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人们不能穷尽真理一样，历史的研究也无法一次完成。当我们更多地从
批判性角度阐述“大跃进”的历史时，西方一些学者却往往比较客观、冷静地论
列中国“大跃进”的重要意义【注:参见李潮明（音）编：《共产党中国工业的
发展》，美国普里格尔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彼得·费迪南德著：《共产主义政
权的比较研究》，美国诺贝尔出版公司１９９１年版。】。这是颇值人们思索的。
从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主义和更深广的历史背景看，中国“大跃进”的发生，
无疑应该作为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得到进一步的研究。
“大跃进”的发生，包含着丰富的内在历史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来，正如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它是“毛泽东同志、中央和
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
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而“轻率地发动”起来的，
它使‘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毫无疑问，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考察“大跃进”发生的原因时，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又不能不看到客观条件对主观动机的限制。如果说，“大跃进”运动可以作为特
定时代人们的一种历史性“创造”，那么它事实上也同既定的条件密切联系在一
起。它同样无法摆脱某种历史传统和现存物质环境的制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我们认为，对“大跃进”发生的历史条件，对当时人们理论与实践水平的局限，
以及对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才同样是重要的。
一、几种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模式
当人们试图探讨“大跃进”的历史成因时，不能不对下述疑问加以解释：为
什么“大跃进”会在像我国这样经济不发达但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发
生？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是否还隐藏着非人为的更深刻的原因？以及“大跃进”
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现存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状态的支配等等。要解答这些问题，
首先应从战后世界各国所采取的几种发展模式的比较中着笔。 历史证明，一国
所采取的发展模式，既是客观条件对它的限定，又反过来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
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战后各国经济形态及其发展战略，大致可
分为四种类型：一、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发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三、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四、欠发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按照意
识形态划分，可基本界定为两大类，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
济（就当时认识而言）。两大类经济由于生产目的不同，其所使用的手段和采用
的发展战略也完全不同。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依靠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相反，社会主义的计划经
济所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它是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由斯大林
肯定）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理论原则，由国家通过计划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控
制和干预的。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迅速增强国力。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实施
初期，曾有效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速度逐渐降
低。例如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在７０年代仅维持在１％左右。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根据各国经济水平和基础薄厚的差异，又大致划
分成发达和欠发达两类。作为理论模型分析，中国应归于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类
型。而在实质上，５０年代的新中国所面对的最根本任务，是解决如何在一个贫
穷落后的国度中，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在当时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理论模型显示出的那些隐含在欠发达社会主义国
家发展战略中的弱点，例如高度计划体制所产生的弊端；“加速”需求对于经济
协调、对于现有基础条件的忽略等等，会对日后经济进程产生不良影响。而值得
分析之处，恰恰在于这些弊端当时正包裹在历史必然性之内，我们既难于清醒地
发现它们，又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顺从了它们的发展，这是经济建设的“必然王
国”对实践者无形的限制。
例如，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当时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它在本
质上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存在。这样，它就不仅是纯经济范畴的东
西了，更是社会主义的政治象征。新中国对它的选择可以说是无条件的。又如，
要搞计划经济，在我们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初始阶段只能学习苏联。它高度集中的
计划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被当作一种经验模式肯定下来。其中一些片
面的东西，在深层结构上对我们的发展战略产生着影响。“大跃进”中暴露出来
的许多问题，明显地有这种影响的印记。
然而，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即在实行计划经济，并以追求重工业优先
发展为特征的苏联，却并没有发生类似我国的“大跃进”（过热情况是有的）。
这说明，“大跃进”不是计划体制的必然结果。那么问题的症结何在呢？应该说，
除经验、客观条件及文化等因素外，主要在于发达与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由于发展战略的要求和规定，对建设速度的需求是不相同的。后者要求更高的速
度，几乎出于本能。
