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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wong@inforamp.net (海生-Micky Wong)
Date: Fri, 19 Apr 1996 01:49:59 GMT

          人祸     丁抒著

      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第三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一九五八年如果仅仅闹个「大跃进」,加上一个「大炼钢铁」,
虽然弄得民不聊生,还不至于弄出一年多以后「无数农民饿死」的惨
事来。可是,就在毛泽东大发钢铁烧的同时,他将中国引上了另一条
灾难之路——在五亿人口的农村推行了「人民公社」制度。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之
后响彻中国大地的口号。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还得回顾一下历史。

  早在一九五五年九月间,即毛泽东和邓子恢就一年内合作社的数
目应当翻一番还是翻半番争得不亦乐乎时,毛就已经著眼于下一步,
准备将数十户一社的初级社改造成「大社」了:「不但平原地区可以
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何谓之「大」?他后来有个说明:
「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
人一社」。(注1: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戴河会议。)但
邓子恢认为大社难以管理,主张一村一社,以百把户为宜。他曾尖刻
地抨击主张办几千户一社的高级社的人是「社会主义狂」。这样,毛
泽东的「办大社」的主张没能马上实现。

  当时,毛的理论助手陈伯达曾提出搞「乡社合一」,即将农村的
基本政权机构乡政府归并到合作社里去,但立即受到了抵制。在中央
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表示反对,他说,一个社办成那么大,乡社合
一,合作社势必分散力量,怎能办得好?农民打官司要到合作社,合
作社要解决司法问题,这样的社长怎么当?」(注2:参见《党史研
究》一九八六年二月号。)这样,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再没有下文了。
 
  邓小平以为这只是陈伯达的主张,其实陈不过是代毛泽东发言而
已。当时毛没有坚持,只是因为时机未到。而到了一九五八年三月,
大跃进的形势已经被鼓动起来,他便再度将「乡社合一」搬了出来,
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
(注3:同注2。)由此可见,对社会主义农村的结构,毛和邓的主
张是截然不同的。

  有毛泽东撑腰,此时已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就不卖邓小
平的账了。他跑到北京大学去做报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
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
成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这位马列主义权威还写了一篇叫做
《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将那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
即毛所称的「共产主义的雏形」,命名为「人民公社」,可见「人民
公社」这个名词的发明权虽归陈伯达,将未来社会的基本单位统括成
工农商学兵的军事细胞这个概念却属于毛泽东。这是毛从政治需要出
发,凭观念创造出来的,同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
风马牛不相及。

  基层的中共干部自然有脑子灵的人。河南有个「卫星集体农庄」,
本是根据一九五八年三月间中共的成都会议的「小社并大社」的意见
由二十多个小社并成的,因为苏联老大哥不用合作社这个名称而用
「集体农庄」,便也称自己是集体农庄,至于名为「卫星」则是赶五
七年苏联发射卫星的时髦。农庄领导人听到「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
即灵机一动,将洋货改为土产,在五八年七月宣布成立「卫星人民公
社」,拔了办公社的头筹。(其地名为〔山查〕岈山,故又名「〔山查〕
岈山人民公社」,一般文献均用此名。)

  陈伯达只是纸上谈兵,河南的干部却首创了「共产主义新生事物」
,毛泽东大为赞赏,主即指示陈伯达控制的中共中央机关物《红旗》杂
志刊登该公社的章程,并下令各省「要好好吹一下」。在各省书记们
各自去「吹」的时候,毛又亲自往南跑了不少地方(一有大事,他总
是往南跑)。八月九日,他在山东发出了指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
样,全国农村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几乎在一夜之间统统升级、变
质,成了囊括乡村一切权力的「人民公社」。

  这里,毛泽东透露了他决心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细胞的根本原因:
「便于领导」。

