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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夫[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net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 “团结起来犯错误”（节选） 一场试图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以摧毁性的破坏，使人民 蒙受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同时给中共党内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为统一意志，由 毛泽东提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央召开了有七千多人参加的工 作会议，规模空前而且绝后。四川有四百多人出席会议。 被认为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这次大会已经讲得很多了。作者想强调的是， 实际上这次会议是逐步升温的，最终的结果并非是预先安排好的。会议原计划只 有十八天而不是最后开成的二十八天，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 讲话也不是事前预备好的。以“发扬党内民主”而著称的这次会议，一开始的主 题却是强调集中的“反对分散主义”。 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的基调是经毛泽东“深思熟虑”后定下的，由陈 伯达牵头起草。最初形成的书面报告分三个方面：一、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二、 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交全体代表分组讨论，而议题又要求集中于“反 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上。从中央的角度讲，反对分散主义是有现实意义 的，比如李井泉对中央纠左的一再抵制。在起草报告时，刘少奇特别强调：一年 来中央逐步纠正错误，各地、各部门也要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现在这种现 象太多了、太普遍了，报告要大量例举分散主义表现的事实。 果不其然，在有中央领导和柯庆施、李井泉等各大区头头参加的报告讨论会 上，反对分散主义成为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显然是有人拿了毛泽东的“另一些话” 和中央的一些决定为自己辩解，刘少奇、邓小平不得不再三说明，马克思主义讲 时间、地点、条件，彼一时，此一时，现在中央已提出一系列调整方针，不允许 自行其是，这种分散主义已是全面调整的最大障碍，必须坚决纠正。但一些人争 辩说这个问题“强调过分”，所举例子“与事实有出入”。又想把问题讲够又要 维护毛泽东威信的刘少奇无可奈何地说，如果认为举例不当，可各自拿出恰当的 来替换，最后干脆提出把举例全部删去。〖注１〗 而对四川组的大多数干部来说，这个议题如同这几年天天犯左天天反右一样 南辕北辙，在他们身边发生的明明是强迫命令横行、党内民主荡然无存，根本没 有讲真话的余地，哪是什么集中少了的问题？他们谁敢对李政委搞“分散主义？” 要说分散主义，头一个就是李井泉。 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李井泉把毛主席的党内通信收回，继续搞他的密植高产， 解散公共食堂四川搞到最后，体制下放一拖再拖，搞到四川至今还在饿死人。更 叫他们气愤的是，四川组还要求主要体会《报告》的精神，“不联系实际”。大 家议论说，既然是总结经验教训，不联系实际从何说起？终于，被李井泉这个 “飞扬跋扈的独裁者”（李大章语 作者注）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四川干部开始 反抗了。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有人向省委和李井泉提意见。多年来，他 们从来没敢这么干过，“李政委”也从来没落到过这般的处境。中央要求各地领 导作自我批评，省委不做检讨交待不了，“于是他心生一计”，叫李大章代表省 委作检讨，李大章气坏了： 究竟谁应当代表省委作检查？在毛主席六条指示（指《党内通信》 作者注）上妄加批语，封锁毛主席声音的；在四川大搞高指标、高征购、瞎 指挥等浮夸风，如在《四川日报》大登特登亩产万斤水稻“经验”，并大力 推而广之的；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从四川过多的调出粮食，把省内口粮标 准压得很低，致使各地发生人口逃亡和死人情况的；抵制中央解散公共食堂 的精神，坚持继续大办公共食堂的……主要就是李井泉。他不检讨，又该谁 来检讨？〖注２〗 这是李大章的后话。当时他只好忍气吞声，接下苦差，代表省委检查。一见 是李大章作检查，大家更起火，“大章同志”的正派、厚道，他这几年的所做所 为大家看得明白，这明明是李井泉在耍滑头。不把李政委请出来，他们出不了气！ 李井泉强作镇静说，大章同志代表省委只着重检查了农业问题，没有检查工 业方面的，我们还要请陈刚同志代表省委再做一次检查。陈刚是管工业的书记。 