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天上来

　　无为，是安徽的一个大县，面积有2900多平方公里。解放初期，人口为
943397人，1369302亩耕地。 它位于长江北岸，与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
隔江相望。过去沿江是一望无边的荒湖，湖内杂草丛生，曹操率领83万人马
下江南时，到此望而却步，叹日：“此乃无为也。”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
七师常驻这里与日寇周旋。 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刘邓大军从这里千
帆竞发。

　　1954年，百年未遇的洪水冲破长江大堤，淹没百万亩农田，在党的关怀
下，放贷款、进口粮、捐寒衣，组织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在如此的大灾年
景下，竟无　人因缺衣少吃而丧生，因而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毛主席、共产
党再一次体现了伟大救星的光辉形象。

　　1955年春，全县成立了111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不久， 毛泽东发表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述，县委对合作化运动由“小脚女人”的步伐，
一下变为风驰电掣的快车，全县一气呵成“社会主义合作化”。这时，全县
最大的高级社白茹洲高级农业合作社， 在原来的106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小
社基础上自愿联合起来，不顾客观情况，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完全按劳分配
的分配原则，加之当年的收成很不理想，以致农民家庭收入寥寥无几。不少
人在秋后即缺米少柴，随之纷纷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结队抢分集体的存粮；
有的硬行私分集体保留的稻种；有的公开责怪政府，咒骂干部。一时人心惶
惶。

　　省、地派来了工作组，“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干部、党团员中
的右倾保守、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都进行了严
肃的批评教育。”

　　在整社期间，还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一级宣传员XXX， 他在一次万人群
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帐算清楚：有大军渡军时的损失帐，
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
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
…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叽咕；“原来说入社自愿，
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从此再也无人要退让了。这就是无为县农业合
作化的一段历史，也是后来大跃进、共产风的前奏。

　　大跃进那年，安徽省委从安庆地区调来一个叫姚奎甲的担任无为县委第
一书记。当时整天处在饥饿线上的农民们，纷纷逃到江西省。那边的干部和
农民对逃去的“灾”民，寄予同情，给他们田做，给他们饭吃，有的还发给
接收证明，让其全家迁去。姚奎甲视此情况，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
涉，批评江西省随意接收安置，一面派人前去动员返回。还要求各个车站、
轮船码头，凡无正式证明的，一律不卖票。处于断炊的农民，逃命遭到百般
阻拦，已经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后，又得不到生活上的安排，遭厄运者
数量很大。


　　人民公社的假、大、空

　　1958年9月间， 公社化运动势如破竹，此时大跃进高潮已推向顶点。全
县原有435个农业社，一瞬间并为31个人民公社。

　　如何办得一大二公，办成共产主义性质，当时县委拟了一个“关于试办
共产主义人民公社问题”草案，谁知不到10天的时间，即普遍实现共产主义
的人民公社了。

　　严桥区响山农业社的社长叫陈广复．是个老退伍军人，此人在部队搞过
供给工作，他在1955年就在农业社实行过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公社化时搞起
供应制更是轰动一时，连毛泽东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说“安徽省无为县
在三国时曾出现一个黄文炳，现在又出了一个陈广复”。当年毛泽东视察安
徽时，还要到他们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陈广复的响山社供给
制有这么一段顺口溜：

　　　　　发米发柴又发盐，
　　　　　过年过节样样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
　　　　　红糖鞭炮带挂面。
　　　　　到热天，发草帽，
　　　　　另有一把芭蕉扇，
　　　　　有毛巾，有香烟，
　　　　　还有肥皂洗汗衫。
　　　　　要结婚，就支款，
　　　　　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产假，还不算，
　　　　　糯米红糖加鸡蛋。

　　继后《人民日报》发出了 《安徽省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 的报道和
《一棵共产主义的幼芽》的通讯。文中肯定地说：“响山社许多可贵的创造，
是发人深省的。全国农村正在大跃进，时代逼着我们必须考虑共产主义的具
体形态。共产主义，应像列宁指出的那样：‘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
的时候，规划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领取’”。

