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吃各，各吃各……

　　一九六一年的川西坝子，犹如经历了一场血腥战乱的战场，枪炮声已经沉寂，
硝烟尚未散尽。苦难的人们慢慢从地上撑起，迎着一线希望的曙光继续活着的历
程。

　　以无与伦比的豪情壮志在四川组织实施这场战役的李井泉，已经不能再组织
一次自杀式的集团冲锋了，他甚至无力守护他的核心阵地之一的郫县。他毕竟只
是一员战将，不是主帅。如今的任务是退却和防守，防守住总路线、大跃进、人
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最后阵地。在这场且战且退的防御战中，他是打得最顽强的一
个。

　　首先是防守人民公社的心脏　　公共食堂。

　　整风整社以后，全国的公共食堂要么公开散伙，要么名存实亡。虽然中央紧
急指示明确规定“公共食堂必须办好”，但各地领导似乎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连年的饥荒，整风整社后的局势，无论客观条件和干部群众的情绪，都不允许这
个怪物继续存在下去，解散食堂的呼声上上下下响成一片。

　　整风整社中暴露出的黑暗现实，使毛泽东深感震惊，他觉得受了蒙骗，怒斥
“死官僚主义分子”对实际情况不甚了解，满足于看文件、听报告，不作亲身的
实际调查。他拿出他一九三Ｏ年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内容是反左倾教
条主义的，散发各省领导，要求各级第一书记亲自到基层调查。二月下旬，他在
广州主持起草人民公社条例，下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全体社员讨论，并给全党发
出一封信，要求通过讨论明确公社各级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
不应该怎样做，有一个统一的、全面的、正确的理解。

　　他承认：庐山会议的估计不灵，当时认为一年之内形势可以好转……实际上
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一九五八年还刮得厉害。又说，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
了反左的，由三月到六月只反了三个月。如果继续反下去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
中间插了一手。反右是正确的，但带来了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
训值得我们吸取。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反左打断了。在一九六一年二到三月举
行的广州会议期间，他甚至明确地说：农村问题，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
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Ｏ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Ｏ年夏天才反映到
中央。〖注１〗但食堂这个核心阵地，他的本意是不愿退守的，在他主持起草的
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中，仍旧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
共食堂”，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中央主要领导和各省头头都领命下基层调
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调查后一致报告，食堂无优越性，早
早宣布解散为妙。朱德到四川调查后报告毛泽东，四川的食堂“对人力物力浪费
不少”，而四川省委“对食堂问题远没有深入地了解”。〖注２〗

　　这就等于奏了李井泉一本，但一点没冤枉他，他还死死抱住他的“心脏说”
不放：心脏都挖了，公社不就成了一具僵尸了吗？不过毛泽东倒还很想听听李井
泉的意见。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他给李井泉去信说：“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
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李井泉是去调查了。这年春天，
当了三年国家统计局局长，报了无数假账的前温江地委书记贾启允，被李井泉要
回四川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广州会议后李井泉下基层调查就带上他。他后来回忆
说：

　　“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带上我和书记处书记杜心源同志到内江一个公社去调
查。调查中不是研究食堂解散后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研究如何把食堂继续办
下去。调查结果是四川省的农村食堂基本上是好的，少数不好的只要加以整顿就
可以办好，并且向毛主席写了报告。从此开始引起了毛主席对李井泉同志的不
满。”

　　李井泉的意见是否真的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作者无据可考。但是李井泉的
确为坚守公共食堂阵地战斗到了最后。从一九六一年初开始，面临公共食堂几近
全面崩溃的局面，省委接连派出工作组进行名为“调整”的抢救。我们从省委工
作组在温江专区彭县大宝山公社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们为此作出了何等努力。
〖注３〗

　　大宝山公社的四个管区，是温江专区少有的高山丘陵地区之一，两个相邻的
管区分布在南北长六十多里，东西宽二十多里的山区，六一年初共有四百四十六
户，二千人。在这个每平方公里农业人口不到七个人的地区，食堂这个怪物几年
来把老百姓折腾够了。

　　公社化初期，两个管区成立二十二个食堂，一个生产队一个，社员吃饭翻山
越岭，扶老携幼，风霜雨雪天更是苦不堪言。

　　一九五九年春，大搞“少种高产多收”，放荒山上土地，强迫山上住的社员
搬迁下山集中居住，有山的村整村搬迁，集中搞大兵团作战，种万斤田。二十二
个食堂合并为十一个，最大的三百多人吃饭。以后上面发觉势头不对，又要求耕
种山上土地。不少社员吃饭走七八里，上山干活十多里，一天大半时间在赶路。
人口集中，牲畜也集中，肥料要从山下背到山上。土地荒芜，当年产量减少三分
之一。

　　一九六Ｏ年春，大反右倾，巩固食堂，干部担心食堂办小了犯右倾错误，食
堂合并为八个，种种弊端愈演愈烈。当年粮食又较上年减少百分之四十。两年累
计，比一九五八年产量下降百分之六十。