李井泉既要他出来担过，又怕他说漏了嘴，就指定了几个心腹“秀才”由他面授 机宜，拟写检讨稿。 尽管大家牢骚满腹，李井泉仍竭力控制着四川组的局势。眼看火要烧到头上， 四川组又规定联系实际只联系自身的实际，既不上挂，也不下联，给省委提了意 见的被斥为“态度不端正”。整个四川组会上气氛沉闷，会下议论纷纷。 忍无可忍，一颗重磅炸弹爆炸了。 这颗炸弹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 明朗，陕西南郑县人，教师家庭出身，一九三六年参加红军，阎红彦的老部 下。从阎任二野三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开始，到任川东区党委书记，他一直是 他手下的宣传部长。四川合省后，阎任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他又任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 长期的战斗生涯，赋与这位外表文质彬彬的书生以内在的军人阳刚之气。多 年与阎红彦共事，使他深受顶头上司刚直不阿气质的熏染。二野三兵团政治部一 次会议上，二人因工作问题发生分歧，争到面红耳赤，阎一拍桌子：“放屁！” 明朗重述一遍自己的理由，然后质问：“究竟是我在放屁，还是你这个政治部主 任在放屁？”开会的人全楞住了，阎气得两眼圆睁，一言不发。第二天阎把他叫 去，一见面就说：“昨天是我失言，伤害了你，向你认错。” 李井泉耿耿于怀、迄今尚未破获的在首届省党代会上带头不投他票的人，就 是此公。 宣传部另一位副部长李亚群，是他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庐山会议以后，二 人扼腕叹息：“彭总都不能说话了，党内还什么人敢说话！”一九六Ｏ年初，明 朗率四川川剧团出访欧州半年，回来李亚群便给他讲了许多饿死人的事：“我们 干革命为了什么？把老百姓弄成这个样子，问心有愧啊！”说着便潸然泪下： “真是忧国忧民不敢忧啊！”。 一九六Ｏ年底，明朗下放梁平县兼任县委第一书记，临行前与李亚群促膝话 别。谈到治疗肿病，李说：“你去给老百姓弄点糠吃，就能救命，不要相信什么 蒸气疗法，人都饿得快要死了，再一蒸，是催命。有些人就是没心肝，不敢说真 话就算了，还出些烂点子，给自己挣红顶子戴。” 梁平县没有川西坝子自流灌溉之利，种水稻靠冬水田蓄水，只能种一季。大 跃进一来，上面命令改一季为两季，放掉田水，小春种麦，大春种稻。多年蓄水 的冬水田泥如沼泽，旱作的小麦无法生长，到种水稻的季节又无水灌田。连续几 年大减产，连续几年高征购，饿死人超过八万。 二野三纵是淮海战役中围歼黄维兵团的主力，黄维化装成文书逃跑被俘后， 由时任纵队宣传部长的明朗和敌工部长燕登甲审讯。明朗在回忆淮海战役的文章 中写道：“他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沉思许久，终于拿起笔来，颤颤抖抖地签了 ‘黄维’两字，写毕，就双手蒙面嚎啕大哭起来”。淮海战役的惨烈场面，明朗 记忆犹新。在粱平，明朗去了遭祸最惨的一个村，全村人死绝，目睹的景象令他 终生难忘：“那场面象打过淮海战役一样，房顶、门窗全扒光了，屋里只剩一堆 堆烂草，人迹杳无，村外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全是新坟，真是惨不忍睹！” 明朗是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他满怀希望，想把真实情况说 出来，他无法忍受由李井泉所控制的四川组的局面，于是他做了李井泉终身不忘 的第二件事。 他要告状，他也怕倒霉，死在敌人的刀枪之下他无所畏惧，在革命营垒中当 反革命的滋味，比死难受多了。鉴于“投票事件”至今被李井泉苦苦侦破的教训， 他把匿名信写好后，让在中央劳动部工作的弟弟重抄一遍，偷偷扔进邮筒。 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并党中央：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北京来参加会议（中央工作会议）， 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 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 际了，但，又叫各人联系各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 给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 那里磨时间。 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 方针，这不过是李井泉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 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举几 个闹分散主义的例子。 一，毛主席的六条党内通讯，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 积极方面理解。 二，毛主席反“左”的八句话，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变成反右。 三，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五条紧急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 行。 