  本来,被怀疑为对党有二心的人,已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
争」中被收拾掉了,凡对「党领导一切」有异议或并无异议但被认为
碍手碍眼、不便于领导的人,不是就地监督劳动就是进了劳改场。说
党的领导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决不是吹牛。但「反右」运动没有波
及农村,而党的领导成问题的恰恰就是在农村。试想那古老的农村社
会,虽然每个乡都有党员在主事,但它只有行政权,对乡里的一个或
几个合作社并不能全盘控制。社长们不是拿工资的所谓「国家干部」,
如果他们不听党的话,乡党支部书记和乡长是很难控制的。人民公社
就不一样了,「乡社合一」,一个县就是那么七八个、十几个公社,
社长、书记都是领薪水的,都明白「不举手就不给饭吃」(毛泽东语)
这个原则,只要党发号召,决无不积极响应之理。过去的高级合作社
大致成为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初级社大致是一个生产队,从行政到
生产,连该种多少粮、多少棉,乃至如何种都由公社控制,这样的乡
村当然「便于领导」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将这个设想发挥得
十分清楚:「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政社是合一的。」何谓
大?「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社最好。」何谓公?「我们将废除私
人房屋。」「把资本主义的残馀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取
消。」(注4: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北戴河。)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健忘的人,自然会记得五个月前他说过的话:
「三年内不减少自留地和私人养猪....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
增加一些收入。」(注5: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林铁
发言时的插话。」他只是觉得此一时彼一时,说话不必算数罢了。他
这么出尔反尔,自己不觉得有何难堪,但周恩来的总理却难当了。因
为仅仅一年前(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周刚刚让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通过他的增加农业合作社社员自留地和缩小高级社规模的提议
(留地增加到总耕地的百分之十,高级社的户数由平均二百户降至一
百六十户左右),现在说作废就作废了,政府如何取信于民?中共副
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一九六一年在自己的家乡上海青浦县调查后写
的报告中表示:「我们过去三年中有一些政策变化太多」,以至农民
说「共产党的政策条条好,十条有十一条办不到」。明白透灵了中共
朝令夕改的情况以及农民的愤懑。

  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这种说话不算数的劣习感染了全党,以至
每当下达前后矛盾的指令时,各级干部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计划赶不上变化嘛!」老百姓则在这官腔后面加上一句:「变化赶
不上电话。」意即共产党的政策一个电话说改就改,形象地说明了人
们对官方的一信任。毛去世后中共改变农村政策,但自从中共将山林
分给农民起,农民便一直在大规模地伐林换钱,不肯投资栽树,原因
就是怕哪天上面一个电话打来,政策又变了,辛辛苦苦栽树又归了公。
「十年不变」也好,「二十年不变」也好,人们就是不信。这是执政
者长期失信于民的必然结果。

  在北戴河,毛泽东还将中共进城执政后改供给制(按人头分配衣、
鞋、食物等实物)为薪水制的做法大大抨击了一番。他说:「要考虑
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供给制比较平等。」「为什么要
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过去革命打死了许多人,是不
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
汉,过去二十二年(按:指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中共装夺权的二十
二年)出了多少懒汉?」「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
会出懒汉。....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
少了,积极性就低了。」他甚至把话点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
想,我们要实行。」(注6: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及三十日上
午,北戴河。)

  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究竟有哪些内容,他当时没有细说。
但四十年前,即一九一九年春,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
上对他「梦想」的「新社会生活」是这样描绘的:「新社会之种类不
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
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
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注7:《湖南教育月刊》第二卷第二号,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
一七八页。)那时毛泽东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所以热衷于在长沙岳
麓山下建乌托邦式的「新村」。现在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新村」
换成了「共产主义雏形」、「人民公社」,内容却几乎没变。

  要是毛泽东还是选岳麓山下的几个村镇作为他的「共产主义雏形」
的试验场所,随后三年的灾难也许会小得多。可惜现在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控制了国家的毛泽东再也看不上小小
的岳麓山,他要把全国都变成他梦想中的「新社会」,而且以为在他
有生之件就能实现。他在一九五八年的种种疯狂举动均源出于此。

