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遗事(下)

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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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艰难岁月(下)

  每当我想起弟弟在那个艰难岁月里那一天,捧着一个铝锅,哗哗地喝着
里面的清如水一般的稀粥,就不住地心痛,弟弟那年读小学三年级,憨厚的
样子,处处跟着我,我们兄弟俩的友谊很深。一家人在那个时候只能各顾各
了,仅管父母兄弟姊妹经常在饭票上帮忙调剂,但也只是调剂而已。

  大范围的水肿开始普遍地出现了,其现象的特征是,脸部显得有些“胖”
,但有些不是很明显,所以那时的人经常在早上起床时,对着镜子用指头按
一下额头,看按下去的一个小窝是不是半天不弹回来,假如一时不弹回来,
那就说明你光荣地加入水肿大军了。严重的情况是皮肤开始发黄,成为所谓
“黄疸”性肝炎,一个班总有几个人有黄疸发现,除非严重者之外,都和大
家一起上课和玩耍,结果这种肝炎通过传染,流传得很广泛。

  我还好,居然没有水肿发生。家里父母都有水肿出现,尤其是母亲,水
肿得很厉害,不但脸是肿的,而且小腿也是肿的,弟弟也有轻微水肿。可喜
的是,家里没有一个人得黄疸病。

  水肿几乎百分之九十在成年人中发生,而且原来身体愈好的,愈容易得
水肿病。水肿在青少年中发生的几率大约是百分之五十左右,其原因之一可
能是青少年的粮食定量高些,或者生命力强一些。黄疸患者处处可见,经常
听说,某某得黄疸病死了,我想,这大概就是城市地区由于营养严重不良而
造成的慢性“饿死”,至于这期间倒底因黄疸而死的数字是多少?我没有概
念。

  饥饿使大部分家庭保持团结,相依为命,想尽一切办法渡过难关,其中
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利用灾害程度相对不严重的远方亲戚帮忙,这个方法在
1960年并未大规模进行,也许因为那时候的人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以来的
运动的恐吓,胆子小,不敢随便出外“串联”。翻过1960年以后,饥荒持续
下去,水肿日渐泛滥,使人们把政治上的考虑放到了第二位,才开始偷偷摸
摸地走亲串戚。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到1962年底止,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生
活第一次出现了解放以来的松动(下节将谈到)。

  父亲利用机会,乘火车去远方采购红薯,有好几次他都是半夜回家,把
手提包打开,哗!一大提包的红薯。有时候也带来糠麸,所谓糠麸,就是米
壳的外面一层,以前是猪和鸡饲料的添加物,自60年开始,成为报上大张其
鼓宣传的宝贝,说营养如何如何之高,说是医治水肿病的最佳食物。后来在
定量里开始少量(一斤)配接,开初只是配接给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的,各级
人大、政协委员也按级别适当配接。

  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里搞到几十斤菠菜回来,那是一个星期日,父亲
特意邀请他的一个哥们,厂里一个工人师傅到我家吃菠菜。菠菜用清水煮了
整整一大锅,没有油,蘸点辣椒盐水就吃,那天的原则是每人尽肚子塞。由
于四川菠菜草酸很重,特别涩口,我那天吃得过多,口里后来不断流清口水,
最后忍不住呕吐了,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喜欢吃菠菜。

  上面号召屋前屋后大种篦麻。篦麻子含有很多油脂,是很好的油料作物,
能有条件种的,要向单位上缴。我们院子比较大,有些空地,春天的时候,
我在院里种了两株,秋天时有所收获。篦麻子是一种很漂亮的的种子,有花
生那么大,脆而硬的外壳,外壳特别好看,分布着黑斑点,很艺术的样子。
谁知道那年秋天的时候,学校并没有过问收集篦麻子的事。

  有同学告诉我,炒来吃的篦麻子很香,叫我不妨试试。于是我就把收获
的篦麻子在锅里炒了一下,拨开壳吃到咀里,初初一尝,的确很香,再多吃
一些,头就有一种闷昏的感觉。据说篦麻油有微毒,不宜吃多,不过我还是
把炒好的篦麻带在身边,偶然吃点,把它当成零食,因为已经两年多没吃过
零食了。有时也把它分些给好朋友吃。

  其他代用食品,如芭蕉的茎、叶也吃过,后来城里不常见到了。总的讲
来,在四川,我算幸运的了,我后来一位在泸州的大学同学李XX告诉我,他
曾在大饥荒里吃过白膳泥,白膳泥就是一种高岭土,是用来烧制瓷器的材料,
他说他因为吃白膳泥,拉不出大便,要人帮他掏。

