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食堂风雨

　　公共食堂是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的产物，本来只在农村地区开花，可是
在1958年城市地区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却派上了用场。原来，大炼钢铁运动中，
很多家庭的男女家长都没日没夜地奋战在小高炉第一线，即使是家庭妇女，
也在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集中在某些大院里用土高炉炼钢或者小炉“煨”
钢。煨钢者，用一陶罐装上任何铁制品，里面再放些草木灰，放在小炉中闷
炼是也。据说煨过的铁就变成了钢，至于这种钢是否有价值，则又另当别论，
反正往上面报数，完成指标就行了。这样，家里定时开饭就成了问题，特别
是孩子多的家庭更麻烦，所以街道食堂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城市里遍地生根。

　　过了58年，虽然大炼钢铁不再搞了，然而街道食堂却延续下去，成了三
年困难时期一个人民生活的重要场景。我一直寻思，为什么大炼钢铁下马以
后，人民不回家做饭？有人说是习惯于食堂的方便，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为
什么困难时期以后又回到自家的灶台？有人说是政府强制解散的，不回灶台
莫非天天去饭馆吃饭？这话也有一定道理，但为什么又不在单位食堂吃饭？
至少有食堂的单位不在少数，而有家庭的人在单位吃饭毕竟是少数。

　　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道理。原来是三年期间，父母的定量少于初中到
高中青少年的定量，在家里搭伙，饭量怎么个分配？父母是心疼子女在发育
期需要多点补结，但子女同样也心疼父母劳累需要多点补结。何况，在饥饿
的情况下，有时就照顾不了那么多，以后一节里，我将要讲个这样的反例出
来。

　　在食堂搭伙的最大好处就在，凭饭票进餐，一点不含糊，没有那么多拉
拉扯扯的事情钻出来。每个月父母把粮票和钱支给子女，让他们各自选择食
堂搭伙就不管了，然后自己想法在二十一斤或者十八斤定量上面精打细算，
不就得啦。

　　初中的第一学年，我都在学校食堂搭伙。这种搭伙是固定量的，也就是
不能随便买多买少，菜也是固定分配的。八个人一桌，每桌每日午晚一个统
一的盆子，就是普通洗脸盆(后来改成铝制大方盒)。每天开饭时，一般八个
人到齐肃立如仪，每日轮到其中之一用一个自制竹刀(有点象西餐的餐刀)，
将盆里蒸好的干饭等分为八个扇形(每个扇形角度为45度)，然后，在盆下放
一光滑支柱，由分饭人按任意方向旋转饭盆，当盆停止下来时，大家就按你
所对准的那牙扇形取用。这种方式算是比较公平的，这是因为划饭人不可能
精确做到8等分360度，而且划线也不可能是直线，尤其是圆心最不好精确决
定。有些桌干脆来个“豪爽”法，那就是每天由八人中一人在分饭完毕后，
自由选择某牙饭，选择好了以后，从他开始，顺序也就决定了，这样做的结
果使得八人在八天之内轮流过把瘾，出现争吵的情况倒也不多。

　　问题不能单看表面，实际情况总是比理论上的复杂得多。分饭时变数最
大的是那把竹刀很可能不是垂直着划的，这就是说，纵然表面精确做到八等
分圆，然而刀一下去，谁知道下面的情况是啥样儿的？运气不好时叉出来的
饭牙就成了上面宽宽的，下面却向中间靠拢，变得很窄。当然，如果是按大
家决定的游戏规则，你也只能自认今天倒霉。但是，倘若出现食堂这盆饭的
水过多，蒸得太软，而这又是大家当日的偏好，以为水多饭涨好填肚皮，问
题就发生了，这时候会出现动手快的人在挖取他那牙饭时，旁边相邻牙的半
稀状的饭倒塌到他那牙中，争吵以至于打架往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

