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宣部科学处，原为中宣部科学卫生处，约成立于1952年，负责
管科学工作。1954年改名为科学处，处长胡绳，副处长于光远。自1955年起，
于光远任处长。成员有李佩珊、龚育之、何祚庥等人。文化大革命中科学处
被撤消。

本文摘录自李真真采写的《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
访谈录》，原载《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23-30页。文中“珊”指李佩珊，
“于”指于光远，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此文仅供读者参考，如需引用，请查
证原文，并遵循公平使用原则。

　　　　　　　　　　　　　　　　　　大饥荒档案编辑部
　　　　　　　　　　　　　　　　　　　2002年1月11日


◇ 大跃进时的中宣部科学处---于光远、李佩珊访谈摘录 ◇


◇ 科学家同农民比高产

　　珊：我在《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四期上读到薛攀皋关于“大跃进”
时生物学部参加同农业种植能手比高产会议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段说：“会
议一开始，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他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
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后
来我问薛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说是于光远。

　　于：我是参加过一个农民同科学家比高产的会，这话很可能是我讲的。会
上指标越比越高，小麦亩产能到６万斤。我又觉得太玄了，就说“一万斤也不
错嘛！”其实同他们的３万斤、６万斤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还
写过一篇文章反映那次会议，但没有发表。这时期我还在《红旗》上发表过一
篇讲小麦高产意义的文章，可见我那时的积极性，这都是我那时头脑发热干出
来的事。

　　珊：记得1962年广州会议上，你曾为在《红旗》上发表这篇文章作了自我
批评，好像在那次会上你是唯一作自我批评的人。

　　于：还有一件事，聂总曾带张劲夫和我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泽东，
要张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我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因为那时我正负责编内部
刊物《科技动态》，做具体工作的是于若木。

　　珊：我也参加了，只编了几期。后来科学院编出了《科学简讯》，这个刊
物就停了。

　　于：我当时汇报得很糟糕。我讲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长的南瓜
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这是写在山东省委的报告上的。那时我思想上有
一条，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无论如何，我担任着重要的
科学工作，向毛主席汇报这种不科学的东西，后来越想越不是滋味，这是我一
件丢脸的事。在这之后我就在科学处的工作方针上加了坚持科学性这一条，近
十多年我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坚持科学性这一条的
表现。


◇ 如何看理论联系实际

　　珊：1960年夏天还有一件事，关于超声波管道化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
动，我们对科学院也起了推动作用。此外，我们就没干什么了，因为我们自己
的思想都跟不上，部里还要我们到基层到农村去受教育呢！

　　于：我们还组织过一次向朱德的汇报。

　　珊：是有这么回事。1958年4月上海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时，我读
到一份有关上海有机所的材料，说经过检查，上海有机所的研究只有4%是联系
实际的。我读后感到十分吃惊。有机化学研究联系实际的面是很宽的，如果有
机所都如此，其他所又如何？我向处里汇报后，光远当即决定我们到上海去看
看。我们在上海同几个所的科学家、科研处长、党员所长接触很多，或开座谈
会，或个别谈话。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不能把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过于狭隘，能
够直接联系实际的工作是重要的，间接的长远的联系实际也很重要，不能把后
者都说成是脱离实际的。从上海回来后，光远同志就向上反映了。

　　于：我找杨尚昆汇报的。很快他就告诉我中央要听汇报。

　　珊：我们立即通知科学院，也通知上海分院的负责人王仲良速来北京向中
央汇报。记得王仲良来京后显得十分激动。

　　于：汇报是在中南海的西楼，朱德来听了汇报，主席、少奇、总理、聂总
都没有参加。杨尚昆主持了会议，张劲夫来了。王仲良是浙江人，乡音很重，
令人难以听懂，杨尚昆觉得汇报得不好，不过朱德在会上还是讲了支持的话，
说科学院就是应该做理论研究，不能轻率地否定这类工作。

　　珊：我记得你回来后向我们传达时还有一段陈毅的讲话。他以下围棋作比
喻：下围棋时还要不时下一步“闲棋”，以后的进攻可能用得上，更何况科学
研究？现在回想起来，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在批资产阶级思想的高潮中，
抓这件事也不容易。这对1960年4月科学院去上海召开第三次学部大会强调重
视理论工作可能有影响。


◇“插红旗拔白旗”

　　珊：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在第一期的《发刊词》中有一段话
讲《红旗》的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毫无
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旗帜，就应该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
旗帜”。很明显这段话是指思想界的事，也没有说要把一些人当作红旗来插，
把另一些人当作白旗来拔，部里也没有向我们传达过要把这个人当“红旗”插
上，把那个人当“白旗”拔掉。当我们到基层看到这类事，脑子里还真打了个
问号。

　　于：毛泽东也没说过要“拔白旗”。

　　珊：不过这个时期学术批判的面可够宽的了。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尔、魏
斯曼、摩尔根遗传学外，还批判了牛顿力学、微尔和的细胞病理学。还批判果
树栽培方面农大园艺系教授沈隽“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保花保果是
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张“间伐”的（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刘镇谔）
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主张“皆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武汉大学数学系的齐民
友就是当作白旗给“拔掉”的，等等。当时我们把我们遇到的问题都写成简报
分送部内领导和科委、科学院的领导。

　　心理学也受到了尖锐的批判，是从北师大批判心理学教授朱智贤开始的。
批判的政治性很强，科学处内有些议论，但还在观望。1959年胡乔木指出，在
1958年以来的各种批判中，以对心理学的批判最不讲道理。这样才减轻了不少
对心理学的压力，这件事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是有影响的。

　　这个时期有一件同批评胚胎学家朱洗有关的事值得提一下。　我记得大约
1959年底或1960年初，龚育之可能是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编辑部的人
民来信中，读到有人批评朱洗所著的《生物的进化》一书，不讲物种间的斗争
只讲互助是调和主义等，我也读过这些材料。当时拿不准是否要发表批评文章，
1960年4、5月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学部大会时，我们把这件事向科学院的杜润生
等同志讲了。后来在聂荣臻主持的会上讨论了处理办法。聂说，不要公开批判
了，请科学院的同志同朱洗谈一谈，告诉他有人对这本书提出批评意见，请他
考虑。朱洗很感动，在出第二版时做了些修改。这表明了一种爱护科学家的思
想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过当时这种思想并没有被普遍认识。

　　(完)
摘录自李真真采写的《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
原载《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2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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