一般说来，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其所面临的内外部压力也越大。国际上
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国内为提高全体人民物质生活水准的努力，都迫使欠发达社
会主义国家尽可能追求高速度。５０年代中期，在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将要
展开时，国家的实际状况和人民的心理状态，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起跑点上。正
如毛泽东所说：“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大块地方，资源那
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
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
能，而且完全有必要。”【注: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１
９５６年８月３０日。】显然，要实现这个伟大的抱负，没有超乎寻常的高速度
是难以办、到的。
那么，在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中，有没有实现高速度的可能呢？统计数字表
明，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都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增长率。以苏联、
中国和南斯拉夫为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的增长分别为：３６．５
％；５３％；７４．８％【注:彼得·费迪南德著：《共产主义政权的比较研究》
，第１５５页。】，而同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率都不超过一位数。当
然，更重要的参数来源于中国自身。“一五”期间，新中国经济的发展跨上了一
个台阶。以苏联援建的１５６项工程为核心，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的基础已初步奠定，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企及的速度。 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最
迟在１９５５年底，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能否再快一点的问题就已经提上了日程。
毛泽东当时提出，要在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方面反对右倾思
想和保守主义。由此他提出加快发展，提早完成工业化的设想。
然而，“加速”很快引起冒进。于是主张平衡、稳妥的同志提出“反冒进”。
但反冒进的方针未能贯彻持久，即被更大的冒进----“大跃进”所取代。这种冒
进与“反冒进”的分歧，以及反“反冒进”即“大跃进”最终能压倒稳妥的方针，
归根结底反映了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战略发展模式的要求，反映了绝大多数人求
快、求发展的情绪。在当时的情况下，甚至这种“快”超过了物质条件的许可和
经验限度，也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表现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邓小平那句话的含义：“‘大跃进’，毛泽东同志
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
有说话。”【注:《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９７
页。】
至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建设进程的推力是十分强
大的。它规定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及观念，使人们按这种战略要求去确定方针政策。
但是应该说，这一发展模式的战略性需求，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大跃进”发生的
“充分条件”，承认这一点是重要的。但，它并不是“绝对条件”。当一些更为
复杂的因素作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新的视角出现了。
二、走自己的路
从１９５３年至今，在新中国经济建设所历经的８个五年计划中，只有二五
计划（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始终未能正式编定。原因很明显，这一时期指标变
动太快（包括６０年代调整时期指标的大幅度缩减），只能允许编制年度或更短
期的计划（尽管中央在八大提出了二五计划的建议）。这是新中国经济史上的一
个特殊阶段。苏联式规范的计划制度在这里被突破了。事实上，“大跃进”正是
一次从苏联经验中走来，又从其模式中“破壁而飞”（走自己的路），最终却遭
受挫折的探索和试验过程。
确定自己独特的建设方针，同寻找有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是一种必然的逻
辑关系。既然苏联的方法已经证明是不足取的，那为什么不独辟蹊径？尽管这其
中掩伏了某种主观或忽视规律的东西，但却是后来发动“大跃进”的原始动机。
但是，“大跃进”的结果完全出人意料，造成的后果反而甚于苏联。 １９５９
年底至１９６０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回顾
说：“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
满意，心情不舒畅……看了斯大林１９４５年选举演说，苏联在１９２１年产钢
４００多万吨，１９４０年增加到１８００万吨，２０年中增加了１４００万吨。
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是不是可
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
种办法，但没有提其他的措施。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才正式通过总路线，提出一
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毛泽东的这番话，虽然是从肯定总路线的角度说的，但
它完整地反映出“大跃进”兴起的脉络。这就是说，我们从不满意苏联经验开始，
经过寻找与比较，终于提出了一套不同的作法和方针。而这一整套方针，正是中
国“大跃进”的理论根据与现实基础。由于这样的原因，毛泽东才对中国自己的
这个“大跃进”兴奋异常。他说，这一年“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
实现了”【注: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６日。转引自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１５８页。】。
从另一个角度讲，毛泽东认为，中国有“大跃进”的基础，还由于中国的群
众被发动了起来，这同苏联的作法也有根本的区别。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的谈话中说：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主要是我们的
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破除一切迷信，把人民群众从各方面的束缚中
解放出来。他又说：苏联的教科书中也讲发动群众……但是没有展开，不敢像我
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他甚至还更明确地说过：中国的经济发
