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东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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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是好的,叫和尚念歪了(节选)

  一九六O年一一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
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紧急指示),于十一月三日下发全党全国。

  指示共十二条,核心精神是重申一九五八年底以来中央关于纠左的一系列指
示,纠正一九五九年底反右倾运动开始后卷土重来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
产风、特殊化作风、强迫命令风(简风“五风”)。具体政策上有以下几点重要
改变。一、强化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的自主权,和生产小队的部分自主权。二、
把收回的自留地重新分给社员,允许社员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三、恢复农村集
市,除粮食、棉花、油料外,其它农副产品在完成规定的交售任务外,可以拿到
集市交易。四、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减少供给部分。

  中央要求,要把这封信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和
全体职工听,反复解释,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
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物极必反,为贯彻紧急指示开展的整风整社运动,声势浩大,干部和群众积
蓄已久的愤怒与仇恨象火山一样爆发。突然之间似乎一切都翻过来了。

  一开初,农民并没有反应过来,大跃进以来,他们什么时候少了学文件、开
会、搞运动?他们上的当也太多了,一九五七年的鸣放,一九五八年的辩论,一
九五九年的万人大会和反右倾时动员提意见,哪次不是“编起筐筐让人往里头
钻”?一九五九年就在喊反共产风、反瞎指挥,结果越“共”越凶,乱干得更厉
害。哀莫大于心死,最让他们“心死”的是没饭吃。

  地委工作组到温江柑梓公社传达紧急指示,好不容易把人叫齐,上面干部在
激动万分、“原原本本”地念,下面男人打瞌睡,妇女纳鞋底、做针线活,娃儿
喳喳闹闹。干部急了:“社员同志们,你们好生听,上面政策变了,拿你们的东
西都要赔了,要分自留地了,可以赶场做买卖了,欺负你们的干部脱不倒手
了……”人们的头一齐抬了起来,眼睛鼓得溜圆。干部边念边解释。完了,老太
婆胡苏氏跑到读文件的干部身边,指着文件说:“你把这本书收好,这回毛主席
说了,我的垫子钱拿得到了。”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回去把办公室门一锁,不干
了。

  温江地委以崇庆三江公社、温江清平公社、郫县红光公社作整风整社试点。
三江为一类社,清平为二类社,红光为三类社,即落后社。

  啊哦,毛泽东、刘少奇不久以前还有朱德、贺龙等众多领导人视察过的红光
社公,李井泉精心耕种的自留地,名扬全国的人民公社幸福乐园啊,怎么一夜之
间就从超一类社降为三类社!

  在省、地、县了解底细的干部眼中,它早就是三类社,一块没有破皮的大脓
胞,一具戴着美女假面的僵尸。然而它又是一块布满地雷的禁区,禁区的中央是
座落在公社附近的金牛坝招待所,招待所里坐着人见人怕的李政委。几年来,上
上下下有多少干部在这片禁区给炸翻在地啊。他们不是瞎了,不是蠢货,不是没
有良心和正义感,他们是给炸怕了。在一个只有权威没有监督,领导意志主宰一
切的生存环境下,除非大的政治气候改变,他们能做什么呢?

  一旦政治气候改变,你就看看他们会做什么:他们要在李政委的自留地上动
土,要揭去僵尸的假面,挑破脓胞的皮。他们摩拳擦掌,心中充满报复的快意,
把昧良心说假话坑害人的人推上审判台的快意,为说真话遭迫害,为历尽苦难的
人民申冤的快意,一吐胸中块垒的快意。

  红光公计的整风整社,以县委多年直接插手、公社书记郑功瑶直接负责的合
兴分社为重点,合兴分社又以毛泽东视察过的老红光社,即红光管区为重点,紧
急指示下达后一星期,省、地、县工作组直奔这里,接连召开干部会和社员大会,
逐字传达,反复宣讲。仿佛一瓢冷水泼进滚烫的油锅,社员们沸腾起来了。

