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发展》第七章内容摘录

饥荒是能力的突然剥夺
---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理论

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一九九八年经济学诺贝尔奖
获得者,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
世界著名的饥荒研究专家。本文是他的《自由的发展》第七
章的内容,概述了他的饥荒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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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还存在着饥饿、营养不良和经常性的饥荒。饥荒
按我们的观点来说,就是缺乏的充饥自由。人们总是假设在长期中,特别是
随着全世界人口的增长,这些情况会加剧。当今世界对这类情况总是抱着一
种沉默悲观主义。

  这种悲观主义是没有现实基础的,同样没有什么理由能证明这种我们无
法避免饥饿和剥夺假设的合理性。适当的政策和行动可以消除当今世界上的
饥饿问题。根据现代经济学、政治和社会分析,森认为有可能找到消除饥荒
和营养不良和措施。现在重要的事情是根据分析调查和实证工作的经验制定
政策。

  这一部分着重分析饥饿及其它短暂的危机,包括突然发生的对相当一部
分人口的严重剥夺(如东南亚金融危机)。饥荒和这类危机必须同导致持久
伤害和地区性饥荒和贫困区分开来,后者并不包括上述对相当一部分人口的
突然剥夺。

  消除现实世界中的饥荒的关键是对造成饥荒的原因的全面理解,并不能
单纯地认为它是人口与粮食的平衡问题。分析饥荒的关键是个人和家庭用以
对充足食物建立所有权的实际自由,要么自己耕种,要么在市场上购买。即
使存在充足的粮食,如果一个人由于没有收入(失业或自己出售的商品价格
下跌)而失去在市场上购买粮食的能力,他也有可能挨饿。另一方面,如果
某地区粮食量急剧下降,通过对现有粮食的合理分配,每一个人都能不挨饿。
通过从国外进口粮食可以对其进行补充和增加其效率,但许多饥荒都并没有
通过进口,仅仅通过国内粮食的更平均的分配就得到了解决。所以注意力要
放在个人和家庭购买食物和经济能力和实际自由上,而不仅仅是关注受害国
家的粮食产量。

  为了充分认识除饥荒外的其他危机的存在,这时需要经济和政治分析。
东南亚前一段时间的困难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饥荒时一样,在这些
危机中也有一部分人的经济权力突然丧失。在这些危机中,剥夺的速度和密
度同通常的贫困现象不同,同样饥荒和地区性饥饿也不同。


一、权力的决定

  饥饿不仅同粮食产量和农业扩张有关,还和整个经济的运作有关,甚至
政治和社会安排也能影响个人获得食物、健康和营养的能力。更进一步说,
由于通过政府政策可以做到许多事情,将政府职责与其它经济社会系统有效
率的运行加以结合是很重要的,包括从贸易、商业和市场到政党、非政府组
织及信息机构的职责。

  不仅仅是粮食产量和农业活动,整个经济和社会运行都可以作用于营养
不良和饥饿。对影响当今世界饥饿问题的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充分重
视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中,粮食不是靠施舍来分配的,也不是用什么自由
分配系统。获得粮食的能力必须靠“赚”。我们必须关注的不是经济中粮食
的总供给,而是个人所有的权力:他所具有所有权和处分权的商品。当不能
获得对足够食物的权力时,个人就会挨饿。

  是什么决定了家庭的权力?许多因素都会对它造成影响。首先是禀赋,
即对能在市场上出售的生产资源和财富的所有权。对大多数人来说,最明显
的禀赋就是劳动力。世界上大多数人除了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它禀赋,劳动
力可以和不同数量的技术和经验结合在一起。但总起来说,劳动、土地和其
它资源组成和资产。

  第二个影响因素是生产可能性及其使用。这就是技术的存在,可能的技
术决定了生产可能性,它受到可能的知识和人们规划与使用这些知识的能力
的影响。

  产生权力时,土地和劳动形式的禀赋直接就能生产粮食,即农业。或者,
一个家庭或个人可以通过获得工资来取得购买食物的能力。这就依赖于就业
机会和现行工资率。这些都依赖于农业、工业和其它行业的生产可能性。世
界上大多数人都不直接生产粮食,而是通过被雇佣生产其它商品而取得购买
食物的能力。这一相互联系是分析饥荒的核心,因为若粮食外其它商品生产
出现问题,许多人将会丧失获得食物的能力。

  第三是交换能力,即买卖商品和决定不同商品相对价格的能力。在多数
人的劳动这个唯一禀赋一定时,关键是要注意劳动市场的动作。求职者是否
现行工资下找到工作?技术工人和服务提供者是否能出售他们的产品?以什
么相对价格?

