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喜欢写文章，他生平的每一阶段、每一个工作岗位都通过一本书
记录下来，与其在延安、东北、湖南、水电部、中组部的工作分别对应的是：
《窑洞杂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热河烟云录》（北
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７）、《新湖南的诞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论水力发电和河流规划》（北京：电力工业出版社，１９５
５、１９８２）、《苏联的水力发电建设》（北京：电力工业出版社，１９
５７）、《论三峡工程》（长沙：湖南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５）、《起用
一代新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等等。从党史、思想史的
角度看，李锐著述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其中尤以晚年写的
《大跃进亲历记》、《庐山会议真面目》、《毛泽东的晚年悲剧》最具价值。
三本书的内容多以作者当年的记录稿为主，时间相互衔接，既可以称为"毛
泽东晚年研究"，也可说是从"从大跃进到文革"的中国史研究。
三书的由来比较复杂：
《大跃进亲历记》（内容是从南宁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１９９６年
３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作为"火凤凰丛书"之一出版，同年９月重印。１９９
９年１月，海南南方出版社出版三卷本"李锐文集"，远东版《大跃进亲历记》
作为卷三《大跃进亲历记》的上卷，后写的下卷是１９９７年完成的从八大
二次会议之后到庐山会议的部分。
《庐山会议真面目》的原名是《庐山会议实录》，１９８９年由春秋出
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内部发行"，１９９２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此书的
修订本。１９９９年改名为《庐山会议真面目》作为"李锐文集"卷一由海南
南方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的晚年悲剧》一书的主体是《毛泽东晚年悲剧细说》，此文即
李锐１９９２年定稿的的一篇长文《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最
早面世是在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出版的《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
一书中。"李锐文集"把这篇文章连同其他一些文章、讲话、发言及上述两书
的部分内容一起编为《毛泽东的晚年悲剧》作为卷二。
１ 不问经济问文章
１９５８年初的的"南宁会议"是发动大跃进的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
上严厉批评了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１９５６年主张"反冒进"的人，刘少
奇也挨了一点边。
会议后期，李锐奉命到会，与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
任林一山一起，向毛汇报有关三峡的不同意见。当时的整个气氛对李锐是不
利的。还在１９５３年，毛就视察过长江，听取过林一山的详细汇报，无论
是对林本人还是对三峡工程，都有了一些印象。１９５５年前后，三峡工程
已成为水利部的热门话题。１９５６年毛乘兴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
山去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华美诗句。而更重要的
是，南宁会议，毛大批"反冒进"，好大喜功的跃进风由这次会议向全国劲吹。
但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在当时那样紧张的反冒进、大跃进的形势之下，
李锐的意见竟获毛的赞同，毛将三峡问题交此时正不断检讨的周恩来负责。
１９５８年２月下旬，周带了一个庞大的队伍到三峡查勘，１９５８年３月
２５日，"成都会议"通过了由周提交的关于三峡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
认为"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１５年到２０年"，
否定了林一山立即上马的设想。这是成都会议上通过的三十几个"促进"文件
中唯一个促退的文件，几十后来看，也只有这个文件经得起时间考验。
这是为什么？原因很多，比如毛身边的人如胡乔木、田家英等人都倾向
于李锐，而毛本人，正如李当时的感觉，只要言成理，那时也还是听得进一
点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等等，但李的文章写得好，是重
要的一条。
１月１８日上午到达南宁，晚饭后李、林即向一个由毛主持的会议汇报，
林讲了两个多小时，李只用不到半小时（优势已经向李倾斜，因为毛不喜欢
长篇报告，他自己的长篇大论除外）。会后，他要李、林各写一篇文章陈述
自己的观点。尽管毛说了"不怕长"，但当林的长文已经交出、李的文章差不
多完成时，胡乔木来了：
他看了一下我的开篇，就说，主席在这次会上提出文章要有三性：准确、
鲜明、生动，你这个开头还不够鲜明。于是，我又加修饰，匆匆交出付印。
（《亲历》上页２９）
李的文章有几个为毛所喜爱的特点：第一，篇幅短。林的文章约两万字，
李的文章只有八千字。第二，有时代气息。李的题目是"大力发展水电以保
证电力工业１５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林的题目则古板得
很："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吸收了胡乔木的建议，李在文章开头
又加了一段："主席：遵照您的指示，将如何更多更快的发展水电，使我国
电力在１５年内赶上英国，以及三峡代程何时修建问题，汇报如下。"赶英
超美此时正萦绕在毛的心头脑际，但李并不全是迎合毛的意思，他强调的"
水电"，却是当时水利部并不重视、而李本人一再大声疾呼的。第三，李的
文章中有古诗和历史故事，林的文章则较多数字和专业"行话"。
于是，第三天晚上开会时：
仍是毛先讲，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大加表扬；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
点可以服人。
毛泽东最后还指着我说："我们需要这样的秀才"。（同上，页３０）
毛泽东最后不客气地对林一山说：第一段不大懂。你师范大学毕业，文
理不通。还说：谁要想睡好觉，听林一山讲一顿。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指定李做他的兼职秘书。李似乎是占了会做文章的
"好处"，但麻烦也来了。在不久后的成都会议上，柯庆施就请李为他写一有
关教育与文化方面大跃进的文章，由于这与李的思想有矛盾，文章没有做好，
自然也就得罪了正红得发紫的"柯老"。
毛自己文章做得好，也喜欢会做文章的人（还有一种忠心耿耿的"大老
粗"），三峡问题当时取得这样的结果，要部分归功于毛对好文章的兴趣，
至少李的文章作法有利于自己的论证。但是，像三峡这样的一个事关重大的
问题，文章写得好与丑不应当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很容易反过来，不是李
而是林的文章写得好，那么三峡是不是就得上呢？所以李后来就此写过一句
诗："但说文章好，未说经济长"。治国大业，重要的不是文章，而是"经济"。
《史记 贾生传》："贾生徵见，孝文帝方受 ，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
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
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汉文帝一代明君，贾谊一世之才，访贤的话
题不是军国大业，而是鬼神。诗人李商隐感而赋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
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夕，不问苍生问鬼神。"
但毛泽东不是汉文帝，文章之于他，至少有时是政治行为。１９５６年
