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造成的危机使党面临自１９４９年夺取政权以来最严峻
的挑战．然而，政治事件的发展不但使党难以预料危机的严重性，
反而使之作出导致饥荒更趋严重的政策决定．更令人震惊的是，当
党已经掌握了饥荒广泛蔓延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时，仍然无所作为，
不能或不愿对这场２０世纪最大的饥荒作出及时有力的反应。

　　早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５９年冬春，大办农业的战略失败的征
兆已经显现。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至１２月的武昌会议期间，中央
委员们已经清楚，宣布的１９５８年粮食产量为３７５００万吨、
棉花产量为３５Ｏ万吨的数字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当时任政治局委
员和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对这次会议讨论情况的叙述表明，当时统计
系统混乱不堪，已无法确切知道多少令人可信的实际产量。据彭德
怀说，在会上一些同志认为产量超过５亿吨，他们认为，无论确切
产量是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了农业”。彭德怀对所报告产
量的准确性提出疑问。据他说，毛泽东亲自作出决定，宣布了粮食
产量３．７５亿吨这个数字。[４８]这样，所公布的产量数字反映
的是一种政治判断而非统计判断。

　　尽管这些数字成了制定１９５９年农业计划的基础，至少有两
名政治局委员不相信所报告的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在武昌会议
结束后，彭德怀亲自到湖南省视察农村情况。他发现他所到农村的
情况十分严重，断定以前上报中央的产量数字是浮夸的他担心“群
众要饿肚子”。他等不及返回北京当面报告他了解的情况，就向中
央委员会发了一份急电，要求把该省的税额和统购数额减少１／４
［４９］

　　党的第五号高级领导人陈云是在经济方面资历最深的人物，他
也不相信那些向北京作的报告。１９５９年春，他针对性地选择去
河南视察，该省在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５８年冬春的大办水利运动中
以及后来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他也发现，当地的政
工干部们不了解该省农村地区的情况，对粮食生产的真实形势缺乏
足够的资料，他们被基层交来的浮夸报告所欺骗。［５０］陈云是
如何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告诉政治局其他成员这一点虽然尚不可知，
但是，不能想象他会对这一情况保持缄默。

　　彭德怀和陈云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５９年冬春的报告表明，大
跃进的基本战略是站不住脚的。尽管１９５８年的气候条件总的说
来比１９５６年或１９５７年都好，大规模的公社化运动和政治动
员未能提高该年的农业产量。［５１］

　　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１９５９年７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个
人向大跃进战略，更重要的是向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提出了强烈挑战。
但是，彭的个人挑战被毛泽东彻底挫败，大跃进掀起了新高潮，对
政策进行任何批评都不可能了．更为重要的是，为实现工业化充分
调动各种资源的做法进一步加速进行。在１９５９年，投资率上升
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占国民收入的４３．４％。国家在很大程度上
是通过从农民那里征购更多的谷物、蔬菜和纤维作物来支持这种热
潮的．表７表示了谷物征购的增加对农村人口的影响。

　　１９５９年农村留下的粮食，包括饲料粮和来年的种子，急剧
减少到人均２２３公斤，只有１９５７年的３／４。同样，尽管产
量下降，１９５９年国家收购的油料比１９５７年增加了１／４。
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被运往苏联，以换取不断增加的机械设备进口，
这些物资是更高投资率的关键成分。

　　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１９５９年，中国粮食
的输出，如表８所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１９５９年粮食的
出口量（主要是大米和大豆）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出口量的
两倍，而进口量（主要是小麦）则降低到６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样，
１９５９年的净出口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年平均量翻了一番
多。

　　同样，１９５９年棉纱和棉布的出口量加倍增长，而且几乎分
别达到１９５７年的２倍。在价值方面，中国对苏联的出口在１９
５７年至１９５９年间增长了５０％，１９５９年对苏出口占中国
全部出口的６０％[５２] 。

