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北戴河会议)。
这次会议，是党发动、领导“大跃进”运动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它全面制定
了“大跃进”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把党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了顶
峰。会后，以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标志，“大跃进”运动达到
了高潮。
北戴河会议是8月17日至30日举行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
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国家机关备部门党组负责人等。会议讨论
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
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以及加强民兵工作等问题。制定和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1959年
度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中共中央关
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的规定》、《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普通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各级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
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定》等40个文件，并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会议通过的文件表明，党在经济建设方面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
过渡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已经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
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
会议认为，在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
1958年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有了成倍、几倍、几十倍
的增长。会议估计，1958年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50
00---7000亿斤，比1957年增长60-90％，全国每人占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
到l000斤左右。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长l倍以上。会议指出，
“如果说，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1500斤到2000斤是粮食需要量的饱和点，19
58年就有一部分省(区)接近或达到这个饱和点，个别省区超过这个饱和点”。
[1]
基于上述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估计，会议认为，我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
经基本解决，各级领导今后的工作重心应该由农业转移到工业上去。会议发表
的公报指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
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因此，会议决定，全国的
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但是同
时不应当放松衣业的领导”。[2]
会议还错误地沽计，到1959年，我国在钢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
(除发电量等外)，就可以超过英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62年)，全国将
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各协作区将建成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
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将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工业
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到那时，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
面能够接近美国；农业劳动能够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凡有条件的农村基本
上实现电气化，90％以上的耕地实现水利化；在主要的科学技术方面，能够赶
上世界先进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中等教育。总之，“在1958年到1962年的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
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3]
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
关于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会议认为，“根据当前全国人民对于钢铁的巨
大需要和对于钢铁生产的巨大努力，根据钢铁冶炼设备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
入生产的情况，钢铁生产的飞跃发展是必要的和可能的”。[4] 因此，今年2
月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1958年钢产量达到620万吨的指标是不够的，5月政
治局会议提出的年产800-850万吨的指标，也仍然嫌低。会议决定，把1958年
的钢产量指标进一步提高到1070-1150万吨(宣布为1070万吨)。这样，会议就
正式确定了毛泽东6月提出的1958年的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上一
番的过高指标。
会议确定的1959年的各项指标，更高到了惊人的程度。会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指出：“1959年国民经济
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
吨，争取3000万吨，铜40万吨，铝30万吨，机床产量达到30万台，发电量达到
550亿度，煤产量达到3.7亿吨，石油产量达到800万吨，水泥产量达到3000万
吨，化肥产量达到530万吨，棉纱产量达到1000万件，新建铁路10500公里。为
了实现这些指标，并且为1960年的建设作准备，在预计的1959年国家财政收入
的722亿元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将为500亿元；地方和企业的用于基本建设的
自筹资金在外。”这些指标，甚至达到和超过了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1962年的
指标。
会议确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62年)的各项主要指标是：钢8000-1
0000万吨，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1957年)的产量增长13.9-17.7倍；铁900
0 l1000万吨，增长14.4-18倍；煤9-11亿吨，增长5.9-7.4倍；粮食13000 1
5000亿斤，增长2.5-3.1倍；棉花1.5亿担，增长3.6倍；工业总产值5700-6500
亿元，增长7.4-8.5倍；农业总产值2300-2500亿元，增长2.5-2.8倍；基本建
设总投资3850-4300亿元，增长6.8-7.7倍。以上这些数字，均在八大二次会议
确定的1962年各项主要指标的基础上翻了一番以上，可见其高到了何种程度。
在教育方面，会议也确定了完全不顾实际可能的指标。会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应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基
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
多数都放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应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
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自愿的，都可
以受到高等教育”。
会议对于上述过高指标的制定，给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带来了极为不
良的影响。特别是会议确定的1950年钢产量翻番的指标，更是给国民经济的发
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1958年全年时间已过大半，钢产量指标只完成400
多万吨的情况下，确定1070万吨的过高指标，想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内完成600
多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它必然会导致不顾其他、全力保纲的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发动，带来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等一系列问题。
决定建立人民公社
如前所述，农村人民公社组织，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小并大的过程中由
毛泽东倡导的。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已经在各地开始建立。在毛泽东的提议下，
北戴河改治局扩大会议又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
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以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为主要特点
的人民公社。
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历史必然性，《决议》作出了片面以至错误的分析。
它认为，“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
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我国农村，农产品产量的飞速增长，农田基本
建设的空前规模，农村地方工业的相当发展，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需求的日益
迫切，农民集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很大提高，“都说明几十户、几百
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
主义建设提前速成社会主义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上述分析和估计，无疑是脱离了广大农村的客观实际。在农业集体化刚刚完成、
合作社管理制度有待改进的情况下，我国广大农村并不存在建立人民公社的所