  在饥饿面前,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表现出团结一致,互相照顾的,我的一
位同学XXX的家庭就是另外的例子。

  XXX现在是四川省艺术界很风光的头面人物了,想当年他家的龙门阵真
是摆不胜摆,据说他家每次开饭时,他祖母、母亲、他哥和他本人总是斤斤
计较,甚至经常酿成抢夺饭桌上红薯的闹剧,成为同学们在饥饿岁月里轻松
的花絮。

  从学校出门有一条必经之路,是条小街(现已坼除),在这条街上有一间
铺面,里面开着一所老式铁匠铺。这家铁匠铺的个体所有者姓宣,大家叫他
宣铁匠。因为是老式铁匠铺,所以铺面屋里正中是一坐炉子带烟囱通上屋顶,
宣铁匠就在炉边打铁,同时也用他的工作炉子煮饭。最滑稽的是,几乎每顿
饭不是吵架就是打架。我们中午下课后走到铁匠铺门口,总会欣赏到一场喜
剧。

  原来,宣铁匠家儿女众多,家里靠他一人挣钱,他老婆是个家庭妇女没
工作。宣铁匠是使大气力的,而当时并没有政策要特别照顾使大气力的人,
他的定量和一般成人一样,自然远远不够他的消耗。宣家几个儿女都在家里
用餐,我想,宣铁匠即使有钱,也不会让众多的儿女去食堂搭伙的,他只能
在儿女的定量上打算盘,于是喜剧就在这上面发生了。宣家总是煮一大锅红
薯菜叶米饭,然后自己动手,在锅里挖取自己的数量。宣本人常常在吃饭时
显示自己的父权和夫权,挖取其中最多的量来吃,可是,无论是他的老婆,
还是他的儿女们都不服从他的权威,于是,每当他的黑手(他打铁的手)中的
勺子伸进锅里时,他老婆孩子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有工具就用工具,没有工
具就直接用手来抓,三下两下,锅里的东西就荡然无存,来晚一步的就只有
痛哭。还经常在挖取食物时发生抢夺,于是吵架,打人便随之发生。常常看
见宣先生手拿勺子冲出铺面打人,他太太则以嚎哭博取街坊的同情,所以他
家门口常常围着一圈人看热闹,甚至有时他家尚未开饭时,就有人围在他的
铁匠铺外,等着欣赏即将发生的好戏。

  别以为只有宣家才会发生不幸的抢夺食物事件,抢夺事件可以随时发生。
有一次,我在一个街道食堂打了四两饭,边在街上走边拿着一本书看,猛然
间一只黑手伸到我的饭盒里,等我回过神来,四两干饭(蒸成方块状)已不翼
而飞,才看见一个满身漆黑的乞丐叨走了我的饭,飞也似地跑了。有些乞丐
故意把一身搞得肮脏不堪,手又黑还带得有痰,蹲在人注意不到的角落里,
守株待兔,总有人在街道食堂打了饭在路上走,如果不注意,他就从角落里
猛扑过来,叼走你碗里的饭,叼走后并不逃跑,而是塞在脏咀里一部分,捏
在黑手里另一部分,站在你面前任你去打,任你去抢回饭团,你总不会去抢
回那已经沾满了污垢和痰迹的饭团再吃,你打他手也会打脏。你能做的事大
概是骂他,和隔着距离吐他一脸的唾液,而这,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增加了
他攫取下一次猎物的武器的光泽。

  饥饿,考验着人的意志,也考验着人的良心。


  十、饥饿里的小阳春

  也许是党和政府在大饥荒面前忙于抗灾,也许是他们觉得用适当的在基
层对政治管理和文化上进行放松,可以降低人民因饥饿和因饥饿导致的死亡
而对政府的怨恨,这种怨恨到1961年时已经开始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暗暗地滋
长起来,同时社会上也悄悄地在流传台湾蒋党试图窜犯大陆的消息,从1961
年开始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生活第一次出现了自解放以来的宽松气氛。


  有一天,我的同学吴XX和他的哥哥吴XX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使用特制的
天线,用矿石收音机收听到台湾和美国之音的广播。