１１月，在八大二中全会上，毛做了一次中学语文的老师：
他说："１９５６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
后改为'充分可靠'"。为什么呢？他说："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
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
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
（《悲剧》页８５）
但毛之所以要讲语法，不是教人写文章，而是因为热衷于急躁冒进的毛
不能容忍与此相反的"稳"字。一字之别，是两种路线之争。
２ "比打仗还厉害些？"
毛以打仗夺取了政权，这不但是他终生的自豪，也是他考量一切事情的
标准。他在南宁会议上说：
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
那么多学问。（同上，页７９）
汉高祖刘邦以马上得天下，手下的谋士告诉，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
由马上治天下。数千年后此话又一次得到证实。不到一年，１９５９年２月
２日，毛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现在年纪不小了；
应该承认这一点，即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
不懂，就是不会。（《亲历》下卷页３９３）据胡乔木说："在召集庐山会
议之前，毛主席已经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同志他们
来领导。"[1] １９６２年１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先'哈哈'苦笑了
两声，说：'想不到会搞成这个样子。'"[2] 然后再次承认："我注意较多的
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难得毛承认有自己
不懂的东西。
承认自己不懂就要学习，"毛主席也进行了一些学习，比如说《论十大
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产物，可惜这种学习没有坚持到底，还往往过于匆忙地
下结论。凡是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些东西，就尽量夸大，而不利于自己观点
的一些东西，就尽量否认，或者贬低。"[3]
承认自己不懂就应听取不同意见。但大跃进批评不得，不但彭德怀必须
打倒，试图调整大跃进后遗症的刘少奇等人也不得好死。经济建设我是不懂，
但这话只有我自己能说，其他人是不能说的，而且军事方式搞政治，你们谁
也不如我。
３ 马克思、秦始皇新解
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他并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掌握国
家政权后，还屡屡表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不以为然，跃进之年也是敢
于超越马克思的一年。毛在１９５８年４月的"武汉会议"上就号召要破除对
马列主义的迷信。当年５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得更明确：
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但我们
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同上，页３２３）
一旦"做的"的超过了，"理论"也就超过了。"马克思革命没有成功，我
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中国革命
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毛泽东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已经
为"文革"中流行的"顶峰论"作了预言。
马克思当然不是神，后人可以也应当超过马克思，但这种超过不能是毛
式的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正像李锐说的："《共产党宣言》中固然没有'总
路线'、'大跃进'，但它绝不会告诉人们如何去作河北徐水、湖北当阳闹共
产主义那样的荒唐事情。"（《悲剧》页１９２）毛当然不是说马恩完全没
有用了，把战争经验固定化、迷信化，使经验成为教条，是毛泽东思想的基
本模式，１９５８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取军事组
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
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
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亲历》下页１２３）
这本来是他本人的经验和信念，但他却追溯到马恩：
我请陈伯达编了一本书，叫《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
条说，许多东西自古以来就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我们的共产主义也是从军
队共产主义先实行的。（《亲历》下页１２３）
"人民公社"作为军队共产主义的新形式，就这样有了马恩的根据。可见
马恩还是有用的，但这个"用"不是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是作
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印证。
马克思没啥了不起，秦始皇也没啥大不了：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４６０个儒，我们坑了４６０００个儒。我们
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
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
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
以补充。（《亲历》上页３３２）
以超过暴君而自豪，这固然是高度集中的权力和红色恐怖的真实表达，
但这只是"秦始皇"的含义之一。毛对秦始皇还有另一种理解，这就是陈云在
北戴河会上传达的："特别是他（指毛 ── 引按）提的，现在没有纪律，
纪律像豆腐一样，这不行，要马克思加秦始皇。"（《亲历》下）１２６）
原来秦始皇就是纪律，与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在惩罚办事
就犯错误。"（《亲历》下页１２５）纪律永远需要，因此中国人也就难以
摆脱秦始皇的暴政。
在"超过马克思"的１９５８年，提倡要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重心其实是秦
始皇，他的目的是要建立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以暴力性的"红色恐怖"实施
社会改造。追溯起来，这并不是毛的创新。斯大林在谈到肃反成绩时，也一
再提到过１６世纪伊凡雷帝的恐怖统治，他不只把伊凡雷帝当作他政治上模
仿的人物，还把自己看作是血腥清洗的权谋方面超过师父的学生。
４ 跃进中的群众
毛在５０年代中期反复要求破除条条框框，以群众运动搞跃进，从大跃
进到"文革"的一系列灾难性运动都被宣传为一次次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
但群众是怎样参加大跃进的？
北戴河会议上，毛严令："１１００万吨钢，必须保证完成。经过三令
五申，仍完不成任务，或者有铁拿不出来者，对搞分散主义的，就要执行纪
律。"（《亲历》下页１０２）"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
要。"（《亲历》下页１１６）明白了毛的"纪律""强制"就是秦始皇，谁还
敢有半个"不"字？在凉风吹拂的北戴河，毛从容地拉开了"执行纪律"的口子，
到了燥热艰苦的农村，实施的就是捆打、囚禁。在云南陆良县：
该县马街乡出现了使用皮鞭的"督战队"，强迫患病群众出工，陈盛年
（省委监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还在全县推广这个"经验"，他说，"生产不
跃进是大是大非问题，打人是小是小非问题"；"打人是促进派，不打人是促
退派"。全县于是捆绑吊打佥化，甚至于"打人是为了打一千斤"、"不打就是