  毛在北戴河还说:「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二十二年
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这是弄错了概念。中
共打江山时,供给制是有的,共产主义却没有。一九三二年十月,毛泽
东被党中央解除在军队中的职务,管物资供给的便不再给他好脸色。夫
人贺子珍除了将自己生孩子配给的营养品让给他以外,又不时向当时任
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邓子恢讨取一点食物,以改善他的生活,可见当
时的供给制已是等级分明了。当然,中共建国以后情形就更不同了。邓
小平曾说:「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
子,....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注8:一九八○年八
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也提到
「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那些房子,无论是从规模
还是从豪华的程度来说,都与民居有天渊之别。虽然如彭德怀所说那
「不是毛主席让搞的」(毛家乡韶山搞的规模很大的滴水洞别墅是例外,
那是毛本人让搞的),但毛从来没有加以制止,也没有指示将那些长年
空著的「房子」交给地方去「为人民服务」。仅上海一地,为毛建的别
墅便圈地一千多亩,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一百多人
长年为它服务。二十年间,毛总共没有住过几天,而一百多人的工资外
加维修费用,恐怕一年不下百万。湖南省委在长沙为毛建的蓉园一号,
也仅在一九五九年住过一次。要是将各省为毛建的房子合在一处,其规
模大概也可以和紫禁城相比了。要是拿前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别墅、
行宫同毛泽东、林彪等中共领袖的「房子」相比,那就寒酸了。仅庐山
一处,毛的房子的建筑面积就是蒋介石那座「美庐」的五倍,而「美庐」
也归毛使用,上海那处就更不必说了。要是再想到毛晚年让「妾身未分
明」的张玉凤手交三万元人民币给江青以平其妒意,而当时中国工人的
平均年工资不足七百元,人们就可以明白,信仰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在思
考「平等」和「空想社会主义」时,并不是将自己和百姓放在一起的。

  毛泽东在北戴河还说了一句颇带理论性的话:「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制度。」因为比较抽象,一般人不甚理会,但上海有个名叫张春桥的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却心有灵犀,一点即通,立即迎合毛的意思,写了一篇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刊登在上海市委刊物《解放》第六期上。
其内容除了拾毛的唾馀重复毛在北戴河讲话的内容,鼓吹「共产主义性
质的供给制生活」外,只是多了一句:「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
级制度」。文中说,「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
能刺激生产积极性」,「干不干,两斤半!」他明知驳不倒工资制,于
是不予正面批驳,只是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

  同一年前(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毛泽东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下
令《人民日报》转载并亲写按语一样,这回毛又让《人民日报》转载张
春桥的文章,并且又一次亲自写了编者按。

  也许是为了迎合毛泽东,刘少奇对供给制一议未予反对。一九五八
年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他在安徽视察,在「三八人民公社」,他曾
问:「正副社长不拿一样的钱怎么办?」两位社长马上回答:「我们也
准备实行供给制。」随行的记者这样写道:「听了他们的回答,少奇同
志含笑点了点头。」(注9:《罗帅最后十五年》第九十三页。)

  但是,就全国来说,赞同供给制的为数极少。人们不知道《人民日
报》转载张春桥文章时,按语中「张文基本是正确的」这句话出自英明
领袖毛主席之手,也不认为《人民日报》叫好他们就该喝采。反驳张春
桥的文章纷纷投到报社,反对恢复实行供给制的主张,并将之讥为「小
资产级幻想」。

  那时,总书记邓小平和理论家胡乔木在中央书记处的会上表示供给
制未必比工资制好,抵制了毛泽东恢复供给制取消薪水制之议。试想,
如果真的实行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全国取消薪水,改以按人
头计额的供给制,那么在一九六○年前后饿死的就不仅是农民而且会包
括城里人,死的人数也就远不止两千万了。毛泽东自有其高明之处,他
见多数干部持异议,便没有公开出来支持张春桥,这场论战也就不了了
之。但张春桥却投机成功,从此进入了毛心中的左派行列。一九五七年
反右,毛看中了姚文元;五八年大跃进,毛选上了张春桥。数年后他发
动文化革命,首先就是利用这两位笔杆子掀起文字狱。这两位毛的打手
的发迹经过告诉我们,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革命,对毛来说,是极
自然地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的供给制一议未获通过,但他的「共产主义」的口号则被
政治局接受了。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发布决议,要求全国将生产合作
社合并,成立人民公社,并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对待各合作社的财
产、债务,要求不要算细账和找平补齐,「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
并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于
是全国农村就一下子共起产来了。一九五六年搞高级社时只是进入社
会主义,现在则是正式向共产主义天堂迈进,那热度自然与两年前不
可同日而语了。