  我从小学二年级起,就是业余无线电制作爱好者,我从小对科技活动就
抱有极大的兴趣,学校里的科技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一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
候,还作为年纪最小的成员,参加了市少年之家的无线电小组。我最初的无
线电制作是从矿石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的矿石收音机可以说连耳机 (高阻
抗听筒) ,到电容器都要自己制作,甚至要自己用铅和硫磺制作检波器的方
铅矿晶体。到了小学五年级时,我已经能制作二管(两只真空管)再生放大式
中波收音机,并曾因做了一架小功率超短波发射的遥控街灯模型而得过全国
业余无线电制作的小学奖。也因此做了放大能力强的再生式单管机而无意中
收听到美国之音的短波无线电广播,我们当时都把能收听到“敌台”作为检
验自己收音机的灵敏度的手段。然而,这对当时的大人说来,是件非常危险
的事,父亲经常提醒我注意不可乱收听电台,他的一位同事就曾因为收听敌
台不慎而被判刑坐牢的。父亲的提醒在我们几个(都是来自不同学校)的爱好
者朋友那里被当成了耳边风,因为,这不是我们去收听的问题,只要收音机
的灵敏度足够高,就能收听到敌台。不过,我们几个朋友都仅仅作为一种好
奇,并没有把里面的宣传当成一回事,也就没有进行危险的消息扩散。

  因为我的这段小学无线电光荣的经历 , 受到班上进了初中才开始成为
“初段”无线电爱好者的崇拜,所以吴家两兄弟自然把他们的重大科研成果
向我作了透露。其实,那时我已经在试作扩音器和五管超外差式收音机了,
但我仍然对他们的低档科研成果兴趣盎然。

  原来,1962年以前,中国广播波段(中波)里的电台并不多,除北京、上
海等直辖市以外,一般的省会城市也就只有一个省台(或两个省台)和一个市
台,五十年代末期尚无中央台的转播台,中央台的节目都是由省市台安排一
定的时间转播,因此,整个中波度盘范围内很“寂静”,这是因为无线电中
波调幅信号发射的衰减很大,当地人如果使用中波接收,就只能收到本地一
两个电台的播音。用再生式单管机通过正反馈放大,在天线 (一般用蛛网式
天线) 足够高的情况下,可以接收到中央台的中波广播,也可以接收到美国
之音和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的广播,但有干扰 (那时干扰台强度
不大,很容易通过仔细调谐或者在半夜时分干扰结束后收到) 。当然,使用
短波接收,干扰基本上不起作用。但是,我还没有听说过用矿石收音机能收
听到敌台的事,我只知道我一位爱好者朋友用矿石机收到过中央台的信号,
但他架了一根很高的L式天线才收到的。 我去听过,耳机里的声音如蚊子一
般。

  现在,吴家兄弟居然用矿石机收听到美国之音了!他们原来请教过我如
何用矿石机收听北京中央台的节目, 我曾向他们作了两点建议: 一是使用
“脱胎”线圈以提高Q值因素;二是将天线尽量加高, 结果,他们的天线从
二楼屋顶上伸出了一丈多高,而且还别出心裁地用了两架天线接收信号。除
了用脱胎线圈增加灵敏度以外,他们还在选择性上下了功夫,以便能较精确
地拨开干扰信号(由于干扰信号的频率并不很吻合地和敌台频率重合在一起,
如果调谐的分辨率足够高,是可摆开一点干扰的,但若分辨率不好,就会出
现电台的频宽(注)在度盘上占了较宽的范围)。

  吴家兄弟纯粹是为了好奇 (大概也因为比我玩单管机时的年龄大,理解
敌台的宣传能力强) ,后来经常到学校透露他们收到的“消息”,也没人向
上面汇报他们。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秘密收听敌台的人实际上不少,但却没有被揭发,
如果早两年,或者晚两年,这种现象是很容易引起公安机关警惕和打击的。

  从农村里传来的消息说有人在骂毛主席了,但还没有构成对毛泽东威信
的足够损害。不过,从我今天来回忆,毛泽东那时的威信并不象两年后搞阶
级路线和学雷锋,学毛选那样被提到吓人的高度,或者说那时我们更多的是
在爱党,而不是在爱毛主席一个人,所以有人骂他,在我们少年看来,并不
完全等于骂党,也就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