　　一九六一年初整风整社，社员坚决要求划小食堂。干部心有余悸，商量来商
量去，八个食堂分成十四个，怕哪天一股风吹来又挨整，六个新增加的食堂称
“野战食堂”，以表明为临时性的。

　　春节前社员造反，围攻干部，要称米回家开伙。干部无奈，同意社员数日称
米一次。开会统一口径：食堂门面撑起，上头若来人，就说日日照开如常。瞒上
不瞒下。

　　三月，省委工作组进村，干部急招社员回食堂吃饭。工作组的任务，是按照
省委继续办好食堂的精神，对食堂进行“调整”，调整的原则是“积极办好，自
愿参加，有利生产，便利群众，按照条件，多种多样。”

　　农民什么也没听进，只听进自愿参加一句。成份好、胆子大的带头一叫，人
人跟着喊退出。工作组作出退让，承认野战食堂，同意食堂划小，老、弱、病、
残、孕可以领米回家做饭，也可以打饭端菜回家做饭等等。伤透了心的农民憋不
住了：“脱了裤子放屁！”“背时瘟伤食堂把我们整惨了！”“散了算了！”。

　　工作组技穷，疾言厉色地宣布：调整食堂，贯彻自愿原则是为了积极办好，
绝不是拆散食堂！有多少人就办多少人的食堂，一户人要办，公社也要负责到底！

　　毕竟是大势已去，他们不可能再抓几个人来斗，散伙的呼声还是压不住。

　　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哄也不成，压也不成，工作组使出杀手锏，规定：
一、粮食仍然分到食堂，退伙者只能按时向食堂领取，不能分到户。二、食堂的
集体菜地，退伙者没份。三、食堂的集体养猪，“由参加食堂的人享受”。四、
炊事员由生产队评工记分，食堂设施由公益金开支。五、食堂原有的结余，由在
食堂的人瓜分，退出者不分；食堂原有的亏欠，退出者照样分担。六、计划供应
物资，一律供给食堂。整个一个官办。

　　机关算尽，让留在食堂的占尽便宜，退出者吃够亏损之后，就生出一件两难
的事情：地富反坏右如何办？他们当然没有自由进退的权利，他们连社员都不是，
叫管制分子，摘了帽的叫“候补社员”，何去何从任人宰割。要他们留，岂不跟
着沾光？把他们清洗出去，岂不让他们享受了自由的权力，正中其破坏食堂之下
怀？工作组反复磋商，左右为难，决定“留下一步讨论”。

    这个自由的代价显然太高了，一部分社员思前想后，反复盘算，又把腿收了
回来。于是工作组向省委报告：

　　　　经过部分调查证明，相当一部分社员，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中的绝大多
　　数，对公共食堂是坚决拥护的，他们坚决反对拆散公共食堂……只要有条件，
　　食堂坚决办下去。

　　李井泉搜罗诸如此类秉承其意志的调查材料，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一日写信向
毛泽东报告，称大部分群众是拥护食堂的，应该帮助他们办好。〖注４〗它在毛
泽东收到的众多报告中，恰似一声刺耳的怪叫。然而大势已去，六月，修正后的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下发，其中第三十六条规定：办不办食堂，
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
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于不参加食堂的，不能有
任何歧视。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分配到户，由社员自由支配。这
就将它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摧毁。曾经给亿万中国农民带来幸福、欢乐、激情与
梦想，又让他们饱经痛苦、失望、饥饿与死亡的公共食堂终于寿终正寝。

　　六十条一下达，四川省委顿时陷入一片慌乱，急忙撤回为挽救食堂作最后努
力的工作组。大概中央早就料到李井泉之类的地方官员会有断章取义，为我所用
的一手，同时发出指令：“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把这个工作条例的每条、每款、
一字不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要防止一部分干部把那些不合乎自己口味的
规定不告诉群众，或者任意加以篡改。”〖注５〗省委书记处书记贾启允回忆这
时的情况说：

　　“党中央一个解散食堂的文件一直发到人民公社，农村公共食堂一风吹了，
以致省委工作十分被动。”

　　川西坝子的农民清楚地记得，食堂是端阳节解散的，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现
在，食堂整整办了两年零九个月，是全国办得最久的地区之一。那是一个什么样
的端阳节啊，该吃的粽子、烧鸭子、盐蛋、皮蛋已经是早年回忆。食堂解散，分
粮到户令他们兴奋不已，新的艰难困苦又摆到面前。小春刚刚收完，从食堂分到
手的东西不够一只手提。温江涌泉公社双华大队每个人分到三斤麦子，五斤荞子；
郫县清河公社三大队每人分到三斤半麦子。有人一拿到粮食就哭了，他们哪里还
有一个象样的家啊，没锅、没灶、没柴，盆、瓢、碗、油、盐、酱、醋一切皆无。
没法子，捡几块石头支个灶，一口锅几家人轮着煮。国营商店里买不到锅，这就
是几年大炼钢铁的结果。自由市场上铁锅价格暴涨，是国家牌价的十倍。农民三
年大跃进领到的“工资”一分不花，也买不到一口。

