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亲历记》摘录

原著:李锐


  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 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
告诉记者:“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
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
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
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
她叹息道:‘饿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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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的不轻的计划

  毛泽东最近(1958年6月,引者注)的谈话要点:

  1、1959年,工业和农业都要大抓、狠抓。
  2、每人年均粮2000斤,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粮食总产达1.5万亿斤,
能储备3000亿斤。就不怕任何灾难,也不怕打仗。
  3、三大元帅;粮、钢铁、机械带头。尤以钢既原材料带头。
  4、工厂要抓综合利用,鞍钢可干点别的行当,抚顺等亦然。
  5、工作要有安排,抓大的,不要百废俱兴。农业要下决心靠自己,不要
靠机械化、化肥。
  6、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后来居上。有三个并举:工农业,中央、地方、大
中小;还有群众路线,政治挂帅,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后来居上。
  7、1959年,农业抓7条:水、肥、土、种、密、田间管理、工具改
革。
  8、1959年农业指标:粮食6000亿斤,棉花6000万担。二五
计划1962年:粮食9000亿斤,棉花1.2亿担。开荒1.5-2亿亩。


  “第二个五年计划”任务:提前实现“农业纲要”。基本建成完整工业体 系,既完成工业化,不仅在全国,各大区也如此5年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 国,大大推进技术改革,为10年内赶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打下基础。
  关于二五计划指标,这是八大二次会议后北戴河会议前调整的最高指标。   钢6000万吨,可能低了,还要修改。   电2300-2400亿度,5000-5500万千瓦。   油3800万吨(包括小型炼油厂)。   煤6.5-7亿吨。   化肥4000-4500万吨。   水泥6500万吨。   木材1.3亿立方米   棉纱1500-1700万件。每人布18-23米。   糖600-700万吨。每人20斤。   铁路4万里。   投资3000亿元。包括预算内外,专县自筹。   预算4000亿元。 (P4-P8)
●漫天飞舞的卫星   有意思的民谣   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 超冬瓜;蚕长猫一样大,猪长像大象;一颗白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娃娃; 鱼秧撒下千万条,条条养得扁担样;玉米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今 天人们无疑只会把它们当作“神话”,然而当年它们却不是文学作品中的“神 话”,而是堂皇之地发表在党报上的新闻。(P41)
  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农业“高产卫星”可以说是农业高产计划指标的产物。   “农业四十条”的第二条,就是“大力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其他农作物的产 量”。其具体指标是: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 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 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 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 00斤。棉花每亩平均产量(皮棉),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 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其他农作物 产量,草案没有提出具体要求,只是要求积极发展。   为了实现上述增产目标,“农业四十条”,提出了10个方面的措施,包 括12年内水田和水浇地面积由1955年的3.9亿亩扩大到19亿亩左右、 年产化肥达到1500万吨、增加谷种种植面2.5亿亩、国营农场的耕地面 积由1300万亩增加到1亿亩左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危害农作物 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等具体指标。   “农业四十条”提出的粮食单产指标,就全国范围来说,要想实现是比较 困难的,事实上,直到80年代我国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才达到400斤的水 平,1967年时还在200斤徘徊。至于它提的一些增产措施的指标,更是 脱离了实际可能性。到1967年,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不仅没有扩大,反 倒缩减了9208万亩;其中稻谷的种植面积有新增加,但也只增加了1894万 亩,离2.5亿亩的目标相差很远;农用化肥的年产量才161.4万吨,此前 的1966年的产量曾达到240.9万吨,离1500万吨目标也差得很远。 (P42)
  八届三中全会批判“反冒进”,指责主张反冒进的同志是“促退派”以后, 便把“右倾保守”思想看成了提高农业产量的主要障碍。……   批判“反冒进”的直接后果,就是“大跃进”的兴起,这里的“跃进”不 是建立在客观可能性基础上的快速发展,而是把人的意志强调到极致的结果。 从此,外部客观的因素被看得可有可无,而主观意志则被夸大到无所不能的程 度。人们主要甚至仅仅凭着自己的愿望,来设想提高农业产量的计划。……   1958年1月南宁会议进一步批判“反冒进”后,农业产量计划的高指 标风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刮起,河南省2月份提出,1959年就要基本实现水 利化,争取1962年超额完成“四、五、八”(即上文农业四十条第二条的 产量计划400斤、500斤、800斤),到196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 到600多亿斤。广东省提出,到1962年就要实现全省粮食亩均年产80 0斤的目标,到1967年实现亩均年产1000斤,总产量由218亿斤增 至480亿斤,陕西省提出,8到10年内使八百里秦川的粮食亩产达到80 0斤,总产量达到115亿斤。江西省提出,“十年规划,五年完成”195 8年粮食总产量由140亿斤增加到175亿斤。河北省提出,到1962年 即实现“农业四十条”的产量目标,粮食亩产500斤,棉花(皮绵)亩产1 00斤。各地提出的高产目标,都脱离了本地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是不可能完 成的“空中楼阁”。只要看后来的结果就能说明这一点。河南到1984年粮 食总产量才达到580亿斤,接近600亿斤;广东到1984年粮食总产量 才达到392亿斤,也没有达到480亿斤的水平。   如果说高指标是附着在“大跃进”温床上的种子,那么,“高产卫星”则 是这个种子生成的恶果。在“大跃进”的气氛下,只要有高指标,就必然会产 生“高产卫星”,这是“大跃进”运动自身逻辑的结果。当然,“大跃进”运 动发动起来之后,高指标和“高产卫星”又是同时并存、彼此促动的,高指标 引发了“高产卫星”,“高产卫星”又催生出更高的指标,两者形成愈演愈烈 的浮夸循环。(P44-P46)
