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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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发动全
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这篇社论里,第一次使用了
“大跃进”这个词。不久以后,毛泽东看到了这篇社论。
  “大、跃、进?”毛泽东品味着,琢磨着,频频点头。显然,他对这个提
法十分欣赏。在他看来,大跃进是个和“反冒进”针锋相对的口号。他高兴地
拿起红铅笔来,在社论旁边批了一句话: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
位)科学家。”
  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欣喜之情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嫌隙之
心亦由此可见。他发动“大跃进”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批评“反冒进”推动的。
  建国以来,各项重大决策进展顺利,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很短的时间
里就完成了,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也可以用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
发展,只要像战争年代一样,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都能办好。
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
划而奋斗》的社论中,正式向全国发表了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口号。
  但在当时,如何才能把建设搞得好一些、快一些,在决策层中是有些思想
认识上的分歧的。这种分歧,反映在这一年6月28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
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中,就是对急躁冒进情绪提出了批
评。这篇社论是由中央宣传部起草,最后送刘少奇和周恩来审定的,定稿校样
曾送毛泽东。但在这份清样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毛泽东只在他的名字上画
了一个圈,旁边是四个字:我不看了。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毛泽东是保留
看法的,但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
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没有多问。1957年下半年后,国内
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开
始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批评。《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就被毛泽东认为
是中央一些人“反冒进”的证明。
  毛泽东反“反冒进”一言既出,即成定局,并逐步公开化。在1957年
11月13日这篇第一次提出“大跃进”一词的社论里,他写道:“有些人害
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在毛泽东看来,那时北京的空
气很沉闷,而华东空气活跃,可以用地方来促进中央。于是,在12月8日,
他就启程离京了。一路走, 他没忘一路批“反冒进”。他说:批评右倾保守,
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
  1958年1月,毛泽东到了南宁。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
开了有部分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
更加严厉了。
  他把1956年6月20日的那篇社论摘要印发到会,并对它进行了批驳。
毛泽东认为: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
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他还说,这篇社论是庸俗马克思主义、
庸俗辩证法。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
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毛泽东解释他当时不看这篇社论的
定稿说,它是尖锐地针对我的,那我为什么要看?
  南宁会议上,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先后作了自我批评,承
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谓犯“错误”的责任。南宁会议把批“反冒进”推
向了高潮。
  大踏步地跃进式地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是毛泽东的心愿,他的
心情是如此的迫切。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苏联出席俄国十月革命40
周年庆典,他当着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说过一段动情的话:
  “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
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
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
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超过英国的时间后来在“大跃进”运动中变为十年、七年,以后又越缩越
短,到两三年。最后,就是要用几年的时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为了进一步推动“大跃进”运动,1958年3月9日到26日,中共中
央在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很兴奋,在十八天的会议中,他一连
讲了六次话。他说: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
坚持群众路线,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他多次提到
十二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1958年5月5日到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通过
了毛泽东创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大跃进”的正式发动。对此,毛泽东在1960年
写的《十年总结》中是这样说的:“1958年5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
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
958年的大跃进。”
  在追求经济建设的多与快的同时,毛泽东也开始逐渐追求所有制上的大而
公。1958年2、3月间,毛泽东和陈伯达谈到,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
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八大二次会议中,陆定一在5月18日
整理自己第二天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时加的一段话,则可以让我们想见毛泽东当
时胸中的公社蓝图:毛泽东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
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
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
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
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
现,并将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教育事业,也将朝这个方向发展。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上陈伯达的一篇短文《全新的
社会,全新的人》,借赞扬湖北鄂城县旭光农业社之机,透露了人民公社的名
称。半个月后的16日,《红旗》第4期又刊载了陈伯达“七一”前夕在北京
大学的讲演稿《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其中正式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我们
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
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
的基本单位。
  8月6日,毛泽东到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盛夏的酷热,没能减少毛
泽东的好兴致。在办公室门口,看到公社的牌子,毛泽东禁不住赞出了声:“
人民公社名字好。”
  这一句话,被随行的一个记者听了个正着。8月13日,这句“人民公社
好”的名言通过报纸传遍了全国各地。顷刻间,遍地公社便真正如“雨后春笋”
了。据说,事后有人提出,这个提法没有经过政治局的讨论。对此,毛泽东还
在小范围作了解释,他说:“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不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
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
  对于人民公社的兴起,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逄先知是这样评述的:
1958年夏,人民公社一出现,就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关注。这是因为,
人民公社本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他没有想到,他的乌托邦被陈伯达
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这个讲话又被发表在由陈伯达任主编的《红旗》上。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没有像毛泽东预料的那样,给人民带来幸福。
相反,它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混乱和损失,是他当时始料不及的。
(摘自《追求》,原作者:吴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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