没有干劲"等等说法。（《亲历》下页３６３）
毛亲临视察、在此发出"人民公社好"的河北徐水县，是中央抓的"共产
主义试点"。１９５８年９月１日，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这样礼赞："
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
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那么，这里神仙们是
怎样的处境呢？
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１５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罚。
有的群众接受不了这种超乎寻常的"胡闹"，又怕张国忠手中的权力，于是采
取办法抵制，在田边地头密植，在地中间稀植。但张国忠带领一班人马检查，
结果有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被
送到监狱劳改，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３个月就死了。有群众说，张
国忠就是法律。１９５８年８月和１０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并指
示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亲自在漕河公
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捕３５８人。而张国忠认为，逮捕人能起作用，
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１９５８年，徐水共逮捕４６４３人。（《亲历》
下页３８）
４６４３人中有包括两名支部书记在内的３１人死去。类似的记载极多。
大跃进直接导致几千万人死亡，这是指跃进后因粮食减产等原因所饿死的人，
而在大跃进进行的过程中，逼死、打死人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１９５８年
春夏之交，云南省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发病近３９万人，死亡３９７１２
人。"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０年７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
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１７７４人，其中３６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达
１０７２０人，死在拘留所的６６７人。"[4]
深解毛意的康生当时有一句诗：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共
产主义也许是天堂，但人民公社却绝非金桥。把一次强迫群众、迫害群众的
运动称为"群众运动"，这不是讽刺，而是毛的一大发明。胡乔木知道得最清
楚："在延安，毛主席提出了组织起来的口号，这个组织起来不是要固守农
民本来面貌，而是作为改造农民的手段提出来的。"[5] 以中国农民之多，
任何手段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他们，唯一的办法，是把农民集中在一个由
政治家们设计的组织中，让他们相互斗争、相互摩擦。这种方法不但富有成
效，而且真正的组织者可以退居幕后，用毛的话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
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
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亲历》下页１１９）推论下去，
由此带来的灾难当然也要由群众自己负责。事实上大跃进的后果也确实是由
群众来承受的（当然毛曾有一度不怎么吃肉）。
手边正好有一份刚到的《天涯》９９年第５期，内有谢少波一篇"对全
盘否定毛泽东的企图表示质疑"的文章，其中说到："在五十年代后期，空想
的毛主义采用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种政治想象的形式。那个时期，一个欢
欣的梦笼罩着整个国家，每个人都被毛关于未来的描述鼓舞着：六亿人民的
解放了的创造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增产出大量的粮食和钢铁，再过二十年就要
实现共产主义。"[5] 关于毛泽东和大跃进，都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质疑全
盘否定毛主义的倾向是学者的权利，但如果说六亿中的"每个人"都为毛的设
想所鼓舞，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
５ 动力
１９５８年５月５日至２３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告大跃进开
始。毛在大会上讲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不在整人，但就在这次大会
上，周恩来、陈云被逼在会上检讨，此后一度被部分剥夺权利；在毛的讲话
中点了名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的，就有包括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
生在内的省部级干部近十人。
北戴河会议上对大炼钢铁执行不力者内定了六条纪律：警告；记过；撤
职留用；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辽宁省委、鞍山市委认为鞍钢生产
进度上不去，是鞍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在鞍钢大搞'拔白旗'运动，
炼铁厂厂长蔡博就在运动中被拔了白旗，受到错误批判与处理。"（《亲历》
下页２２８）
不整人无以立威，不提人没有干将。也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和紧接着的八
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等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
春等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等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于是，在
整个大跃进的过程中，地方主管柯、王、陶铸、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
中央部门中李富春、谭震林、罗瑞卿（庐山会议后，他荣升总参谋长）都是
积极分子；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大多也是批彭的急先锋。
打击有不同看法的人，提拔信用支持者，大跃进就是在这种压力与动力
的支持下步步走向高潮的。撤职之后是下放农村劳动，有的就此被迫害至死；
得宠者则从容地在领袖的阳光雨露下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１９５９年，
"大跃进"的深重危机已征兆明显，毛也已经开始降温，但这一年３月到４月
的"上海会议"期间：
上海主人招待殷勤，集中川粤扬鲁四大菜系名厨，每餐都由客人自由点
菜。这种同当时社会供应形成鲜明对照的生活，曾引起黄克诚的批评。主人
还安排服装公司上门来定做衣服，两三天即交货，除了量身以外，其他都由
秘书们代劳，想必是真正的物美价廉，法国俱乐部有舞厅和游泳池，跳舞的
人多，游泳者少，……周末还请杂技团到舞厅来表演。（《亲历》下页４４
５）
当那些不与毛保持一致的官员在乡下与农民们一起忍饥挨饿的时候，法
国俱乐部的舞曲正悠扬宛啭，沐恩的官员正试穿新衣。一面是九层地狱，一
面是春风拂面，有多少人能动心忍性不唯毛的马首是瞻？
６ "赶美超英"与超苏
"大跃进"的流行口号是"赶美超英"，但没有公开宣传、毛实际上多次说
过的另一个赶超的对象是苏联，这个老大哥曾不把毛当回事。不但江西时期
受过"莫斯科派"的气，１９４９年掌权后，毛大老远地跑到莫斯科拜见大哥，
"但毛主席到了苏联，斯大林迟迟不肯见他。……毛主席访苏回来，中央要
毛主席谈谈情况，毛主席不愿意谈，请恩来同志谈。这次访苏对毛主席刺激
很大。"[7]
１９５８年的成都会议上，毛形象地描绘他在苏联受到的委屈：