　　就这点粮食，他们要维持到三个多月以后的大春收割。但毕竟又多了一分生
存的希望。打下谷子，他们就可以分回家了。靠着这一分希望，他们会创造生存
的奇迹。红光大队（六十条下达后，管理区一律统称生产大队）支书周桂林一声
号召，全大队两千多男女老少，一起到成都推粪，白天晚上公路上川流不息，真
的把田铺了一层，放荒的土地也长出了绿油的秧苗。金秋时节，他们迎来大跃进
以来第一个丰收年。

　　公共食堂一朝瓦解。人民公社的体制　　所有制规模问题便暴露到前沿，这
是毛泽东最不愿意退却的阵地。他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了长时间的顽强坚守，直到
一九六二年二月大势已去，才正式宣布退守。

　　毛泽东坚定不移地相信，公有化程度愈高，愈有利于生产发展。迅速完成农
业由个体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过渡，是他朝思暮想的宏伟目标。从五三年到
五八年，他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把土改后分到土地的个体农民集中到庞大的
人民公社，闯下一场弥天大祸。这时他作何感想呢？他是否想过这条“康庄大道”
原来是个死胡同，是否想过从合作化初期就和他意见相左的党内同志是正确的呢？
没有，他至死都在做这场过渡梦。

　　他把这场农业社会主义革命，想象为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挫折与失
败，归结为被剥夺阶级的反抗与破坏，和农民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思想。当
教育农民不见效，打击阶级敌人也不见效的时候，他就把仇恨集中到党内的“资
产阶级代理人”。他做过一些退却，那只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和他打仗时屡试不
爽的战略战术一样。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发起进攻，沿着这条社会主义的“金
光大道”走下去。

　　建立公社的初衷，是把所有制扩大到公社。一九五九年初发现事情不妙，确
定了“队为基础”，以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相当于高级农业社的
规模，算是“退了”一步。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他又按捺不住，在苏联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写写划划，说公社的社有经济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就可以过渡到社有，这样，再变为国有就好办多了，那时，“全国将出现单一的
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的发展”。〖注６〗

　　穷过渡点燃又一轮共产风。“壮大集体经济”，把农民搞成无产阶级，并没
见他们死心踏地地去热爱集体，反而连集体经济一齐搞垮。一九六Ｏ年底紧急指
示下达，重申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宣布至少七年不过渡，接着又推行生产
小队的三包一奖制。本以为如此一来，能够稳住阵脚，结果事与愿违。要求下放
核算单位的呼声日益高涨，单干风达到失控的地方。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一九五
九年搞包产到户挨批后，这次改头换面推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
责任制，和二十年后赵紫阳在四川、万里在安徽搞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同小
异。中央提出批评，他们一再辩护，声称这样做并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公然我
行我素。

　　退不退呢？六十条下达后，人民公社的三级统一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仍然规定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没有退。从规模来讲，生产队相当于过去的初
级合作社，生产大队相当于高级农业社。坚持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际上承
认向公社过渡失败，回到高级社规模。如果把核算单位下放在到生产队，岂不等
于退回初级社么？

　　然而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实际情况是非退不可，否则无法收拾大跃进摆下
的烂摊子。

　　大跃进后期，整个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厦，是靠公共食堂来支撑的。食堂解
散，粮食分配到户，农民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集体经济顿呈崩溃之势。

　　首先是基层领导陷于瘫痪。大跃进以来，农村基层干部轮番打倒，伤亡惨重。
大邑安仁公社十三大队高级社时期有社一级干部八个，公社化以后大办钢铁调走
三个，撤职三个，久病一个，现在职一个；生产队一级干部二十一个，饿死五个，
大办钢铁调走四个，撤职五个，久病一个，现在职六个。一方面他们心灰意冷，
满腹委曲，一方面又失去了致命的武器　　饭瓢，社员不听使唤。“经是好的，
叫和尚念歪了”的宣传，使他们的威信下降到最低点，说话理不直、气不壮、也
不管用。彭县大宝公社一个生产队长发现社员偷麦子去抓，社员抄起一把菜刀反
向他扑来，队长吓得边跑边喊“杀人啦……”，其它社员见了说“背时！你也有
今天”。郫县合作公社有的社员不出工，晚上估倒干部记工分，队干部不给工票，
社员一齐喊：“吐他的口水！”干部“无法只好给工分票才脱手”。他们对工作
队的干部充满敌意，在邓小平视察过的晨光公社幸福大队，有人说：“人民政府
不来，我们吃饭都要匀尽些”，连毛泽东视察过的红光大队社员也“不服从领
导”，不参加干部组织的学习。