  在经济危机中这些交换条件变化会很大,从而导致饥荒的威胁。由于众
多因素,这些变化可能很快发生。已经发生过由于不同因素,如干旱、洪水
或劳动力短缺或收入的不均增长甚至是对粮食短缺的恐慌造成粮价短时上涨
等等原因导致相对价格急剧变化,从而造成饥荒的情况。


二、饥荒的原因

  有许多原因会引起导致贫困的权力丧失,为了治疗和预防它们就必须先
注意这些原因。饥荒反映了一种共同的困境,但却不需要共同的原因。

  对于那些自己不生产粮食的人或不拥有自己所生产的粮食的人来说,从
市场上获得粮食的能力取决于他们的收入,现行的价格和他们必须的非食物
支出。他们得到食物的能力依赖于经济环境:雇佣和劳动工资率,其它商品
和生产及其价格,等等。

  甚至是对那些自己生产粮食的人来说,由于他们的权力依赖于各自的粮
食产出,他们同国家的粮食产量就没有类似的关系,但这关系往往是许多饥
荒研究所注意的。还有些时候一些人必须出售如动物产品这些昂贵的食物却
换回便宜的谷物来获得热量,他们就还受到交换情况的影响。由于交换率的
变化,这些交换条件很容易被破坏。交换条件的变化对这些人来说是一种灾
难。

  粮食产量或存量不减少时,饥荒也可能发生。若没有社会保障网,失业
的工人就可能挨饿。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事实上尽管整个经济中粮食产量
很高且未减少,仍然可能发生一场大饥荒。


三、饥荒的预防

  既然饥荒同某地区一个或几个职业集团的权力缺失有关,有系统地重建
一个最低限度的的收入和权力就可以避免受到经济改变打击的人挨饿。这时,
问题所涉及的人群绝对数量可能很大,但往往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且避
免饥饿的最小购买力可能十分小。因此,这种避免饥饿的公共行为的成本不
高,即使对贫穷国家也是如此,若他们在经济情况好的时候做出了有系统的
和有效率的安排。

  为了让我们对所涉及的数量有个认识,森假设潜在饥荒受害者占一国总
人口的10%(实际往往没有那么大), 在通常情况下给这些人的收入份额不
会超过GNP的3%。他们总食物消费量不会超过国家总消费量的4%或5%。所以,
若有效率地组织预防措施的话,重建他们的全部收入,或从零开始重新提供
他们的全部食物消费并不需要十分巨大的资源。当然了,饥荒受害者也所有
一些资源,这样一来所需要的净资源就更加少了。

  并且,由于卫生机构的过度工作和崩溃造成的疾病蔓延和人口流动和传
染病的传播,饥荒同大量的死亡联系在一起。通过有力的公共行动包括传染
病控制和公共健康安排,这些情况同样可能极大地减少。在这方面,计划良
好的小额公共支出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

  饥荒的预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保护权力的政治安排。在相对富裕国家里,
反贫困计划和失业救济提供了这种保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完整的
失业保障系统,但当出现自然或非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量失业时,一些国家的
确提供了的应急的公众就业措施。创造就业的补偿性政府支出能够有效地防
止饥荒发生。

  饥荒的原因和预防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包括了组织和机构,并且还包括了
实施政权和权力时的观点和想法,它特别依赖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疏远。
即使造成饥荒的直接原因并不在 于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社会或政
治距离却是没有避免饥荒的关键原因。

  森举了发生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爱尔兰的饥荒, 这场发生在150年前的
饥荒饿死人的比例是历史上最高的。并且这场饥荒决定性地改变了爱尔兰的
自然状况。它导致了相当程度的人口迁徙,即使旅程中条件极为艰苦,这在
其它地方是罕见的。现在爱尔兰人口数量比仍然比1845年饥荒开始时少得多。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那场大灾难?在George Bernard Shaw的《人和超人》
(Man and Superman)一书中,美籍爱尔兰富商Malone先生并不认为那是一场
“饥荒”。他告诉自己的英国儿媳Violet,自己的父亲“死于黑色四七年的
饥饿”。Violet问是不是那场饥荒,Malone先生说:“不,那是饥饿。当一
个国家充满了粮食并且还在出口时,不可能存在饥荒。”

  在Malone先生的讽刺话中有一些错误。当时爱尔兰的确向繁荣的英格兰
出口粮食,但并不是充满了粮食(事实上,饥饿和出口粮食在饥荒中往往是
共存的)。并且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爱尔兰确实是存在饥荒。