  愤怒的农民斗不过政府,无法抗拒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潮流,他们
所能做的依然只是保住手里一点可怜的家当免被共产。他们像以前进
入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时那样,杀猪、宰羊、砍树。中共对此情况
是了解的,譬如罗荣桓元帅就说过:「农民还是农民,那时热潮一来,
以为要到共产主义社会了,什么也不归个人所有了,于是农民到处杀
鸡、宰羊,有的户一晚杀了八、九口猪。」(注10:一九五八年十
一月六日《安徽日报》。)

  当时,「共产主义」招牌在中国廉价供应,只要手里有个喇叭筒,
谁都可以向全世界宣告某年某月进入共产主义。有的地方,公社是成
立了,可是连电灯还没有,也喊著要进共产主义。各级干部,尤其是
雄距一方的县委书记,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往共产主义大门里拥。

  河北省徐水县委提出了一条口号:「我们要一步登天,达到人类
最理想的共产主义!」这个县当时平均粮食亩产不过二百多斤,工农
业总产值不过人均一百三十元,人均收入大概也就是六十元上下,连
温饱都谈不上。那些书记们的马克思主义常识等于零。他们在全县范
围内予取予夺,取消商业,连房屋、家畜等社员个人的财产也全部
「归公」,在「彻底废除一切私有制」名义下,将农民的家富彻底地
共掉了。

  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什么叫共产?共产
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
馀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
他还要台下的百姓回答:「共产好不好?」农民们不敢说「不」,只
得喊「好」。

  在分配上,他们实行了毛泽东一心想实行的供给制,工人、干部
取消工资,农民取消劳动工分(合作社凭藉工分核算劳动量以分配产
品),「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全县变成了一座大兵营。在
毛泽东访问过徐水,予以充份肯定,要求推广徐水的军事化之后,
《人民日报》发布了一篇消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
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的自由王国的时光。」(注11: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倒没将共产主义仙境的标准定得
很高。毛说:「(人民)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注12: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北戴河。)刘少奇的解释
也差不多:「实行粮食供给制,就是在粮食这一点上实行各取所需。
尽肚子吃,不是各取所需吗?又不要钱。在这一点上....是实行
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的。」(注13: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江
苏省南京市和驻军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鼓吹下,「共产风」迅速刮遍全国,开始了中
国历史上对农村经济最大的人为破坏。

  山东范县大吹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的牛皮。
该县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底召开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一九六○年过渡
到共产主义」,保证届时全县粮食亩产两万斤,「力争」三万斤。

  山西也不落后,全省范围内已入了高级社的农民,财产早已是肉
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而尚未入到社里去的财产,如牲口、农具、运
输工具、树林、果园、房基等也一律无价归公,唯一例外的是当时尚
属罕物的缝纫机可折价入到公社里。不识共产美景的农民手脚利索,
在入社前夕宰了牲口砍了树,得了票子饱了肚,正自以为得计。不料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来上头鉴于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社时农民杀
猪、砍树的教训,早已明文规定,自宣布将要成立人民公社那天起,
社员的财产就已经自动地属于公社了;凡是在那天之后杀猪、宰羊、
砍树的,均属侵吞公社财产,必须如数吐出。肉被你吞进肚里,吐不
出来吗?论斤付钱,吃多少付多少。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农民不愿
被吊在树上打,只有老老实实付钱。

  江苏扬州,向有「十里栽花」之誉,所谓「扬州芍药天下秀」,
自宋代起便有文字记载。培育名花精品,犹如创作玉雕石刻,全凭花
农手艺,如今花也入到公社里去共产,手艺人就不值钱了。公社只关
心粮食产量的数字(因为上面向公社要数字),于是芍药园一下刨平,
改种粮食,花农代代相传,费了一百多年心血培育成的精品统统送进
中药店,当作普通的赤芍、白芍煎了汤。至于桂花树,不管是多珍贵
的品种,一概砍倒,劈成柴,送到公社食堂烧大锅饭去了。还有盆栽
白兰花,本来也是花农的,一共了产,花农就永远丧失了支配权,任
由大权在握公社官员处置。所以名曰「共产」,其实只是农民交出自
己的财产让人糟蹋而已。

