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的猪油

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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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网,看到大饥荒档案转贴的几封“三年困难时期”的家信,心中
不能平静。许多信里都提到了饥荒年代的救命之物----猪油,可以看出,写
信人多生活在广东省,收信人应该是在香港的亲戚。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香
港亲戚寄来的猪油等食品,写信人的家庭很难说能活下来;也可以想象,绝
大多数没有“海外关系”的同胞,缺少了香港的“油包”(当时对这种救命
包裹的俗称),一定比他们的日子更加艰难。

  所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不想妄加评论,摘一段一个普通广州家庭
的回忆录吧。


  ……到了1959年,情况开始转坏,商店里的货品日见稀少,市场上的农 副产品日见缺乏,到饭店里吃上一顿饭已不容易,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时, 父母亲不时要带我们到街上的饭店吃饭,才能吃到一些鱼肉之类,去得比较 多的是广大路与中山路交界的华北饭店,那吃饭的情景终生难忘:当我们去 到饭店时,一般是没有座位的,我们必须站在某一张桌子别人的背后,看着 别人吃,等着别人离开,然后才有座位;而当我们自己吃饭的时候,我们的 身后也站着别的人,他们在看着我们吃,等着我们离开。这是一种十分尴尬 的吃饭形式,然而,饥饿之中的都市人,也顾不得面子了。即使这样的吃饭 形式,不久也盼不到了,饭店而没有饭菜供应,这并非天方夜谈。而在农村, 人民公社的大饭堂从饭菜任吃到无饭可吃,那亩产千斤万斤的“卫星”已无 力再放上天了。在乡下的我的姑姑、舅舅、堂叔等家庭,不时写信或来人求 救,他们已处在饿死的边缘,而且真有两位婶婶已病饿而死去!这一目了然 的严峻的形势,有人就是视而不见,不肯认错!庐山会议时,政治局委员、 国防部长彭德怀上书党主席毛泽东,说了真话,如果这个时候纠正错误,还 可以挽救千万人的性命,然而,旷古奇冤的大悲剧却上演了,勇为人民“鼓 与呼”的铮铮铁汉,却被自认为代表人民愿望的毛泽东定为“反党集团”的 头目,被撤消一切职务!我在年少时即对解放军的将帅无限崇拜,家中贴有 一张“十大帅”的画像,想不到,我所敬仰的彭老总,一夜之间变成了“阶 级敌人”,当时只有11岁的我,是无论如何也参透不了其中的奥妙的。   1960年,中国人民陷入了极其苦难的深渊。还是后来刘少奇总结得对, 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时,粮食奇缺,以我们在广州为例,每人每 月只有十几二十斤米;油料奇缺,每人每月只有4两;猪肉和鱼每人每月都 不足半斤,肥皂要证,牙膏要证,草纸要证,火柴要证,而数量都是少得不 能再少;最记得还是布料,每人每年是一丈三尺六寸,不够成年人做一套衣 服!然而,最大的问题还是吃的问题,这关乎到生命是否能延续。现在的人 生怕吃得肉多吃得油多而胆固醇增高,那时的人,恐怕浑身也找不出一点胆 固醇来,街上所见到的,多是骨瘦如柴或浑身水肿的人。为了自救,人们只 有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街道的大姐们,发明了“双蒸饭”,即把饭煮熟 后,再加一次水去煮,饭自然就变得“多”了,这发明立即被推广,人们居 然也接受了这自欺欺人,更无营养的“双蒸饭”!不久,又有人发明了“米 糠糕”、“蔗渣饼”;不久,又有人发现了“黄狗头”、“小球藻”、“番 薯叶”、“香蕉心”可以吃,于是,也弄来吃,而上述那些东西,都是我吃 过的!我还曾跟随母亲到下塘一带挖过一些还能入口的野菜,也顺便割一些 青草回家喂那只自家养的兔子。当那兔子长到有两三斤时,父母亲合力把它 宰杀了,它那血肉化成的营养,应在我们体内保持有两三周时间吧。除了兔 子,我们还养过一种动物叫葵鼠,并非当宠物饲养,养他们是为了吃他们, 救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在广州市,还能勉强活得下去,乡下人尤其是穷山区 以及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的百姓,要吃到树皮、草根、观音土等,据有 关部门书籍提供的数据,1959至1961年,中国每年都饿死一千多万人!那么 ,最终使我们家能度过难关的是什么?还是那让人背上黑锅的“海外关系”, 那“香港同胞”。从父亲的交代中可知,我的九叔解放前夕在海南读书,解 放军渡海,他被迫随国民党军去了台湾;而我四叔则是在解放时去了香港。 有这种关系,过去是十分糟糕的,起码有敌特之嫌,父母亲也从不向我们谈 起他们俩,但是到了最困难的时候,父亲也不得不求救于四叔他们了,因为 除了我们,还有远在云南的大哥,以及乡下的亲戚们,更需要猪油生油等救 命!正因为有了一点油料、食品等的滋补,我们才得以活下去。想想那几年, 父母该是多么的艰难啊!   1961年,情况稍有一点好转,原因是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几年来太过于冒 进,欲速而不达,不得不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收拾残局, 于是,他们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给农 民分点自留地,适当放宽农民的种养政策,适当开放农贸市场,这样做,使 得农民能够喘一口气,城里人也能见到一点农副产品。在离我们家比较近的 下塘,开辟了一个农贸市场,东西虽然贵,但能买到一点。一天,父亲去那 里,花了十几块钱买了几条番薯回来。回家后,他大惊失色道:“我明明记 得是买了8条,怎么现在手上只有7条?------到底是7条还是8条?------” 他拿出木称,称了又称,显得又无奈又痛心。这是我们都牢记而母亲又说了 多年的一件深刻往事。   那年,转业在南京教书的二哥回广州探亲,那时商店里已开始出现了一 种糕点,叫“高级饼”,其实只不过是纯用面粉做的罢了。既然叫“高级饼”, 价钱当然贵,似乎十几二十元一斤,但起码有得卖。二哥带我和妹妹上街, 我和妹妹站在那柜台前,眼睛紧盯着那些饼,口水都快要流到那玻璃柜台上! 这事,已小学毕业的我当然有记忆,而二哥更是记忆犹新,他后来也忍痛买 了一斤回家,让大家开开洋荤。某日,二哥带我们全家到北园酒家吃饭,那 时酒家已有一点东西可吃了,但非常贵,我们吃了三四十块钱,还只是半饥 不饱,回家后,仍要煮一锅粥吃,这事,也令母亲有了一个多年可讲的话题。 到了那年的年末,大哥从云南回来探亲,他那眼睛深深,胡子长长,穿一身 旧棉袄的样子,绝对比现在从河南安徽等地来广东行乞的老乞丐好不了多少。 农场方面让他回来探亲,大概也怕他饿死在那里。次日晚,我带路把大哥引 到长堤及南方大厦。那时南方大厦也有了一些东西卖了,以致大哥很感慨地 说:“走完南方大厦,就好象走完了一个城市。”我想,那时云南省赤贫得 更是可怕了。如果不是大哥已决心留在广州,如果不是父母坚决支持,大哥 再返回云南,后果将不堪设想!   1962年起,中国的经济情况才真正的渐有好转。天灾结束,人祸也得到 遏止,“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渐见成效,粮食多了,副食品 多了,轻工业品多了,人们变得健康些了,脸上也有一点笑容了。   ……   摘自“平凡人家的不平凡事” (送交者: 注注 于 January 13, 2002 21:11:47:[新观察/xgc2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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