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点不懂。

　　那时反右派刚完，我们这些“漏网之鱼”，对文艺界已经心惊胆战，对
一切文艺工作都已心惊胆战，恨不得找个与文化文艺一概无关的地方去逃避。
正好1958年春天，作协要下放干部，请了一个张家口地区涿鹿县的县委书记
来作报告。那位书记讲他们怎样要改天换地，挖“劈山大渠”，还要修扬水
站，建设“塞北江南”，要干活，干到三年改变自然面貌。说得我实在动了
心，会后，和秋耘同志一起议论，他说：“这多好啊！干点这个活，多切实
啊！”我也点头同意。我们以为，一切荒谬、黑暗、冤屈，都发生在这文艺
圈子至多是文化圈子里。工农业生产，这是块淳朴无邪的天地，是桃花源，
逃到那里去就一切天下太平了。何况人家那里的干劲又那么大！可以塌塌实
实干活。

　　于是当号召下放的时候，我们出于自愿响应了号召。我到了怀来。

　　我是下放大队长，本人住怀来县西榆林村，属花园乡。一乡有一个下放
干部小组。刚去的时候，正修扬水站。原来和作协一起下放的有一批水利部
的干部，他们帮助县里定了一个水利计划。过去因为修官厅水库，占了一些
民田，所以国家有一些拨款。县里用这笔款修扬水站，要把湖水扬到岸上浇
田。我听了，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刚去那一阵的确心劲儿很高，墙上刷
着“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标语，县委书记王纯在大会上讲话说：“咱们
说的是苦战三年哪，苦一苦，三年总要改变些面貌。要是说苦战一百年，那
谁还干？不就总是个苦嘛！”县里很富裕，是北方的水果产地，槟子、葡萄、
海棠、香果都有。当水果全部开花的时候，果林灿烂如锦绣。而县委很朴素，
一直住着民房，所有书记出门都骑自行车。

　　我真的爱这个县，我们都爱这个县。诗人邹获帆、田间的下放地点都离
我不远。我们用扬水站的水，初步开辟了稻田。田间的妻子葛文亲自跑到白
洋淀去请种稻的师傅，我们和村民一起学种稻。我们不会种，村民和我们一
样不会种。秧插得歪七扭八。大队长高江云学得快，到底是农民出身，我不
如他，但是我比那些农村妇女强一些。她们连脱袜子下水也不敢，大家叽叽
嘎嘎笑着在水里乱栽，乱插。但是，最后还是插好了一大片地，一望绿油油
的一片，人人心里愉快。

　　看着这绿的稻田，粉红色的果花,青葱葱的杨柳,邹获帆做起诗来：“垄
头绿柳满乡村，快马加鞭西榆林……”我也做了诗：“村北连畦水稻地，村
西万树海棠花……”“没有共产党，哪有官厅湖，年年忙抗旱，今年学打鱼
……”心里怀着愉快的信念，诗兴甚高。

　　我们真是天真极了。尽管我经历了那么多的运动，亲身尝受了不公正的
待遇，但是那时我真像一个调皮孩子挨了妈妈的打，气一会儿，却仍然爱妈
妈。那些教训还不够提高我的认识，我又相信起一切来。

　　当时看着那些扬水站，的确喜人。因为扬水站水源离西榆林村远，后来
我们村还自己另修了一个，以村北遍地冒水的大泉为水源，这是村长刘振声
提出干的。当时我很佩服这样的乡村能人，全力支持他。以为这一下就把干
旱的塞北水田化了，吃稻米了，多么好啊。

　　我一点也想不到，三年之后，我重访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有扬水站的机
器声一点都没有了。水不扬了，水稻地也大部分不见了。问村干部，他们的
回答很简单：“电费那么贵，浇一亩地花那么多钱，粮食才值多少？”——
这，我不懂。但我想他们本来是懂得的，却在修的时候花那么大的劲。这为
什么？