  农民的住房虽然仍为个人所有,但那些破陋的民房有损共产主义
光辉,与新乐园太不相称,于是河北徐水县下令拆房建新村。房子拆
了三万多间,清华大学建筑系派去二十多个师生,帮助他们设计新房,
但谁也拿不出建筑材料来,结果画饼充不了饥,许多农民一整个冬天
没有房子住。

  对于这种共产行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
杨献珍在一九五九年六月曾予猛烈抨击:「『共产风』是以平均主义
为核心的,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这就是说,你有我也有,人人
都有一点。有的东西如果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就毁掉它,谁也不能占
有。这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杨说的「毁灭文
明」有例为证:一九五○年土地改革时,斗争地主,分地主家的财产,
什么都按人头分,有的村子地主家里只有一匹布,也得分,于是每人
分得几寸宽的布条,什么用处也没有,大家只落得个空观喜。杨还说:
「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碗一筷、一铺一盖』。除此之外,
其馀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化子共产主
义,甚至比叫化子还要穷,因为叫化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

  一九五八年的共产浪潮是如此猛烈,除了绝望的农民杀几头猪、
砍几棵树以外,就排山倒海地推行下去了。当时,党的喉舌《人民日
报》每天在全国范围推波助澜,为那些疯狂的行为喝采、助阵。这份
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导安徽的「大规模的共产主义
大合作」,宣传有钱大家花,有饭大家吃的「供给制」,又介绍河南
的粮食免费外加工资的「半供给制」。
 
  上级命令急如星火,大小报刊火上加油,偌大一个中国,竟在一
个月内全部成立了人民公社。云南省由于有二十多个民族,其中十三
个跨越国境而居,一九五八年初时入了生产合作社的农户仅占百分之
十。但大跃进一来,「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各边疆民族无一例外地
统统被下令入了人民公社。跨越国土到北方,情形也一样,连在天边
的内蒙古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也全都变成了「人民公社社员」。
「行动军事化」,这是一九五八年最时髦的口号之一,而农民一夜之
间变成公社社员,恰如一个国家突然卷入战争,一个紧急动令就将全
体平民变成士兵一样。

  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他在九月中旬对陪同他南下视察的前国民
党将领张治中说:从一九四九年执政起,「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
服过。我在一九五五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
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一九五六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
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我
才真正感到高兴。」

  按照毛的设想,生产互助组并成生产合作社,小社并成大社,大
社并成人民公社,规模越大,私有制的痕迹就越少,离共产主义也就
越近。他预计人民公社的建立将会大大加速已有的大跃进,迅速改变
中国的面貌。人民公社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将会永远
存在下去。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共产主义是唯一的,整个地球一统于
共产社会;共产主义又是最后的,不会有「更美好的」社会去置换它
了。所以建立公社,亦即「共产主义的雏形」,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
最伟大的创举,毛为此感到高兴是有根据的。

  不幸的是,人民公社并没有将毛泽东预言的「万年幸福」带给中
国人民。从一九五八年到他去世的十八年间,几亿农民生活在空前束
缚人的公社制度下,度过了最无生气、最无希望的时期。敲钟出工,
敲钟回家。没有钟的,代以队长的口哨,或挂在村头树上的一块铁板。
公社制度,将社员的积极性扼杀殆尽,使他们贫困到了极点。

  我们不妨费点笔墨,将毛泽东去世前后,即人民公社制度实施近
二十年后,中国农民的贫困状况记录一二。
 
  对中共革命贡献最大湖北省红安县(原先叫黄安县,共产党将黄
改为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输送了二百二十三个将军(中共五、六
十年代共授一千六百一十三个将军衔,差不多每七个将军中就有一个
红安县人)和两任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可是,共产党执了政,
人民却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甚至比以前更穷。仅一九七五年的几个
月之中,便发生了好几起共五十二名女青年集体自杀的事件。譬如一
位父亲在一九四六年为中共打仗牺牲的姑娘,全家辛苦干活,到年底
分红,一共才得到六元钱,只够买半件衬衫。她到县城去,告诉早先
为她保留一件她心爱的衬衫的售货员,衣服不必留了,便回家换上一
身最破的衣裳,与另外四位姑娘一起走进村外的水库,一步一步让水
淹没了自己。五人中唯一获救的姑娘告诉记者:「乡里穷成这样,不
会有什么指望的,还不如早死。」