　　　　骂［县上］工作干部说：“你们倒吃饱了，再多学两次六十条，我们肚
　　皮都要饿扁了”。驻该队工作干部几乎个个都有外号，如张局长取名张猪
　　脚……等等。〖注７〗

　　郫县基层干部流行的牢骚话是：“党不党、团不团，当不到一根青斯兰（兔
种名）”。他们发现当干部确实没啥奔头，大批躺倒不干。邛崃白合公社四大队
支书买了一只小船，一只鸟枪，白天打鸟，晚上捉鱼。有的党员干部不干工作，
上级批评，回答是：“党员又咋个，还不是要吃饭”，再说，他就要求退党。

　　体制不落实，形形色色的“共产”依然存在，使社员难以重建集体生产的信
心。只要这个集体在他们眼中不是自己的，他们唯一想到的就是捞一把，加上干
部不愿管，社员不服管的无政府状态，和秋收之前严重的粮荒，食堂解散前后几
个月，一场全民“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盗窃活动遍及每一个角落。社偷社、队偷
队、社员偷集体、社员偷社员、几成盗贼天下。据省委工作团在彭县致和公社三
个大队的调查　　

　　　　三个大队七百四十九户社员，有程度不同的偷摸行为占百分之八十到九
　　十，群众说：“哪家锅底都是黑的，哪个也说不了干净话”……北京大队三
　　生产队百分之百的儿童有偷盗行为，集体增种的粮食、蔬菜、红苕种等被偷
　　个精光。七十一户社员，四十一户自留地的粮食被偷，许多社员昼夜都要留
　　人在家看守，人人自卫。

　　在谈到原因时，工作组认为“社员的意识形态起了很大变化”。

　　　　原因主要是，一平二调把所有制搞乱了，集体拿社员的，社员拿集体的，
　　你我不分，互相乱拿，成为社会风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拿到有本事，
　　拿不到没出息”，“干部有权力，笔一勾，嘴一动就可以随便吃随便拿，我
　　们为什么不拿？”

　　几年的“共产”熏陶，鼠窃狗偷这种不为人齿的事，居然成了光明正大之举。
私有财产得不到尊重和保护，何言礼义廉耻呢。

　　偷光荣，抢就有理。队与队，社与社，县与县，毗邻地带有组织的集团性抢
劫达到明火执杖的程度。华阳公兴公社长山大队一个二十多人的团伙，先后在附
近生产大队登墙凿壁，明偷暗抢数十次，盗窃粮食、蔬菜、毛猪、羊子、鸡、鸭。
广汉三星公社有人见毗邻的彭县蒙阳公社早包谷熟了，就说“蒙阳那边玉米都蔫
须了，快去振啊！”三五十人一伙，有的甚至是干部带队，以吹哨子，打石头为
号，一哄而抢，一哄而散。新繁太兴公社的玉米被毗邻的金堂龙王公社掰去大半，
太兴公社的社员干部去守卫，龙王公社手持凶器的大队人马视若无睹，当着主人
的面掰，边掰边说：“那头几块地的也吃得了，等几天喊几十个人挑萝筐来整”。
大邑全县的早玉米被偷盗近一半，毗邻别县的地区几乎无收。

　　合作化以来温江专区从未发生过的抢劫国家粮库的事相继发生。邛崃县六月
份连续发生抢劫仓库、水碾房、粮食加工厂案件。中兴公社一伙人冲进水碾房，
抢走大米一千多斤，打伤看守人员。大邑在食堂下放后的一个多月内，王泗、金
华、仁和、文井公社相继发生抢劫国库，县委立即调动公安、民兵、持枪把守各
处粮库。七月六日，上安公社一百多人涌到粮库抢粮，守卫人员鸣枪示警，才将
人吓散。

　　解放前夕，川西坝子流行“打粮库、吃大户”，现在又有人在喊吃大户。现
在哪里还有大户呢？结果是引起普遍的恐慌。彭县九尺公社“社员中的较为普遍
地流露出吃大户的情绪”，扬言“哪里烧火哪里吃，要饿死大家饿死算了”。邛
崃中兴公社有的队干部向社员宣布，分的粮食不够吃不怕，吃完了吃大户。社员
争先恐后，寅吃卯粮，加剧了粮荒。有的人家白天不敢生火，晚上偷偷煮吃，刚
端起碗，咣的一声门被踢开，就被“共产”了。被选中的“大户”还有国家单位
乃至部队。六月二十二日，位于大邑花桥公社的部队某航校正在开饭，一百七十
多个农民冲破警卫的阻拦，围住食堂要吃饭，部队不得已让他们吃了一顿。