　　我因为当班干部，有时不免下课后还要整理一下教室，或者召开一个小
会，结果每每到食桌上时，发现我那一牙饭特别窄，我也不太管它，当班干
部嘛，总得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1960年开始以后，定量减少了，分饭问题变的很敏感，出现了很多有趣
的花絮。变化最大的是，往往到上午第四节课时肚内空虚，饿得上不进课，
这是因为不仅定量减少，而且用红薯代替米饭，红薯是五比一折合大米定量，
然而还是不能折合到大米的热量，因此更容易引起饥饿感。坐在靠窗边的人
总是盯着窗外操场那端打钟的看门老头(那时还不是电铃打钟)，只要发现那
老头从屋里出来，就知道他老要去敲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钟了，这时候，观察
者便迅速向每日值日喊起立的同学打个手势，碰到调皮捣蛋的值日生，就会
在敲钟前突然高叫：“起立”，等老师还没有回个神来时，全体学生在站起
来的瞬间已经把饭盒碗勺准备妥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行礼，然后抢出课
堂，复以百米快跑冲进食堂，你要是动作慢点，弄不好到食堂时人家已经开
始分饭了，谁也不会保证你那一牙饭(中含大量红薯)是不是标准大小的。

　　那时的课桌抽屉里装的是玻璃瓶，里面泡着咸菜。还有一些小瓶，里面
装的是用菜油炒的盐，因为食油定量也减少，减少到每人四两，食堂收一半，
可想而知，做出来的菜是如何少油寡味，剩下二两的最佳处理当然是变成油
炒盐粒，可以灵活地往菜里添加，有时也忍不住倒碗开水，下少量的油炒盐
进去，喝起来还有滋有味呢。

　　饥饿是每天的事，一个办法是猛喝水涨肚子。那时候，我班掀起了下课
打扑克一种玩法，叫住“信不信？”，或者叫“吹牛”，用两三付牌在一起，
靠猜对方手中牌的是什么来玩，只要把手中牌甩干净就了事，最后有牌的罚
水一杯，有的输得连喝若干杯，涨得肚子咕咕叫，一个上午不知要跑多少次
厕所。

　　经常传来食堂某炊事员靠偷盗学生的定量吃得肥头大耳的消息，有时也
惩办个别违法乱纪的炊事员，但炊事员的地位在社会上颇高。我班一个漂亮
的小家碧玉后来休学嫁了一个街道食堂的炊事员，这事发生在1960年下半学
期。

　　说实话，我班女生的漂亮度在全校大概数第一，薛小姐自然是头把手，
不过她都在家里搭餐，可能因为她那军官父亲能给家里大量接济，所以和其
他女生打交道比较少。其他几个漂亮女生中，休学的有好几个，除了那个嫁
老炊的外，还有嫁到新疆和陕西去的，听说这两个地方都比四川好。

　　炊事员最讨厌的劣迹是对上巴结，弄虚作假。1960年下学期里发生了一
起事情。

　　有一天，学校的广告栏突然帖出红榜，上面介绍为了响应教育局的号召，
老师们纷纷自减定量，为国家节约粮食。红纸下面是各老师签名，名字后面
是自报减到多少，一般是从十八斤减到十六斤，唯有教体育课的干老师只减
了一斤定量，减成了十七斤。而最赫然在目的是，白校长居然在自己签名的
后面写上十二斤！教导主任陈老师跟在他后面，大概不敢掩盖白校长壮举的
光辉，在自己名字下写的是十四斤。

　　十二斤！怎么活啊？白校长名如其质，白白净净的，文质彬彬一个书生，
解放前夕参加地下党组织。他的记忆力极强，能够见一个人面，知道那人的
名字后，过目不忘；作起报告来，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公认是本区教育部
门理论上第一把手。可是，白校长体质再弱，也不至于每月只能消耗十二斤
吧？陈主任体质比他还差，弱不经风的样子，冬天一双手伸出来，尽是红肿
的冻疮，他都只减到十四斤，白校长总比他的营养需要更多吧？

　　后来几个去食堂帮厨的学生揭穿了这个秘密。

　　他们发现，白校长在食堂蒸的饭盒里，二两米饭比四两米饭还多，上面
还漂着熟菜油，香喷喷的，原来如此！

　　后来，又传出干老师忍不住饥饿，跑到食堂里偷红薯，被炊事员抓了，
学校老师还开会批判教育他的事。干老师其实是个很豪爽和蔼的人，原来是
省体委的运动员，年纪大了，下放到学校教体育课，他块头高大，还要每天
教体育课大量损耗能量，如何能忍受每月十七斤的定量？