　　使人震惊最大的，自然还是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公社化真是“忽如一夜
春风来”，昨天刚见报，今天就要实行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
桥梁”，而且迫不及待，都是连夜写申请书，连夜宣布，好像迟了一步那桥
梁就会撤掉，天堂就爬不进去了似的。决定成立公社的那一夜我没有睡觉，
坐在公社办公室里，编公社快报。公社书记耿长春说：“我们今天夜里去浇
花生地，动员全体社员都去。”刘振声说：“何必呢？半夜里闹得大家不安
生，也浇不了多少。地又不算多，明早叫大家起个早，那点活都能干完。”
耿书记却摇头道：“不，我们这是苦战夜战，得算政治账呀。”原来半夜里
浇地是能上报的事例，清早浇地则是常事，就没什么稀罕了。我心里开始感
到了虚夸的苗头，但还没有认真考虑。

　　浇完地回来，还不能睡，接着编我的公社快报。自然把这件事——夜战
浇地写了进去。

　　田间在这里创办“诗传单”，不但他写，而且把所有村干部、社员，都
拉进去写诗。我们身为下放干部，就得负责给人家改诗，还得自己做诗，我
坐在那里，一会儿一首，真正是顺口溜，从嘴角顺口就溜出来了。什么“千
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七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诗
歌泛滥成灾。

　　诗传单后来铅印了，还编成集子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了。把参加写诗的农民马秉书、王瑞斌他们也弄得头晕眼花。后来，
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闹到在火车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
文学创作规划，各乡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
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张家口专
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人”，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
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当然，我们谁也没见过他的诗。只听说他的创作
经验是，抬头见什么就来一首诗。譬如出门过铁路见田野、见电线杆……都
立即成诗。写成就投进诗仓库——一间空屋。后来听说这位诗人写诗太累，
住医院了。说文艺可以祸国殃民，我们常不服气。而像这样办文艺，真可谓
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

　　难道我们自己就高明一些吗？我还得说，一点也不。在大跃进的高潮里，
一切要多快好省，一切要大办快办。文联下放干部在怀来几天办了个“文艺
大学”。我们就在三天之内创办了一张报纸《怀来报》。抓两个下放干部来，
坐下就写，写了往一起凑，报纸出刊了，报社也成立了。我把这项成绩还曾
拿回北京去汇报过，可见自己也扬扬得意，头脑发昏。

　　那时的确是发了昏。记得刚开始食堂化的时候，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
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着茶缸饭碗来打饭，真
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连高社长也对我说：“现在当农民，有多舒
心啊！从前农民要计划他那几亩地，又打算房子，又打算粮食，现在什么都
不用管了，只一样要琢磨的就是不知今晚食堂给我们开什么饭！”他也真的
昏了。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议论：“粮食吃不完怎么办？”提倡大家
吃好的，要农村食堂办小吃部。我们那些食堂也就真的响应起来。我们的下
放干部，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了一个村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她当然会做菜，
炒出来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我到那个村去，该吃饭时到了食堂，她
就端出菜来。我吃了自然觉得真好，幻景就成了我们的农村真的都吃得很好
了。

　　当然，食堂开的饭也不坏。我们西榆林在一个院子里设了食堂。每个生
产队一只大桶，一个人掌勺，和机关食堂开饭一样。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
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要知道，那时候西榆林一般农户向来都只吃腌
咸菜，通常是全家一只腌菜碗。我们有一个下放干部要另拿一只碗装腌菜，
就曾引起过农民的意见。除了过年过节或招待贵宾，谁老吃炒的煮的热菜？
这样一吃，就把可怜的中国农村吃垮了！而这些，却都当成好事上了报！

　　更厉害、声势更大的自然是炼铁。只见报上登载，钢铁要达到1070万吨，
这是毛主席对外国人亲口谈的。因为原来钢产量是535万吨，要整整翻一番。
报上天天登什么“应举社”的炼铁经验，而且附加评论，说中国老早就发明
了炼铁，何必非得用外国高炉？土高炉就行，于是几天之内，由公社派人赴
县学习，立即建炉，把所有农民从田地中赶出，都去上山采矿建炉炼铁。对
这些经过，我曾写过一篇《一个炼铁厂的历史》，加以歌颂，到后来醒悟之
后，又写过一篇《对梦呓的注释》。不想再重复了。现在要说的是我自己当
时的情绪，我怎么写那篇文章的。