  先是清理几年来被共产风刮走的社员个人财物,逐一登记,如房屋、农具、
家什、钱、信用券、竹子、家禽家畜、蜂、“见缝插针”的菜等等。汇总而成的
“红光人民公社合兴分社刮共产风统计表”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这个当时二千
四百多户,八千多人的分社,拆毁房屋二千七百六十八间;其中二千多人的红光
管区,竟拆毁房屋一千五百四十七间。收社员的农具包括拌桶、箩筐、粪桶、犁
头、连盖、晒席、鸡公车、猪圈、烟折子、锯子……,家什包括箱柜、桌椅、桶、
饭甑子、锅、秤、鸡笼、门板、碗盘……,仅锅就收了一千二百多个,真是无一
不刮,无一不收,社员彻底倾家荡产。按规定,共产的东西统统退赔,社员喜笑
颜开,说如果不按中央的办,“再过几年恐怕连箍桶的篾条都没得了。”有的说,
过去房子烂了都不想补,就怕上面规划拆房子,这下子放心了,烂一个洞就要补
一个疤。干部则焦头烂额,公积金没有了,哪来钱退?东西都不在了,哪里去找?
“以往那些糊涂账,拴住太阳都说不清楚,干脆一刀两断,旧账不算,以后不
犯。”这倒是真话。

  运动声势浩大,在工作组的反复宣传动员下,农民终于发觉,世道真的是翻
过来了,一个个声泪俱下倾倒一腔苦水,放假卫星、谎报征购、乱指挥生产、干
部打人、多吃多占,收锅收自留地收“见缝插针”,反右倾整人、食堂停伙、饿
死人……几年来昏天黑地的怪事丑事骇人听闻之事统统揭开。用社员的话说:
“解放以来翻身,翻到五八年就翻不动了”,“国民党又来了。”〖注1〗

  用工作组干部的话来说,这回叫“第二次土改”。这是上面的精神。紧急指
示下达后,全国各地一片爆发,大跃进以来基层的黑暗现实第一次大曝光,中央
连续批转了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省某些地区揭发出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
例外地把灾难的原因归结为下面的干部为非作歹和“阶级敌人”的蓄意破坏,连
省一级都不敢触及,更别说追究中央的责任。一九六O年十二月八日,中央就山
东、河南、甘肃、贵州四省某些地区发生的严重情况指示说:“这些地区的干部
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
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
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的表现。”〖注2〗

  河南信阳地区死亡惨重,正阳县一个冬春死亡八万多人,新蔡县一个冬春死
亡近十万人。被称之为“信阳事件”。在追究原因时,有的干部公开提出,“信
阳事件是我们党犯了错误”,遭到严厉批判。毛泽东定下的调子是“坏人当权,
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
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注3〗

  于是整风整社变成了“第二次土改”,“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程序几乎就
是土改的翻板: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内查外调、揭发控诉、残酷斗争、重组队
伍、夺权换班、撤职戴帽……。不过斗争的对象不是地主恶霸,而是基层干部。
在温江专区,这是大跃进以来基层干部第三次遭大难。第一次是一九五九年春天
万人算账大会查“瞒产私分”;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秋冬的反右倾;这是第三次。
但这次和前两次有很大不同,是在清算左的错误的背景下进行的,大批的干部已
经在前两次被清洗。在职的干部中,确有少数品质作风恶劣,为群众愤恨,只要
有人引导,群众是很乐意把火往他们身上烧的。他们很容易接受这种观念:共产
党、毛主席永远英明伟大,坏就坏在这帮欺负他们的干部身上,用他们的话说:
“经是好的,叫和尚念歪了”,挨斗的干部暗暗叫苦,他们可是照着“经”念,
至少是按上头的意思干的呀,可他们又怎敢说经是歪的呢?

  经念歪了的和尚们揪斗的揪斗,扣捕的扣捕,单是合兴分社,工作组上报
“不捕不足以平民愤”的干部就有十五名,其中有四名县上派去的驻社干部。斗
争场面异常激烈,社员们真的象土改时诉苦一样,痛诉大跃进以来的种种惨祸,
说到伤心之处台上台下一片呜咽,“歪嘴和尚”们就免不了挨打了。

  几年来吒咤风云,主持斗争过无数人的郑功瑶揪上了台。

  工作组要斗郑功瑶,这个事实令农民难以置信,头一天干部动员了半天,只
有一两个人嗫嗫嚅嚅说了几句,红光管区反右倾中靠边的穆青云悄悄对工作组说:
“今天揭发了郑县长,该不得遭哟?”工作组坚决给群众撑腰,第二天大会,首
先揭开郑功瑶“土改时包庇富农、反革命、重用坏人,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地主阶
级对待人民的丑恶面貌”,一下子点燃大火。穆青云说:“把我这腔热血洒了也
要提你郑功瑶的意见,我们这里死这么多人,就是你郑功瑶整的!”