  但Malone先生的话却是发人深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导致饥荒发生和持
续下去的人类主观能动(human agency)作用。如果爱尔兰的饥荒是完全可
能避免的,特别地,如果权力机关的人本来是可以避免饥荒的,则认为那是
一场饥饿是可以的。未预防饥荒的政治机构和作用于公共政策制定的政治的、
社会的和文化的影响应当受到指责。在当今繁荣的世界中,饥荒现在仍然经
常在不同国家发生,所以对公共政策及其效率的质疑也是必须的。

  现在回到预防饥荒的经济学分析。富足和增长的经济对预防饥荒总是有
利的。经济扩张减少了权力保障的需要,并且增加了可用于这种保障的资源。
这对非洲亚沙哈拉地区国家尤其重要,那里缺乏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剥夺的主
要潜在原因。当人们都很贫困并且公共基金很难保证时,一国很容易发生饥
荒。

  我们也要注意需要激励来产生产品和收入,包括农业。这不仅需要建立
敏感的价格激励,还需要鼓励技术变革,提高水平和生产力的措施。

  尽管粮食生产非常重要,我们还是要从总体经济增长来分析问题,因为
粮食是可以从市场市场上购买的。如果有能力,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购买粮
食。所以解决饥荒总是的关键是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不能仅限于粮食生产的
扩张上。

  的确,南沙哈拉地区国家的人均粮食产出是最近才降低的。这正是问题
所在,它反映了公共政策的许多方面,包括从农业研究到人口控制等方面。
但是,这种人均粮食产出的降低在其他地区的国家也发生过,这些国家没有
发生饥荒的原因是:(1)在其它方面的生产取得了相对更高的增长率;(2)
他们收入中依赖于粮食产出的比例不如南沙哈拉地区国家那么高。

  将生产更多的粮食作为解决食品危机的惟一方法有时是合理的。但事实
情况要比这复杂许多,它关系到其它经济机会和国际贸易的可能性。缺乏经
济增长的亚沙哈拉地区国家的问题并不在于粮食生产缺乏增长,而是在于缺
乏总体的经济增长(粮食生产只是其中一部分)。多样化的生产结构对亚沙
哈拉地区非洲国家尤其重要,一方面由于气候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是为了扩
张其它领域生产能力的可能性。通常所采用的只关注农业扩张的政策就好像
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样,这种政策是十分危险的。

  当然,亚沙哈拉地区非洲国家收入依赖于粮食产出的情况在短期内不可
能有很大改变。但一些多样化的生产的确可以实现,并且减少对某种产品的
过分依赖有助于增强收入的保障。在长期中,亚沙哈拉地区非洲国家为了参
与到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扩张中去,他们就必须更多地改变其收入来源,提
高非粮食的产出甚至是非农业的产出。

  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森发现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饥
荒,而饥荒在那些没有民主的国家就常常发生。森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政治激
励的原因,政治激励是由选举制度、多党制和新闻自由所产生的。

  同经济激励一样,政治激励对避免危机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森认为亚
洲经济危机中一些国家由于缺乏透明度和安全保障,人们受到了巨大了剥夺,
而这是由于缺乏民主,缺乏政治激励的原因。


四、饥荒与公平

  发展的挑战包括消灭持久的地方性的剥夺,也包括避免突发的严重贫困。
然而这两者对制度和政策的要求却是不同的。在一方面获得成功并不能保证
在另一方面也成功。例如中国和印度半个世纪的对比,明显在提高寿命预期
和降低死亡率方面中国比印度要成功,但是印度自独立以来就没有发生过饥
荒,而中国则发生过饿死上百万人的饥荒(森指的是1958至1961年的大跃进
时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避免饥荒及其它危机同提高寿命预期等等是
不同的。

  在饥荒及其它危机中,不平均是关键问题。饥荒及其它危机往往发生在
突然爆发的不平均基础上。在饥荒发生时食物供应并不减少,一些人群的市
场力量突然损失,这种新的不平均所造成的饥荒就能证明上述结论。

  在理解经济危机的本质时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人们
往往会问:一个前几年国民生产总值以5%或10%增长的国家, 为什么某年国
民生产总值下降了5%或10%就成为一场大灾难了? 事实上,就总量而言这算
不上是灾难。 但如果这5%或10%的减少并不同由全体公民所平均分担,如果
大部分是由最穷的一部分人所承担,则这部分人的收入就没有了(不管前几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多少)。森认为这种危机的爆发是一种罪恶。这也解
释了为什么以社会安全网形式存在的安全保障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性自由,
和为什么以透明度机会、公民权和自由形式存在的政治自由对于经济权力甚
至是生存权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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