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会”

　　1959年7月2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在开幕式中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把“大
跃进”以来党的工作和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三句话。 

　　从7月3日到10日，全体与会人员按六大行政区编成小组进行讨论。在讨
论会上，围绕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白天开会、读书、
看文件，彼此交谈；晚上看戏、跳舞。毛泽东诗意盎然，不时作诗，别人也
作诗相和。会议气氛轻松、活泼，被戏称为“神仙会”。 

　　中央领导同志分头到各组参加会议，和各地同志一起讨论问题，交流思
想，总结经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7月4日，刘少奇在西南组的讨论中说：1958年出了些乱子，得到了有益
的教训，碰到钉子知道转弯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应当因为碰了钉子而失
望、而抱怨，碰了钉子就要转弯。大家注意在转弯的时候，千万不要泄气，
而要更好地鼓气！

　　7月6日，朱德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发言说，去年成绩是伟大的，但我们
对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够。共产搞早了一点。供给制实
际是共产，不能共农民的产。办公共食堂，在生产方面有好处，在消费方面
吃了亏。 

　　食堂办不好，一时都垮了，也不一定都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
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 

　　彭德怀参加西北组的讨论，从7月3日至10日的8天中共作7次发言和插话。

　　他说：“1957年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上有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
了，脑子热一点。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60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吃饭
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 

　　彭德怀批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从北戴河会议后，搞了个
‘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人民公社办早了，高级
社的优越性刚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
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也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指出：“现在不是党
委的集体领导，而是个人决定问题，第一书记说了算”，“党内总是‘左’
的东西难于纠正，右的东西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
不敢讲话，各种帽子压下来，对广开言路有影响。”他强调应认真总结经验
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要追责任，人人有一份。

　　他还说：“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在全世界是找不到的，
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

　　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批评的话讲得较多而且坦率和尖锐，达到了他纠“左”
的强烈愿望。

　　当然，由于他鲜明的军人气质，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也难免有情绪偏激
和用词不当之处。如他在小组发言中曾说：

　　“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

　　在中央领导人的带动和启发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
负责人也纷纷发了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7月4日的发言中说：
1070万吨钢不如800万吨； 公社一股风，越包越多；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没有
那样快，最多每年增长10％到20％；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农村办公共食堂
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动力，农民也吃得不愉快。 

　　在“神仙会”期间，参加各组讨论的绝大多数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9
个问题，都发言赞成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有些同志还作了自
我批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是护短的。

　　针对讨论中出现的意见分歧， 7月10日晚，毛泽东召集有些干部说去年
大跃进“得不偿失”。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大都为“左”倾错误
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就要结束会议而忧虑，彭德怀更是忧心忡忡。


彭德怀上书毛泽东

　　毛泽东 7月10日在组长会议上的讲话在各小组传达以后，彭德怀眼看会
议就要结束，而并未采取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根本措施，“心中十
分忧虑”。他觉得“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
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他认为，如果自己在会上提出这些问题，可能
会导致思想混乱，但如果由毛泽东提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于是，
彭德怀萌发了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意见看法的念头。

　　对于“大跃进”中带来的严重问题，彭德怀是有清醒认识的。虽然他过
去也曾赞成和支持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曾在“成绩”面前产生过
自己的“思想长期落后于客观形势”的感叹。但当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后，他
对此便开始怀疑起来。

　　1958年12月，彭德怀到他的家乡乌石、平江等地调查，不少农民找到彭
德怀告状申诉。一位红军时期伤残的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一首诗：“谷撒地，禾场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百姓鼓与呼！”这些都深深地印在彭德怀的脑海里，使他觉得自己有责
任为群众的疾苦而呼喊。

　　庐山会议前夕，彭德怀刚从东欧访问回来。在黄克诚的敦促下，他顾不
得一路风尘仆仆，赶到庐山参加会议。在西北组的发言中，他尖锐地指出了
“大跃进”以来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左”倾错误提出了批评。

　　彭德怀把自己准备给毛泽东写信的意思跟周小舟说了，周小舟认为这样
不好。他要彭德怀亲自找毛泽东谈谈。

　　按照周小舟的意见，彭德怀决定找毛泽东面谈，头一天夜里他就准备了
谈话的腹稿。

　　 7月13日早饭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不料警卫告诉他：“主席
刚刚休息。”毛泽东入睡十分困难，这是毛泽东周围的人十分清楚的，也是
任何人不敢轻易打扰的。