　　偷杀、私杀毛猪、耕牛层出不穷。猪不论公养私养，必须交售国家，在连年
完不成交售任务的情况下，偷杀、私杀、有意把猪弄死几乎是农民吃肉的唯一手
段，现在他们干这类事的胆量更大。乘食堂解散之机，食堂的集体养猪被大量偷
杀，让一些地方的农民过了个有油荤的端阳节。生产队的猪没有了，他们就把目
光投向大队、公社的猪场，其手段十分高明，百多斤的大猪连叫声都没听到便不
翼而飞，有的抓住小猪摔死，毛都不刮，一人割一块就拿回去吃了。郫县同兴公
社三大队安排社员推猪到供销社猪场交征购，推猪的社员半路上把猪弄死，五只
大猪全被分吃。

　　私杀生猪叫犯法行为，轻者挨斗，重者扣捕，干这类事是要付出代价的，甚
至是十分惨重的代价。金堂赵渡公社桐梓大队五生产队的蒋茂生，将自己养的一
条猪推去交售，因为只有八十多斤，不合格。回来后与“兽医”廖纲宣共谋一计，
当晚用一六零五剧毒农药将猪毒死。第二天宣布猪病死，邻近社员闻讯，争先恐
后来买死猪肉吃，蒋茂生惧“私杀”之罪，有言在先；不许外传吃了猪肉。众人
心领神会，提着肉欢天喜地，偷偷摸摸窜回各自家中一饱口福。蒋茂生知恩报恩，
当日中午请兽医廖纲宣一家打牙祭，众人狠吞虎咽，风卷残云，把一大锅萝卜烧
肉一扫而光。不出半小时，毒性发作，全队四十多人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兽医
廖纲宣、蒋茂生的女儿蒋芝春等七人先后在一小时之内死亡。全队男女老少惊恐
万状，六神无主，先是怕吃肉的事传出去上面追究，不敢报告，后来见人接连死
亡，才派人到县上报告，发病后三个小时，县上医务人员赶到进行抢救。廖纲宣
七岁的女儿这时还未死，其母因心虚，不敢给医务人员报告，拖到深夜眼看孩子
不行了才报，医务人员前去已死亡。全队共计死亡八人，三十多人住院冶疗，蒋
茂生判刑。

　　盗杀耕牛是更为严重的罪行。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耕牛属于生产力的要
素之一，盗杀耕牛，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轻者坐牢、重者杀头。要想吃牛
肉，得有更高明的手段和铤而走险的勇气。华阳县上游公社经兽医评定，宰杀和
出售了十八条丧失耕作能力的牛，县委严加追究其“破坏生产的犯罪行为”，向
地委提出给予批准杀牛的县法院院长兼公社书记张聪以“法律处分”。金堂王凤、
龙王公社接连发生耕牛晚上被人砍去后腿的案件；官仓、栖贤“盗杀牲畜的反革
命集团”，啸聚广汉、中江、金堂三县交界的荒山之上，住宿岩洞，昼伏夜出，
盗杀耕牛十余头。

　　和这一切同时发生的是思想的极度动荡和不满情绪的滋长。流行的口号和歌
曲被篡改成吊二郎当的村语民谣广为流传：“三大万岁是‘乱睡’，人民公社只
有一岁”。有的小学生在唱“反动歌谣”：“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饿得社
员吃草草，又要做，又要饿，猪草吃不饱，看你往哪里跑”；“太阳出来红卷卷，
人民公社断火烟……”。华阳黄佛公社联合大队一个妇女声称，她有天背娃儿赶
场回来，路过“野鬼坝”时，碰见一老太婆，老太婆见她背上的娃儿在哭，问她
娃儿为何哭，她说娃儿饿了。老太婆用手一指地上长的野菌子山地母道，这是仙
米，你扫回去吃，说完就不见了。她把山地母挖回去给娃儿煮吃后，娃儿再也不
哭了。于是周围社队的婆娘娃儿一齐涌来找仙米，把个野鬼坝搞得比赶场还热闹。
新繁万安公社“一个社员生了两条蛇”。大丰公社三大队出了“养尸地”，据说
把公社代书记都吓跑了。新民公社传说书记罗世发家楼上关了三个仙女，要罗世
发退他们的房子……

　　有些谣传带有明显的“蛊惑变天”的色彩，和这一时期蒋介石不断派游击分
队“窜犯大陆”的活动大有遥相呼应的味道。金堂有人传，化工厂有人生了一个
怪物，人脑壳，蛇身身，鸭脚板，一生下来就说，我要到北京去。官仓公社“沈
仙娘”家的田坎被烧香化水的人踏得溜光，有人出来就说：“这下对了，快过好
生活了，共产党垮杆最迟不过明年四月。”

