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年自然灾害”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
是没有亲历过的人，提到1959～1961年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灾难，都会
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导、党政文件到后来的各种
说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话语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它甚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亲身经历
的烙印。

　　虽然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在当时都知道那三年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主
要不是因为自然灾害，但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旦成为习惯说法，重复几十
年，便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以至人们会不自觉地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在这里，笔者却想对这个无人怀疑的神话问上一问：那三年果真是“自
然灾害”么？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的，中国地阔天长，不可能每一寸土
地每年都风调雨顺。若再问自然灾害严重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远的不说，
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严重的洪水、乾旱、飓风、海啸、地震、霜、
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
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一个笼统的习惯说法。


　　　　　　　　　　　　　　　二

　　80年代起，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似
乎为“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供了具体而权威的证据。请看笔者摘录的
表1.

表1　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说明一下表1对年份的选择。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外，还摘录了其前
和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年～1958年、1962～1964年，同时又选了气象界和
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即长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国大旱的1965年和
1972年。

　　从表1看，1959～1961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
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灾年。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要命的是灾害的后果──粮食减产。从1959
～196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7000万吨，比1958年锐减15％；1960年总产量比上年再递减15□6％，只有
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年虽然稍有增加，也仅仅为1958年的74％。自然灾
害的后果如此之严重，粮食减产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本来是个灾害大国，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字计算，
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
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中全国若有1000余万公顷耕地的“农
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 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灾年”， 而只是
“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
步增长。

　　如果除去1959～1961年那三年，从1949～1983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基
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 这4个年头的产量比
上年稍有减少，减产的幅度高者为4％（1968年），低者为1.3％（1977年）。
上述各年的成灾面积，1972年为1718万公顷，1977年为1516万公顷，1980年
为2232万公顷（1968年的数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成灾面积，
或者说灾情至少比1959年严重得多。

　　而1980年的成灾面积，已经接近1960年的灾情。但是这些年与那三年比
起来，粮食的减产则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灾面积为100，则1956年
为 68，1957年为 67，1962年为 74，1963年为 89，1978年为 97，1979年为
67，1981年为 83，1982年和1983年都为 72。 就灾情讲，这些年都是相当严
重的，都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但这些年的粮食总产量不仅没有比上年减少，
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9个年头中，有6年都是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好
水平。

　　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
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
“不同寻常”的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
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


　　　　　　　　　　　　　　　三

　　其实，从气象水文概率和统计学上说，三年灾难的原因不要说完全推给
自然灾害，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份条件。

　　这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该表是
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 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
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
况统一划分为 5个等级，即 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
4度偏旱，5度为旱。 笔者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综合整理为表2，选择的年
份与表1相同。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表2对原表中的旱涝等级做了符号意义
上的对应调整，其中：涝由1度改为－2度，偏涝由2度改为－1度，正常或旱
涝相当由3度改为0度， 偏旱由4度改为1度， 旱由5度改为2度。 一般而言，
－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

表2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

　　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 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
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
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
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乾旱”，
可是这种说法却得不到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

　　表2显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
当正常。

　　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

　　1959年总指数为－9， 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
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
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
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 平均指数＋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
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
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
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 平均指数－0.008， 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开原、
沈阳、朝阳、赤峰、南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
重庆、铜仁和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度站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站数的
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
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
都可以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
＋27，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为
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
溢出±0.1，三年总平均指数仅为＋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
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我们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
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另
外还有29个偏涝的－1度站。 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
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 旱的2度站也都
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偏旱的1度站还分别为34个和35个。

　　我们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
年。 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
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
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大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
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
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
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四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说：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
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
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
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
人民公社化运动， 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主要标
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
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
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
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
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
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笔者认为，《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比《受灾和成灾面积表》更能准确
地说明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
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
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
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
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
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
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但
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灾害却铺天盖地地笼罩了全中国。它的直接后果之
一，就是造成了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指
出：“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
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份析
研究小组，国情系列报告之一《生存与发展》）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
锐先生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本文仅论及三年灾难的自然层面因素，
至于它的非自然因素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等等，容当另论。

(原刊于《方法》杂志199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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