四，四川自作聪明提出“一个样”，“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等 政治口号，助长强迫命令和瞎指挥。 五，不执行中央甄别干部的指示，沪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的错误，是 划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毛猪下放，甄别的结果，“批判基本上正确”， 直到现在省委并没有承认错误，邓自力也没有复职，对其它人的处分当然也 “基本正确”。 六，四川省委前几年规定，农民的的口粮标准是八两，不久以前规定四 两、五两、六两，（十六两的秤）有的地方执行下来，农民一天一人只能吃 二两、三两、四两，现在还在饿死人。 七，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 现在中央作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 八，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 贪污盗窃活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规定万分之几逮捕法办，千分之几斗争 打击，百分之几批判，硬说干部中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搞投机倒把，还规定县 委书记要到成都交账，哪个交不出不准到北京开会。 李井泉这样搞分散主义，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量死人、死猪、减产。 有的县饿死的人将近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川全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还要饿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像这样严重的问题，李井泉怎么敢叫下面讲 话呢？ 中央如果要反分散主义，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 一个四川干部 一九六二年一月 中央办公厅一月二十五日收到此信，印发政治局常委参阅。 有理由相信，这封信对改写历史起了重要作用。 按原先的计划，会议从一月十一日开始，主要讨论通过刘少奇的书面报告， 中央主要领导讲话后于一月二十九日会议结束，大家回家过春节。现在许多材料 都指出，会议之所以延期，是因为许多代表反映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 有人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事实。象明朗这样尖锐的意见无 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其影响力可想而知。其中的一个证明是，经讨论修改后的 《报告》例举的第一个分散主义例子，就是有的地方拒不传达执行毛泽东一九五 九年四月的党内通信。 一月二十九日，即农历的腊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宣布，会 议延长时间。他说，这次会议还要解决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上下通气问题，他 号召发扬民主，开“出气会”，打消一切顾虑，向上级，重点向省委的缺点错误 展开批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说，七千人一起 在北京过春节。 全场欢声雷动。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精彩 之至、扣人心弦。讲话一再被暴风雨般的掌声、笑声和欢呼声打断。讲话结束， 全场起立，掌声久久不能平息，许多人热泪盈盈。几年来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由伟大领袖用最精萃的语言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令他们何等地欢欣鼓舞！ “这一下，李井泉吓慌了手脚。”李大章说： 我记得，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后，李井泉马上找我说：主席这次讲 话，主要是对我们四川讲的。我们四川省委是团结的。工作有成绩是大家的 功劳，犯错误是大家一起犯的。后来李井泉总结了一句结，叫做“团结起来 犯错误”。〖注３〗 作为党内核心领导层成员的李井泉亲口说出毛泽东的讲话主要针对四川，显 然是有根据的，其中的秘密不得而知。但一个确凿的事实是，李井泉已经知道了 匿名信一事，并且立即布署他的亲信追查写匿名信的人。 参加会议的四川干部虽然并不知道匿名信之密，但一致认为毛主席讲话是针 对李井泉的。他们听到主席讲：“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 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 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都发出会意开 心的大笑。然而他们不认为是什么“团结起来犯错误”，他们就是要把气出在李 井泉头上。 被周恩来称之为“会议的第二高潮”的“出气会”，矛头指向各省头头。