　　而且，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２年大跃进危机最严重的时期，
政府对农村的救济费用每年不足４．５亿元，也就是说，集体农业
中人均一年所得救济费不过０．８元左右［５３］。而在缺粮地区
粮食币场价格已经达到每公斤２至４元。对饥肠辘辘的农村人口来
说，集体单位内部的公益金也是杯水车薪，不敷救急。在死人最多
的１９６０年，公益金总共只有３．７亿元。［５４］

　　１９６０年人们才见到政府对饥荒采取对策，但与极其严重的
危机相比，其对策也是微不足道的。首先，这年的谷物收购量降低
了１６００万吨多（表７）。但是，由于返销给农民的粮食并未比
上年增加，而总产量又减少了２５００万吨多，农村留下的粮食甚
至低于１９５９年已经很低的水平，农村的死亡率则急剧上升。其
次，出口缩减了，中国人开始谈判进口大批小麦。但是，１９６０
年的粮食出口仍然远离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平均水平（表８），
至于增加进口的决定，则似乎更直接地与正在城市出现的消费标准
的危机有关，而不是对农村饥荒的反应；在进口合同谈判开始时，
这一饥荒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在１９５８华和１９５９年，城市消
费标准能维持不变，这不仅依赖于创纪录的粮食收购，而且部分地
也靠技国家的粮食库存。为了保住为数不多的粮食储备，１９６０
年９月城市居民的口粮每人每月减少了１公斤。［５５］ １０月，
进口小麦的合同经过谈判得以签订。

　　最后，在周恩来起草的题为《关于农村工作的紧急指示》的文
件中，对农村政策作了改变。尽管文件遭到一些党员的反对，仍于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文件旨在通过改变农业的
内部组织来缓解危机。它正式认可了一种转变，即把决定权从公社
下放到大队。公社组织过大，不能对农业的精耕细作提供充分的刺
激和有效的管理；大队规模较小，是农村三级组织结构中的巾间单
位。在某些方面，这一指示还力求扩大最基层的单位——生产队的
权力。

　　进口粮食及把决定权和收入分配权下放到公社较低的一层的决
定，可能部分地缓解了公社制度对生产的抑制作用。然而，直到１
９６０年后期，人们才开始对大跃进战略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价，才
开始对危机作出更有力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由周恩来发起的，他恢
复了财经小组这个举足轻重的决策组织，着手领导制定一个恢复战
略。作为其重建财经小组的关键步骤，周恩来亲自请陈云回来积极
参加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１９５９年上半年以后，也就是从庐山
会议前夕起，陈云已不再露面，这也许是因为健康的原因，但更可
能是因为他反对大跃进的政策。在６０年代初期他重新出来，成为
制定恢复战略的中心人物。

　　陈云意见的核心是，只有靠一个更加平衡发展的战略才有可能
实现持续的恢复。他自然支持减少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同时认
为，农村组织内部的变化不能够为恢复或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坚实的
基础。陈云的战略包含着更深远的变化：更积极地运用价格政策；
在因地制宜选择作物种类和进行地区间贸易的基础上，加强农业生
产专业化，发展现代化学工业，为农业提供肥料。恢复正常的市场
渠道；大幅度降低投资率，并改变投资结构即从冶金和机械生产转
向消费品和能够用于支援农业生产的特定工业品的生产；１９５７
年以后移居城市的３０００万人口重新下放农村定居，这些人进城
起初是因为城市工作机会日益增多，后来则是为了找饭吃。［５６］

　　在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当巾，陈云对中国的农业问囫的认识最为
深刻。看来，他的意见显然吸取了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６年集体化
的教训。这一教训表明，无论生产中的经济规模有多大，它都远不
足以抵消大的单位对生产的抑制作用，因为在生产分散的条件下，
大单位指挥个人劳动所花的代价太大，很难从个人的生产效率中得
到足够的报偿．这样，陈云就与毛泽东有了深刻的分歧，毛仍然指
望主要通过进一步动员农业劳动者及调动农业内部的其他积极因素
来寻求农业的发展。此外，陈云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６年曾反对
关闭农村集市，因为这减少了农民挣取额外收入的机会。最后，陈
云主张一个较低的投资率，这与毛的看法是尖锐对立的，毛似乎对
大跃进的过高投资率造成的种种问题并不在意，迟至１９６０年毛
泽东仍然认为能够维持一个大约３０％的投资率。［５７］