　　六十年代初四个发动机的苏制伊尔十八出现在川西坝子上空，有人误认为是
抗战时成群结队飞来飞去的美制Ｂ－二九重型轰炸机，说：“五个脑壳的飞机十
多年没见过了，是老蒋的飞机，毛主席快垮杆了”。城厢有人组织“共和党”，
有关改朝换代，大难临头的谣传搅得人心惶惶，“子丑之年，人吃糠，庚子年间
少行人，万里人民难活命”，“要起歪风、打铁雷、黑七天七夜”，有人听了就
把粮食吃完，鸡鸭杀光，坐等世界末日降临。听说有辫子的活不过七月七，妇女
们就扎红头绳，戴红珠子以免灾避难。听说“恶党要除尽，恶人要死完”，“所
有党员活不过七月十五”，一些干部就不去开会了。邛崃平乐公社老君道道主李
廷春设坛，聚集数百人讲五公经、玉匣记，声称有大劫大难，社员纷纷上香钱，
交大米，求神讨符许愿烧纸人消灾，大队书记罗有昌也在家念五公经，抄大圣五
公符。

　　许多谣传是和“体制”直接相关的。“现在粮食分到户，二天田地也要分到
户”，“青白江河边有个娃娃，天天在喊‘各吃各，各吃各’（意为分田到户，
劳动归已　　编者），武装人员去看不到人，武装人员走了又在喊”。这才是农
民最关心的事。

　　当上面还在为是否“从高级社退到初级社”大伤脑筋的时候，农民想得很简
单　　分田到户，万事大吉。他们诚心诚意跟着党走了这么些年集体化道路，路
越走越黑，越走越窄，土改时分到土地后短短一两年的好光景令他们留恋不已。
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并不希望老蒋回来，老蒋给了他们什么呢？是共产党
给了他们土地，他们希望毛主席共产党重新把土地分给他们。他们根本没有把分
田和什么“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脑袋里的社会主义就是耕者有其田，人人有
饭吃有衣穿，不受地主土匪恶霸的气。他们相信把田分了自家种、各吃各，他们
的日子会好，还会给政府多上粮食。新繁要求分田的呼声之强烈，县委报告说，
有的地方百分之三十的社员公开要求分田到户。事实上在一些基层领导完全瘫痪
的地区，群众为了生活，各种一块，已形成事实上单干。

　　郫县花园公社食堂一下放，干部就喊不动社员出工了，有的田里秧子只栽了
一行就丢下不管，剩下的秧头长出老高，大麻在田里成了干柴，烟还没长成，就
被社员偷光。干部叫社员出工，社员说，你包给我种我就种。干部说现在的政策
是多劳多得，现在多出工，今后多分粮，社员说，共产党的政策东一下西一下，
天晓得！干部心一横，包就包！十三大队五队队长把全队菜地一户一亩分给社员，
规定一年交粮一百斤。菜地原是队上养猪场的饲料地，没分到地的社员就去抢猪、
抢占猪圈，抢得动刀子差点出人命。〖注８〗

　　毛泽东欲罢不能，李井泉死死咬定大队为核算单位不松口，口号是“依靠集
体，生产自救”。下面各显神通，自行其是。郫县太平公社三大队各生产队各有
高招，有自由选田，自种自收；有生产队划田，自种自收；有生产队定田定产，
自种自收。县上去人整顿，队干部诉苦说：“生产搞不去，开会挨批评，回来喊
不动，逼火了就干脆分到户，”县上干部指责他们搞倒退，队干部很横：“好，
你们另请高明，我早就不想干了！”

　　干部不想组织生产，社员不愿参加集体生产，人人都在拼命地从可怜的一点
可以自己支配的天地里谋生存。川西坝子的良田沃土大片荒芜，种下的缺乏管理
加之暗偷明抢产量低得可怜。地委工作干部在新都曾加场的一个生产大队发现，
小麦才开始灌浆，就有人在地里偷割麦穗，回家搓下炒了吃。干部又是开会，又
是组织民兵守护无济于事，一到晚上和下雨天，社员便一群一伙背上背兜，拿上
镰刀到地里割麦穗。小麦收割后一算账，亩产平均才九斤。工作干部向地委领导
汇报，地委领导问：“一亩地用多少斤种子？”答：“七、八斤。”问：“未必
一颗还不结两颗啊？”答：“不是不结两颗，是还没熟就没穗子了。”

　　一九六一年的征购任务下降到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以来的最低点，只有九点
五亿多斤。然而积了一肚子怨气的农民开始公开抵制征购，基层干部也一反常态，
公然站在农民一边说话。连年号称亩产过千斤、数千斤的郫县，各公社普遍报产
二三百斤。超级大社红光已经解散，分为了安晴、犀浦、合作、团结、红光五个
公社，以郑功瑶为首的原公社领导多半撤职，各公社的干部都换了班，“意识形
态”也都大不一样。县上工作组在犀浦实际了解，亩产三百七十斤，低得不能再
低，公社却坚持只有二百七十斤，声称无粮可交。到十月郫县征购情况为全区倒
数第一。