  卫星们   ……从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一再号召“破除迷信”、破除教 条,浮夸之风迅速弥漫全国。进入1958年夏收以后,比原来那些“高产典 型”更高的“卫星”,一个接着一个“腾空而起”。 用《人民日报》的话说 “进入5月以来,丰收的喜报像春天的燕子,在祖国的天空到处飞翔;高额丰 产的新纪录如滚滚的海浪,一个高似一个地向我们涌来。从大江南北到黄河上 下,到处是一片丰收景象”(《水稻生产要加油》,《人民日报》1958年 6月20日社论)。就“高产纪录”不断产生出来这一点讲,《人民日报》当 时的确起了一种推波助浪的作用。刘少奇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大跃进”的发 动,《人民日报》要负一半责任。……(P47)      据《人民日报》报道:   6月8日,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产2105斤。   6月9日,湖北襄阳专区大面积小麦亩产1500斤。   6月11日,湖北光化县幸福社11亩小麦亩产3215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县卫星社2.9亩小麦亩产3530斤。   6月16日,湖北谷城县星光乡替乐民社亩产小麦4353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亩产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亩产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县亩产5103斤。   7月12日,河南全国小麦亩产最大的“卫星”亩产7320斤。   (P48)
  卫星榜 稻别 创造单位             亩产(斤)  材料来源 早稻 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   36956    8.13人民日报 中稻 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    43075    8.21新华社 水稻 河南商城余集乡跃进人民公社四队  30009    8.30河南日报 中稻 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       43869    8.30人民日报 中稻 湖北谷城黄畋乡新农村一社     52658    9.1湖北日报 中稻 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     52599    9.1人民日报 中稻 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       50090    9.4广西日报 中稻 广西环江川山区洛阳乡       37315    9.4广西日报 中稻 广东逋县星子乡田北社       60437    9.5人民日报 中稻 云南漾濞平坡乡平坡社       33492    9.6云南日报 中稻 云南红河哈尼族ni族自治州全平县  60479    9.9云南日报    卫星人民公社 水稻 河南信阳鸡公山乡人民公社     48925    9.9河南日报 中稻 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       130434    9.18人民日报 * 中稻 四川卑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     82525    9.18人民日报 水稻 河南光山钢铁人民公社新民大队   31302    9.20河南日报 水稻 河北定县超美人民公社西坡生产大队 30216    9.25河北日报 水稻 河北定县超美人民公社西坡生产大队 34178    9.25河北日报 晚稻 湖南刘阳县红专人民公社      66277    10.22新湖南报 …… (P61)
  可悲的“科学家”   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物理学家钱学森的文章,题为《粮食亩产 会有多少?》。文章说: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 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亩产二千一百零五 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 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得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 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 出很多。现在我们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这植物 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 自己的养料,供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 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省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 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要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 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 有,明天一定会有!(P49-P50)
  可笑的帮闲者和发动者   《红旗》1958年第5期发表陶铸《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文章, 其中以“高产卫星”为事例,来证明“粮食增产有限论”对自然界知识的“贫 乏”(无独有偶,文章也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今天看来,用违背自然界常 识、人为制造出来的“奇迹”,去证明怀疑“高产卫星”者自然知识的“贫乏”, 其中包含了多么深刻的讽刺意味!   陈毅在《广东番禺县访问记》一文中(载《人民日报》1958年9月2 6日),写了他在四川和广东亲眼看到亩产百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 斤水稻的“经历”。陈毅说:“这块实验田像个苍翠的山冈,又像一幢幢绿色 的楼房,雄伟的气势,远远就吸引着我。最初我还想,一亩田收获一百万斤番 薯,该要插多少薯苗?插得下插不下,要长薯块,又往哪里长?到现场一看, 一问,真是一目了然,完全信服。……”陈毅感叹道:“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 我所到的番禺县普通乡村,这是我们国家的最基层。在这里所看到的种种变化, 也就看到了中国六亿人民正在做着震惊世界的事情!”