在精神上有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其形象使人自觉渺
小。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踱方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他
比我矮，画家定要把他画高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高多重是物质问题。
苏联画家画我们两人坐像，他在抽烟，我手里拿一本书，表示向他学习。
（《亲历》上页１８７）
除了"五四"时期在北大图书馆受到名教授们的冷遇外，毛什么时候受过
这种气？当然要耿耿于怀。毛一意孤行搞大跃进的动力，表面上是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的竞赛，实际上也想和苏联较一回劲，继斯大林之后充任社会主
义阵营的老大，成为世界级的领袖。这种欲望是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对赫
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打倒一切的调子，
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作法，说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
而解放了思想。在他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
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的，并
且是明显偏激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联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
[8] 被赫鲁晓夫揭发的斯大林有许多问题，揭发斯大林的赫鲁晓夫缺乏政治
谋略，苏联人有什么理由永远充当老大哥？
"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
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
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１９５６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
国共产党人心理上出现了某种优越感。"[9]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赴莫斯
科开会，亲身体会到一些中国共产党以为是根本的东西，已越来越被苏共和
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抛弃了，他认真考虑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来的问
题。只是中国还不具备当大哥的能力："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
资本。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
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人造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
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10] 国家的地位取决于实力，社会主义阵营
也不例外。所以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表示苏联１５年赶上美国，中国１
５年可以赶上英国，并立即向国内发出指示，着手大跃进的部署。他自信，
如果中国经济搞上去了，在苏联变质的背景下，中国就可以成为世界革命的
中心。八大二次会议上：
柯庆施向毛泽东说："明年上海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了。"毛泽东听了非
常高兴地说："做到吃饭不要钱，有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
得多。"（《悲剧》页７１）
同年８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薄一波传达了毛的一个想法：
要破除迷信，美国不算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
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
这句话隐含的意思，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而中国与苏联的竞
赛：你苏联不过变成两个美国，我比你多一辈，我是英、美、苏一起超过！
在此前后，毛还说：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在延安
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
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
方法比苏联好，速度比苏联的快，再加上有６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
所当然应当走到前面去。[11]
一个需要老师技术援助的学生凭什么能比老师快？毛认为，与苏联相比，
中国有革命的经验，人口多，缺少的是建设的经验，经济不发达。我们完全
可以用两个强项弥补两个弱项，革命靠的是群众运动，经济上的大跃进也要
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可以发挥人口多的优势，人多热气高干劲大好办事。
毛除了迷信战争经验外，还有一条是人口迷信。难道我两个人、三个人超不
过你一个人？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后来居上。毛有理由自豪，他的政治艺术确
实比斯大林更不用说比赫鲁晓夫高超练达，经济上不如苏联，但政治上超过
你，以政治化、军事化的方式搞大跃进，灿烂的政治之花必将结出丰硕的经
济之果。
但只有两个多月，到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的郑州会议，毛已承认后来不能
居上："人家过了４０年，还没有过。我们就快些，十年加上八年，实际上
才１８年，你就把一切都过完了？"（《亲历》下卷页３４６）同月在武昌
会议上又说："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
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十二年，五
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人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
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好。"（《亲历》
下页３５９）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苏联对大跃进的批评会引起毛那么大的反感和
负气，而当彭德怀的信出来后，毛又是那么武断地认为是受了苏联的影响，
是"里通外国"。在经济上超苏已不可能之后，毛再度拿起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政治。在致使数千万人无辜死亡之后，毛仍能让老百姓热泪盈眶地高呼自己
"万岁""万寿无疆"，中外历史上可有第二人？毛有理由看不起赫鲁晓夫：连
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
７ 什么是共产主义？
毛泽东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实毫无了解的人，为什么在１９５
８年那么顽强地相信中国就要走向共产主义了？
北戴河会议上，毛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特殊理解：
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
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
来，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
