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一)

杨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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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
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55年,人们在正常而健康地发展着
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
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中共领导层。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 会议根据毛泽东7月
31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的决议》。会议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却
不仅仅是农业问题。

  这份《决议》的一些提法,让人闻到了一点火药味:

  “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
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
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
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决议》 严厉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 采取特别迟缓的速
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坚决收缩”观点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在对待群
众积极性方面的悲观主义。

  这种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
的做法,无疑将助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对那种盲目乐观、急躁冒进倾向的逐渐滋长,周恩来不是没有担忧的。

  11月31日,周恩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进
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
题。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就在
这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
厉害。

  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 “ 右倾机会主义”
  即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
的。他设想,到1956年,即可“达到80%到90%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
后,又“可以迅速发展农业”,“在其初建的一二年内,一般可以增产20%
至30%,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小农经济的增产
率更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七八年后可以增产一倍”。

  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这是当时毛泽东思考建设问题的主要战略意图。

  在他的讲话中,表露了对建设速度的一种着急,他说:

  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
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
得注意的。制定全面规划,接近人民群众,可以使我们打破这个思想落后于
实际的状况。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时,也充分表
达了这种想法。毛泽东认定: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
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的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是与我国大规模
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起来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联系的,也是与国际形势的
发展相关联的。当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并不是他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
也代表了党中央的共同认识。最初,周恩来也是同意这种认识的。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
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他还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
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

  毛泽东的提法,周恩来最初也没有不同意见,他表示:毛泽东主持制定
的《农业十七条》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化
很大”,促使其他部门也开始改变远景设想中的一些指标,如钢由1800万吨
修改为2400万吨,我们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
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确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
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

  人们是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进入1956年的, 从这年1月开
始,中国人民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1956年1月1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
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在19
53年所规定的过渡时期总任务都将被提早完成。社论预言:随着农业合作化
运动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只要到1956年秋天,我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
上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并且在那时以后的不多几年,基本上
实现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

  社论用“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类豪迈的语言,来赞扬全国
人民急于想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

  当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
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
《农业四十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要由1955年的预计数
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
以8??8%、10??5%的速度递增。

  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12年内是无法实现这些高指标的。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
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
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

  这股风一吹, 1955年9月22日中央各部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
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被
不断加码。

  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
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
重的不尽人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
带来极大的危害。

  周恩来和陈云是党内较早地察觉到急躁冒进倾向的领导人,他们预感到,
一个盲目冒进的局面正在形成。

  作为亲密的战友,周恩来等人对毛泽东有着最大的尊敬;作为党的领导
集体的成员,周恩来对党中央的决议历来是坚决执行的。但是,在党和国家
的命运前途面前,一种本能的危机感和高度的责任心,促使周恩来等人站出
来,提醒党内尤其是领导层保持清醒的头脑,力图避免犯急躁冒进的错误。

  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 

(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2期,原题: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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