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无所见，白骨弃平原
□　　蔡文姬：《胡笳十八拍》

　　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很实在，驳斥大灾荒里饿死三千万人的结论用了所谓
“普通大陆人的感觉”。我不知道“普通大陆人的感觉”是啥？我也无权代表
普通大陆人来同意或否定作者的立论，不过我相信作者和他认识的“普通大陆
人”并没有经历过所谓“自然灾害”，因此他说的“普通大陆人的感觉”也就
只能代表他自己或他认识的那些没有经历过“自然灾害”的“普通大陆人”的
感觉，绝不能代表普通经历过困难时期的大陆人的切肤感受。
　　说大饥荒时期死亡三千万人不仅见于海外文献，也见于林毅夫《制度、技
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局)这样的大陆出版的书中。近年来，官方也
逐渐开放有关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资料，官方公布的“非正常死亡”数
据是二千万人。丁抒依据之前的官方不完全公布的数据所作的保守估计是二千
五百一十万人(参见<丁抒《人祸. 第九章“饿神州遍野哀鸿”p201》)。
　　其实，作者有什么话不如直说，何必转弯抹角地的去驳三千万人这个数字，
而且美其名曰：感觉。明眼人一看便知，作者的本意是想用可能不准确的数字
去驳“自然灾害”饿死大量人的事实。轻轻松松一个感觉，就可以把一场亘古
仅见的人祸一笔勾消，欺人乎？欺天乎？
　　1960--1962的三年大饥荒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直接后果。造成
这一后果的基本原因之一是人民公社化时大办公共食堂，把农村余粮吃完，以
至于进一步吃光种子粮；另一个基本原因是调动农村主要劳动力在农忙时去大
炼钢铁，使最需要抢收的粮食烂在地里。1958年大跃进放“卫星”时曾批判了
老农的反对密植，结果老农的意见无人去听。当1959年春耕来临的时候，农民
既无积级性，又无气力去耕种。由于1959年秋收的减产，农民更加没气力去耕
种，造成后来两年里的恶性循环。
　　我无权代表普通大陆人说话。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大陆人，至少在经历过
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感受或者如作者所说的“感觉”上，比作者或那
些没有体验过“自然灾害”的人更有发言权。
　　记得1958年秋天，正是我读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老师带领全班参观成都
市西郊茶店子公社。参观时社员们正在吃午饭。好家伙！只看见一个大木桶装
满了大米饭，大桶旁边是一桶一桶的菜和汤，记得有“回锅肉”，“蛋花汤”，
香喷喷的，看得我们小学生口水直流。最使人振奋的是，家家都从自家屋里端
出脸盆一类大型容器，随便往里面舀菜舀饭。我和几个小学生就向班主任提出
了这样一个很天真的问题：“现在共产主义还没实现，全国人民就吃得这么好！
就能随便乱吃，共产主义实现了是啥样子啊？”，老师怎样回答已经记不起了，
然而当时大家那种兴奋，那种对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却记忆犹新。
　　好景不长，当1959年来临之时，所有粮食都严格定了量，生活开始变得严
峻起来。在我的记忆中，1956年以前，日子还过得不错，但从1957年起，猪肉
的供应首先出现了紧张。1957年的春节前夕，我们全家彻夜排队购买猪肉，以
后两年的春节都要守夜排班买猪肉，不过还没有在日常生活里明显感到主食不
够吃。可是1959年的粮食定量供应，却使得人人都得收紧肚皮来吃饭了。
　　1959年的端午节，是我永生难忘的节日。那一天，我已经三天粒米不沾。
原来是我在公共食堂的饭票在最后几天掉了，我怕父母把他们有限的定量分给
我，于是就决定炼炼“饿功”，以为坚持饿几天熬过月底就能领上新的饭票。
　　那天中午，在学校集合准备散学之际，觉得身体轻飘飘地，有一种腾云驾
雾的感觉。实在是在这三天中，不仅粒米未沾，甚至连菜也没吃，因为菜票也
随饭票一起掉了，只喝了几杯清水。我想我这个被迫的“绝食”，绝对不比“
六四”运动中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二哥的自愿“绝食”更假，至少我没有偷吃东
西，因为没有东西让我去偷来吃，也没有让白大褂给抬上救护车送医院打葡萄
