅可以提前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
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可以为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
造条件。

  当时在各种报刊上,还极力为“大跃进”造声势,在版面的显著位置上刊登
各种“放卫星”的消息,并发表评论,极力赞扬。当时在理论宣传上有两个特点:
一是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要存在的按劳分配、
工资制度、物质利益原则、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等,都错误地看作是资产
阶级法权思想的残余。认为这些东西,妨碍群众觉悟的提高和积极性的发挥,要
考虑逐步废除,恢复供给制。不仅理论界展开争论,而且把有些东西也付诸了实
施。十月,党中央批转了北京市委关于取消计件工资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报告
肯定了一些企业取消计件工资的作法,并列举了计件工资的所谓五大“罪状”。
此后,不少地区和行业先后废除了计件工资制。结果助长了“吃大锅饭”的平均
主义思想。另一个是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只要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打
破科学技术的常规,生产就可以飞跃发展,产量就可以成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有的报刊上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
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等等。

  上述以大炼钢铁为中心,配合以一系列“大办”的“大跃进”,加上人民公
社化运动的急剧推行,很快在实践上产生了恶果,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主
要经济比例出现了失调现象。钢铁等重工业孤军突出,增长很快。本来希望“一
马当先,万马奔腾”,但这位钢元帅太大了,占用的设备、资金、原料、运输和
人力等过多,它一升帐就把别的不少行业挤掉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也急剧膨胀,
一九五八年全国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三,结果造成积累率急剧上升。
这一年的积累率从上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九,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九。职工人
数急剧增加,从二千四百五十万人增加到四千五百三十二万人,增加了近一倍;
而同期的农业生产发展缓慢,除粮食暂时有较大增长外,其他一些主要农产品的
产量有较大的下降,这种情况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注意。

  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召开了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参加的第一次郑州会
议,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共产风”等偏向和陈伯达
等人企图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他提出要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
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十二
月,在武昌举行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继续
反对保守主义,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另方面,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
提倡“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并调低了一九五九年一些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
这样,“大跃进”的第一个高潮就缓缓地退下去了。

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和“继续跃进”

  一九五九年的“继续跃进”,是从八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反对右倾机
会主义”,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开始的。

  八届八中全会重新分析了一九五八年的经济形势,指出过去发表的农产品产
量的估计偏高。将原公布的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七千五百亿斤,降为五千亿斤
(实际上只有四千亿斤);棉花六千六百三十八万担,改为四千二百万担。对一
九五八年生产的一千一百零八万吨钢作了说明,指出其中合乎工业需要的钢只有
八百万吨,其余是土钢。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九五九年的计划作了调整。钢产量
由原定的一千八百万吨(包括土钢),调整为一千二百万吨(不包括土钢);原
煤产量由原定的三亿八千万吨,调整为三亿三千万吨;工业总产值由原定的一千
六百亿元,调整为一千四百七十亿元;粮食产量由原定的一万零五百亿斤,调整
为五千五百亿斤;农业总产值由原定的一千二百二十亿元,调整为七百三十八亿
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原定的二百七十亿元,降为二百四十八亿元。从表面上
看,这一切似乎没有像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一轰而上,乱提各种高指标,
但是在实际上却重复了一九五八年的基本错误。

  一九五九年“继续跃进”的主要特点是:

  (1)在政治思想上强调“反右倾”,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认为在经济战
线上的主要危险,是所谓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的畏难情绪,夸大困难,低估成绩,
认为计划越低越好,不千方百计地去完成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任务。号召坚决反
对右倾情绪,鼓足干劲,进一步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同时,给批评大
炼钢铁不算经济账、不讲经济效果的正确意见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加以严
厉批判。硬说这些同志是鼠目寸光,只算眼前账,不算长远账,是“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等等。号召“把右倾反透,把干劲鼓足”。

  (2)基本建设战线大大拉长,积累率提到反常的高度。为了贯彻庐山会议
“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于九月底向中央提议,在一九
五九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增加二百三十个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并得到了
批准。这样一来,就把八月份刚刚确定缩减基本建设项目的计划全部冲销了,使
全年施工的限额以上基建项目超过一千个。十一月下旬,又决定追加十三亿六千
万元的基本建设投资。这样,全国基本建设战线就在一九五八年急剧膨胀的基础
上进一步拉长,总投资规模达到三百四十四亿六千万元。基建战线拉长,投资效
果很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九点二,比一九五八年低百分
之五点六。