  中共红安县委负责人不仅不自责,反说自杀者「怕苦怕累」,「
给社会主义抹黑」,甚至说他们「生的糊涂,死的反动」。周恩来夫
人闻说此事,愤怒地说:「说这话的人良心何在!良心何在啊?」

  安徽省金寨县,也是全国有名的「将军县」,全国各地金寨籍的
军以上干部有四百多人,授衔将军的虽不如红安多,却也有一百多名。
有名的战将如曾任南京军区司令的许世友,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就都
是金寨县老乡。该县「物产是丰富的、有板栗、香菇、木耳、竹、木
柴、炭、茶,还有水晶石、大理石....」可是「一些山区穷得二
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有的一家几口人合盖一条破被....许
多老同志回到金寨,悄然泪下,深感愧对了老区人民。」(注14:
《了望》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七期。)

  上将李志民,回家乡湖南浏阳调查后,发现人民贫穷如昨,十分
痛心。他于一九八四年给中央写报告:「回想当年敌人摧残根据地时,
我们曾鼓励群众:『烧了茅屋不要紧,革命胜利盖高楼!』现在,革
命胜利三十五年了,革命根据地『公路不通、电灯不亮、广播不响』
的情形应该改变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恩来重返延安,看到延安地区为中共打天下
尽了大力的人民由四十年代的「丰衣足食」沦入了少吃缺穿的境地,
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在另一个场合,当他听到甘肃、宁夏部份地区人
民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后,也流著眼泪说:「解放二十多年了,这
里的人民依然如此贫困,我们问心有愧。」

  山东广饶县,一九二四年中共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农村党支部。
《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仅馀一册完整,珍藏在这里。所以一九
五八年人民公社一成立,中共山东省委就宣布该县为「共产主义试点」
。 十几年试下来,广饶县因外出讨饭的人多而出了名。东起青岛,
西至济南,无人不知广饶净出要饭的。那讨饭队伍还有一大特色,谁
都有一张本村党支部开具的证明,作为讨饭身份的「介绍信」。

  这里说的是「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被毛泽
东批为对社会主义合作化「不起劲」的老革命□据地农民的状况。为
中共打天下的队伍,兵员主要来自这些地区。「一将功成万骨枯」,
在那众多的将军身后,躺著不知多少农家子弟的尸骨。仅红安一个县
就为中共的革命献出十四万条生命。那里的农民帮毛泽东打下了江山,
毛却把他们赶进了「人民公社」的笼子。「人民公社」实施二十年中
的痛苦经历证明那里的农民当初对合作化不起劲是有道理的。可惜的
是,他们只是消极地「不起劲」,而没有奋力抵制公社制度,任这个
祸害肆虐了二十多年。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代,全国流行著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苗族民歌
《桂花开放幸福来》:「毛主席好比太阳明,照亮了苗家的桂树林。」
「山前山后的桂花开,苗家从苦难中走出来。」「毛主席带了幸福来,
幸福和毛主席分不开。」曲子本身是美的,但是「幸福」却是谎言。
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小有名气的林区,素有「杉木之
乡」之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木材长期短缺的中国,那里的苗
族、侗族、汉族人民是不该为温饱发愁的。然而人民公社搞了二十年,
把那十来个县搞得一片萧条。「一九七八年以前....年年都有成
千上万的群众外出逃荒要饭。」(注15: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人民日报》。)祖先留给他们,如今归了「公」的杉木林,竟然只
够他们削一根讨饭用的打狗棍!年复一年,他们在南方的凄风苦雨中
跋涉,从不知「幸福」二字是何滋味。

  不仅贵州的苗族人民没走出苦难,湖南的苗族人民也没有见到幸
福。湘西凤凰县有个苗人居住的区,到了一九八○年,全区仍然没有
一户农民拥有一辆自行车或一个手表。人民公社制度真正是把「平均」
变成了「均贫」。
 