　　鉴于食堂丑事不断，炊事员多吃多占的事儿不时发生，大家对学校食堂
的公正产生了疑问，于是纷纷到街道食堂去搭伙。当然，天下乌鸦一般黑，
哪里的食堂都贪污，哪里的食堂炊事员都不能保证不会多吃多占。但是，在
外面食堂搭伙的最大好处就在，至少不会为每顿分饭而紧张，还有就是附近
食堂不少，大家互相换饭菜票，今天一伙去这家食堂，明天又吆喝着去另一
家食堂，还经常通消息，说这会儿哪家食堂的饭够量点，于是大家又一窝蜂
到那家食堂就餐。

　　所以午饭时分，你会看见一泼一泼的学生在大街上晃，手里拿着碗，衣
服的左方包里总插着一只勺，这只勺的勺口向外。勺多是木制的，大多是学
生业余的工艺制作，间或有个把金属勺。

　　我的就是金属的，是父亲在厂里压模压出来的，还镀了一层象镜子一样
闪闪发光的银，很多同学想用多达五斤的饭票换，我不干。


　　七、下乡支农

　　1960年的五月间，我校师生倾巢出动，去东郊大面公社支农。

　　大面公社在成都东门到龙泉驿的中途，大约离成都三十里，公社行政单
位设在成渝公路上的大面铺镇，我们却是去远离公路的一个大队干活。大面
公社靠近龙泉驿近，是川西平原的边缘地带，公社范围内是平原和红土丘陵
相间，比起其他川西平原上的温、郫、崇、新、灌等县来说，条件差了些，
但比起川中的安岳、乐至来说，又算天堂了。

　　这是我第一次下乡支农的锻练，以后每年都要去，一直到读大学因为准
备参加“四清运动”才终止了，后来文化大革命一起，结果四清没有去，大
学期间就只支过一次农。反而在毕业工作后，先在军垦农场劳动了十个月，
分配去地质队，大队部自己心血来潮，要和驻地附近的农村搞关系，先后去
支过几次，但都时间不长，不过三、四天时间。

　　在学校就不同了，每年得有半个月时间，从第一次起就知道支农确实是
锻练人，不把你累得半死不活不算数，盼星星盼月亮地掐着指头算哪天回城。


　　可是当我第一次和老师同学打着背包，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公路上时，心
里全然没有吃苦的概念，反而心情为之一振，新鲜的郊外空气也平添许多新
鲜感。

　　陈星镜老师走在队伍最前面，她身材苗条，个子高挑，那时年龄大约才
三十出头，有一股女英雄的气慨。据说她解放初期曾参加剿匪，深入匪巢，
所以班上的调皮鬼都有点怕她。后来的一次家访中，她和母亲谈得很投机，
原来她们在55年前后单位靠近，母亲的邮局和她当时工作的银行靠在一起，
有时有业务往来。

　　剩下的就是一个班一个年级的长长的队伍。走了半天，终于到达了目的
地。目的地在一个仓库，仓库外面是用三合土打成的一块大晒坝，是用来晒
谷物的。

　　走饿了，就等着开饭。第一顿饭是大米稀粥，内有大量的厚皮菜和一些
红薯，这些菜和大米、红薯都是学校食堂用大板车从城里拉来的。我们当时
还没有意识到为什么米菜要从城里拉来，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才知道内中的
机关了。

　　从第二天起便下地干活，不象后来经济逐渐好转后去干插秧，挑粪等重
体力劳动，而是仅仅让我们去地里抢收。走进田里，看不见一个农民，田里
是乱七八糟的蔬菜，田坎上是稀稀拉拉的黄豆杆，四川农村人多地少，土地
是尽量使用，于是连田坎和边角都用上了，一般在早春时种上黄豆，到夏天
时收获。后来几天还去抢收过冬小麦和其他作物。