　　无为公共产风的表现，除实行“供给制”外，就是刮平调风。据有关统
计资料表明，平调的种类有土地、劳力、耕牛、农具、房屋、家具、家禽、
家畜、现金、粮食、柴粮、柴草、木料、砖瓦、芦席、毛竹、稻繁、车辆、
鱼、藕、棉被、棺材等。

    据袁乃平、吴克明、朱宗新 3人于1960年12月12日调查的红旗公社新民
大队情况：“全大队共平调的房屋471间，拆掉房子109间。 平调土地119.9
亩，平调耕牛21头，平调水车119辆，母猪21头，手推独轮车35辆，船1条。”

　　据该县统计资料标明：1958年期间，县向公社调支的劳力所做的劳动日
就有736万个，连同各种器材物资总共价值746万多元。大江公社1959年提出
要实现”七个万’，即万头猪场、万鸡山、万瓜棚、万鸭棚、万鱼塘、万鹅
滩、万亩丰产片。这股风推动下面的“共产风”，公社提几个“万”，大队
提几个“千”，生产队也提几个“百”，层层要从下向上调，千方百计集中
凑数，如此把下面搞得空如水洗。

　　三年的共产风（笔者认为办人民公社的实质就是共产风），给无为人民
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灾难。据有关资料表明：

　　一、大量的饿死人。据县公安局统计，全县1959年非正常死亡几万人，
1960年又死亡十几万人……

　　二、耕牛农具大大减少。 1957年全县耕牛共有38597头，到1960年只有
28100头，减少10497头；大型农具原有294805付，到1960年只有118561件，
减少176244件，其中减少程度最严重的是无城区，达80％。

　　三、十地荒芜，粮食减产。从1958到1960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粮食
总产量1957年为6.7亿斤，1958年为6.2亿斤，1959年为4.4亿斤， 1960年为
4亿斤，与1957年比，减少36.5％。

　　还有从1958年秋到1960年春，大集中、大平调、大搬、大拆和大兵团作
战之风，一刮再刮。1959年秋后，全县实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现大
杀、大吃、大卖等现象，搞到最后，几乎绝迹。

    整个农村被搞得满目荒凉。


　　从衣食父母嘴里夺粮

　　姚奎甲是中共无为县县委书记。他为了保官，编造了瞎话。千千万万农
民在死亡线上呼救了，有的已在一边张口要吃，一面咽了气，姚书记反而说
那些“不缺叫缺”、“闹粮”，甚至还下命令要基层干部反“瞒产私分”，
使很多无辜者遭到打、骂、捆、吊等皮肉之苦。

　　无为县福民乡古楼农业社在反“瞒产私分”中，据不完全统计，捆、绑、
吊、打社员36人，其中打伤3人……

　　1958年底粮荒日渐严重，大多数农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却在县
委扩大会上说：“现在农村到底有没有粮食？我们回答是，粮食不仅有，而
且很多。粮食问题，关键是领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

　　1959年2月11日， 姚奎甲在区、社书记会上还强调说，“要认真清理仓
库、种子、加工厂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场基上有没有稻，查代食品找未
找尽……”

　　14日，姚奎甲亲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瞒产会议，追逼十分激烈。一个大
队书记赵宪成被撤职，官镇大队骆以寿被斗被打；东河大队牌坊生产队一姓
魏的小队长，姚还叫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治华组织人专门斗争了两天。姚对
精华大队会计赵同庆说：“你不交代瞒产账，就法办你，审你罪，看你狠还
是我狠。”东河大队生产队长汪为山，被斗时，受到打、拖、冻，还把衣服
扒掉用冷水浇。赵渡大队副书记刘长山说他瞒产3000斤稻子，姚一见面就说：
“你还蒙我吗？你不讲，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这次谈话到深夜，刘长山
跑回家就自缢而死。刘死后，姚奎平还布置大队写报告说刘长山贪污公款，
瞒产私分（均非属实）与反革命的女人结婚，宣布刘长山叛党畏罪自杀。