  毛泽东号称「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可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情况
也并不比山地苗族人好多少。宁夏同心县,百分之八十为回族,一九
七三年的人均收作仅七点八元。四川的彝族作家吴承柏曾经这样描写
本族普通农民生活的困苦:「老年人饿得脖子伸多长,孩子饿得瘦精
精。」一位妇女「梳了几个月的头,攒下的头发卖得二角钱,准备拿
去买盐巴过年用....」

  一位青年一九六八年即人民公社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到海南岛黎族
人民生活的地区当兵。他这样记述在五年间亲眼所见的黎族人民生活
困苦的情形:「黎族同胞还是以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劳苦躬耕,
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在这里屡见不鲜....传说这里的黎胞常吃沤
烂的小青蛙、四脚蛇之事,实实在在是真的。」(注16:一九八五
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

  一九七二年,一位黎族中学生退了学。热心的老师走了八十里路
赶到他家中,才明白原因。在这普通的黎族公社社员家庭中,「爸爸
生病卧床,母亲鸡一叫就起床舂米,煮上一锅稀饭,摆好一碗盐巴,
便匆匆上工了,中午也不回来。小弟弟小妹妹们哪个起床,饿了,自
个盛一碗稀饭吃。到了晚上,稀饭光了,妈妈也该回家了....」
那位身为兄长的中学生无粮可带到学去,书也就读不下去了。

  据说,一九八三年总理赵紫阳访问非洲后,回北京时路过海南岛
稍事停留,这位当年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海南隶属广东省)十分感
慨地说:「访问非洲十国之前,我以为非洲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地区。
现在看来,海南岛比非洲还要落后荒凉。」

  从海南岛向北走,跨越整个中国来到北疆,便是内蒙古。一九七
九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中共内蒙古第一书记周惠到了卓资县的一个村
庄,发现竟然有一些人家外出讨饭还没回乡。按农村传统,即使在外
谋生也要在正月之前赶回家乡,何况是讨饭。如果他们能从家乡的人民
公社那里讨得一点粮食,决不会流落不归。周惠当即指示当地公社把
部份土地、羊畜分给社员。社员得到了归自己支配的一小块田,将它
称为「救命田」。说是救命,一点不夸张,从此他们就不用外出讨饭
了。不过,中共修正毛泽东公社制度实在为时太晚,内蒙古大草原上
搞了二十多年人民公社,到邓小平著手改革时,已有三分之一草场退
化,五百五十万公顷(另一份材料说是一点一亿亩)草原变成了沙漠。

  要想对人民公社带来的中国农民的贫困状况有个准确的认识,应
当记著下面的数字:

  在毛泽东去世的一九七六年,黄河中游地区的一百多个县,当年
人均收入是三十九元,(注17:《了望》一九八五年第二十五期)
折合美金约二十元,亦即当时一名美国技术工人两小时至三小时的工
资。如以一个劳动力养活三至四人计,那么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仅相
当于人家一天的工资。考虑到历史因素,不同外国比,同自己的过去
相比吧。「据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统计,全国有两百多个县的生产
水平倒退到解放初期,少数还低于建国初期。另据一九八○年上半年
对全国五百万个农村核算单位统计,年人均收入五十元以下的几乎达
到近三分之一。」(注18:《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
期。)截至一九七七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仍然低于一九五
五年。(注19: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
化》。)

  一九五五年,正是「高级化前土改后」,中国农村「走进」社会
主义之前。这一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踞于随后的二十二年之上不是
偶然的,决不是老天特别照应,特别给了中国人民风调雨顺的年景。
从上面的记述中我们看到,自从一九五六年中国成了毛式社会主义的
天下,人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一走进这个社会主义,农业就一蹶不
振,人民就一直挨饿,正如一九七九年中共四川省广汉县县委书记常
光南对省委书记赵紫阳所说:「大家对人民公社有意见。自从有了公
社,就没有吃饱饭。」(注20:见《海南纪事》 创刊号中《紫阳
治蜀》一文。)毛式社会主义使几亿中国农民饿了二十多年肚子,这
是宏观上人人看得见的恶果。现在,我们要看看这恶果是怎样产生的,
特别是在毛泽东搞出人民公社的最初几年中,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人民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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