  班上的组织纪律性有所恶化,许多人公开逃学,却未受到处分,还有男
女生退学的现象发生。早在第二学年,班主任陈老师就自己调出了学校,随
着她的调走,我的班主席职务也被新来的班主任朱幼庸老师免去,因为她觉
得由于我和班上的落后学生裹得太紧,使班上正气不伸。她整顿了班的领导
班子,让我当了个校学生会代表,来个明升暗降,而把一个外班调来的年龄
很大的团员刘虎城扶为班主席。然而,她的整顿对班上纪律的恢复丝毫无补,
而且进一步恶化,这倒不是由于我在组织抵抗运动,而是由于饥饿的持续和
社会风气的散漫化。

  卖淫的现象出现了,比起今天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只是暗娼而
已,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酒楼、歌厅一类供娼妓方便活动的场所。社会上流
传在成都当时最热闹的街道--春熙路,如果有皮条指引,两个面饼就可交换
一次嫖娼。

  报纸内容变得好看了,成都晚报从61年起,每周连载李(吉力)人先生的
续写和改版的《大波》,吸引着爱好文学同学的兴趣。戏剧也开始出现了解
冻征象,例如演出了川剧《王汤元打鬼》这类轻松的鬼戏和成都京剧团的连
场《三侠五义》。

  但最引起大家热烈反映的,还是解放后第一次公映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
电影,其中,吴楚帆、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夜夜盼郎归》等成了收
缩着的肚皮的最好放松。

  到了1962年初,气氛更加放松,歌剧电影《刘三姐》和《柯山红日》的
电影歌曲成了班上女孩子们下课后的低吟小唱,同时,市井小民则轻浮地哼
着《夜夜盼郎归》里的主体歌:“妾送郎一呀嘛一杯酒。。。”

  我家院子外面是一个大茶园,我每天回家必经茶园。从有一天开始,看
见有人摆了一台手摇留声机在一张茶桌上,向那桌的茶客收钱,每收一次钱,
放一张唱片,内容大约是解放前流行的蘼蘼之声,也有已停止播放的鸣放以
前的情歌或抒情歌曲,比如《草原情歌》等,这些优美的音乐使人们多少暂
时忘记了饥饿。

  在许多街道的角落,一些旧社会留传过来的书籍摆在地上公开出售,这
在这段时间之前和之后是不会出现的。我搭伙的一个街道食堂外面就有这样
的地摊,我中午常常驻足下来翻其中的书,也就在这样的机会下,使我开始
接触到解放前或者清朝出版的线装古代笔记和笔记小说并从此对它们发生了
兴趣,我还买过如《萤窗异草》之类线装书。

  “小阳春”政治小解冻大约持续了两年时间。

  注:调幅声信号是一个主频率正负5KC的钟状信号,如果选择性不好,
就是调谐质量不好,就会出现超过这个10KC的带宽,结果在此主频信号的其
他信号就会重叠上来,影响收听。不过,广播波段虽然不象短波的频带范围
大,却固定了各电台主频,使之相互不重叠,而那时各地电台很少,是很容
易安排频率分得很远的。但是,对于干扰台,它是有意做来干扰的,因此就
重叠了“敌台”主频信号,然而,往往不是很精确地一样(而且敌台随时略
微地改变主频率)。

  使用再生式收音机的好处, 可以通过适当调节正反馈量, 将频宽压缩
(这将会损害声音质量) ,这时的选择性很敏锐,很容易调偏干扰。( chirp
“鸟叫声”调节)


  十一、退潮

  从1961年年中开始,大饥荒开始退潮。

  1961年上半学期快要结束时,各单位开始传达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学
校也不例外,其中的要点还被政治教师在政治课上向学生讲明。我记得那学
期快要期终时,我端了把椅子专门到学校一个偏僻的地方去死记硬背政治老
师给我们布置的期末考试要点。那时的学生要想在政治课得高分,唯一的办
法就是考试来临时临时抱佛脚,死背政治复习大纲。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政治课要求的一个轮廓。这个轮廓就是,要坚定不移
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即所谓“八字方针”,
并指出,我国农村由于受到罕见的自然灾害 (当时还未向基层正式传达与苏
联闹翻的事) ,人民生活受到影响,党中央已经采取措施,克服严重的自然
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的减产损失。这些措施就是:

  解散公共食堂,恢复人民公社社员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

  这三条就是所谓“三自”,至于后来批判的“一包”,即“包产到户”,
并未在正式文件里传达,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有包产到户这回事,事实上,四
川根本就没有执行过包产到户这一条。

  伴随着学习这三条措施以外,还特别在理论上澄清一个三面红旗时期对
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这个认识就是“共产主义的物质分配原则是各取所需”
,现在强调是“按需分配”,换句话说,五八年公共食堂的尽量撑饱肚子乱
吃是就是中了各取所需的毒。

