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王维洛


[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net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新华社、国务院
新闻办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请民众评选出建国以来最
重要的事件。出乎有关方面意料的是,民众并未挑选那些政府自认为十分辉
煌的业绩,相反却评选出一系列负面的事件。其中文革名列第一,“三年自
然灾害”名列第二。 [1]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1959年至1961年),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
千多万人,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
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
官方的正史中却语焉不详,通常只用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来解释如此惨祸
的原因。经历过这一人人饿肚子时期的40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也往往习惯地
按照官方用语以"三年自然灾害"来描述这一时期。但是,研究现代史的学者
们却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那三年期间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
样的自然灾害,灾害又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造成如此惨重的灾祸?本文试
图运用中国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记录来回答以上问题,帮助读者
了解历史的真相。 
   

  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
   
  按照科学定义,地球上的自然异变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超过一定程度时被
称为灾害。[2] 自然灾害主要指突发性的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
冻害、雹灾、雷电、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虫害等,水土流
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等缓进的变化过程也属于
广义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变化,但人类的活动可能诱
发许多自然灾害或加重灾害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
先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
石流等)。 
   
  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据官方统计,
建国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亩, 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
灾面积的一半, 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平均每年少收粮食400亿斤以
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
常每年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3] 虽然平均每年有六分之一的耕地成灾减产,
但其他六分之五的土地仍能丰产保收。因此一般情况下,虽然年年有灾,但
全国的农业及粮食生产还是可以基本上保持稳定的;而且,每年的受灾地区
不同,很少会出现一个地区持续几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局面。 
   
  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
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例如,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
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
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
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
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
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淮河出现大洪水,海河流域
夏涝,黑、闽、两广地区出现旱灾;1955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
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
漫溢、决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
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年晋、内蒙
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
雨受涝;1958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
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4] 尽管这些年并非风调雨顺,但中国的粮食产量
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
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
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 [5],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
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三年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三年自然灾害”由三个词组成,即“三年(1959年至1961年)”、“自
然”、“灾害”。要弄清当时的真相,可以从考察其含义和与之对应的历史
资料入手。这个说法首先强调存在着严重的自然灾害,暗指灾祸不是人为因
素造成的;其次,还隐含着在全国范围内都发生了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意
思,所以才造成全国性饥馑;最后,全国范围的特大自然灾害竟长达三年之
久。这个结论真的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灾害资料得出的吗? 
   
  如果分析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
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 例如,1959年5月中
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
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
涝灾害; 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
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浙、
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 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分地区有
洪灾。 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
游出现较大洪水。 
   
  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1959年7至9月间渭河、
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
东旱情严重 [6],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 [7],这些基本
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
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
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 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
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
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
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 [8],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
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衡量一个地区干旱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是干燥度,即年蒸发量和年降雨
量的比值,若比较某地特定年份的干燥度与该地的常年平均干燥度,即可知
道这一年该地较常年干旱还是湿润。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
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
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
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
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
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
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
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9] 
   
  再从旱灾的严重程度来比较,也会发现,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灾远小于
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72年是1949年以来黄河、海河流域的一次大范围
严重干旱,成灾面积2.04亿亩,重旱区分布在京、津、晋、冀、陕、北、辽
西、鲁西北。该年春季少雨,入夏以后持续干旱少雨;官厅、岗南水库的水
位线都降到死水位以下;地下水位普遍下降3至5米。1978年的重旱区主要分
布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北方的东北、晋、陕、甘、宁、新、鲁部分地区
也有旱情; 江苏省无雨天数达140余天;上海的黄浦江、苏州河水发臭。但
是,即使是在旱情比1959年、1960年严重的1972年,虽然粮食产量因灾减产
1367万吨,也未出现全国性饥馑,更未饿死一个人。而在旱情最严重的1978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因此,孟昭荣、彭传荣认为,“就自然灾害而言,三年期间诚然发生了
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是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
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
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
[10] 

   
  三年期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原因

  大饥馑源于粮食大幅度减产,既然这三年中并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为
什么会出现粮食大减产、 导致缺粮和饥荒、 最后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惨剧?
1959年的粮产量下降17.6%,从上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
年减产18.5%、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旱灾有关 [11],主要的减
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 例如,1958年山东省的青壮年
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 因而减产;
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
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1959年1960年, 山东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
万亩。[12]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是
当时的中国政府绝大多数领导人都一心执行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根本不去
救灾;甚至摄于毛的淫威,不敢谈灾情,相反还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迎合
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态,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
会。中国的历代王朝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灾情呈报、灾情调查、灾情评
价到救灾措施的救灾制度。清朝规定,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
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
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
种子、购粮平粜、以工代赈等。但“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这三年中,中国却
没有任何救灾机构,也没有任何灾情呈报、灾情调查和灾情评价,更谈不上
救灾措施,结果中灾变成了重灾。 
   