  郑功瑶一斗,社员们再没什么怕的了,咬牙切齿地说,这次要“粗筛子筛了,
细筛子筛”,“一层一层地理,连个带把把的都不要留,留下还要生儿子,不晓
得还要死好多人”,“过去我们以为党的政策变了,现在才知道是这一帮人干的
坏事!”

  党的政策就是变了,这一变,结束了前绣花女短暂的辉煌,命运之神把她绑
上大跃进和李政委的战车,如今这辆战车已经弹尽油绝,百孔千疮,成了一堆废
铁,注定会有一些人为之殉葬,她是无法逃避的一个。温江地委组织部一九六一
年三月审查结论,郑功瑶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她]在工作中重用坏人,打击好干部,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恶劣的
  是五八年征购还差一千八百万斤,即造假账骗取国家征购款八十余万元。由
  于工作落后,食堂停火,郑既不反映,亦不解决,并向县报还有一千八百万
  斤口粮,致其直接负责的合兴分社百分之三十的食堂停火三月之久,死亡二
  千四百余人。又每封锁消息,私下布置不准干部反映,为嫁祸于人,丢尸灭
  迹,竟叫把死人丢在邻近的成都郊区和崇兴公社。〖注4〗

  显然她不可能为这一切承担主要责任,但这就是当时清算的调子。事实上,
整风整社工作组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地委工作组委婉地指出,在这样严重的事
件中,县委是应当负一定责任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形式主义等并非完全来自下
面,有些是直接来自县委的,对红光管区的工作则“负有直接的责任”。那么县
委的又来自何处呢?那不是报纸文件上写着的嘛。

  最冤枉的恐怕莫过于“阶级敌人”了,他们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
动”的异类,既无实权又无发言权,居然也要为这一切承担责任。按地县工作组
描述,整个红光管区已经成了阶级敌人复辟的天下,他们和干部沆瀣一气,篡夺
领导权、蓄意破坏生产、破坏公共食堂,是管区落后的根子。红光管区五队第一
任事务长是中统特务,“第一天就贪污了二百斤大米”;伪军连长兰炳高放鸭子
放死一半;“台湾家属”马仲年偷谷种千多斤,“七队一个院子二十七户人,就
有镇压家属五户,反革命三户,地主二户,惯偷六户,前土匪一户,四类分子一
人,由于坏人集中,该院子完全为反属、反革命分子所控制,有组织有计划地进
行盗窃、破坏生产。七队落后的根子也就出现在这里。”凡是成分不好的,一一
拉上台斗,然后组成特别劳动队,早出晚归,监督劳动。

  贯彻紧急指示和整风整社,标志着农村大跃进的结束。尽管它本身存在缺陷,
一些重大问题如食堂、体制等尚未触及,但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种种胡作非为已
不可重演。没有这次彻底的揭露,大跃进的许多黑幕恐怕会永远沉没于历史的深
海。在大批干部受到无辜打击的同时,一些人也受到了理所应当的惩罚,一批正
派的干部重新上台。在红光管区,靠边站的周桂林、穆青云官复原职。姑娘焦桂
芬在外盲流的哥哥从外面回来,她告诉他政府的新政策,哥哥听后说:“这下农
村有板眼了!我再不东想西想想走了。”

  从稀开的门缝中投射出一缕阳光,使人们万念俱灰的心活泛起来。他们有些
什么“板眼”呢?自留地又分下来,活路做得多的可以多吃。猪以公有公养为主
变成了“以私养为主”,卖了肥猪,政府允许返还少部分猪肉,不再是白养一场。
养鸡鸭鹅兔不用担心被干部捉去,完成收购任务后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卖。生产小
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有奖的“三包一奖”制度,包工范围以外的生
产的东西归小队。说得闹热吃得造孽的赔退毕竟在搞,大邑王泗公社四管区一队
十五户农民拿到赔退款三十一元,每户进款二元,农民李恒山院中的两棵大柏树
共了产,退赔折价一点二元,实收八角,被推走的鸡公车不予赔退。“贪污盗窃”
的干部赔个精光,还欠下一笔二辈子还不清的烂账,当干部有什么好下场?哪个
不是“巴巴掌上台,棍棍棒棒下台,”还不如回去把自留地做好,鸡鸭鹅兔喂巴
式。大路小路田坎地头那些手提尺子绳子指手划脚凶神恶煞的官们没了踪影,三
天两头的动员会誓师会斗争会不开了,农民几年来第一次呼吸到一丝自由的空气,
有了一点可以支配自己身体的机会和时间。