　　因为年龄小，干不到一小时就累了，特别是顿顿都是厚皮菜稀粥，吃过
了没多久，肚里就空空的不能坚持劳动下去，于是便坐在地上长时间歇气。
有几个调皮鬼竟然把地里拔出来的菜叶往咀里塞，我倒没有这样做，一个原
因是当个干部，得带好头。不过说真的，那时的学生相当守纪律，最多刨点
地里的东西来充饥而已。实际上每天最多干四个小时就不能再干了，因为最
后阶段两眼昏花，身子飘飘的，如云里雾里，哪还能继续干下去呢？

　　参加劳动第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嘈杂的声音吵醒，原来是三个小偷
被捉。我们三个年级几个班的男女学生住在一间大仓库，男生住一边，女生
住另一边，中间被带来的器物、粮菜隔开。我从地铺爬起来一看，十几只手
电筒光对着三个小偷，被几个大个子学生捆住，后来教体育的干老师也来了。
我走上前去瞧，原来这三个小偷瘦得皮包骨，居然敢跑进仓库在那么多地铺
之间穿行，大概在黑暗中不慎踏着了某个睡在地铺上的学生，才被发现的。
后来队里的几个干部也来了，痛骂那三个小偷一顿，被他们带走了。

　　第二天，几个同学告诉我，这三个“小偷”其实是生产队的农民，饿得
实在支持不下去，听说城里学堂带了粮食来，就想来偷点走，没想到粮食那
么难偷。我这才幌然大悟为什么学校要自己带粮菜下乡，因为农民的仓库早
已空空如也，要不，我们怎么能够住进去呢？

　　接连几天，每当我们学生吃完早饭，整队去各块田里干活时，都看见有
农民倒在路边，有些似乎还是活着的，有些象是死过一些时辰了。带队老师
叫我们别靠近，说是死了的尸体要传染病。这些倒在地上的人都瘦得皮包谷，
眼窝深陷，样子很吓人。

　　这一带是成都远郊客家人的聚居区，但周围非客家老乡并不知道他们是
客家人，只知道他们是从广东来填四川的，把他们叫住“土广东”，我们年
级支农的那个大队却不是客家队。

　　最使我感到奇怪的是，田里从未见着一个农民，有时一个队里干部和老
师一起来交待任务以后便匆匆走了，有时只有老师来交待任务。不但在我们
劳动的田里看不见农民，而且一望过去，全是光光的田土，没有一个人。可
是，每当到大仓库就餐时，农民出来了，呆呆地围上来看我们哗哗地喝着菜
粥。

　　就这样在饥饿中劳动了半个月，盼着回城的一天终于到了。疲蔽不堪的
队伍往回城方向行进，再也不象来时的精神。不过，中间几架板车里却装满
了地里刨出来的好东西。


　　八、艰难岁月(上)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到1961年上半年为止的一年时间里，是大饥荒最
困难的的时候。在1960年里，全年中除春节时配接了一斤猪肉以外，其他时
间都没有配接任何肉类，学生的食粮定量从27斤减至24斤，大人的定量从24
斤减为21斤，再减为18斤，在食堂里除了一份蔬菜(主要是厚皮菜)以外，买
不着更多的菜，家家户户都勒紧了裤腰带渡日，饥饿的恐慌威胁着每一个晓
事的人。

　　1960年下半年中的一天，四川当局突然宣布：

　　四川省全省通用各种粮票一律作废！

　　这条消息犹如平地一声惊雷，震得家家的饭碗嘎嘎直响。

　　原来，中国人民从古代开始，就有一种节约的习惯。中国这块地方自古
以来兵荒马乱特别多，谨慎渡日的家庭从来都是用一分，攥一分。解放前，
大城市里有点钱的人家，总是把钱存在银行里，舍不得花。再早，则存在钱
庄里。即使不懂现代储蓄的人，对钱庄不放心的人，也是把银宝、金条子埋
在地下，目的都是为未来可能的灾难作准备。在农村，地主粮户家，除了藏
金银钱钞以外，就是把粮谷储藏起来备荒。