  作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对农业“高产卫星”更是欣赏备至。 在“卫星”竟放的高潮中,他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山东、江苏、 上海等地,为各地的“高产卫星”兴奋不已。8月份,他在天津视察时曾说: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他感到粮食问题已经 解决了,甚至发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8月份他主持召开了北戴河中 央政府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将要达到6000-7 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 达到1000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 一倍左右。按照7月份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数字新进行的统计,1958年 粮食产量估计是1万亿斤以上。北戴河会议似乎还打了点“埋伏”,只公布6 000-7000亿斤。毛泽东亢奋的心情溢于言表,这年七八月他对来访的 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是没有完 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 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 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毛泽东是想在这个六亿人口的大 国,制造一个落后国家一夜之间走向富裕、变为强国的奇迹。这个奇迹,实际 上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卫星”。他要让这个“卫星”在亚洲、在社会主义阵营 腾空而起,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为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卫星”升空,曾一生 同主观主义作斗争的毛泽东,这时却把人的意志看得高于一切,超乎一切。 (P58-P60)
●灾难   “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 桥梁”。大大小小的“高产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 斑斓的“天堂”已经不远了。……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非但没有 进入那个想象中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没有想到的大饥荒!   从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连续三年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城乡人民的 年平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406斤降为1960年的327斤,减 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下降了23.4%;植物油年平均消费量, 由1957年的4.8斤降为1960年的3.7斤,下降了23%,其中城市 人均消费量下降了31%;猪肉年平均消费量,由1957年的10.2斤降为 1960年的3.1斤,下降了70%,其中城市人均消费量下降了78%。
  饥饿首先带来的体力下降、营养不良和疾病滋生。据卫生部1959年春 天的一份报告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1月 到目前, 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个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105.5万余 人。死亡6700余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1月至4月14日发生肿病 病人77.9万余人,死亡681人, 仅4月1日至10日一旬即发生肿病病 人17.3万余人。其次是河南省,从1月到4月20日发生肿病15.3万人, 死亡2000余人。关于肿病发生的原因,报告综合各地区的情况指出:第一, 口粮较紧。也有个别地群众误以为吃盐可以增加力气,每天吃盐一两以上(正 常日需三钱),因吃盐过多,引起代谢障碍发生浮肿,也有吃野菜而引起的过 敏反应。第二,食品种类单调,长时间未能调节,脂肪、蛋白质严重缺乏或不 平衡。第三,去年患过肿病未根治,今年复发(河南省较多)。第四,原患有 慢性病(如钩虫病等)、贫血、身体虚弱、年龄大、肠胃不好。卫生部的报告 远远不是完全统计,而且仅仅是1959年春的情况,但是,从报告的内容已 经看出当时的缺粮及饥饿状况。“大丰收”的1958年刚过,各地就发生严 重的饥饿情况,人们不得已用多食盐、挖野菜的办法来抵御饥饿。但这些反而 招致浮肿病,饥饿加疾病又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P75-P77)
  数字   最令人心颤的就是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关于“大跃进”年份因饥饿而死 亡的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数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 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 麦克法夸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 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万至2700万。” 从进著《曲折发展的岁 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 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 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金 辉著《“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第364页)一文中说:“全国在1960-1961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 亡人数可能高达4319万。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的计算,是2158万 人(见《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李成瑞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 变动》)种种推算和估计,没有定论,关于这个数字的考证可能还要继续到下 个世纪。但在那三年中,以千万计的生命由于饥饿而在中国大陆消失,这一点 是肯定无疑的。这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人类历史承平年代的 空前悲剧。(P77-78)