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
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壮。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
胡乔木、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身体好了。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
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以来，身体好
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亲历》下页１０３ ─１０４）
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 ── 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
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
诚的，是最文明的；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
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
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同上页１０６）首先，不满足于衣
食温饱，吃饭之外还有点精神追求，比如帮助别人等等，这就是共产主义。
毛不但把精神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成份，而且认为物质条件的改善有害的。
其次，共产主义就是供给制。实现这一条更容易，共产党的军队早就这样做
了。以"帮助别人"和"供给制"为共产主义的本质，那当然可以完全不顾物质
基础跑步进入了。
"搞点帮助别人"确实可以把人与狗区别开来，却与共产主义无关。"共
产"的含义是反私有制，私有制带来很多罪恶，共产主义对它的否定不是禁
抑人的生存所必须的种种欲望，相反没有大量丰富的物质财富，私欲只会更
加发达膨胀，精神理想云云成了十足的虚伪。党内每一次"路线斗争"之后，
都会揭露出一批私生活极其糜烂的官员。那些自称比老百姓多一点精神追求
的人，自己却从未脱离低级趣味。
同样，"供给制"并不平等，延安时代实行供给制，不但干部和战士不一
样，就是干部之间也分成几个等级，穿衣吃饭都有差别。而且"这种配给制
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外贸易的叶
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有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
酒、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
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12] 供给制理论上可以保证差序格局
中的平等，在哪个级别就享受哪个级别的待遇。但谁来供给？谁能保证供给
的过程中没有腐败？江青在延安时就利用权力和供给制搞腐败："江青说她
身体不好，要穿皮衣、皮裤，而且必须是宁夏出产的滩羊羔皮。当时，宁夏
是马鸿逵的天下，如到宁夏买东西都动用了保安处的外勤。她要吃阿胶，通
过关系一山东买了，经过香港、重庆的办事处才运到延安。……抗战胜利后，
江青两次到重庆。第二次去重庆，不知她买了些什么东西，竟花了几百万法
币，要在中央特会科返销。"[13]
１９５８年后毛再也没有说中国何时进入共产主义，但置精神于物质之
上、反对表面的等级制却是毛终生念念不忘的，其结果是造成上下虚伪成习、
严格的等级制空前绝后。
８ 出尔反尔
毛的秘书田家英、李锐都发现毛经常出尔反尔，这已经是他组织群众、
操纵全党的权谋之一。毛一惯对组织化、制度化的东西反感，尽管他是这个
组织长期领袖，但组织化毕竟对喜欢浪漫奇想的毛个人有所约束。４９年后，
党已是控制整个中国社会的执政党，其领导方式自然趋向程序化、制度化。
毛的办法是在会上不作直接反对，会后周游各地，通过写信、批示、讲话等
散布不满言论，先造成声势，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修改、推翻此前中央会议上
的决定。
有时，出尔反尔就是转眼不认帐。１９３９年底，毛向鲁迅艺术学院戏
剧系主任张庚建议排演曹禺的《日出》以丰富延安的文化生活，１９４０年
元旦演出后，毛的秘书胡乔木又支持演出了《雷雨》、《钦差大臣》等剧目。
但１９４２年的文艺座谈会上，这一切都被指责为"脱离群众"、"关门提高"、
"顽强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错误行为。[14] １９４２年，萧军的《论同志
之"爱"与"耐"》一文是毛亲笔润色修改的，但１９５８年毛又把它定为"大
毒草"加以"再批判"。
有时，出尔反尔的"尔"本来就是假的。１９５９年４月，他在八届七中
全会上明明说：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
证明。"（《亲历》下卷页４５７）但彭德怀一批评，他就把彭打成反党分
子。这说明他根本就不允许任何对总路线的"观察"和"证明"。庐山会议结束
前，毛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热情洋溢地说："为了帮助犯
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
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
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但下了
庐山，彭黄张周没有一个获得过温暖和春天，不但"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
而且除黄以外都在充满暴风雪的严冬死于非命。张闻天曾多次写信要求见毛、
要求分配工作，但毛从未搭理。[15]
有时，出尔反尔的"尔"是毛唯心地承认的。１９５６年９月党的八大确
认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被表达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
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对此，毛是同
意的。但仅仅一年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在讲话中表
示，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还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
正确，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是国内的主要矛盾。１９６２年１月的"七千人大会"着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毛本人也在这个会上作了检讨。但他并不真心认错，仍然坚持"三面红旗"是
正确的，对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自我批评不满。只是当时时大势所趋，毛
只好隐而不发。１９６２年８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就大讲阶级斗争，从此直通"文革"。毛善于为历史人物翻案，秦始皇、曹
操、朱元璋这些过去不受好评的人物，都受到他的喜爱，因为毛自己就是善
于翻案的人。
有时，出尔反尔是要维护自己的一贯正确。１９５０年陶铸奉命到广西
加大剿匪力度，半年后陶向毛报告："广西剿匪４５万，杀了４万，其中三
分之一可杀可不杀。"毛批："广西应该杀。"[16] 但此后不久，被陶铸赶出
广西的莫文骅在京见到毛。"毛主席问：'你们一共杀了多少人？'我回答说：
'没有精确数字，大约共杀了ＸＸ万吧。'毛主席又问：'为什么杀那么多人？
'我答道：'不是有人说过杀人少，七擒七纵，宽大无边么？后来有人下令连
队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毛主席听了'唔'了一声，没再说什么。"[17]
陶是奉命行事，但把可杀可不杀的人杀掉，不符合毛经常宣传的"大部不抓
一个不杀"的政策。如果党内外对此事有反应，或者毛想收束因此而扩散开
来的杀人风，他都可以就此一条把陶抛出来。
但出尔反尔有时不是蓄意的，而是形势变化使然。斯大林问题刚一暴露，
毛赞成苏共对斯大林阶级尖锐论的批评，《论十大关系》中说："斯大林说