　　我有一个同事，他的父亲是川西坝子上一个思想极端保守的下中农，集
体化时不知道费了多少干部们的口舌，他硬是不进合作社。他就坚持一条，
人越凑得多，偷尖耍滑的也就越多。以至于从互助组到低级社，再到高级社，
人家地里红旗一遍，干得热火朝天，只剩他家那块土改时分的土地孤零零地
夹在社会主义集体化新农田之中，他都巍然不为所动。不止如此，他还是一
个农村中的先知先觉者。早在1957年秋收时候，他便动员家里包括我那同事
在内的三只虎，将家里一间屋偷偷挖出一个大地窖，把那年丰收的粮谷藏在
里面。第二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上面再也没有耐心象以前集体化
时候那样苦口婆心地给他做思想动员工作，现在是一刀切，不参加也得参加，
土地一律归公，他不得不成了社员。他又敏锐地看到，大锅饭日子不会长，
所以他尽量让儿女们去饱餐食堂的大锅饭，把身子骨养扎实，地窖里的货绝
对不能动。再过一年，大饥荒真的来了，他的窖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用。
为了谨慎，他家总是半夜时分偷偷加餐，吃得来神不知鬼不觉，可是他家三
个儿子胖乎乎的样子却包不住秘密，幸好他的老大老二出去读书，只有一个
老三在家，他逢人宣传他和他婆娘就是饿死，也要把粮食留给老三活下来，
倒也逃过了左邻右舍如鹰隼一般的眼睛。我那同事后来在重大读计算机系，
他哥也在省内一大学读书，他于196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国防科委某所，
以后调地质部和我共事六年。这位同事简直对他那老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他
说，没有他的父亲，他们家不但绝对会象邻居那样饿死几个摆起，而且绝对
不可能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来(他哥俩从专区高中定期回家取粮)，后来老太爷
以方圆几十里内唯一有两子登科而在当地农村享有极高的声望。

　　所以，从1959年上半年粮食出现紧张开始，甚至从1958年开始(如我家)，
几乎四川城镇居民能够有条件的，都尽量在已经不够吃的基础上再省一把，
把粮票存起来，那时的省粮票是每月去粮站换来，然后用粮票去食堂搭伙，
或者去餐馆买饭。全国粮票需要因公出差外省的证明方可在粮站换得。不过，
在饭馆买饭时，常有汇换出全国粮票的，但每家保持的全国粮票并不多。到
底平均每家存了多少省粮票是个谜，就连我家父母存了多少省粮票，我至今
都没有底，他们那时不告诉我们，过了大饥荒以后又认为是对不起子女的失
策之举，也拒绝告诉我们兄弟俩。

　　只记得宣布省粮票作废那天，我的双亲气得在家里直跺脚，小声痛骂政
府，但不敢大声张扬，象挨了一记闷棒。可是我家院子里对面的朱老头就没
我父母那样谨慎了，朱老头解放初期在监牢里坐了几年，57年才放出来在家
养病，很神经质的一个人，那几天每天都看见他坐在太师椅上，放声痛骂政
府的失信于民，大家肚里都憋着一把火，也没人告发他老人家，他可能以烂
为烂，破罐子破甩，反正坐过监狱，半条命在身，随便政府怎样去处置了。

　　以李井泉为首的四川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宣布省粮票作废的理由
是：为杜绝省粮票的黑市交易。说有大批投机倒把份子乘国家经济困难，以
粮票作交易，妄图破坏秩序，给人民生活制造困难，说许多投机倒把份子手
中屯结了很多粮票，所以作废这以前的老粮票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完全即时
的！

　　事隔四十一年，我今天用颤抖着的手指打字时，还忍不住愤怒，政府就
是这样无耻地从人民的口里夺走那么一点勒紧裤腰带的可怜的存货。有多少
家人因为大笔省粮票的突然丧失而痛哭流涕，如果这些节省起来的粮票不被
作废，它们在未来的十几个月里对战胜饥饿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李井泉后来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时，几乎没有人替他说好话，大概就
是这个原因。李井泉自己在文革中也家破人亡，他在北航读书的儿子被打死，
他的妻子也被斗死，他活过了文革结束，却被邓小平拒绝他回川养老的请求，
最后郁郁死在北京。

(作者供本馆专稿，200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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