　　几年来对郫县耿耿于怀的宋文彬有了报复的机会，命令地委副书记刘致台亲
自下去催收，刘致台坐在县上不动，把这道难题甩给县委书记高义禄，高义禄硬
着头皮来到“顶牛”最厉害的犀浦、合作、团结等公社，开始动员时，公社干部、
群众“情绪并不慌，就是不交征购”往年声色俱厉的高书记只得低三下四，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才使“情况有所好转”。此一时，县委态度极为谦虚，除承认
征购完成得最不好，还报上一个全区第一的留粮差额，要求地委减免征购，给予
补贴。

　　公开说老实话，发牢骚的人开始多了。一九六一年秋收后，华阳县委开会安
排征购任务，会上各公社一报产量，任务就分不下去。到会的地委副书记张培民
发现气氛不妙，就开始讲“认清大好形势”的道理。新上任不久的西南局农办秘
书长史立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张培民等的讲话，不阴不阳地插话说：“农
民一天只吃四两，亩产能达到四百斤，这个成绩还不伟大？这个形势还不是大
好？”一时局面相当难堪。张培民绷起面孔反问史立言：“那你把华阳的征购任
务减二千万斤嘛！”史立言道：“你找你们的书记去。”县委书记紫英华只好宣
布：产量不说了，直接下征购任务。

　　从不敢得罪上峰的宋文彬也不那么听话了，一年之中，数次向省里要粮，说
农民一出工，就躺在田坎上睡觉，饿得动不了，再不给粮，我这个产粮区就自身
难保。

　　面对全国普遍出现的事实上的单干，和党内日亦高涨的下放核算单位的呼声，
毛泽东在这年一九六一年九月底终于明确提出：“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
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还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六
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一九五七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
吧”。〖注９〗

　　领袖一开口，中央于十月七日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指出：
“就大多数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指示还要求各
级党组织进行调查和试点，把结果报告中央。

　　还需要什么调查试点呢，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要的就是中央一句话，纷
纷把核算单位下到生产队。生产队的规模按初级社进行了调整，一般二、三十户，
真正是回到了初级社。

　　表面上看，中央的这个指示并没有把话说死，还要征求各地的意见。实际上
是装装样子，在作出明确规定前打个招呼而已，和解散食堂时的程序一模一样。
曾经在食堂解散问题上“陷于被动”的李井泉，不知是没有理解领袖的良苦用心，
还是眼光过于高远，竟然不吸取教训，继续重复上一次的做法，一再声称“就是
要顶住，不能退”。他定下调子：解决核算单位的问题分两步走，先落实生产队
向生产大队的“大包干”，再解决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问题，实际上就阻止下放
核算单位。贾启允回忆这时的李井泉：

　　“他总说四川高级社规模是五六十户，生产队的规模才二三十户，人民公社
的基本核算单位，退得还不如高级社了，也是一直顶着不办，一再写信给毛主席、
党中央……”

　　根据中央指示进行的所谓调查试点，完全依照李政委定下的调子。十月，温
江地委召集新繁新民公社、温江清平公社、大邑安仁公社部分社队干部讨论核算
单位问题，讨论不是根据中央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为好的精神，而是要大家对以
大队为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好表态。你让这些在油锅里滚了几
年的社队干部如何回答是好？结果是：

　　属一类队（好）的大队表示：仍然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向大队实行大
包干。

　　属二类队（较落后）的大队表示：把大队和生产队都划小，仍以大队为核算
单位。

　　属三类（落后）的大队表示：生产队划小，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越先进的越想核算单位大，越落后的越想核算单位小，这就是调查的结论。

　　李井泉“一再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讲的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

　　既要表现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气概，又要应付局势的压力，李井泉作了
点小小的让步：在不放弃大队核算的前提下，实行生产队大包干，即生产队承包
生产任务，除了上缴国家和生产大队外，剩下的归生产队分配，这也是毛泽东在
退却到生产队核算前曾经考虑过的一种方案。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四川省委将这
一方案付诸实施。李井泉对此作了解释，他说核算单位放在大队等于放在“腰
上”，放在生产队等于放在“脚上”，而这种做法等于放在两者之间的“膝盖
上”。

　　“究竟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里好呢？有的放在腰上，有的放在脚上，有的
放在膝盖上……放在膝盖上就是把生产队的分配权扩大，大队保留小部分调济权。
我们就暂时这么定，第一步放到膝上……”〖注１０〗

　　真可谓“饿死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只不过是饿老百姓的肚子。这一年，
全国大部分地区急流勇退，农村情况已大有好转，四川则仅仅因为李井泉个人一
再顶住不放，仍处于深重的灾难之中。他个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的最大本钱
粮食已经输得精光，他所借助对农民进行残酷榨取的政治气候已经转变，不仅无
力再向省外调粮，反而破天荒向中央要粮，他实在丢不下这个脸，就让李大章出
面。李大章后来写道：