展速度所以能超过苏联，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注: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版，第９６３页。】。应该说，这席话说明了毛泽东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理解与
寄托。
无疑，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参加经济建设，是一项正确的方针，也是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势所在。但是，当我们把经济建设事业归结为群众运动，把群众路线
等同于群众运动，并把它强调到不适当地步的时候，严重的问题就发生了。它导
致我们轻视客观经济规律，忽视现有的物质条件，忘却了科学的态度，却热衷于
把过去革命和战争年代的经验全盘移植到建设工作上来，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
失误和破坏。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认，在“大跃进”发起的年代，人们
确实是以前所未有的“冲动”，以一种近乎圣洁的真诚，来进行一场属于中国人
自己的、超越前人的工业化试验。困难是有的，但人们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它
们完全可以被克服。例如，基础薄弱，可用亿万人的劳动热情去弥补；缺少尖端
技术，可以“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代替之。甚至对于“超高”的速度，
人们也认为，只要打破框框，敢想敢做，是不难达到的。而这一切，又都是建立
在这样一个信念基础上：我们找到了一条全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找到了一
整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方针。即使在今天，我们也难以否定这种动机的历史真实性。
但是，违背经济规律，必然要受到惩戒。“大跃进”的结果，实实在在造成
了一场巨大灾难。６０年代以后，当毛泽东再次提出农轻重的关系问题，并对社
会主义建设作哲学思考的时候，这段话对经历挫折的中国人来说，就具有特别深
刻的意义了：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人
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
的论点，都是不正确的……。
三、理论约束与现实矛盾
如果对“大跃进”发生的历史成因作深入考察，人们会发现，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在大规模的起步阶段，面对着许多特殊的情况。一方面，我们必须遵循马克
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的一般原理，尊重苏联某些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又必须
创造一套更符合自己情况的方法、政策。一方面，我们要争取高于资本主义甚至
社会主义苏联的发展速度；再一方面，又面临着基础薄弱、技术落后、人口众多
的现状。这些矛盾常常给我们的发展战略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例如，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已经规定，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中央与地方同
时并举，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同时并举，意图使整个经济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更为
全面、协调地发展。但跃进的结果，却导致了上述几对关系的严重失衡，特别是
工农业比例失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１９５７年比较，按不变价值计算，
１９５８年工业产值增长５４．８％，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７８．８％，而当年
农业产值仅增长２．４％）。工农业产值的比例，从１９５７年的５６．７比４
３．３，改变为６５．７比３４．３，显著拉开了两者间的距离。更严重的是，
由于提出钢铁的高指标，造成全民大炼钢铁的局面，迫使几千万农村劳动力加入
以保钢炼钢为中心的工业生产，继而引起城市和农村的全面紧张（如出现粮食的
高消费和高征购等），这一切都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显然，我们在这里走了
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之”字形：从吸取苏联经验始，走向一条创新的路，最
后又重复了比例失调的错误。 造成这种“背反”状态的原因，同对如何把马克
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再生产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的不成熟性有关。这里所说的
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主要是指经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
中确定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这个理论源于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社会扩
大再生产实现条件的设想，是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最重要的理论依据。１９２
５年苏联开始实行工业化，斯大林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最终概括为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但问题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首先要面对大量资金的需求问题；其
次，它还要求同其他生产部类保持合理的比例。只有这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社
会生产才可能保持平稳发展。而在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基础薄弱，技术
构成水平较低，求高速发展的主观愿望又十分强烈，因而解决上述两方面问题的
困难就愈加突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执行的是牺牲农业来满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
政策，弊端显著。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如何做，仍有待于在实践中加以解决。
如前所述，毛泽东于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间即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是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但是，就总的战略而言，就社会主义
国家求强的需要而言，“以重工业为中心”，“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这是已经定了的”。因为５０年代的中国，在整体经济水平上还处在十分落后的
状态。不仅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就是同苏联相应时期比
较，也有很大距离。据西方学者统计，１９５２年，即在中国将要执行第一个五
年计划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苏联１９２８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前一年）的
