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天，随着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全党全国的“大跃进”热潮一浪
高过一浪，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各地迅速滋长起来了。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再
明确表示反对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搞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
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只凭主观臆断,甚至“假、大、空”
满天飞的年代。

　　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不断增长，达到惊人的地步。各地生产
上争先恐后放“卫星”。小孩子坐在“卫星田”稻穗上的照片居然上了《人
民日报》。尽管很多人不相信这样的夸大宣传，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
的帽子而不敢公开讲话。

　　随着大放生产“卫星”的形势， 8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
会议，确定了根本达不到的生产指标，并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的高潮。

　　苦闷中的周恩来，对用土法炼钢铁一事深表怀疑，对大炼钢铁造成资源
的极大浪费十分痛心。但直到这年年底，当他听说四川省连御寒冬衣都没有
的几百万人还在山上大炼钢铁时，他再也沉不住气了，果断地下令“马上下
山”。

　　周恩来深知，在现有的领导体制下，只有等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本人觉悟
过来，“大跃进”中的问题才能够纠正。

　　严酷的现实和客观经济规律教育了毛泽东，当发现原来在赶英超美的指
导思想下提出来的一系列指标，尤其是钢的指标，在实际生产中根本无法达
到时， 毛泽东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
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开始冷静地思考建设问题。他在党内发出了认真
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
的建议。

　　11月下旬，毛泽东又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在武昌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主动表达了要“压缩空气”的
思想：

　　“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变成固体空气。先少搞一
点，如果行，还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拉得太
紧，就有断弦的危险。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

　　由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发动“大跃进”，到发现问题后主动“泼冷
水”，主动犯实事求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开始。
尽管毛泽东那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跃进”的思路，但他在思想上的这
一重要转变，却为周恩来等求实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摆脱“大跃进”的矛盾心
理和艰难处境，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毛泽
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竟说
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那耐人寻味的话。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
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等人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周恩来重新获得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政府工作
的领导人觉察“左”的错误相对要容易一些,而要在全党范围内纠“左”,却
相当的艰难。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大前提是，对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一定
程度的批评或纠正可以，但伤及前一段的理论和总的错误实践是不行的。这
个道理,周恩来是在庐山会议上悟出来的。
　　 
　　庐山会议之前，周恩来批评“大跃进”时说：“否定了时间、空间、条
件,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造成另一种迷信。”毛泽东也坦言：
“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 
　　 
　　1959年夏天,毛泽东选中了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江西庐山,想在这里一
边避暑,一边开一个远离喧嚣都市的“神仙会”。目的原本很明确,主题是纠
“左”，对“大跃进”以来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研
究、反思,以便提出对策。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有共识。

　　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1月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1959年的物资分
配方案和基本建设的调整。周恩来在会上对“大跃进”以来国家在整个国民
经济发展方针上的失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58年的大跃进否定了时间、空
间、条件,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本来是客观可能同主观能动结
合的,结果是客观可能无限大,主观能动也无限大,造成另一种迷信。

　　这里的批评所指是很明显的。“迷信”谁,“迷信”什么,这种“迷信”
是怎样形成的,大家心中都有数。此时的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本人对“大跃进”
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他才大胆地提出要打破那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迷
信”,提醒人们重新回到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来。

　　他接着说：打破这种迷信之法，是允许树立对立面，左点右点都可以允
许，正常的生活,这种空气不要怕,有些东西是不能一下搞成的。只要在桌面
上，允许怀疑,发表不同意见,养成这种听不同意见的习惯。不要造成这是保
守、那是右倾的紧张状态。

　　6月13日,毛泽东在京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工业、农
业和市场等问题时，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富春都持一致的意见，认为“大跃
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 

　　周恩来说:“在跃进中间,综合平衡抓得不够,抓了这个方面,其他方面忽
视了;企业内部的综合平衡,几个方面的综合平衡都抓得不够。”

　　毛泽东也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
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
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
不会转弯。”

　　毛泽东实际上也是在讲他自己,他也是在碰了钉子后才转弯的。

　　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共同的“转变”，毛泽东把核心领导层的人都召到江
西庐山。

　　在北京开完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便动身南下，到长沙的当天，他便兴
致勃勃地畅游了老家的湘江，再次“中流击水”于橘子洲。第二天回到了他
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到韶山》。几天以后，
毛泽东又登上庐山,他诗兴大发,写下了《登庐山》一诗。

　　6月27日离京南下的周恩来， 次日在武昌便接到毛泽东从长沙打来的电
话，他们商量了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两人都感到,现在人们头脑还有些
发热,需要降一下温,先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不
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将自己为供会议讨论而选的一些题目
告诉周恩来。周恩来作了一些补充，两人商量后，最后将讨论题目确定为19
个:读书,形势,今年、明年和四年的任务,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
问题,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体制
问题,协作区关系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
市场的恢复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
问题,团结问题,国际问题。这19个问题，都是从总结经验的角度提出来的。
会前提出来,是为了让大家早一点进行思考,以便开会之时能够谈得深、谈得
透一些。

（根据《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大跃进’席卷神州周恩来险些辞职”
以及2000年第02期“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的两难处境”二文结尾开头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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