  一九五八年的国民收入,从数字上看是增加一百五十七亿元,但大幅度增加
的只是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百分之十三点六,这
种情况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当时市场物资供应紧张的状况已经出现。在庆祝建国
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过一个通知,要求全国的各机关、部队、
学校、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所属的全体干部、官兵、职工及家属,不要到市场
上去大量抢购各种物品。但是在计划安排上,却不顾这种情况,继续扩大基本建
设投资。积累额比上年增加一百七十九亿元,致使用于消费的部分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比上年减少二十二亿元。这种情况也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结果使积累率跃
升到百分之四十三点八。在建国以来的三十多年中,这是积累率最高的一年。这
就大大地压低了人民群众生活所必需的消费水平,效果是很不好的。

一九六○年的“持续大跃进”

  一九五九年的经济情况已经不怎么好了,出现了物资供应紧张及其他不良现
象的苗头,但一九六○年仍要“持续跃进”。《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就提出要
“实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响亮口号,指导思想还是搞“大跃进”。但
由于已经有了两年的经验教训,所以,最初并没有急于提出和宣布一套高指标,
而是采取了分“两步走”,“逐步高涨”的办法。这是与前两年都不同的。

  一月底,党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
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指示。发展工业生产依靠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靠实行
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比较好
的方法。但是,中央的这个指示仍贯串着“左”的“大跃进”的精神。强调要用
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拿出大炼钢铁那样的决心和气魄,用高速度而不是一般的
速度、来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的目标。虽然也取得了一些革新成果,但也出现了
不少偏差和问题。主要的,一是搞浮夸,例如湖北沙市宣传说,仅用一个半月时
间,就使全市笨重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劳动普遍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了,实际上并
未做到。二是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如上海提出到一九六○年要基本上消
灭繁重的体力劳动业。三是不顾条件盲目地采用和推广超声波、红外线等新技术,
因而,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月底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一九六○年
国民经济计划。虽然总的增长速度比前两年有所减低,重工业支援农业的部分也
有所加强,但整个看,指标仍然过高,建设规模仍然过大,整个计划仍然以重工
业为中心。这一年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是:钢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年增长百
分之三十八;煤四亿二千五百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轻工业总产值增
长百分之二十四;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二(其中粮食产量增长百分之二十)。
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总投资为三百二十五亿元(不包括地方自筹的六十亿元投
资),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按照当时的标准:“工业每年增产百分之二十
以上就是跃进,增产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百分之三十以上就是特
大跃进;农业每年增产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跃进,增产百分之十五以上就是大跃进,
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特大跃进”(见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
会议上《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的报告》)。这就是说,一九六○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计
划。

  但是,当时的经济状况已经很困难了,各方面的告急文书接踵而来。突出的
是农副产品供应不足,首先是油料供应不足。一九五九年五月,党中央就不得不
采取非常措施,停止了农村食用油的供应,城市居民食用油的定量也作了压缩。
接着是棉布供应不足。一九六○年五月,中央同意商业部的报告,决定减少民用
棉布供应定量。特别突出的是粮食供应紧张。五月份,各调出省所调出的粮食仅
完成了计划的一半,京、津、沪等大工业城市和辽宁调入的粮食不够销售,库存
几乎挖空。北京存粮只够销七天,天津只够销十天,上海大米已无库存,天天告
急。中央虽然屡次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但调出省本身也很紧张,难以
完成调出指标。饭都吃不饱,“大跃进”也就难以继续下去了。

  六月,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初步总结几年来的经济工作。会议
期间,毛泽东同志写了《十年总结》一文,简要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发展
过程,提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某些经验教训。他指出:“对于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
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
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
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这实际上也是对
一九五八年开始的所谓三年“大跃进”的初步总结。从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来说,
这实际上宣告了“大跃进”时期的结束。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各项高指标的纠正,
有一个逐步落实的过程,还花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关于“大跃进”结束的
时间,本文认为是一九六○年六月,而下一篇文章《一九六一年五月北京中央工
作会议述评》则认为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即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对这个问题究竟怎
么看正确,还有待于继续研究讨论。----编者)

对“大跃进”的几点认识

  “大跃进”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出现,是有其社会历史条件的。
亿万群众意气风发,热火朝天地投身于各种“大办”之中,这种现象的出现,仅
仅用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去解释是难以服人的。它必然有其内在的深刻
的原因。是否可以说,一方面,它是广大群众在我国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
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急于要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使
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的强烈意愿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我们党的领
导在缺乏建设经验的情况下,把革命战争年代中熟悉的成功的经验,转而用于社
会主义建设,企图用革命冲击的方式把经济建设很快搞上去的一次尝试。