１／５稍强【注:亚历山大·埃克斯坦：《中国的经济和发展》，密歇根大学出
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１４页。】。人均国民收入大约在苏联当年的１／２至
１／４之间【注:费正清：《中国新史》，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
５９页。】。这种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把着重点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上。发动
“大跃进”的初衷，无疑是要大大加快我国工业化的进程，特别是使以钢铁为中
心的重工业，即生产生产资料工业的快速发展。
这就是说，在５０年代的中国，发展重工业有着极为迫切的需要。按照毛泽
东的本意，“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并不是把工业和农业加以平列，而首先是肯定
工业发展要快于农业。重工业还是要得到优先增长。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不把
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要顾及到农业的发展。
然而，“并举”的方针在操作中却很难把握。主要是两者间缺乏准确的量的
界定。特别是在各方面条件促成的求快情绪高涨之后，两者的关系就更难处理了。
“大跃进”的发生，同在钢产量上决心超英赶美有直接的关系。在当时看来，钢
是一种象征物，它既是重工业的基础和国力的标志，又是赶超资本主义的最重要
参数。总之，只要有了钢，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这样一来，“并举”方针的
本身，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满足以钢为核心的重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就心然
受到挤压甚至削弱；反之亦然，高额钢产指标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由
于钢产指标带动起来的基建战线的拉长，城市负担的加重等等，都不得不在农业
中加以解决。结果，“跃进”不仅使工业各部门的比例失调，更使农业遭到破坏，
从而导致整个“大跃进”运动归于失败。
综上所述，“大跃进”的发生，仍在深层结构上受到“优先发展重工业”理
论的支配，尽管我们提出了“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但在实践中它不能不同重工
业的优先发展相抵牾，并迁就于过分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趋势，这是“大跃进”
发生也是它失败的深刻根源之一。
四、造“因利制权”之势
从战略角度看，利用有利的时间空间条件，迅速作出重大决断，夺取战役性
胜利，这是用兵的“常道”。《孙子兵法·计篇》所说：“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讲的正是这个道理。经济建设亦同此理。抓住有利时机，争取在短时期内上一
个大台阶，不仅可能，也极必要。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夺，选择５０年代中后期
发动“大跃进”运动，是有他“因利制权”的战略考虑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形势，在朝鲜战争时达到了沸点。但随着朝鲜停战
协定的签署，特别是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的召开，国际形势从总的趋势来说开
始由紧张走向缓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都对这一点作出了明确判断。周恩来
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１９５３年（朝鲜战争）停战以后，１９５４
年、１９５５年又出现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整个世界局势怎样还要看一看。直
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
缓和下来了。”【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３
６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亦肯定地说：“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
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基
于这样一种战略判断，“因利制权”发展正常经济建设的想法便随之提出了。
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打出“和平共处”的旗帜，着手解决同周边国家遗留的争
议问题，以“求同存异”的精神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发展和平共处关系，以争
取主动和高姿态。另一方面，根据国际局势走向缓和的现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开始考虑调整工业结构，将过去国防工业同重工业平行发展的布局，改变为放慢
前者的步子，缩小其生产规模，而把重点放在“加强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
工业，把底子打好”上面。周恩来说：“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容许我们把
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起来，这是最好的，我们把方针摆在这上面。”【注:《周
恩来选集》下卷，第２３６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设想，“一五”
期间国防预算占国家预算３０％的比重过大，“二五”期间，“要使它降到２０
％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可见，中央此时已
决心将工作重心转向大规模经济建设，并完成了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
１９５６年国际上出现了波匈事件，１９５７年国内开展反右派运动。尽管
毛泽东已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修改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但适时开展
“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决心未变。
１９５７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成功，世界为之震动。是年底，毛泽东在莫
斯科会议上作著名演讲，提出国际形势己经到了一个新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对
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因此，世界的总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随
即，他在会上宣布，尽管中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但中国人想努力。中国要
在１５年后在钢铁产量上超过英国。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既是社会主义中国当时
对整个世界的宣言，又是激励和催动中国人自己的一个号令。当年１２月底，赶
超英国的提法在全国公布。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的
口号。半年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正式发动起来。