糖针。我飘飘摇回家里，却发现母亲正在为我煮着一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鸡蛋，
这算是那年端午盛会的庆祝品。母亲见我脸色苍白，忙问我是不是病了，我支
支吾吾地说不是，一边接过母亲的鸡蛋，把它狼吞虎咽地塞进咀里。母亲这才
发觉我是饿坏了，忙把她从食堂里端回来的饭倒给我，催我吃。
　　许多年过去了，母亲还记得那时我的狼狈样子，还埋怨我为什么不早告诉
家里。
　　第二年的春天，我正上初中一年级，学校组织初中学生去东郊大面公社参
加为期半个月的“支农”活动。这是大饥荒中最艰苦的一年，这一年的定量又
比1959年有所减少，全年只在春节前配给过一次肉(一斤)，定量的粮食主要由
红薯组成。我们在农村劳动期间，全靠学校拉去的红薯、大米和叫住“厚皮菜”
的渡荒菜。每顿都以稀稀的红薯厚皮菜粥补充能量，学生们实在饿得没有多少
气力去干活。这顿才吃完，就又掂着下一顿，食欲特好。
　　最令大家奇怪的是，虽然中学生号称“支农”，但田里竟未发现一个农民
在劳动，整整半个月都如此。后来我们发觉，学校把学生在地里挖的东西偷偷
运回校让老师们分了，反正农民也没气力来监督。到农村的第二天晚上，我们
住的仓库里半夜遇“盗”，几个高年级同学与体育老师把“小偷”抓了。一审，
才知道三个小偷全是当地农民。这几个农民听说城里头来的人带了米菜到仓库
里住，就来夜袭粮草。当然，如果不是我们带米菜来，这座仓库已是空空如也，
这些人是不会来袭击它的。我们带来的东西自然是“重兵”捍卫，何况这些“
小偷”全是嬴兵，能成功占领“乌巢”吗？（官渡之战中，曹操偷袭袁绍的粮
草处）。
　　连续几日，每当我们出工时，都看见路边卧着人，有时一个，有时两三个。
老师叫大家别靠近，说是饿死的尸体要传染病。
　　川西平原自从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后，历史上从未记载过有大的天灾。几
千年来人民就在这遍土地上不用花多少气力就能收获农产品，那么，为什么会
造成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呢？后来一次下乡中，一位贫下中农偷偷告诉我，
是因为1958年把种子粮吃光了，地里没东西种下去。又兼社队干部一味向上胡
夸“高产”，种出的东西也全部上缴公粮去充胡夸出来的数字，所以农民索性
就磨洋工，不干活，结果就出现了大歉收。
　　应该说，我所看到的情况还算好的，因为这些农村靠近大城市。至于四川
边远地区，情况就更严重了。我有两位大学同学，一位来自宜宾地区高县的一
个小镇，他亲自看见了有作父母的煮自己的婴儿来吃；另一位来自泸州，按说
还是川南富庶地区，而且他还不是在农村的生活，可是他吃过白鳝泥（观音土，
学名高岭土）。
　　四川最严重的地方是荣经县，据说饿死的人是全省之最。我的两位未见过
面生活在川南农村中的二伯和四伯、婶娘和几个堂兄弟姐妹，就在那场“自然
灾害”中饿死。
　　虽然我没听说过大城市里有直接饿死人的现象，但是间接饿死的现象还是
时有发生。这是因为营养缺乏导致普遍流行水肿病和黄疸性肝炎，几乎家家户
户都有成员患有不同程度的水肿，有些患严重黄疸病的，患严重水肿病的就这
样死了。青少年中患水肿病的要少一些，但因为在发育时期缺乏必要的营养，
使得我们那一代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育不良。
　　当然，四川由于李井泉同志的“活学活用”，与安徽河南并称灾害最重的
地区，其他地区相对要轻一些，比较好的地区是江浙与陕西与新疆。初中时，
经常听说某某学生跑新疆去了，某某女生嫁陕西去了。
　　大灾荒给全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不是用任何“感觉”与所谓“推理”能一笔
勾消得了的。饿死三千万人或两千万人在有些人看来其实都一回事。都不能动
摇他们的一颗红彤彤的“爱”国心。三千万人这个数字只不过是他们喊累了“
爱”国口号以后，又来玩一种新鲜的数字游戏而已。
　　然而，历史的记录，血泪的记忆，就能如此这般阉割了吗？
　　如果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粉饰罪行呢？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原载《多维文摘》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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