  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即将进入
饥馑状态的关键时刻,中国的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
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只有彭德怀等少数几个人敢于说了一点真相,立刻遭
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此后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
“大跃进”狂热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这场从上而下发动的权力斗争把
党内仅存的敢于说真话的干部都打倒了,留下来的都是迎合着毛泽东、为了
个人权位而把老百姓的死活搁置一旁的干部。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召
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
年更好。这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
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
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却争相
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会议“奉旨”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
的经济计划。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
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
黄金和美元 [13],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121%。出口耗尽了粮食储
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
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条路了。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14],
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
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政府一心一意想着造原子弹、导弹,
好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直到1960年春全
国已有数千万农民饿死,许多乡村遍地饿孚,甚至出现了食人肉的现象,中
央政府才承认了饥馑和大规模饿死人这个事实,并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采取
救灾措施。但为时已晚,数千万农民已化为冤魂。 

   
  谁造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严重失败的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
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字样。为了
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
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
共建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谎言。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
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 为全国民众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画: 过去两
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5]。 1961年1月,中共
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把谎言编得更大了, “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
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
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
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
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
   
  党的各级干部虽然知道一些真相,但有了彭德怀的“榜样”,他们早已
习惯于不说真话、专门逢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
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报告中谈到工作中的失误,指出原
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
得多,但还是有所保留的。他不敢承认,就连这个所谓的“三分天灾”也实
际上是嫁祸于天,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应出现饥馑。
   
  后来,关于这三年全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官方解释又有了进一步修正,演
变成“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正式说法:主
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
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
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其中关于政策错误的部分比较接近史实,而关于自然灾
害和苏联毁约的部分则仍然是虚饰之词。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经
造成经济崩溃之后而不是之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1957年秋在莫斯
科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
世界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而且苏联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
若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那时中国至少可以少死上千万人。 
   
  作为本文的结语,这里再强调一下,所谓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9
年-1961年),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三年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 1960年甚至
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首先,当时只
有约百分之十的农田受旱成灾,全国大部分地区并没有任何“严重的自然灾
害”;其次,即便是在受过灾的地区,也未发生持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的现象,受灾的局部地区只是在三年中的某一年受灾而已;再次,当时出现
的旱灾程度远未构成“严重”的自然灾害,更谈不上是“百年不遇”的自然
灾害;最后,那三年期间发生过的中等程度的局部自然灾害与全国大量人口
的非正常死亡没有必然的联系。 
   
   
 【注释】 
  [1] "官方民意调查吓坏中南海",《争鸣》,2000年第2期。 
  [2]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第
VII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 张德江(民政部长),"我国救灾的根本出路",出处同上,第5页。
  [4]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中国防
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中国
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5]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减灾重大问题
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第7页。 
  [6] 旱灾最重的是湖北省,但也不是滴雨未下,而是未下透雨,90天内
的降雨量为70-170毫米。湖北是一年二熟到三熟制,90天的干旱最多影响一
季收成。参见《湖北省自然灾害和防御对策》第402页(梁淑芬等编,湖北科
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 
  [7] 《中国水旱灾害》,出处见注[4],第305页。 
  [8] 出处同上,第305页。 
  [9] 该表利用遍及全国的120个水文站资料,将每年的旱涝情况分为涝、
偏涝、正常、偏旱、旱五个等级。其结论是:1959年13个涝、34个偏涝、35
个正常、25个偏旱、13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75;1960年14个涝、21个
偏涝、33个正常、44个偏旱、8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92;1961年12个涝、
36个偏涝、28个正常、29个偏旱、15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08。而在洪
灾严重的1954年全国平均指数为-0,658,在干旱严重的1972年,全国平均指
数为+0.88。这一对比进一步表明,从1959年到1961年是平常年景。参见金辉
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5月号。
  [10]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 
  [11]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的统计,1959年旱灾造成粮食减产6%,
1960年造成减产10.7%,1961年造成减产8.2%。参见《中国水旱灾害》,第
308、557-559页。 
  [12]《当代中国的山东(上卷)》,1989年,第193、194页。 
  [13]丁抒,《人祸》,第286页。 
  [14]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第561页。 
  [15]丁抒,《人祸》,第281页。} 
   
  【参考文献】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 
  中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
害》,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湖北科学
技术出版社,1992年。 
  中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
害》,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
地震出版社,1992年。 
  郭建增等,《未来灾害学》,地震出版社,、1992年 
  丁抒,《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1996年,香港。 
  郑德荣等,《新中国纪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李锐,《毛泽东的功与过》,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6年,香港。 
  《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中国人口(湖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文聿,《中国左祸》,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香港。 
  李文海、周源,《灾荒和饥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晓冲,《祸国的辉煌》,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1999年,香港。 
  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中国水利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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