　　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政策由于遭到持续的反对，两年多后才得
到批准并付诸实施。最初，争论集中在农业政策上。１９６１年，
陈云等人进行了农村调查，结果，要求进行更彻底改革的人的力量
得到加强，他们所力求的改革比１９６０年《关于农村工作的紧急
指示》所包含的内容更为深刻。陈云在对自己的家乡上海附近的青
浦县的调查中发现，甚至在这相对繁荣的长江流域地区，在这不曾
报道有自然灾害发生的地区，也是“粮食不够吃’。他还发现，党
的干部的瞎指挥挫伤了生产的积极性，下面仍在把夸大的产量报给
上级。陈建议进一步发展家庭生产、扩大自留地，农村政工干部对
于农作物安排要少加干涉。［５８］

　　陈云对农业的关注并非仅仅建立在对个别地区的调查之上。国
家的粮食储备持续减少，恢复地区间粮食调拨困难重重，这些事也
令他震掠。１９５６年中和１９５７年中，　国家粮食储备分别为
２１３５万吨和１８２０万吨，到１９６１年中却几乎消耗殆尽，
只剩下了用于周转的库存。［５０］１９６０年１２月，由于北京、
天津、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及其他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地区急需维持
粮食供应。中央政府下达了一项紧急指示，要求有余粮的省份动员
一切可能的人力切实履行各省外调粮食的职责。［６０］然而，与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甚至与１９５９年下半年和１９６０年
上半年——当时放弃了１９５８年自给自足的政策并恢复了地区间
的粮食调节——相比，调运的粮食数量仍然微不足道。［６１］

　　甚至要保持一个不变的征购水平也有困难．因为农民越来越不
愿意把粮食卖给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人均产最的低水平
和农村的饥饿情况。但是许多有余粮的地区，由于农村消费品奇缺，
农民也不愿卖粮，甚至在１９６０年确定了较高的粮价后也是如此。
随着消费用的工业品产量的下降和分配制度的破坏，有幸拥有超过
自己消费需要的余粮的农民宁愿拥有实物，而不愿增加现钱的数量，
因为货币的购买力在急剧下降。为了使农民拿出粮食，认１９６１
年冬开始，国家不仅要付出更高的价钱，而目还必须保证农民享有
购买农村中供应不足的商品的权利。农民按照新定的较高的收购牌
价，交售７５０公斤粮食，便有权按普通零售价购买１５尺棉布、
１双胶鞋、２０尺纺织品、１．５公斤糖、２盒卷烟和８两棉絮。
[６２］

    国家在用奖售紧缺消费品的方法来正面刺激农民交售粮食的同
时，还颁布了禁令．１９６２年３月，政府为了征购更多的粮食，
发布了一个新指示，严厉禁止在农村集市上买卖粮食。［６３］然
而，正如表７所示，征购量的恢复仍然十分缓慢。

    农业方面继续存在的这些问题促使陈云等人寻求进一步改革。
这种努力体现在刘少奇１９６２年１月在七千人大会上作的报告中，
这一报告描绘了农村中依然存在的严重局面。然而，争论仍在继续。
陈了毛泽东及其最亲密的支持者外，还有一大批干部是大跃进的鼓
吹者，他们在１９６２年称，调整政策已经为一次新的跃进创造了
条件，并力图把新的跃进纳入预定在１９６３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
计划之中。周恩来，刘少奇、陈云以及其他一些稳健者却赞成把调
整时期延长到１９６５年底，以便继续把农业发展置于优先的地位，
并推迟实施由冶金部的王鹤寿和其他一些一直坚决支持以重工业为
基础的工业化战略的人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６４］这
种不断发展的争论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它表明，虽然在１９６０年
至１９６１年的整风运动中，罢免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区别缺乏足够认识”的省一级及省以下的左倾的政治领导人，但
这个运动是不深入的，对经济政策没有达成一致意见。［６５］

（摘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章第414-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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