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网上广为流传一篇题为“旁观毛泽东时代”的文章，署名为
美国“莫里斯·迈斯纳教授”，借西方学者之口，盛赞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
就。经大饥荒档案编辑部查证，这名美国教授显然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
校历史教授 Maurice Meisner，汉名“马思乐”。他著有《毛的中国及以后：
人民共和国历史》一书，1999年发行第三版。和其它一些美国学者及中国问
题观察家不一样，马思乐教授的确对毛泽东革命有较多善意的理解。

　　大饥荒档案编辑部设法与马思乐本人取得联系并且交换了看法。马思乐
表示，他研究的对象不是毛本人，而是毛时代。马思乐不认同毛建立的缺乏
民主的政治体制，他认为，毛是个杰出的革命者，但却是个糟糕的治国者。
当然，马思乐也强调，毛泽东领导中国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在这段时期内，
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也不应忽视，包括工业化成就以及人均寿命的提高。但是
在谈到大跃进和大饥荒问题时，马思乐教授也认为，毛应负“道义和历史责
任”，不过他反对把毛泽东大跃进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
屠杀相提并论。

　　马思乐在他的书中提到，自然灾害沉重打击了中国的农业生产，苏联突
然撤走专家，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危机，但是，他仍然认为，大饥荒很大程度
上由毛泽东的激进政策造成。毛个人的政治考量，压倒了农民的福祉。对于
由此而来的人类惨剧，毛要负“主要责任”。 

　　鉴于署名“迈斯纳”的文章曾在中文网坛广为传阅，并且屡被新左派人
士援引，而且按照西方标准来说，这位教授的确对毛时代有相当多的好评，
大饥荒档案馆编辑部认为，有必要摘译马思乐对大饥荒问题的评述，供读者
参考。

　　以下段落译自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 The Free Press,1999) 第236至238
页，标题为编者所加。大饥荒档案馆真诚感谢马思乐(Maurice Meisner）教
授允许我们进行摘译。为求精确，我们尽量直译，读者若引用，务请核对原
文并尊重对原著的“公平使用（Fair Use)”原则。

　　　　　　　　　　　　　　　　　　　　　大饥荒档案馆编辑部
　　　　　　　　　　　　　　　　　　　　　　 2001年6月10日


毛 泽 东 与 大 饥 荒

□ 马思乐 (Maurice Meisner)


　　人们早就了解，六十年代初，粮食短缺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曾造成严
重死亡。但是很久以来，人们一直都以为，共产党政府通过有效分配储备粮
的制度(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人利亚大量采购小麦)，防止了大规模的饥荒。
这种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目击者关于有人饿死的回忆在毛后的年代开始出
现，官方文件也提到（不管多么模糊）饥荒的情况。而且，政府在1980年代
初期公布的死亡统计显示，1959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显著上升，据人口
学家计算，这表明饥荒相关死亡达到一千五百万人。考虑进其它因素，一些
学者得出结论，有多达三千万人死于非命。

　　饥荒，不幸曾长期伴随着中国的历史……多年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
国外，人们几乎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永远根治了
饥荒这个慢性痼疾。大跃进的真实历史，直到事件发生的二十多年后才真相
大白，它打破了这一信念。虽然饥荒的程度仍然不能确定，但是，毫无疑问，
借用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说，大跃进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做为大跃进的主要作者，毛泽东显然要对这一冒进所造成的人类灾难负
最大的道义和历史责任。但是这并不能使毛成为和希特勒与斯大林并列的大
屠杀犯，而现在如此描绘毛成了一种时髦。毛泽东并没有消灭一部分农民的
意图……政治行动无意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不管多么恐怖可怕，与精心
及故意制造的大屠杀，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混淆这一差别无助于了解
人类史上杀人最多的这一世纪的可怕的道德困惑。

　　正是大跃进的政治气氛，而不仅仅是粮食短缺，造成了饥荒，这又导致
大跃进运动以悲剧收场。地方上的农村干部，受到来自上级党领导的极大压
力，要求他们必须拿出漂亮的生产成果，他们的回应就是严重地虚报产量。
各级官僚机构都盛行所谓的“浮夸风”，使国家领导人脱离实际地以为生产
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迟迟才展开的“核实”产量运动，仍然产生了严重掺水
的数字。国家误以为农村地区有充裕的余粮，放弃了迄今为止仍很温和的征
购政策，大幅提高了强迫农民低价出售给政府商店的粮食定额。1959年农业
产量下降，国家征购粮反而上升。直到进入1960年相当一段时间后，北京才
全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减少了征购定额，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到
很多农村地区了。

　　地方官员隐瞒缺粮和饥荒状况，加剧了危机。就象在大跃进初期，人们
出于政治考虑，不得不夸大产量一样，当运动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人们又害
怕经济失败会造成政治后果，于是向上隐瞒了日益恶化的地方局势。在持续
批斗“右倾分子”的政治气候主宰下，提心吊胆的地方官员，索性不向上级
反映农民正蒙受严重苦难的真相。这样一来，很多遭受天然或人为灾祸的地
区，或是根本没拿到救济物资，或是救济来得太迟，千百万计的人因此丧生。

　　多年来，标准的毛派解释，是将大跃进失败（如果承认失败的话）归咎
于自然灾害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但是，毛泽东本人在早期就意识到目的与
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他所主张的政策与政策执行方式之间的严重脱节。
1959年2月，他提到了压制农民的政策和做法，表示这是受斯大林传染:“他
（斯大林）对农民是竭泽而渔。现在我们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在同年晚些
时候的庐山会议上，他批评（也部分地自我批评）了公社化和劳动力动员方
式问题上的急躁和混乱，批评了干部的“瞎指挥”，批评了中央计划经济的
崩溃。他承认，当前经济混乱的“主要责任在我，要怪我”。但是，毛本人
也和很多仰赖他指导的地方农村干部一样，对他来说，个人的政治考量，最
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福祉更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
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
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1958年怀着巨大期望而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就这样在1960年，在中国的
经济和人类灾难中，在毛泽东的政治惨败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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