　　花园公社的炼铁炉设在一片开阔地上，原来没有村庄，距公社所在地南
水泉村有五六里，距我所住的西榆林村十来里。我来参加炼铁，有一次，直
到深夜。各炉的人是轮换的，换下来的人到炉旁的帐篷临时宿舍去睡觉。我
走到那帐篷里，只见许多人打开铺盖，却没有一个睡的，都席地而坐，我也
坐下。听耳旁丁当一片，眼前帐篷中点着小马灯。大家围坐谈论哪一炉出铁
情况如何。我忽然发生联想，觉得这不简直跟当年抗日战争中宿营的光景相
似吗？我异常兴奋，把我在北京所受的种种委屈，所见的种种不平，一下子
都弃诸脑后。我觉得这才是崇高的事业！于是他们说着，我拿起笔来就记。

　　我回村的时间是深夜4点半。 我推出自行车，骑上就走，在完全没有人
的旷野里奔驰，只觉得心旷神怡。到了南水泉村，走进暂时借居的女会计室，
我到了，她已经起床了。我就接了她的“班”，和衣躺在她床上。迷瞪了一
会儿。睁眼时已经天光大亮，大约快7点了。我这就算睡过觉了，立即用冷水
擦擦脸，接着又干。

　　那真是把命都拼出来了的。而拼命的结果如何，已为众所周知。人们都
去炼铁去了，地里的庄稼置之不问，已过秋收季节，许多老玉米根本还没有
砍倒，棒子也不收下来。当时我碰到涿鹿县委书记王纯，他说：“老百姓的
怪话可多哩，说过了秋吃钢铁吧，有个咬嚼劲儿。”

　　可是，到后来由于中央领导去视察徐水，除了钢铁之外又想起粮食来，
提出所谓“钢粮两帅展翅齐飞”。粮食也要“放卫星”。

　　钢铁老百姓没有炼过，可以用种种海外奇谈来唬他们，而粮食是老百姓
天天种的，叫他们怎么放卫星呢？这一年就忽然出现了许多“科学种田法”。
一曰深耕，越深越好。开了展览会，把那根扎得深和根扎得浅的两种作物作
对比展览。二曰密植，越密越好，算出科学账来，一亩地植株多一倍就能多
产一倍。老百姓无法可想，只好把几亩田的庄稼拔下来插在一亩田里，于是
亩产万斤、六万斤以至十万斤的报道全登出来了。号召刚刚过了三四个月，
徐水亩产几万斤的“卫星”已经放出来了。

　　我看见了作家菡子同志的文章，说她去参观的那些丰产田，用自来水笔
向田里的稻子中间插，竟插不下去。这密到了何等程度！

　　我所在的怀来县还不能算太坏，我们没有搞这种自己骗自己的移植丰产
田。北京作家协会来人参观，我领着他们去。他们问：“你们这稻田亩产多
少？”我答：“能达到700斤，最好的800斤。”这是了不起的数字，过去这
里种粮食作物低的100多斤，顶高的才300斤。但是参观者现出不满的神色，
“这么低！你们有没有一万斤的？”我没有说什么。显然我们还瞎吹得不够。

　　一切深耕密植的办法都实行过了。西榆林村头试验深耕，刘振声带队。
已经用铁锨挖到一尺五寸深，刘振声说行了。但从县里来的检查组却说不行。
人家报上登的深耕经验是要挖五尺，于是只好继续挖。人站在下面挖，直到
把这块挖完。且都是第一天发通知，三天内就要收集全公社推广的数字，要
汇报。农民接受不了，干部交代不了。稍微肯说一两句直话的农村干部，都
受了气，低了头（例如刘振声）。只有一天到晚喊“挑战”的人才混得下去。

　　到这时我才明白，荒谬和冤枉并不是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
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淳朴无
邪的桃花源。

　　相反，我们这些搞文艺的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容易被谎言所欺骗，反
而会助纣为虐。前边我说了那些诗传单的情况。后来，在怀来县还举行过全
县赛诗会。县委副书记王俊禄要写一首开场诗。由我和徐迟两人代笔。我写
道：

　　　　工农当中出诗才  人民歌手满怀来
　　　　跃进声中比文采  大礼堂作赛诗台
　　　　赛诗台，是擂台  新诗歌，拿来赛
　　　　赛诗台，是擂台  谁是好汉谁上来

　　当时各地都在炼铁，刘仁说他派人去河南参观过，炼出的是一些疙疙瘩
瘩像豆腐渣似的铁。刘仁看了，后来就光在城里炼钢了。我听了，明白了。
北京市的领导干部较有头脑，对大炼钢铁来了个阳奉阴违。城里拼命炼，农
村不去干。做得不错。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骂北京市委“针插
不进水泼不进”，北京市委的干部都觉得冤，他们说他们是紧跟毛主席的。
但是现在细看，似乎也未必尽然。不紧跟，不见得就那么坏；紧跟的，未必
好。他们其实跟得并不甚紧，这是一点可取之处。