　　12月中旬，姚带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华大队搞反瞒
产重点时，亲自和通信员张修白吊打了生产队长李必松，并指使民兵和通信
员捆绑生产队长胡必喜、陈能富和会计李必华3人，以后又捆吊打12人。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瞒产，把农民中的口粮搜尽，一面逼迫干部，千
方百计抓粮入库。1960年秋粮入库时，虚报的受到了表扬，还登报说“一马
当先”。 开城公社实际入库只有3万斤，粮站站长如实上报，姚叫办公室副
主任打电话说：“把这个狗娘养的绑上来”。一次姚打电话要土桥公社书记
马玉根继续送粮，马说：“只剩30万斤种子，实在无法送了。”姚说；“口
粮也要送。”

　　1959年10月，尚礼公社已饿死人。姚在公社书记会上对该社书记刘谊宽
说：“ 你回去，如3天完不成24万斤征购任务，下次来开会就提头相见。”
第二天晚上姚召开电话会，刘因吐血病倒，由副书记任士好接电话，姚命令
刘马上到县里来，刘还不敢说自己吐血，连晚跑到县里，结果被逼得将30万
斤种子送掉。

　　姚奎甲对下抢夺农民的口粮，对上汇报还说对农民的口粮已作了“很好
的安排”。

　　无为大量的饿死人的问题暴露后，姚奎甲即调往徽州地区，去后不久，
省委即通知他到无为作检查， 他在1961年1月14日无为县委召开的常委会议
上检查说：“由于浮夸，1958年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1959年得地委的超纲
要红旗。在征购上任务一加再加，既卖了口粮，又卖了种子，前面卖粮，后
面无吃。特别是1959年冬部分食堂停伙断炊几十天，而我不顾实情，仍布置
打闹秸稻和搞社会余粮。在粮食入库时，每天要入库数量，少报不行，多报
欢迎，如刘渡公社先报一天完成20万斤，批评后，逐渐增加到每天70万斤。
我们在下面设粮食临时库，也是弄虚作假……”


　　用专政手段镇压反映实情的人

　　县委来信办公室，1959、1960年共收人民来信1173件，绝大部分都未认
真处理。有的还作为反动信件侦破。

　　一次，石润公社党委书记谭布真，匿名向中央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姚
奎甲在省里开会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告知谢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厅蒙
处长进行专案侦破。谢数次以测验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为名，要全县
大队以上干部每人亲笔写一份学习心得送到县委，核对笔迹。在查对不着情
况下，姚奎甲就到处怀疑．逼迫县委办公室主任潭荣植、原副县长刘希文及
汪卓、朱吉祥、胡志杰等同志承认，最后谭布真怕连累别人，主动承认是他
和一名大队干部写的。结果谭被斗争，定为右倾分子，受到留党察看两年、
行政降两级处分，并送农场劳动。

　　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钱汉轩，病退后化名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反映无
为农村情况。姚收到这封信后，即交县委办公室转赫店公社书记丁学甫进行
侦破（因看出是从赫店邮局发的），并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到处查
对。钱伯定错他人，即向丁学甫承认是他写的。当时钱正发烧，天在下雨，
姚得知消息后命令丁学甫立即派人将钱送到县里。姚一见钱就破口大骂“你
这个混蛋，是张凯帆的爪牙、走狗，吃饭不干事，还向中央告状”。随后把
钱关了一个多月，组织两次斗争，令其反省。

　　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因所谓的右倾错误，在遭到错误的斗争之后，
姚奎甲对张有过接触的人也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
进行秘密搜查、严格监督、强迫劳动，并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
重右倾’，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