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
"[18] 鉴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毛不止一次地讲，无产阶级专政只剩下
百分之十的职能了，就是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他认为斯大林到
处捉人杀人搞阶级斗争，是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所以天
天恐慌。毛为此发动了５７年的整风，要群众向党提意见；他自己准备辞掉
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准备后事"了。但仅仅一个多月后，国际
（波匈事件）国内（知识分子提意见）的事态一有变化，他就以为是阶级斗
争的新动向；彭德怀的信和６０年代刘少奇等人的调整，更使毛相信他的权
威受到直接挑战，在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同时，他一转认为苏联变修的
原因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所以他要进行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强化斯大林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
锐的思想。
９ 再次钓鱼？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毛的公开主张之一。基本上，毛容忍的批评不包括
那些针对他本人的批评，他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批评，迫不得已所作的偶尔
几次的自我批评也是轻描淡扯。他不止一次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
没有不亡国的。"（《悲剧》页７２）
然而，又不能简单地认为毛口是心非。１９５８年３月２２日的成都会
议上，他说批评不讲真话、不敢暴露自己缺点、不敢批评别人的风气。举例
说：
恩来在１９５６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
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表扬周，语调轻松，但"心里话"只要不符合毛的思路就
是"错"的。毛不是不让人讲话，也不是不让人讲"错"话。对毛来说，"真话"
之有用，在于它是错的，讲出来可以成为批判的靶子，可以证明毛的英明正
确。
彭德怀因为一封信而万劫不复。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毛不但要求一般性
地要求大家提意见，还在"上海会议"上点名要彭"写信"批评：
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
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
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
下，然后又检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检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
还是一个好人，但终究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我
们的同志哪有海瑞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
抢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
（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回答：看了。）（《亲历》下页４７０）
周有了"反冒进"的教训，当然不会再把毛的话当真了。彭大将军相信了
毛的真诚，就真的在庐山上像海瑞那样上书"皇帝"，为民请命。１９５９年
７月２３日，即毛发出批彭动员令后，周和彭有一段对话：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这是方法，不是１９５６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
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
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
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庐山》页１７８）
"泄气"正是毛批周的"反冒进"的主要罪名（毛在南宁会议上说："一反
就泄了气，６亿人民一泄气，不得了。"），现在周也用上了。这正是周的
过人之处，他能通过深刻的检讨而挽回毛对他的信用。但彭不懂这些"人情
世故"，未能从此前的"钓鱼"中吸取教训。
有两个问题，第一，毛要彭学海瑞写信是不是又再"钓鱼"呢？从后果看，
是这样。但毛的最大特点是在错综复杂的、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善于因势利导、
捕捉战机、迅速出击，有很多事情并不是事先谋划好的，他喜欢说湖南谚语：
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所以也不排除上海会议时，毛不是在下钓。历史确实
重复了一次：毛像嘉靖皇帝一样把上书的彭下狱。但历史不是简单地重复：
彭的信不像海瑞那样尖锐，毛也不会像嘉靖那样认为上书者还是一个好人。
说到这分上，毛其实是老实人：早告诉你海瑞上书是要下狱的嘛！──这一
点，他的秘书胡乔木是洞悉到了，毛号召大家学海瑞时，胡知道毛其实并不
想出海瑞；彭德怀的信刚一出来，李锐等都比较高兴，独有胡认为这封信可
能惹出乱子；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早晨，得悉风声已紧的胡打电话要张少讲
些缺点。
第二，毛究竟喜欢不喜欢海瑞呢？彭写信后，毛说："有人说我这个人
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
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
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庐山》页
３７８）在毛的辞典中，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评就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左派海瑞就是颂扬９０％的成绩批评１０％
的缺点──这是海瑞吗？
同理，毛不是完全拒绝批评，他经常动员群众帮助党整风，鼓励群众向
党提意见。但他为批评意见设置了"六条"标准，实质是只能长花，不能长草，
"你长草，我就锄"。但第一，什么是花，什么是草，以及什么意见属于可以
允许的１０％、什么意见是不能允许的"把形势说得一片漆黑"，区别的标准
是由毛自己掌握的，随意性极强，群众并不清楚，所以每次整风运动都是以
动员群众始、以整群众终；第二，如果提意见始终要以肯定成绩为主，那么
这意见究竟是表扬还是批评，对改进工作有什么价值？
１０ "对王明还是寄予希望"
大革命失败后，左比右好的思想即在党内萌芽，到"文革"左比右好已是
全党的实践。难以解释的一个现象是，毛泽东反左起家，却一直对左的东西
情有独钟，苏区肃反、延安整风直到解放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从来没有出
现右的倾向。庐山会议上，针对彭德怀的一句话，毛讲了自己的道理：
什么纠正右容易些，纠正"左"难些？我说是奇语，"奇文共欣赏"，那是
文，他这是语。什么"历史的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
陈独秀究竟好了没有？罗章龙好了没有？张国焘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跑到哪
里去了？瞿秋白自己英勇牺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线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
都参加工作。洛甫这次又发生动摇，但王明也没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对王
明还是寄以希望。（《庐山》页３５１─３５２）
这是毛战胜王明后对王明唯一的好评，目的是要证明左比右好。这当然
是拿王明作话题，但又不只是话题。毛确实承接了王明的部分遗产，比如他