　　话没谈成，彭德怀决定还是给毛泽东写一封信，陈述自己的看法。

　　彭德怀的信约4000字，开头语说：“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
小组有几次发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下
分甲、乙两个部分。

　　在甲部分中，彭德怀一方面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和成绩，另一方面指出
其缺点和失误。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他指出：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
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在信
的结尾，他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
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
提高思想，一般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彭德怀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给主席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本是正常的
事，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他写信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毛泽东本人，向出
席庐山会议的同志再次强调纠“左”和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当
时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敢于这样直言不讳，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更是难能
可贵，充分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但信中着重强调总结经验教训，这说明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是抱有很
大怀疑的。彭德怀认为，只有从政治思想上根本转变“左”的指导路线和方
针政策，才能避免今后再犯“左”的错误。彭德怀在这一点的看法是与毛泽
东很不一致的，特别与毛泽东7月10日的讲话精神是有很大分歧的。彭德怀
主张继续反“左”，毛泽东则认为反“左”已经导致了右倾情绪的出现。

　　所以，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中一些措词比较尖锐的话，诸如：“由于比例
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
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为大跃
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大炼钢铁“有失有得”　　将“失”
字摆在前头等等，明显表示了难以接受的态度。加上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言中
说了些用词不当、情绪偏激的话，更使毛泽东感到不满。

　　毛泽东完全曲解了彭德怀写信的目的，认为彭德怀的信与彭德怀前不久
访问东欧各国、会晤赫鲁晓夫有联系，以为彭德怀的信是借纠“左”的名义
否定三面红旗，是向他“下战书”。

　　于是，庐山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化，中共党内一场新的斗争即将开始。


风云突变

　　 7月14日，毛泽东接到了彭德怀的信。他于16日将这封信加上《彭德怀
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
会议的同志。此后，毛泽东召集各政治局常委开会，提出“评论这封信的性
质”的要求。

　　常委会作决定，从 7月16日起用一周的时间重新划分小组，主要讨论彭
德怀的信。由于不理解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冠以“意见书”批发给他们的真
实意图，没有领会毛泽东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深刻含义，还由于
7 月17日又传达了刘少奇在会议前期于西南组讨论会上关于“成绩讲够，缺
点讲透”的讲话，与会的大多数同志没有觉察出会议将会急剧转向。

　　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分别在小组会上发了言。

　　黄克诚在发言中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认为彭德怀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
他说，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这样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
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周小舟在发言中表示，他“完全同意彭总的信，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
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他说：“各人由于工作方面不同，
接触事物不同，因而看法不同。

　　大家一起讨论，从各方面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分析，就可以达到一致。” 

　　张闻天的发言长达3小时，包括大跃进的成绩、缺点，产生缺点的原因，
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和经济，民主和集中，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关于彭
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等13个方面。他表示支持彭德怀信的观点：“这份意见书
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 

　　本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就感到不满，又看到黄、周、张发言支持，他
更为不满了。

　　7 月20日，毛泽东召集各组组长谈话，说耳朵是听话的，口是讲话的，
好的就接受，不好的硬头皮顶住。已表露了不满情绪。

　　晚上跳舞时，李锐坐在周恩来的旁边，他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
样？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周恩来一直在
主持国务院会，在抓计委，急着安排好今明两年计划。


张闻天的长篇发言

　　大概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张闻天对总路线大跃进这一整套做法，就开始
怀疑。他对经济问题有过研究，也深感兴趣。

　　他曾着意研究经济问题。并用很大精力研究过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方
针。他写过《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科学地分析
了当时东北存在的 5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
主义和小商品）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党对经济建设应该采取的方针
路线。这个《提纲》受到中央重视，其中许多思想被吸收到1949年 3月召开
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中。他还先后就供销合作社的方针、土改后农村经济
的发展方向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政策问题，向中央和东北局写了四个文件。

　　1951年后任驻苏大使期间，张闻天十分关注国内经济建设，一直将介绍
国外经济情况及经验，作为使馆的首要工作。

　　1952年，他曾给中央写过《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建议书。

　　其中提出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拿来主义”，即国外于我有用的先进东
西都拿来；二是“稳步前进”，不要离开中国现有条件去加速工业化，否则
就是急性病。

　　1956年反冒进后，张闻天就在驻外使馆谈过，国内有冒进，供应紧张，
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主观主义。