曾 经发生在四川成千上万干部头上的事，轮到了李政委头上。眼看就要滑过去的李 井泉被迫在四川组作检讨。眼下他方寸已乱，他还没有摸清中央的“行情”， “霸王别姬”之说令他大为惶恐。他的处境十分不妙，首先，不可能把责任推给 中央，而要把罪过承包下来，又实在担当不起，最好的选择是“团结起来犯错 误”。他收敛起往日的威风，本来有些驼的背显得更驼，支支吾吾，东拉西扯， 试图博得同情谅解。检讨的内容，正是明朗匿名信中所揭发的。李大章说，由于 李井泉的检讨潦潦草草，态度极不老实，到会大多数干部更加不满，纷纷提出批 评。 不可一世的李政委哭了…… 如果不是邓小平出面，不知李井泉如何收场。邓小平说，会议不能继续这样 开下去了，李井泉也不要再作检讨了。他解释说，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 账不能都算到某一级头上。 邓小平讲完就和李井泉离开了会场。很长一段时间再没人开腔，直到散会。 再开会，便有人率先发言：“李政委作检讨，李政委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把工作 做好……”说着就涕泪交加，泣不成声。接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做自我批评，按 照“团结起来犯错误”的精神，分担李政委的错误。 直到那时，应该说邓小平和李井泉的个人关系是不错的。建国初期，邓小平、 贺龙、李井泉曾一起在西南局工作。李井泉每次到北京几乎必到邓小平家拜访， 送点四川土特产品。毛泽东讲话后，李井泉也曾到邓小平处打听过“行情”。 〖注４〗排除个人关系的因素，邓小平讲的无疑是事实。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并 没有让李井泉这样忠心耿耿执行大跃进路线的人“别姬”的意思，中央当然也不 希望四川组这样的事态发展下去。李井泉不过虚惊一场罢了。 事实就是如此，毛泽东耿耿于怀的并非李井泉式的分散主义，而是搞包产到 户的曾希圣式的分散主义。一度受毛泽东信任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大跃进 初期也搞得很左，安徽浮夸死人都很严重，但比起四川只能算小巫见大巫。然而 从一九六一年初开始，曾希圣便在安徽全面推行后来称之为包产到户的“责任 田”，生产迅速恢复。在第二阶段的“出气会上”，刘少奇参加安徽组讨论，把 刮“五风”和搞包产到户搅成一团来批，当场宣布撤销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职务，由李葆华继任。 至于李井泉的“团结起来犯错误”，也是大会定下的基调。正如毛泽东所说： “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 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 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 账”。 这个错误有多大呢？让我们回到天府之国的温江专区看一看。 离开数据来论这个问题显然是不行的。然而当作者试图作这方面的努力时， 立刻如同闯入了迷魂阵，头晕目眩无所适从。有关的统计资料要么相互矛盾、要 么前后矛盾、要么一片空白。首任温江地委书记，大跃进期间的国家统计局局长 的贾启允对这种统计上的混乱现象有如下说明：“全国各级统计部门都在各级党 政机关领导下工作，统计数字直接受到各级党政领导人主观随意性影响，计划部 门可以修改统计数字，统计数字很难搞得准确”。我确信，掌握大跃进时期哪怕 是一个局部地区的准确数据，都是一项无比艰难的工作，非作者的能力所及。 但是在查阅了许多资料并访问了有关领导人之后，作者发现抓住政治这个纲， 这堆乱麻还是可以理出一些头绪。首先，要看显示数据的年代。一九四九年以前 的数据，夸大的可能性不大；建国后到一九五五年的数据，比较准确；一九五六 到一九五七年的数据已有水份；大跃进三年的数据都该打问号。其次，要看数据 产生的年代。比如，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的统计较为可信，改革开放后 重新做的统计更接近于实际。再有，要看统计对象。诸如粮食产量、人口等“敏 感部位”的真实面目很难看清，次要一些的方面公开性较高。循着这些线索，作 者希望尽可能向读者展开一幅真实的画面。 三年以粮为纲的农业大跃进，温江专区的粮食产量以商品粮计，由一九五七 年的四十亿斤，下降到一九六一年的二十三亿斤，减少百分之四十以上。 粮食征购实绩，一九六一年降至九点五亿斤，低于合作化以前一九五二年的 十亿斤。 生猪，一九四九年八十三万头，一九五七年一百八十一万头，一九六一年六 十九万头。一九六一年的数量比一九四九年少百分之十七，比一九五七减少百分 之六十二。 耕牛由一九五七年二十万头，减少至一九六一年的十四万头，减少百分之三 十。 再看看本书尚末涉及的经济作物状况。 温江专区最有代表性的经济作物是油菜、土烟和大麻，其价值在整个农业生 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粮为纲”的大跃进，不仅搞垮了粮食生产，经济作 物生产受到的破坏更为惨重。 影响经济作物生产的因素比粮食生产更为复杂。生产经济作物是为了卖钱，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开始统购统销以后，经济作物的生产成为单纯的完成国家任务， 产品只能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廉价交售，农民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生产积极性已受 到严重挫伤。