如果我们对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作一回顾，那么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
发生于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是否恰恰利用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期呢？
如果考虑其后我国周边环境恶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这个事实，答案应该
是肯定的。尽管在５０年代中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敌视和封锁中国的政策
无大的改变，但杜勒斯主张的“大规模报复”与“战争边缘”政策已越来越得不
到美国各界人士和西方政治家们的支持。美国的威慑与遏制政策，由于社会主义
阵营力量的强大（特别是苏联卫星发射成功之后），已不得不稍有收敛。１９５
８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表现出色厉而内荏、急于从危机中脱身的政策
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因而，虽然冷战格局未变，５０年代后半期却是世界局势相
对平稳的阶段。 然而进入６０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即开始复杂化，其中美
国侵越战争的升级，和因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导致的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严重影
响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战略。６０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严肃考虑战
争爆发的可能性问题，大规模开展正常经济建设的可能性已经受到极大的客观限
制。这种紧张化的形势只是到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和中国进
入联合国之后，才稍见松弛（有限的松弛）。由此看来，如果把建国后的前３０
年作为一个历史单元，那么只有１９５６年至６０年代的最初时期，是一个相对
平稳的阶段。因此说“大跃进”的发生，无论从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允许的角度看，
都同这个时期的内外环境特点以及我们试图加以利用它们的战略考虑有关，应是
有根据的。这样，我们就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加入了一个新的因素。而搞清
这一点，同我们深入研究这场运动本身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五、简短的结语
无庸讳言，“大跃进”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诚如薄一波所说：“‘大跃进
’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亲身经历过‘大跃进’的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７１９页。】对于新
中国历史上这次创巨痛深的失误，人们在感情上表示惋惜、沉痛乃至怨恨都不难
理解。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当我们试图发现它产生的深刻原因及其教训时，又
必须是冷静和理智的。
对“大跃进”历史成因的分析，至少应肯定如下两点：一、历史性；二、多
因性。前者在于说明，它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而这个历史过程在其发展初期，
必定带有许多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幼稚与不成熟性。在某种意义上，犯错误也有它
客观因素的一面。当然，对客观原因的研究，终究不能代替对主观因素的剖析。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能更加实事求是地处理中国经济建设问题，那么５０年
代的挫折可能就不会那样大，这是值得深刻记取的。后者所要强调的则是，一个
历史事件的展开，不可能单因单果，而必然受到复杂社会因素的制约。有时作为
事件主体的人们，在某种历史“合力”的作用下，也会愿与事违，难料其终。这
恰好应验了恩格斯关于历史创造中，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给予历史结局总的影
响的论断。 在经验教训方面，如下三点是重要的：一、在欠发达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建设中，既要力求获得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和速度，更要力戒盲目求快、
脱离国情的主观主义倾向。从本质上说，这正是邓小平所提出的要搞清“如何建
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长期来，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始阶段，人们习
惯于想象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是很快的事情，因此既教条化地理解了马克思
主义理论，又忽略了国情。这是“大跃进”发生的重要主观因素。按照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搞建设必须实
事求是、量力而行。要尽量避免大的波动，争取较高但是平稳的速度。
二、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必须的，但不能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特别是不能
忽视发达国家所探索过的带有一般性规律和经验的东西。实践证明，不同国家的
发展道路是不同的，但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却制约着人们的“创造”。违
背基本的经济规律，必然要受到规律的“报复”，这是谁也无法逃避的。正如邓
小平所指出，“大跃进”的方法不对头，就是“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
事”【注:《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１６页。】。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正确
处理走自己独特道路同尊重一般规律的关系，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使经济跃上一个台阶----这是毛泽东，也是邓
小平比较一贯的战略思想。这个战略思想今后应更加牢固地树立起来。新中国建
立后的４５年中，前一阶段（７０年代初以前）总的说来形势比较严峻。这一方
面迫使我们追求更高的建设速度，另一方面又容易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经济建设领
域拉开。应该说，“大跃进”的发生同毛泽东及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关。
但其后过多强调阶级斗争，使工作的着重点偏离了经济建设，也同样与对国际形
势的估价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的世界尽管并不安宁，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
只要不发生世界性的大战，我们必须把立足点放在安心搞建设上面，这应作为一
个根本性的战略方针。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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