  气候   有人对那三年的气候作了详细考证,列出了一个前后18年间全国旱涝等级 资料表: (部分)  年份 -2度区 -1度区 0度区 1度区 2度区 120个站 全国平均     (涝) (偏涝) (正常) (偏旱) (旱) 总指数  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3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9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968   研究者得出结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区和1度区所占 比例看,1969-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说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 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25,平均指数+0.208)和1958 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57)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 正常指标0。(以上资料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团结出版社 1993年版,第367-368页。)   至少可以说,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P78-79)
  人祸!   所谓人祸,就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整套“左”倾指导思 想及其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这其中以浮夸、虚假为主要特征的“高产卫星” 是一大“祸”。1956的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将 1962年粮食产量定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定为4800万担。“高产 卫星”开始之后,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帐,就将1962 年粮食产量指标分别提高到6000-7000亿斤和6500-7500万 担,8月的北戴河会议两次提高这两个指标,分别为15000亿斤和150 00万担,比第一本帐高出两倍和两倍多。竞放“高产卫星”导致对1958 年粮食产量一次更高的估计。8月份北戴河会议公报宣布:1958年粮食产 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7000万担。10月份, 谭震林在西安召开的九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说,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80 00亿斤是肯定的,1万亿斤是可能的。12月份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作了些纠 “左”的努力,认为西安会议的估计有水份,在全会公报中打了折扣,宣布1 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   实际上,后来经过落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4000亿斤,比1957 年的3900亿斤只增产了100亿斤。但是当年粮食的征购任务和人民生活, 却是按照7500亿斤的虚假产量数字来安排的。1959年起,粮食实际产 量连年下降,但仍按虚假产量数征购粮食和安排人民生活。一方面是粮食产量 的低幅增长(1958年)和连年下跌(1959年以后),另一方面则是高 征购,高销售。1957年产粮3900亿斤,征购961亿斤,占产量的2 4.6%,属于比较正常的比例。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征购1 095亿斤,占产量的27.3%,这已经征多了。1959年实际产粮34 00亿斤,征购1348亿斤,占产量的39.6%,1960年实际产量2 870亿斤,征购1024亿斤,占产量的35.7%。实际产量下降,征购 却反而提高,一少一多,使农村留粮减少,由1957年的2940亿斤,减 少到1959年的2052亿斤和1960年的1846亿斤;按人口平均的 农村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409斤降到1959年的366斤再降到 1960年的264斤。也就是说,到1960年,中国农民人均每天消费粮 食才七两多。同一时期,蔬菜和肉类的生产也受到巨大破坏,人均供应量也大 幅度减少。使人们的饥饿和营养不足更加严重。   这是放“高产卫星”形成的可怕链条:从定高产指标到发射“高产卫星”, 搞浮夸,再到高征购、高销售,再到农民粮食被挤占,农民吃饭“瓜菜代”, 到逃荒要饭,高发病率,直至饿死人,造成灾难!(P79-80)
例证   安徽凤阳的情况,可以作为“人祸”乃引发灾难主要原因的一个例证。   “大跃进”开始时,凤阳也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1958年6月14日, 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提出:“我们要求夏季作物样样丰产, 要培育亩产5000斤到10000斤到20000斤的水稻,亩产1000 0-20000斤再到200000斤的山芋,亩产3000斤的烤烟,亩产 2000斤的玉米,亩产1000斤的大豆,亩产双千斤的黄豆,亩产千斤以 上的皮棉,为实现1958年全面大丰收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9月16 日,安徽省农业厅陈振业在烤烟观摩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说:“凤阳太阳升社主 任张士俊真是胆有天大,竟然以自己计划亩产7万斤的卫星烟田,大胆地提出 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的卫星烟田比高低。”可见,凤阳也争相 放过“卫星”。但是,没过多久,灾难便同样降临到这块土地。这里列举凤阳 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而导致的饿、病、逃、死的一些材料。以下这些 材料都是当年县委总结的。   1958年和1959年两年,我们都卖了过头粮。 1959年卖的最 多。因此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高指标情况来说, 1957年生产计划订到2亿多斤是比较落实的,但是县委却订了8亿斤的指 标。1958年的指标没有实现,而1959年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又 订了一个12亿斤的指标,超过了1958年实收产量18266万斤的6倍, 这就严重脱离了实际。