大跃进粮食生产连年下跌，征购任务连年增加，而征购任务是按土 地面积摊派的，农民既要完成征购，又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不得不扩大粮 食作物面积，缩小经济作物的面积。农民说，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来完成这些 “任务”！ 一九六一年油菜产量仅及一九四九的百分之四十，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二十 八；土烟产量仅及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十九，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十二；大麻产 量仅及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五。〖注５〗 如果说生产的破坏可以在短期内得以恢复，自然生态的破坏也许是永远无可 挽回的了。 五十年代的川西平原林木繁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处处是避暑消闲的好去处， 村村乡乡林盘遍布，星罗棋布的寺庙、坟园苍松古柏遮天蔽日，纵横交错的河流 渠道在绿荫中穿行，修竹华木拥抱着农家舍院，一年四季，满目苍翠。三年的大 跃进，尤如一场燎原野火，残酷地扫荡了这一切，人们突然发觉，田野显得空旷 了，林木稀疏了，农舍一目了然了，只有偶而见到的孤零兀立的参天古木，还能 唤起人们的美好回忆。 没有谁为这场浩劫留下全面准确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小村庄的历史 材料中，窥及一斑。〖注６〗 这个座落在川西平原腹心地带的小村，是温江县永兴公社柳江大队六生产队。 全队二十九户人家，一百六十人，耕地二百八十亩。公社化以前，在这个队范围 内有四个林木稠密的林盘，“林外不见屋，林内不见天”；四个大坟园 内有上 千株杉树柏树，苍荫蔽日；六条全长三千多米的沟渠，沿岸遍植林木二千五百多 株，绿荫成带，环绕田野。春去冬来，飞鸟成群，乌啼莺啭，鹰翔鹭舞。 农民对林木的爱护，很大程度上源于与自然环境的共生意识。川西坝子的农 村那时仍然烧柴，林木与人们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直到公社化以前，这种生态 圈仍然运行良好。农民的燃料来源，一是农作物的秸杆、根壳，二是林地的产出 物，如树叶、树疙篼、树桠枝，以及成材的薪炭树等。“出门一把草，娃儿捡柴 割猪草”是当地的传统习惯，农民们烧的主要是谷椿、麦杆、油菜杆、树叶、茅 草等“毛毛柴”，麻杆、豆杆、竹竿这些“引火柴”和树枝、木柴等“硬柴”除 了自己烧少数外，大部分拿到城镇去卖，是他们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在季节安 排上也十分合理：大春收获到过年，主要烧谷桩；腊月前后最冷的时候，为了满 足老年人烤烘笼，烧一些硬柴；三四月间竹子落叶，烧竹叶等毛毛柴，五六月份 烧小春作物秸杆。七八月分，青黄不接，最缺燃料，农民形容“笋子半中腰，有 米无柴烧”，所以他们都提前作好储备，并无断炊之虞。一九五七年，这个队的 农户不仅燃料不缺，还卖好柴三万多斤。 公社化后，这个良性循环的生态圈彻底破坏。公共食堂大锅大灶，必须烧硬 柴，当然只有砍树子，“毛毛柴”变成无用之物，收获季节，麦草稻草铺成“弹 簧路”。深翻熏土，砍！大炼钢铁，砍！搞农具革新、修大养猪场、建工厂砍！ 一大二公，你我不分管区公社大家砍！树子越砍越少，柴火越来越缺。树子砍得 差不多了，就挖树疙篼；树疙篼不多了，就拆房子，打猪圈，毁家具……，到一 九六Ｏ年下半年，这个历年卖柴的队，还要买柴来烧。 一九六一年食堂散伙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如此光景：四个大林盘，一个 已经消失，三个只见杂草灌木。沿沟渠的二千五百多株林木，还剩稀稀拉拉几棵 一把粗以下的小树，四个坟园上的千株杉柏，仅留下了五株…… 鸟群失去栖息之地，农民失去不缺柴烧的日子和风景如画的家园。 最惨痛的是人。 大跃进给四川人民带来多大的生命损失，也许永远是个谜。 当时医疗卫生部门掌握的数字是七百万，有人披露实际达到一千万。 精确地统计显然是很困难的，迄今为此，各级各类人口统计表格中，一九五 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往往是空白，原因之一是资料不全或不准确。 从一九五九年起，人口统计成为风险极大的雷区，温江地区公安处处长赵健 是触雷倒下的一个。公安部门负责管理户籍，按规定每半年上报一次人口变动情 况，包括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四项统计数字。从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开始，专 区各县普遍出现人口负增长，但各县公安部门出于种种顾虑，直到九月份还未将 数字报齐，在省公安厅的一再催促下，地区公安处上报了十个县上半年的统计数 字，均为生得少、死得多，这是全省第一个上报人口负增长的专区。反右倾开始 后，赵健即被宣布停职检查，罪名是“谎报人口减少”。省公安厅厅长赵苍壁知 道后，私下给下面打招呼，别再报人口变动情况。内江专区公安处认为情况严重， 要给省厅报情况，赵说：“温江都报出事了，你们还报！” 