晚年特别喜欢讲"路线斗争"就源自王明。胡乔木指出："路线一词，马恩列
都少用，……斯大林在１９２９年《论联共党内的右倾》一文中开始把路线
问题提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但１９３８年在他主持下编辑出版的《联共党史
简明教程》一书中只用了七八次路线字样，而且用法互有不同，在该书细目
和结束语中都未用路线字样。全书未用过路线错误，用过一次'有两条路线
斗争着'，但未把路线斗争当作名词用，更没有计算过路线错误的时间和路
线斗争的次数。……中国党直至共产国际提出反立三路线以前亦很少用路线
一词，如二大至六大的文件都未用过。自王明以后才大用，并且用法越来越
神圣化、神秘化。"[19] 仅此一条，毛就应当感谢王明。
事实上，１９３７年回延安前，毛与王明并无直接关系。１９３１年，
王明等人上台后，对毛的确有抑制。但１９３４年后，随着王明与博古等人
的分歧加深，他转变了对毛的态度，多次在莫斯科的国际讲台上宣传毛对中
国革命的贡献；积极推动共产国际高规格地出版毛的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
运动》；１９３５年８月７崐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中国革命形
势与党的报告，列举了１３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单，毛泽东位居第一。"王明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党内高层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
是改善并加强与国内毛泽东的关系，就成了王明１９３４年后王明在莫斯科
的主要活动之一。"[20] 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也对此作
了介绍。认真讲来，毛并无特别理由终生记恨王明。
后来居上。毛屡屡揭发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在这方面，
毛远远超过王明等人，比如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实际上同意了毛上台并
接受了毛的领导，但毛也没有让他们善终。毛与他反对的左派们不同的是，
在军事上，在困难时期，毛相对务实，少说狂言。一旦大权在握、条件好转，
他的急躁、他的冒险不亚任何一个左派。"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就是极左
思想的诗意表述。所以，尽管毛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王明路线的批判，但那主
要是因为"王明路线"剥夺了他的部分权力，骨子里，他对左派比对右派更有
好感。
１１ 以"大跃进"为中心
大跃进的狂热只维持了二个半月（从１９５８年８月的北戴河会议到１
９５８年１１月的郑州会议），其荒唐就已经暴露。党内外异议甚多，毛本
人也有所觉察，但仍要一意孤行，通过打倒彭德怀而使已经疮痍遍地的中国
再度雪上加霜；在几千万人饿死之后，才稍作让步，但在理论却坚决不允许
否定"三面红旗"。一旦状况好转，又迫不及待地以给林彪信的方式（"五 七
指示"）重提公社化模式，并反攻倒算，彻底打倒在６０年代初主持收拾公
社化烂摊子的刘少奇等人。
如此固执错误，不仅仅是个性和权威的问题。"大跃进"所体现的社会理
想，是毛一生的追求：
青年时代的毛曾想在岳麓山建立"新村"，但当时他只是一文不名的穷书
生，其处境正如他４０年代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的康有为："康有为
写了大同书，崐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１９１９年的
《学生之工作》也构想了合若干家庭为一新社会，包括农林牧副渔的毛式"
新村"，但当时他同样"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新村"的路。１９４９
年他成为中国的主宰，抗美援朝和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使他可以无视任何
国际舆论；"三大改造"的成功使他拥有支配全部国家资源的权力；反右使他
摆脱了任何监督。于是从１９５８年开始，毛终于"有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
同的路"了：
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
公。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
导。（《悲剧》页２６２）
薪水制、城乡区别、社会分工、甚至家庭等等都属于必须破除的"资产
阶级法权"，只有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商品、消灭社会差别的所谓供给制、
平均主义、政治挂帅、军事化体制等才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大跃进"的失败并未使毛死心。文革中他又设想了一个乌托邦社会和全
面发展的新人，每个人都同时是科学家、艺术家、劳动者、哲学家，因此要
打破社会等级体制和官僚机构，干部下放农村或干校参加体力劳动和思想改
造，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农兵管理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一直到他告别
人世前两年，他还要再搞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学理论运动"── "黄
河不到心难死。"
毛是自我意识极为清晰的人，他坦承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赶走蒋
介石，二是搞了"文革"，其间有关系是很明确的。早在１９２１年，毛就在
给蔡和森的信中说："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21] 如果说赶
走蒋介石是夺取政权，是按照其理想改造中国的前提的话；那么文革则是这
种改造中国失败后的反攻。所以，不是什么别的，而是给中国人带来灾难的
"三面红旗"是毛社会理想的枢纽。
从岳麓新村到人民公社，抽象地讲，不但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而且还相
当诱人。如果像"五四"时代那样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实验，也可能对社
会变革发挥一些示范性意义。但１９５８年的狂热，决无正面意义，原因在
于它和专制权力结合在一起：权力推动理想进入实践，理想赋予权力以合理
性，其结果是几千万人死亡。所得的教训也许是：第一，理想不是幻想，任
何理想必须理性；第二，任何理想要进入社会实践，必须以社会成员的自由
选择为前提。
１２ 右派分子还敢猖狂？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大获全胜，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纷纷检讨求饶：《向
人民低头认罪》（章伯钧）、《我的初步交代》（罗隆基）、《思想检讨》
（龙云）、《自我检讨》（陈铭枢）。奇怪的是，这几个右派分子仍然恃机
攻击党。１９５９年，他们的胆子又大起来了：
章伯钧说：１９５８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
利是瞎来。
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
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是唯物，实际上最唯心。
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
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长。
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
这种情况，就早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
义。（参见《庐山》页５２─５３）
两年前，他们的右派言论也不会比这些更厉害。是道义担当精神的再现
还是借机出气发牢骚？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虽然在庐山会议上多次痛骂这些右派言论，会议结
束时还宣称要写一篇万字长文向包括右派在内的国内外敌人宣战，但他确实