　　他对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是有抵触情绪的。对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开始也是拥护的，也兴奋过。但看到一些缺点、错误
后，就发生了动摇，以至怀疑总路线，即对毛主席这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
方法，是否行得通，有了怀疑。“外交部党委开会时，有时也会谈起国内形
势，与会者对当时‘左’的错误都不满，陈毅对浮夸风、‘共产风’等批评
得尤其尖锐。”1959年 3月在两广参观时，张闻天作了很多检查，注意到劳
动力的紧张，许多小高炉并未点火，粮食与副食紧张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
他同彭德怀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以及各自在东欧访问碰面时，都有交谈，观
点比较一致，他是赞成彭德怀写信的。

　　会议前期，他还找计委和财政部门的负责同志了解情况；

　　也找周小舟谈过，同样感到会议不能畅所欲言，谈缺点还有压力。张闻
天对“三面红旗”有一整套看法，确是为党为国忧心忡忡的。他有经济理论
修养、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对苏联建设的经验也比较了解。他是中央政治局
候补委员，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键时刻，自然感到有责任向中央阐明自己的
看法。

　　张闻天发言时，组长柯庆施和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的意见。
他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侃侃而言，直抒己见。后来批斗他时，说他
的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全文8000多字，而讲成绩只有 270余字。用了39个
“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13个“比
例失调’， 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
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发言》的最后，
才提到彭德怀的信，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 

　　促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的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
能是最后一付催化剂。 


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
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
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
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
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

　　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
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
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
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
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
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
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

　　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这个材料，实在好，
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
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
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
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
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
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
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
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
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
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
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
其原因在神州不会下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
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
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
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
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我
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
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点，不那么
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
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 3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
观，10天3万人，3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
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区
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
贫穷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
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
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
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
3个地方3个月当中， 有3个30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
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要性急，
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
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10年还吃不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
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
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
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
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
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
愿意的只30％。总之，加40％为75％，三亿五千万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
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
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
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
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
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
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人的帐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帐有些
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帐教育是有好处的。极
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
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命
名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
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
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杖，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
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
就走。那个我看是可以的，他劫什么人？劫土豪劣绅。宋江劫的是“生辰纲”，
（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
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
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
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
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
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平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
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
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
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
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
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
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
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
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的用
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进
大学，我也赞成，不过15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
有个姓曹的将军（按：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
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了，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
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
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按此歌乃敕勒民歌，“本鲜卑语，
易为齐言”，是一篇翻译作品）。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
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
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
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有学问的人，这个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
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从去年11月郑
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
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
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
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
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
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次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
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
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
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
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
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
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
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真成假，本来不错，你
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
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
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
我讲的四种人里头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
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
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
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
饶路线。现有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大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

　　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
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
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那种
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
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
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
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
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
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
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
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
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想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
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了。 不讲反冒进， 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
“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
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
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
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
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
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
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万条，专登
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
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
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夸大其词。假如办10件事，9 件是
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
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
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这是一方面。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
我看基本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
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

　　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
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
义者。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
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
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
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
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
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
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
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个题目，
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
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
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
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
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
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
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 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
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1/3，我就满意了。
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
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
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
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
我看试试看。1B3人口对5亿农民来讲，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
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
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
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
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
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

　　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
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
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农民把一套机械化搞起
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务，还可节省物资，节省粮
食。

　　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
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
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
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
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

　　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
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
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
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
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
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
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
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
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
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动
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动。这点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
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
不是计委主任。去年 8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党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
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
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
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炼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
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糖药烟果盐杂，
农中有12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
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
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
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
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开展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明。口说
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
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
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
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
得坏话的；一部分是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
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
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
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
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
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
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
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
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
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反对，照江西党
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
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
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
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他是
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
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
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
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
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
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
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
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农民们得到一
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
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
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
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
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成
社会主义，这在以前讲过吧？

　　（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
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
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

　　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
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
在 3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年大
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万里
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10，或者还不到？我看
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诱导我例外地说
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
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
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
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
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
什么社会主义经济。

　　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
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
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少有点责任；
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
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
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
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
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
我同柯庆施谈过。（柯曾在1957年12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
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年赶超英国，
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
先华东1959年钢铁指标为 600万吨，引起全国1959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
到1958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
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
子灭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夫”，“得失相当”等等
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
讲，也不要不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
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
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原载：文博《中共往事钩沉（2）——谁主沉浮》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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