也许是为了掩盖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Ｏ年初大规模的死亡的真相，一九六 Ｏ年初，四川省委下达了一个“关于加强户口管理人口统计工作”的指示，要求 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基础上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从有关金堂县的一份材料中 可以了解到这次统计是如何进行的。 开始金堂县委根据各公社上报的数字统计，出现了出生少死亡多的“反常现 象”，受到地委批评，要求按照省委“只有生得多、死得少、没有生得少、死得 多”的精神重新统计。金堂县委召集各区、社干部开会，传达省委精神，反复强 调“人口统计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批评死亡数字大的区社是“对人口统计工 作的意义认识不足”。大家听明白弄不好要戴右倾帽子，赶紧重新“调查”。土 桥区六个公社原报出生人口一千八百多，死亡三千八百多，重新“调查”后，死 亡数大大减少，反正没有人到阎王的生死簿上核对。有的公社的统计一而再、再 而三被打回，先后“复查”十一次，直至“生得多，死得少”才算完事。 情况如此之复杂，只有依靠最权威的资料作出判断。根据一九八八年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口》四川分册的统计，一九五七年全川人口为七千 零八十一万，一九六一年为六千四百五十九万，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四年间 净减人口六百二十二万。 这意味着什么呢？从一九五Ｏ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中，四川人口平均增长 率为千分之二十六点九，按此计算，在正常情况下，一九六一年全省人口将达到 七千八百七十三万。而实际上这年的人口为六千四百五十九万，也就是说，饥荒 造成的死亡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计一千四百一十四万。 作者根据权威资料推算，在这一千四百多万人中，减少出生的人口四百余万， 非正常死亡 简单说饿死的人将近一千万。 上述情况和全国相比说明什么呢？ 四川饥荒延续时间最长。全国人口只有一九六Ｏ、一九六一两年呈下降，四 川是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连续四年下降。 四川死人最多。全国两年净减少人口一千三百五十万，四川四年净减人口六 百二十二万。有人推算，全国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共计四千万人左右。 而四川就有一千四百余万人。 就全省范围来说，温江专区算不上死人最严重的地区。涪陵专区一个丰都县， 三年死于“肿病”的就有十万余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注７〗 据当时的统计，温江专区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五十万。但这至少是最低限度的 数字，根据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温江地区历史大事记》（成都 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统计，全区人口一九五七年为四百九十四万人，一九 六一年为四百三十三万人，四年净减六十一万人。据此推算，非正常死亡约为九 十万人。 “天府之天府”的郫县呢？根据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郫县志》，一九五八到 一九六一年四年间，全县人口由二十八万降至二十三万，净减五万。属温江专区 的重灾区之一。 作为大饥荒的典型结局之一，是男女比例的变化。由于生理条件和劳动强度 的差异，饥荒中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一个大跃进，温江专区由男多女少变成女 多男少，以郫县为例，一九五七年，男性比女性多四千人，一九六二年，女性比 男性多近万人。 另一个结局是大批孤儿出现。一九六一年，大邑安仁公社有十五岁以下孤儿 二百五十一名，其中七岁以下的二十六名，绝大多数孤身一个。公社成立了“爱 幼院”，收容了其中七十名，有些被人收养，有的四处流浪。 根据温江地委工作组一九六一年的一份调查材料，毛泽东亲临视察过的红光 社，一九五八年有四千零二十人，在庆祝毛主席视察红光社三周年的日子里，还 剩二千七百七十五人，净减一千二百四十五人，人少了三分之一。 〖注１〗吴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一九九六年清明节。 〖注２〗李大章：《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反党罪行之六》（一九六 七年一－二月写成）。 〖注３〗同上。 〖注４〗同上。 〖注５〗温江地委调研室一九六二年七月统计。 〖注６〗温江地委工作组：《关于燃料问题的调查报告》，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 一日。 〖注７〗见《酆都县卫生志》一九八六年。 [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net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