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发动反右斗争。而且，在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
高潮中，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４日，毛给刘少奇写信，提出给部分右派分子摘
帽问题；同年１２月５日，报纸公布了摘掉包括蒲熙修、潘光旦、费孝通等
著名右派分子的消息。
１３ "崇拜我好一点"
毛从来是投自己一票的人，他多次说过"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庐
山会议上也说："如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
投自己一票。"（《庐山》页３８１）"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
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亲历》上页２１２）其实，无论在毛
与谁之间选择，他总是自己的拥护者。他需要个人崇拜，并直接制造了对自
己的崇拜：
一位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同志，１９４６年在一个口号中去掉了"以毛主
席为首"的安样，毛泽东当时发了大脾气，说你这个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敢
删掉群众提出的口号，这个因而被打成假党员、特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悲剧》页７３）
是不是"群众"提出的？毛一生都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群众"的愿望，以
人民的代表自居。但至少在４９年后，他除了接受群众的欢呼外，并不愿意
接受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利益。而"群众"欢呼的口号，也是他自己加上
的：
１９５０年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加了一个"毛主席万岁！"
（《悲剧》页３））
这样说来，李锐的下一段话就要加以分析了：
中国革命胜利与毛泽东个人威信的高涨同时到来，使得广大党员和人民
群众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作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
，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也难以摆脱
传统的束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个人崇拜的既成事实。（《悲剧》页３２
３）
很多人承传统而来接受了个人崇拜的事实是一回事，但似乎不能说谁都
衷心高唱《东方红》。如果不唱《东方红》就是反党反毛主席，就要被逮捕
法办直至处决时，谁能说唱《东方红》是衷心乐意的呢？对毛的崇拜是毛本
人刻意制造并有专政的强制手段来保证的。从富田事变到延安整风，从庐山
会议到"文革"，谁要是不高唱《东方红》、对毛的绝对权威有挑战，都绝没
有好下场。这也是李锐讲的："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
的口，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天威莫测，唯命是从，
不能不（不敢不）盲目紧跟的道路。"（《悲剧》页４）在这种情况下，还
能说高唱《东方红》中人民群众自发的感情表现吗？毛的伟大在于他能使人
感到他"伟大"，教人喊他"万岁"。这不是讽刺，而是真实。
李锐简历
１９１７年生于北京，祖藉湖南平江。
１９３４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参加"一二 九"运动，为武汉
秘密学联负责人。１９３７年入党。此后分别在湖南、延安、东北从事青年
和新闻工作；
１９４５年后到东北，任高岗、陈云的秘书。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任《新湖南报》主编、湖南省委宣传部长。
１９５２上调北京，主管水电。
１９５８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职务，开除党
藉，下放劳动。"文革"被被关在秦城监狱。
１９７９年平反，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十
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离职后主管《中国共产
党组织史资料》的编篡工作。
注释：
[1] [3] [19]《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页１６９、１５３─ １５４，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2] 引自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广东省委
党史研究室，１９９７。
[4]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北京：《百年潮》
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5] [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６、８８，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
９４。
[6] 谢少波：《杰弗逊的毛泽东情结》，海口：《天涯》１９９９年第
５期。
[8] [9]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３８３，南昌：江
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６２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６。
[11]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４３６。
[1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４０１，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
１９８１。
[13]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页１６９─１７０，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５。
[14] 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
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15] 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６８３─６８５，北京：当代中国
出版社，１９９３。
[16] 参见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沉冤录》页１１１，广州：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９７。
[17] 《莫文骅回忆录》页６４８，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
[18] 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页５０６，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20]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页
１０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21] 《新民学会资料》页１６３，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原载：《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0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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