再以高估产来说,两年来,实际收成情况是年年减产, 却把减产说成了增产。1958年实收产量比1957年减少1360万斤, 却虚估为40500万斤,超过实产3.6倍。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就产 生了高征购,购了过头粮。1958年实收粮食18266万斤,除了三留外, 只剩1180万斤;而我们却征购了7102万斤,特别是1959年,总产 只有10960万斤,按当时标准,仅够全县口粮,而我们却购了5974万 斤,结果就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安排。这一年从秋收结束到12月底的两 个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我们认为,人口发生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主要 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卖过头粮,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就不会发生人口非 正常死亡,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见《凤阳县的两年来的经验教训  马维民 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8月24日)   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相反,用层 层下压的办法硬购过头粮。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 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 题。于是就规定各公社每天的粮食入库数字,一天要下面三报:上午报打算, 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 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 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 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由于声势大、压力重,会议期间,小 溪河公社就边斗边打基层干部。 县里的会议开完以后公社开、大队开、小队 开,年三十晚上也要开,一直开了40多天。 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 准。散会后,把所说“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干部被斗得无法, 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搜查粮食的局面。 (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 告》,1961年2月1日)   1958年受灾后,缺粮断炊现象日益增多。析桥乡淮东社元月份调查, 全社240户,1172人,缺粮断炊的有184户,892人。打溪河乡断 炊得更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长淮乡津淮社40余户流入蚌埠,大庙乡云 营光实有200人到定远县讨饭。(《关于生救、副业多种经济、大办工业方 面的文件》,1959年初)   1959至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 人口335698人的3.3%。 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 37.7%,其中:浮肿病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 37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发病的就有26018人, 占49.8%,门台子电港口灌站有一个60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58 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的17482人,他们目前大部分已 失去劳动能力。(陈振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 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 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 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死去1139人,占24.2 %。武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占39.7%。 打 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死掉48人,占68.6%。全县死绝的有8404户, 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 小溪河公社曾有21个村庄 无人而空了。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20户,死绝4户。县实验小学校长王 焕业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乐家34口 人,死去30人。小溪河公社长溏大队赵庄子张玉璞家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 着未死的女儿。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 抬埋。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独苦的老人和孤儿。据初步统计,全县现 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9人。(陈振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 1961年2月1日)   作家王立新80年代曾赴凤阳采访过,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梨园乡小 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 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 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 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 ‘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P81-85) (摘自李锐文集,《大跃进亲历记》下,南方出版社出版) (大嘴牛 2000年5月16-17日分5次贴于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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