  在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转而向后看,采用革命战争年代那些成
功的经验,这种作法不仅存在于我国,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也这样做
过。列宁对此作了生动深刻的总结,对我们认识“大跃进”很有启发。他说:
“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可以在工人农民当时的觉悟水平上靠提高他们的热情来解
决……热情、冲击和英勇精神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些任务,革命所作的以及能够作
成的事业过去是、现在是并且永远是依靠英勇精神而取得的。我们就是靠这些东
西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最危险的缺点
了。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
情况改变了,我们要解决的已经是另外一种任务了,在这里不能向后看,不能企
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任务了。”(《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45页)我们
搞“大跃进”不也正是重犯了这种企图依靠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英勇精神,用
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经济建设的错误吗!遗憾的是,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并没有能够真正认识这个错误。

  “大跃进”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采取了错误的方法,而遭到严重挫折的一
次失败的尝试。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认识客观规律是不容易的,必须虚心探索,绝不能自以为是。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是有自己的特殊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违反的,但又
是可以认识的。经济规律有一个特点,平常不违反它的时候,好像它并不存在,
但一旦违反了就必然要受到惩罚。这就要求我们经常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研
究,随时总结经验教训,在虚心探索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它,掌握它,并利用它来
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里切忌主观盲目和骄傲。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本来已经造成了重大损失,受到了惩罚。但是由于骄傲,头脑发热,没有及时认
识和总结,而且听不得不同的意见,把很多合理的意见批判为“右倾”,硬要再
去“跃进”。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受到了更严重的惩罚,使全国人民饿肚子,
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孤军突出的重工业再也上不去了,只好下马。这时才觉悟
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还是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假如当初
能够虚心一些,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也可能快一些,损失也会少一些,全国人民
也会少受一些苦。

  (2)必须正确处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关系,尊重客观规律历史唯物
主义从来是承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并且是提倡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历
史发展中的主动作用和首创精神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强调:“人
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
53页)但这决不是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可以随心所欲,可以离开社会物质基
础,可以违反客观规律。恰恰相反,他们只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去创造。
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
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478页)我们的“前提和条件”是
什么呢?第一是经济文化落后,底子薄;第二是人口多,耕地少,百分之八十是
农民。我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只能从这个“前提和条件”出发。“大跃进”恰恰
是忽视或忘掉了这个中国最基本的实际,企图仅仅依靠大搞群众运动和革命热情,
依靠主观能动性,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赶上以至超过有几百
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英国,甚至美国。这很显然是脱离实际,根本做不到的。

  (3)国民经济要高速度发展,一定要有计划,按比例。按比例发展的速度,
是最快的速度。破坏比例平衡,急于求成,只能欲速则不达。在“大跃进”中,
重工业高速发展,特别是钢铁工业突飞猛进,而轻工业发展缓慢,农业大幅度减
产,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正常比例关系。

  首先,工业比重不断增大,农业比重不断减少。这几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
工业和农业的比重变化如下:

  其次,在工业内部,重工业比重飞速增加,轻工业比重急剧减少。在工业总
产值中,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变化如下:

  国民经济内部比例关系的破坏,必然要影响到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虽然可
能有一个短时间的高速度,但一定会很快跌下来。从全局和长远看,这是很不合
算的。一九五八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二,似乎很快。一九五九年
仍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五,但一九六○年只增长百分之五点四。一九六一年猛然下
降百分之三十点九,一九六二年又接着下降百分之十点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每年平均只递增百分之零点六,是建国以来所有五年计划中增长率最低的。从个
别行业看也是如此。例如钢铁工业,一九五九年全国钢的设备生产能力为一千二
百万吨,硬要生产一千八百万吨,结果机器超负荷运转,损坏严重。加上其他因
素,到一九六二年只生产钢六百六十万吨,比“大跃进”前增加不多。全国煤的
生产能力只有二亿五千万吨,硬要生产三亿九千万吨,结果不仅机械设备损坏严
重,而且只顾采煤,不搞开拓掘进,剥采比失调,产量掉下来了,而且恢复很慢。

  这样做,不仅速度最低,而且经济效益也最差。按每百元积累年平均新增国
民收入计算,“一五”期间平均是三十五元,“二五”期间平均只有一元。从整
个国民收入看,五年平均是每年下降百分之三点一。

  实践证明,这种猛增猛降的状况,是违反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的,根本
不是争取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正确途径。

  总之,三年“大跃进”在经济上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成绩,比如开辟了一些
新的工业领域,建立了新的工业基地,积累了某些领域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等,
这些是不应否定的,但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讲,却是失大于得,是一次欲速反
慢的失败的实践。“大跃进”的基本指导思想和主要作法,都是错误的。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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