　　　　据我所知，一九六一年秋冬全国大多数省、区农业生产已好转，而四川
　　还处于严重的困难时期。当时，四川农业生产继续下降，我到北京开人代会，
　　李井泉一再叫我向周总理汇报，请国家从别省调粮支援四川……从一九五九
　　到一九六Ｏ年，他每年到北京开会，就亲自吹嘘他向中央调了多少粮食，全
　　国各地都吃四川的粮食……。到一九六一年，他的牛皮吹破了，伸手向中央
　　要粮食的时候，他自己就躲在后头，要我出面汇报，请国家支援四川粮食。
　　〖注１１〗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之间的关系多年如此，讨甜头的事书记出面，讨苦
头的事省长出面。就在李井泉发表著名的腰、脚、膝说的省委三级干部会上。又
是李大章出面，向已经不那么听话的各专区头头催粮。这一年全省征购七十亿斤，
不及一九五九年征购量的一半，为一九五二年以来最少一年，到年底还完不成，
成渝两市面临断粮。李大章归纳为四句话：“该拿的没有拿够；已经拿到的有虚
数；城市供应少不了；调粮又调不出来”。他悲观地承认，“明年春荒究竟怎么
样，从我来讲是没有把握的”。

　　去年曾经慷慨地保卫过京、津、沪的四川，现在连成渝两市都快保不住了，
去年受了表扬的李井泉现在很克制，丑话让李大章说。

　　“目前城市的困难和危险比农村更大，必须以最大的努力保住城市，具体来
说，就是要保住成都、重庆两市。否则，如果成都、重庆出了问题，那就是天府
之国的首府闹粮，政治影响很大……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
必须千方百计把粮食调运出来。”〖注１２〗

　　城市固然危险，但农村还在继续饿死人呢。省里认定下面粮食有“打埋伏”
现象　　不说瞒产了，要各专区坦白交待。温江专区交待的数字很少，省上不信，
追问“是否统计错了？是否下边都报实了？”地委答复没有，省上一再追问，宋
文彬“一生第一次在领导面前发脾气”，脸红脖子粗地在会上和省委领导吵架。
有人出面圆场：“要把温江保住，温江保不住，四川就垮了”。省委书记廖志高
顺势说：“是啊，温江保不住成都就完了。”

　　宋文彬的确没有打埋伏。一九六二年一月，地委秘书长杨玉成从温江出发，
经郫县到灌县，沿途走访农户，了解生活生产情况。在郫县德元公社一个生产队，
他们看到的是：去年秋收后，每人只分了七、八十斤粮食，三个多月下来，所剩
无几，抠得紧的人家，眼下每人每天二三两粮，其余全靠吃红萝卜，断了粮的尽
吃红萝卜。杨玉成问，过得下去不？农民说，有红萝卜吃还过得去，过了春节，
红萝卜吃完了，只有吊起。全队三百二十亩田，只剩谷种八百斤。在灌县聚源公
社，他们“一走下去，就叫社员围起来走不了路”，一个个长吁短叹，流眼泪，
哀求政府贷粮。地委干部苦口婆心解释，现在各处遭灾，全国人民都很困难，大
家共同克服。队干部说：“说实在话，现在粮食分到户，哪家不是精打细算，吃
糠吃菜，把粮食当金子，吊起命活，要是吃食堂，不晓得又要饿死好多人了。但
就这样子吊，也最多吊过年。”老太婆刘巴氏拉着杨玉成的衣襟再三说：“我们
晓得国家困难，我们过不出来昨个搞生产呢？求政府借给我们些，帮我们把这个
难关过出来，我们把生产搞好，明年给国家多上粮……”说得杨玉成眼泪差点滚
出来。

　　一九六一年底，温江专区才开始对“非正常死亡”建立逐月统计，统计显示，
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二年二月中旬的三个半月中，死亡人数为四千七百
六十人。〖注１３〗

〖注１〗《中共中央关于讨论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一九六一年
三月二十二日）。

〖注２〗《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三七四页。

〖注３〗四川省委、彭县县委工作组：《关于大宝山公社调整公共食堂试点情况
的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注４〗《当代中国的四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Ｏ年版一Ｏ九页。

〖注５〗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人民公社工作条件修正草案的指示》（一九六
一年六月十五日）。

〖注６〗《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一
九五九年底至一九六Ｏ年春）。

〖注７〗郫县县委办公室关于‘不正常现象’的报告，一九六一年七月九日。

〖注８〗以上材料引自金堂、郫县、新繁、彭县、大邑、邛崃、华阳各县一九六
一年七－八月给地委的报告。

〖注９〗《九月二十七日，邯郸谈话会》（毛泽东记录）。

〖注１０〗《李政委总结讲话记录整理》，中共温江地委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十一
月二十三日印发。

〖注１１〗李大章《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三反’罪行》（一九六
七年六月十三日）。

〖注１２〗《大章同志十一月八日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温江地
委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印发。

〖注１３〗温江专区各县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至六二年二月份逐月非正常死亡数字
统计表。统计日期：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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