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歌1960 -- 关于大饥荒的笔记

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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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开初,农村正笼罩在青黄不接的阴霾之下,饥荒和死人已经开
始出现并蔓延。而中央高层,上上下下依然洋溢着一股乐观情绪。舆论大力宣
扬“开门红”。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
1959年的“大跃进”是全面的跃进,1960年还将继续全面跃进,工农
业指标定得很高。

  他们确实有理由乐观。就拿粮食产量来说,1959年计划产量5000
亿斤,而各地上报来的产量却达到5400亿斤。粮食正多得吃不完呢。所以,
1959年的粮食出口,一下子从1958年的288万吨,翻到了的415万吨。
就连大量死人的1960年,还安排了272万吨出口,远远高于1950-57年的平
均出口水平。而粮食进口则剧减,从1958年的22万吨,减少到1959年
的0.2万吨和1960年的6.63万吨。(表一)

  毛泽东也受到这股乐观情绪感染,丝毫未感觉到大饥荒的警讯。3月15
日,毛泽东读到一份湖南省农业综合情况报告。报告渲染了一通去冬“移山千
座、开河万里”的农田水利建设成就后,计划今年播种面积1亿亩以上,人均
粮食产量1000斤以上,养猪4000万头。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将报告批转
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此件很可以一看,其中有些新鲜东西,可以看到农
业全貌。”同月,毛泽东还在黑龙江农村公共食堂的汇报材料上,写下一段打
油诗般的批语:“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
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饭,节余归己,按月算帐,明明白白,帐单上墙,
生产生活,两样都强,人心振奋……”。欢欣鼓舞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1959年的实际粮食产量,仅仅只有3400亿斤,各地却按照
吹牛吹出来的产量收购粮食。于是,破天荒地,在减产年份,农民粮食产量的
40%被拿走了,扣除返销粮后,净拿走28%。而在平常年份,这两个比重分别只
有25-30%和15-20%(表二)。于是,1960年春天,当上层仍在莺歌燕舞的
时候,已经有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在饥饿线上无望地挣扎着。

  牛皮好吹,真要拿出粮食来,就只好干瞪眼了。进入五月份,吹胀的牛皮
开始破裂。最早的警兆,是各省的粮食调出数,只完成计划的一半。粮食销售
量却有增无减,北京、天津、上海等主要城市相继告急,粮食库存几乎挖空了。
5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问题仍未缓解,6月6日,
又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这时,北京的存粮
只够卖7天,天津只够10天,上海大米库存已经耗尽,辽宁也只有8天可卖。
全国各地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粮食紧张。

  7月,中央开会研究粮食紧张问题。北京中止敞开售粮,采取发放粮票,
限额供应的办法。这个月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是中苏交恶。苏联突然撕毁合同,
撤走专家,逼中国还债,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此时饥荒已经发生。中苏交恶只
是使得困难加剧,却不是饥荒的原因。

  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正式
承认,粮食因“自然灾害”严重减产,局面已经十分严重。这时候,那些在饥
饿线上挣扎的农民,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倒毙,但中央正在焦头烂额地忙着解决
城市缺粮问题,已经顾不到他们了。

  随着国内新闻舆论变调,从歌颂跃进成绩转向宣传克服困难,至迟196
1年初,国际社会已经广泛察觉,中国大陆可能发生了饥荒,虽然它们并不清
楚饥荒的严重性。国际红十字会主动向中国提出饥荒援助的建议,但在这年二
月,红十字会秘书长报告说,中国方面断然拒绝了援助。美国国会和白宫,也
讨论了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的可能性。然而,在1961年1月底2月初,肯
尼迪总统拒绝了这项建议。他注意到中国去年还大量出口粮食,同时也认为,
中国方面不可能对美国提议作出善意回应。2月份,中国外长陈毅在接见日本
客人时强调,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我们绝不向美
国乞讨!”

  1962年,十万难民涌往香港,香港左派报刊视若无睹、不予报导。查
良庸的《明报》却倾力倾情,大幅报导评论,发行量倍增,一举奠定了其大报
地位。当时,目睹难民们水尽粮绝、惨绝人寰的景象,查良庸挥笔写下社评《
火速!救命!》,文末呼吁:

  “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可惜,大陆并没有《明报》,大陆的查良庸们,早就被反右反右倾运动封
了口。只有上千万农民,在刺骨的春寒中,在酷热的骄阳下,悄无声息地死去,
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

(2000年4月3日贴于“新观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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