　　一次，田桥公社书记季永山、庙后大队书记杨克才、港河大队大队长汤
圣传3人写信给毛主席，并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无为问题。 姚得知后，即派
人去北京将季等人领回，经过斗争后下放劳动。后将杨克才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劳教；季永山、汤圣传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23级组降为25级的处分。在他们劳动期间，杨克才因去芜湖一趟探望爱人，
季永山请假去马鞍山看病，姚说他们不老实，还想告状，即将他们逮捕起来，
关押一年零8个月。

　　严桥南岳小学副校长陈英，于1959年7月至10月3次向姚奎甲写信，反映
当时无为基层干部作风和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姚不但不支持，反把陈英写
信问题转告文教系统整风领导小组，要其对陈斗争，并说：“有个小学教师
给我写信，内容非常反动，骂到县委头上来了。我已叫县委办公室通知区里
派专人将陈英送到县里来，你们要转告文教局组织专门会议进行斗争。斗争
后要专人看管。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学教师还整不倒。文教局在斗争陈英期间，
姚曾找陈英到县委小楼谈过话，并两次亲临会场作指示。斗争结果，将陈英
划为右派分子、撤职降级、监督劳动。

　　姚奎甲对谭荣植说；“今后如有人向中央和国务院投寄的信，要邮局堵
住，每天晚上要检查”。

　　一次，姚到襄安镇，见有个摆摊子代写书信的，姚怕他代写人民来信，
亲自把他带到公社审讯，并把他的摊子毁掉，还威胁他说：“今后再要写，
我把你捉起来法办。”后来这个人被吓得逃走了。

　　根据现有材料统计，被他骂的就有75人。其中有县委书记、常委、公社
书记，以至小队干部。

　　有一次，县委第二书记吕奋志到合毛公社，发现郑河大队断粮，要求县
委解决两万斤粮食，姚马上发火说：“你不能干就回来，后面跟的尽是鬼”。

　　一次姚奎甲因怀疑传说的“小轿车是姚政委一个人坐的，别的书记没有
哪一个敢坐”的话是张云副县长说的，就把张喊到小楼上骂道：“你可知道
自由主义有多少条，你这样混蛋，给我反省。”

　　一次，三宫殿鱼苗场场长赖风旭（县委委员）汇报场里死猪情况，姚即
骂他：“猪死掉了，你怎么不死。”

　　县农业局长胡志被斗争后，因病要求住院，姚说；“你是思想病”，并
骂；“ 张凯帆是你亲爸、陆学斌是你干爸，现在他们垮台了，娘卖X的，你
去告状吧！”。

　　黄络七圹大队副书记郭胜凯（原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一次被姚找来问道；
“你那里产量怎样？”郭如实汇报：“早稻单产只有六七十斤”。姚骂道：
“你混蛋，你死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你是瞒产私分头子，你是地主思想，我
开除你的党籍，开除你回家还要同你算帐。”

　　一次姚奎甲通知牛埠区委书记包世安到蜀山区参加会议。姚在这个会议
上骂道：“牛埠区包世安刮低产风，是白旗、是右倾，不和县委安一条裤子，
你这个老东西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立即斥令包退出会场，并将包放在
一间小房子里关了3个小时后，宣布撤职，要其反省。

　　姚对一些干部处分后，名义上是下放劳动．实际上是劳改。如姚亲自在
王福大队办了一个收纳90多人的小劳改农场，其中，除派出所送去的五类分
子21人外，其余大部分是干部和社员群众。在这里劳改的干部和社员，是作
为罪犯看待的，强迫于重活，有的做不动就打，有时甚至不给饭吃。

　　姚奎甲在人面前总是摆出一副凶神恶鬼的面孔。干部、群众怕他如怕虎。

　　一次姚奎甲在得胜大队骂大队书记。在场的人都吓得低着头，不敢望他。
待姚走后好一会时间，三益大队书记王之道才抬起头来问人家：“姚政委哪
时走了？我耳朵都被吓闭了气。我如再参加这样的会命也没有了”。后来该
大队干部因怕与姚奎甲见面，专门开了一个边门，一看见小黑车来，干部们
就从边门溜走。