  文件的传达事实上向人民解释了所谓自然灾害其实就是人祸,就是由于
各级领导从下到上好大喜功,搞浮夸,搞共产风的结果,所以现在要讲“八
字方针”,讲科学种田,讲按照各人的劳动所获分配劳动成果。

  到了61年底,再次传达了人民公社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中央决
定,当时我并不懂这个决定的含义,一直到高中快毕业时,一位政治知识比
较丰富的同学偷偷告诉我,这实际上是把人民公社降级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的措施。

  早在1960年中,中央就提出了全民动员瓜菜代的指示,但是,城市居民
并没有实时响应,要说响应的话,早就在搞粮食代用品了(见第四节),真正
去种地,也是一些学校在搞(见第二节),到了1961年,由于政策的放宽和饥
饿的威胁,许多工厂、单位纷纷让职工自行在空地上种植瓜菜。

  这时候,父亲在他车间的空地上开了一块土地,种上了扁豆、厚皮菜和
红薯,星期天,我和弟弟常去父亲的工厂帮忙种菜。

  扁豆是一种高产作物,四川叫住鹅咪豆,它能够在仲夏成熟,不断开花,
一直可采摘到秋天。我们在父亲工厂的空地上种了很多棵,还搭了竹杆做的
架子,让鹅咪豆顺着架子爬上屋顶。后来每个星期,父亲都会采摘一大包菜
豆回家,我们就用鹅咪豆和面皮一起煮成一大锅烩面,饱餐一顿。

  61年底,粮食的供应稍有好转,还配给了据说是加拿大购买的小麦粉,
开始配给了少许红沙糖, 据说是从古巴进口的。 食堂里开始有了一种叫住
“三合泥”的新食品,就是用红薯粉,红沙糖,还有伊拉克进口的蜜枣做的
甜食。翻过那年,街上的自由市场开始恢复得有些规模了。还在61年下半年,
街上就出现了胡萝卜一类蔬菜在卖,只是太贵,大约一块钱一斤,以那时的
平均家庭收入来看,还是相当昂贵的。有时看见一两个衣冠楚楚的人,好象
是演员一类,边走边啃着一根胡萝卜,殊为可笑。

  62年初的街道集市繁荣得很快,许多街头巷尾被小业主支起了炉台,炉
台上放着一口大锅,锅里热腾腾地冒着气,里面煮着红烧肉,只是肉块很少,
几乎全是红白萝卜块,一只中碗要卖五块钱,后来逐步降到一块钱一碗。

  随着经济的恢复,领导经济恢复的刘少奇的威望在群众中逐渐提高。传
达文件时的教师开始提到了刘少奇的领导工作,群众里流传一句话,“三天
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意思是说,毛泽东的理论水平只差刘少奇三天了!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毛泽东再不急起直追的话,刘少奇真要超过他了。


  十二、余波

  我于1962年秋季,进入了本市一间重点高中读书,我刚进入高中时,是
三年困难时期里政治、经济形势最好的时候。这一年的三月,周恩来、陈毅
在广州接见知识分子代表们时,表示向知识分子鞠躬和道歉,并说过去党的
工作有失误,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还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照顾得
不够。同时,对党内的右派份子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也作了甄别。

  1962年的秋季高考,是建国后政治审查放得最开的一次, 这一次高考,
基本上分数挂帅,许多出身不好,成绩优秀的学生都进入了大学,我后来读
研究生时的同学大部分都是62级的大学生。同时还传达了邓小平、陈毅等人
对高校食堂质量提高的讲话,以后直到1966年,高校食堂的伙食都搞得相当
好,有些富裕省份的大学食堂到了63年以后,甚至让学生敞开肚皮吃。

  刘少奇威信提高的一条特征就是, 许多学生在学毛选时 同时拿着一本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看,很多学生觉得,读《修养》要比读毛著思想收
获大一点。