　　北京市搞的“公社化”，好像主要在市内，就在党中央的眼皮子底下干。
所有的街道一律改为公社，包括机关宿舍也不例外。还大张旗鼓地成立食堂，
也写文章鼓吹，说成立食堂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等等。其实，城里哪
一个机关、工厂、学校没有食堂？我们一贯就吃食堂。有人晚间回去自己做
顿晚饭，有人连晚饭都在食堂吃完才回家，顶多星期日自己做一点。食堂化
算得了什么革命呢？要革命，无非就革自己晚上回家煮的那点面条的命吧。
于是，各街道腾出房子，成立食堂，让街道家庭妇女不要再在自己家煮饭，
都到食堂去当炊事员。同时自己家不准再开饭。我记得邵荃麟住的那个大雅
宝胡同成立食堂后，他也到食堂去吃饭，说：“他们的肉丝面煮得还好。”
好像是谈对于某饭馆的印象。我们东交民巷10号北京市委宿舍，也要成立食
堂。这里住的基本是领导干部，好几家有保姆。于是议论着要把保姆辞掉，
让她们到食堂去工作。同院同志看中了我家的保姆张文英，她是上海人，做
得一手好江苏菜。于是大院组长来找她谈话了。这可把她吓坏了。我回家，
她向我告状诉苦，说无论如何不行，绝对不干，“我管你们一家的伙食，知
道你爱吃什么，杨述爱吃什么。孩子们我也知道怎么打发他们。一下子干这
么一大摊，这个是南方人，那个是北方人，我怎么弄得清楚？比饭馆还要难
干。”我说：“干这个就不能那么细致了。你开大锅饭，人家爱吃不吃。”
可是怎么说她也不答应。最后，大概还是市委刘仁说了话，弄不成就算了。
对市委宿舍，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作家协会闹得更凶，不仅要求大家都来吃食堂，而且要求都搬家。新副
秘书长王西凡是部队转业来的，雷厉风行，准备把作协原来的平房宿舍院和
外单位交换楼房，然后全体集中住在一起，然后编组，吃饭有炊事组，穿衣
有缝纫组……真来个公社化。我记得还正式召集过会议，讨论此事。许多作
家坐在那里，准备编组，军事化。要作家赵树理的夫人任炊事组长，出版社
总务科长刘子玉的夫人任缝纫组长……又讨论了搬家事宜。出版社的办公室
主任王组化原住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房，一个安静的小院。他不愿搬，为
此还批判了他一顿，说他不拥护公社化。我到这时实在忍不住了，便表态道：
“我不是不肯搬，我没有办法搬。我现在住市委宿舍，是杨述机关的。家中
还有三个孩子，我怎能把杨述和孩子们都带到作家协会来集中呢？”平时一
向态度最激进的罗立韵，这时忽然出头支持我道：“她是实在不可能搬，别
搬了。”她是邓力群的妻子，大约也属于搬不了吧。到最后，作协这个伟大
的计划，终于也没有实行了。大约如此搬家，牵动大量住房问题，共产主义
化并没有到这个程度，弄不动。

　　说可是说得十分厉害，报纸上宣传，马上要实行共产主义，废除家庭，
儿童公有制，夫妻关系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集中住女宿舍，星期
六允许会面一次……可能有的县或农村已经这样办了吧，北京市委也震动起
来。有天晚上，杨述回家来边脱衣服边对我说：“有新的精神哩，就要废除
家庭了。”不过那天时间已经很晚，我并没有细问如果废除了家庭，我们这
个家怎么办，这三个小孩又怎么办，我只记住了这件事。后来，不见他再说
起。大约也是说说算了，要不，就是被人坚决反对掉了。

　　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让大家下干校编连队，男归男营，女
归女宿，孩子也编连，大约是1958年早就想实行的“共产主义”幻想。

（原载：韦君宜《思痛录》第五章，原题：“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