谓历史必然性。
对于人民公社的规模，《决议》也定得过大。《决议》指出，某些乡界辽
阔、人烟稀少的地方，每社可以少于两千户，可以一乡数社。有些地方，则可
以数乡一社，达到六、七干户。至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反对，
而且，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这样，《决
议》就把过去几十户左右的合作社的规模扩大到了几千以至上万户。作为一个
基本的生产单位，这样大的规模完全脱离了我国低下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干部的
管理能力这一实际。而且，《决议》还规定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
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这种用政府机构来直接管理和指挥生产的
领导体制，也必然会助长生产建设方面“共产风”和瞎指挥灼错误。
在并社、转社的方法和步骤上，《决议》虽然提出并社、转社不要性急，
不要影响生产，但同时又要求最好一气呵成，要先搭起架子，要用鸣放辩论的
方法发动群众，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并社、转社的过于急促和一系列问题的发
生。
在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决议》的问题更为严重。虽然，它一方面指出，
人民公社建成后，不要忙于改集体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采用集体所有
制为好，但另一方面，又错误地强调，在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
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这种全民所有别，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在
3、4年或5、6年内逐渐代替集体所有制。还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
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
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这里，《决议》明显表现出了急于
过渡的“左”倾错误思想。用这种思想去指导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会
引起对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混淆，以至于“共产风”的泛滥。
另外，在并社中的若干经济政策方面，《决议》也作出了一些错误的规定。
它指出，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各社
在财产上的差别，不要采取算细帐、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
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和股份基金等，随着生
产的发展、社员收入的增加和人们觉悟的提高，也会自然地变为公有。这些规
定，也助长了“共产风”的发展，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了实现“跃进”计划、建立人民公社，会议还确定了以下方法和措施：
一是开展所谓教育运动。会议决定，为了保证1959年农业生产的更大丰收，
推进人民公社的迅速建立，今冬明春必须在全国农村开展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教育运动。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宣传总路线和“大跃进”的胜利，
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破右倾保守、甘居下游的思想，大立鼓足
干劲、力争上游的思想，以提高广大衣民的政治觉悟，鼓起“大跃进”的更大
于劲。这里，会议就是企图以发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掀起农业战线上的所谓
“跃进”高潮。因此，这一教育运动的开展，对农村工作中各项“左”倾错误
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是大搞群众运动。会议指出，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工作，特别是工业建
设工作，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在工业建设方面，一定要书记动手，全党动员，
全民发动，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轰轰烈烈，不能冷冷清清。要破除
迷信，解放思想，破除各种妨碍“跃进”的规章制度。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发动
群众，但更为重要的，是求实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决不能简单套用战争年代
群众战争的经验。单纯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味强调大嗡大叫的群众运动，不但
不能保证工业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还必然会造成管理混乱等一系列的问题。
三是“拔白旗”“插红旗”。会议要求，为了保证各项工作的“跃进”，
必须采用“拔白旗”、“插红旗”的工作方法。要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严
厉批判，要使“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要把“白旗”、
“灰旗”统统拔掉，要把“跃进红旗”普遍地插起。为了完成过高的钢铁指标，
对大炼钢铁不力者，会议还规定了6条严厉的处分措施：1．警告；2．记过；3，
撤职留用；4．留党察看；5．撤职，6．开除党籍。上述要求和措施，就必然
会使搞浮夸者受到表彰、鼓励，使实事求是者遭到批判打击。逼迫各级领导使
出浑身解数，或者督促群众大炼钢铁或者浮夸虚报产量，以“完成”上级下达
的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钢铁产量指标。
这样，北戴河会议不仅制定了“大跃进”的各项主要计划，决定在农村普
遍建立人民公社，而且还规定了完成上述任务的错误方法和措施。这些方法和
措施的实行，就为强迫命令、压制不同意见大开了方便之门，使得大炼钢铁运
动和入民公社化运动几乎不受任何阻碍地迅速开展起来。
会议还提出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左”倾观点：
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会议提出了取消“资本主义残余”等错误观点。毛泽
东在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因素比合作社多，要逐步取消自留地和
私养牲畜等资本主义残余，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他
还认为，吃饭不要线，穿衣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这种认识，完全是空想的
共产主义。它不但导致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社员自留地等的取消，影响了他
们的生活，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还直接导致了“共产风”的泛滥、公共食堂
等的大办，使各地纷纷大搞庸俗的、空想的“共产主义”，降低了共产主义在
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分配制度方面，会议错误地把工资制称为“资产阶级法权”，表示要予
以破除。毛泽东说，实行供给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二万五千里长征，
土地革命，解放战争，不是靠发薪水取得胜利的，而是靠政治挂帅，靠供给制
取得胜利的。他认为，解放后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一
个倒退。它助长了人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如争等级，争待遇等等。他指出，这
是资产阶级法权，应该加以批判和破除。要经过几年准备，逐步取消工资制，
恢复供给制。这里，毛泽东明确表现了他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欣赏，以及对于马
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他把按劳分配原则中体现的、只能在共
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原则时取消的“资产阶级权利”，认为在社会主义阶
段就应取消、破除，企图把在革命战争年代起过积极作用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做
法提到和平建设的年代来实行。这一思想认识，无疑是错误的。它不但导致了
我国几十年来在分配制度方面平均主义、“吃大锅被”等错误做法，而且，也
成了毛泽东日后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根源。
在人口问题上，会议提出了“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它认为，现在我国不
是人多，而是人少，人多是一件好事，在我国不存在人口太多粮食不够吃的问
题。由于这一错误认识，1958年对马寅初提出的应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进
行了错误的批判，忽视了对于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制定，直接引起了50年代末、
特别足60年代初我国人口的骤增，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造成了沉重压力和负担。
在法制问题上，会议也提出了十分有害的观点。认为，由于群众的共产主
义觉悟大大提高，党的决议和政策就基本可以维持让会秩序，而不需要民法和
刑法一类法律。基于这一认识，1959年召开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撤消了司法部，
人大常委会也撤消了法制局。此后，一直强调人治，忽视注重法治，使我国在
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受到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北戴河会议是我党历史上具有严重“左”倾错误的一次会议。
它不但不切实际地估计了国内的经济形势，制定了以钢铁翻番为中心的各项过
高指标，作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错误决策，而且，还规定了完成上述任务的强
制方法和措施，提出了一些有害的“左”倾观点。这样，会后就迅速地掀起了
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更加严重地泛滥开来。
注 释
[1]《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
[2]《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1958年9月l日《人民日报》。
[3]《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
[4]《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1958年9月l日《人民日报》。
(完)
本文为谢春涛著《大跃进狂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六章内容，
原标题为“北戴河海滨的热浪”。载此书第7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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