  然而,正当政治经济形势开始缓和的时候,1962年春天,在学校里传达
中苏论战,并组织学生学习即时发表的一篇又一篇的《九评》,即“ X评苏
共领导和我们的分歧”,这里,X从1到9。 记得白校长给大家作报告时,旁
征博引。听得下面入了神。我当时听反修报告时心里很犯疑,因为早在1956
年读小学时,父亲和母亲在家里谈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我虽
然啥也不懂,却记进去了。第二年的音乐课上,当音乐老师鄢老师在教大家
唱一首新歌,歌词里有颂扬斯大林的句子,鬼使神差,我忽然从位子上站起
来说了一句:“斯大林犯了错误!”鄢老师圆睁怒眼,大声地训斥我反动,
并追问我是从哪里听来的?其实,父亲他们在家里讨论的内容,无非是从人
民日报上转载的苏共中央二十大的报告,我感到受了委曲,嗫嚅着不知如何
回答鄢老师,后来鄢老师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但我很崇拜父亲,相信他说
的话是对的,心里一直认为赫鲁晓夫不错,斯大林是个坏蛋。现在白校长泡
沫横飞,按照上面给他的材料,把赫鲁晓夫说得一无是处;把斯大林说成是
虽然犯了错误,但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我心里很不以为然。

  到了1963年,又开始在学校单位讲阶级路线,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同时搞了个学雷锋运动。这种学雷锋,给我们这些只钻功课,不关心政治的
学生很大的压力,因为班上的团组织和争取入团的积极份子成天以学雷锋为
学雷锋,处处在大庭广众下表现自己的学雷锋,做好事。每天一大早,这伙
人就到班上抢着做清洁,下课后还耀武扬威地搞什么帮街上拉大板车的人拖
一把的行动,当然,上焉者俱“火线入团”。

  然后,报上开始把大饥荒的原因定性为由于美帝苏修卡我们的脖子,外
加特大自然灾害。后来还加上了也因为农村里的地富反坏份子配合帝修反的
反华活动,在农村里搞和平演变的阶级斗争,把我们的干部拉下水,搞“多
吃多占”,加重了我们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困难。也就从1963年以后,开始
了“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大学雷锋的高潮里,学毛著自然成了关键之关键,因为雷锋就是学毛
著的标兵,雷锋就是因为学了毛著才从阶级仇民族恨的立场上懂得了为全人
类解放事业奋斗的道理,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的好战士,所
以光做好人好事是不行的。从学雷锋运动起,毛泽东向刘少奇反攻,夺回了
思想阵地。

  毛泽东穷寇急追,把中国社会的政治空气搞得火药味越来越浓。1961--
1962期间的小阳春早就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政治控制的严冬。到处在抓阶
级斗争,打击帝修反的“和平演变”,这个演变的一个表现就是,阶级敌人
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和无产阶级激烈地争夺阵地,其中,通过让其子女上大学
学习和毕业后工作,打入我们的科技文教战线。为此,必须杜绝他们的这条
门道。从1964年开始,高校录取的学生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学校政治
工作人员到处内查外调毕业学生的父母档案,并以此为根据,结合学生的政
治表现,即靠不靠拢党团组织来决定学生是否可以被录取,高考名存实亡,
1964和1965两届只有极少数出身差的学生进入大学的殿堂。落榜的考生包括
了在高考里成绩优秀的黑五类子女以及虽非黑五类,但父母有严重历史问题
的考生。

  除了在高考里歧视出身不好的子女,也在学校里抓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
在我的高中,就抓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反革命小
集团”不过是几个成绩好的高年级学生在课外自组了业余文学爱好的诗社,
其中一个绝顶聪明者之父被镇压,校方即以此为证据,指控他们是反动家庭
的孝子贤孙,妄图为反动父母的被镇压鸣冤叫屈。我也受到了批判,批判联
系到父亲的“历史问题”和我本人的“白专道路”,后来我毕业以后,我的
班主任,一个政治教员,还以他抓阶级路线抓得好,光荣地被选为市里的优
秀政治教师,并在全市中学巡回作报告,我自然是他报告里的典型反面事例
之一。

  从1963年到1965年的高度紧张的政治控制和迫害,加剧了1966年文化大
革命爆发后的反政治迫害的狂潮。

  毛泽东被神化了,但神化还不够,刘少奇还在,困难时期吹捧刘少奇挽
救了经济的大小官员还在,这口气咽不下去,而且即使咽下去,我百年之后,
很难保证刘少奇或刘少奇的党徒不会象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那样清算我。

  于是,伟大统帅把他的战略布署再一次安排好,让刘少奇们做梦也想不
到的是,这回主席要亲自出马,带领下层小鬼打除了阎王以外的所有阴曹地
府里的大小判官,包括他们的杂役--各种夜叉了。

  可悲的是,几年后的文革中,这些小鬼都忘记了,是在谁的领导下造成
的大饥荒?又是在谁的领导下扭转了大饥荒局势?

(作者供本馆专稿,200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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