　　响山公社干部，因怕姚奎甲来，从牛岭到公社，一跨上村村都竖了旗号，
姚的黑车子一到，各处旗子就放倒，干部们一见这个标记，公社只留个别人
接待他，大多数干部都躲开了。

　　高沟公社一次正在开党委会议，听说政委来了，立刻党委散会，章大好、
肖寿山、业显能等几个党委委员骑着自行车就跑。


　　共产党里有说真话的好首长

　　历史上的海瑞，在官持身廉介，嫉恶如仇，锐意兴革，打击豪强，疏浚
吴淞江，兴修水利……卒于官，贫至无以敛。

　　但是当代的海瑞是谁呢？他就是在那“共产”风暴弥漫之际，无为人民
虔诚默念为“青天”的张凯帆。当时他曾被一些人诬为“大闹无为20天”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春以来，身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凯帆，不断
得悉无为“田园荒芜”、“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极为不
安，便来到无为作实地察看。

　　他是1959年7月4日到无为的，后因得悉一些风声，于7月23日便退省城。
他在无为的整整20天里，不顾个人的疲劳，跋山涉水、披星戴月，走村串户，
深入察访官情、民情、灾情。每到一处，找干部、访农民，和他们促膝谈心，
并细心察看当时的干群关系、农民生活和庄稼生长的真实状况。通过耳闻目
睹，证实无为情况果真十分严重。人们脸如黄蜡，骨瘦如柴，有的拉着拐棍，
有的卧床不起，特别是饿死人的现象已有所闻所见。而且有的干部，面对农
民受难，不加怜悯，反而动辄打骂。再看到处禾苗生长得犹如枯香直立。满
目凄凉情景，使张凯帆心急如焚，他一面与主宰无为人生死存亡的姚奎甲交
流情况、沟通思想，以期求得为民解救的目的；一面多次电告省委、地委反
映情况，请求给予支援，一面沿途呼喊，要求干部和群众同舟共济，启发农
民多种蔬菜，振作精神。他嫉恶如仇，爱民如子。当时红旗公社王福大队书
记张定根，横行霸道，打人骂人无计其数， 且一次即逼死3条性命，但此人
为姚奎甲所宠。张凯帆刚性秉直，通过政法部门将其逮捕。新民大队一生产
队长黄大本、陡沟港河大队一生产队长倪进长因多次打骂群众并掼碎群众的
锅，张凯帆对此十分愤慨，随即通过地方组织，将其宣布撤职。全县人民对
他在无为察访，嘁嘁相告，冰冷的心灵一时由绝望变为有望。

　　但是，由于姚奎甲只顾个人名利，不顾人民死活，对张凯帆在无为的所
言所行，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其时正值中央召开庐山会议，彭德怀的忧国
忧民“万言书”受到了谴责。姚奎甲窥探形势对他有利，觉得张凯帆言行与
彭德怀的观点相似，便搜集张凯帆的材料报省，省又转报庐山为毛泽东主席
所闻。毛即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安徽有个张凯帆……” 安徽省委于1959年9
月19日做出了“关于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指责的罪过主要是
张凯帆在无力的20天期间“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其中最主要的、最具体
的就是他在无力所提倡的“三还原”、“两开放”。“三还原”即房屋还原，
自留他还原，伙食还原(解散食堂)。“两开放”指市场开放、鱼塘开放 (可
以让农民搞搞鱼虾)。 就这样，把张消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开除党
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关押200多天， 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某矿劳动。其妻
史迈也受到了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

　　张凯帆在被错误处理之际，曾就他的冤清，作律诗一首。诗云：

　　　　　神差鬼使到无城，
　　　　　为报真情获罪名。
　　　　　五十一天伤乱箭，
　　　　　万千张口书曾参。
　　　　　无心偏惹“三还”恨，
　　　　　有口难吹“七字”尘。
　　　　　北望都城泥首拜，
　　　　　不难化骨见忠贞。

(原载：邱石编《共和国轶事》第二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462-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