  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各级领导对农村劳动力问题深感忧虑。这几年,劳动
力紧缺的问题无时不困扰着他们。一九六O年下半年省委要求抽调劳力“全力保
钢”,郫县拼凑了一支一百三十七人的队伍上山挖煤,其中女人八十个,大的四、
五十岁,四十多个带着娃娃上山,温江上山炼铁的劳动力妇女占百分之七十,气
得宋文彬大骂:“你们把这些人弄到煤矿去做什么?你们忍心叫这些人下井吗?”
他说这是本位主义,下面申辩说实在无法。整风整社后,惊人的死亡数字和劳动
力锐减的情况彻底暴露。郫县报告说,全县劳动力比一九五八年减少近百分之二
十,其中有七个公社减少百分之近三十。友爱公社一管理区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有
八百五十五个劳动力,现有五百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区一九五八年每个标准劳动
力负担三点九亩土地,现负担十三亩土地,即劳动力减少百分之六十。〖注5〗

  上上下下一算劳力账,深为一九六一年的生产忧虑。中央强调让群众休养生
息,男社员每月放假四天,女社员放假六天。一九六O年已有大片土地荒芜,现
在劳动力更少,休息时间增加,大批基层干部又躺倒不干,如何是好?

  在麻起胆子开始搞小包工的地方,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出官们的预料,一九六
一年春耕生产居然是“又多、又快、又好”,不仅没有谁叫劳动力不够,反而出
现“活路不够做”的事!在生产最落后,闹肿病最厉害的金堂县,出现了活路不
够做,队与队争土地,社员因争工分而不愿让脱产干部一起干活等新情况。

  农村有搞头了,基本建设下马后的劳动力返乡了,流亡在外的人回家了。过
去吃大锅饭,生产队唯恐种多了吃亏,任凭土地荒芜,现在落实“三包一奖”,
唯恐种少了吃亏,队与队争土争得打架。金堂三星公社五爱大队十二生产队过去
丢荒几十亩土地,大队把这些地划给别队种,现在他们坚决要求收回,两个生产
队几乎动武,经公社调解后划归原队方得以平息。社员评工记分,多劳多得,出
工人数大大超过评级(正式评定的劳动力)人数,每日早出晚归,回家搞自留地
搞到天黑,工效大大提高。一些五保户也不甘心靠劳保过活,自愿投入生产。社
员主动要求队上安排活路,增加副业生产,生产队就组织社员开荒,社员自己也
到处开荒。这一下可苦了下放干部,他们突然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多一个得多
分一份粮呀。赵渡区委的一个干部扛着锄头一连跑了三个地方,都被干活的社员
赶走,垂头丧气地打报告请求回区上工作。

  去年金堂县种早包谷强制推行“定向密植”,社员怨声载道,消极怠工,早
包谷拖成中包谷,中包谷拖成晚包谷”;红苕推广“火笼育苗”,把苕种烤烂完,
该四月份下种的七月份还没栽完;棉花搞育苗移栽,移栽失败,又改直播……干
部几乎天天开电话会,天天东奔西跑强制推行技术规格,干部越忙,社员越懒,
干部越管,生产越惨。今年只抓政策贯彻,杜绝瞎指挥,春耕生产又快又好,早
包谷面积增加二倍,苕菜增加二点五倍,全部赶上播种季节。

  为劳动力问题忧心忡忡的县领导听到各方传来的生产喜讯,惊喜之余未免惆
怅,这几年都瞎忙了些啥啊!

  让机关干部们跷着二郎腿看报谈吃感慨万端的事还多着呢。集市贸易关闭后,
农副产品供应紧张日甚一日,国营商店空空如也,有时凭票也买不到东西。鸡鸣
狗吠的农家院舍变得一片死寂,商业部门的人提着秤带着款逐家搜购,十室九空,
跑断了腿都完不成收购任务。自由市场一恢复,鸡鸭鱼蛋,烟麻菜果就象变魔术
似地冒了出来。往日路断人稀、清冷破败的乡场数月之后已是热闹非凡,上市品
种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过日子必需的多种服务行业迅速恢复。

  崇庆三江乡是川西坝子历史悠久的水路码头,大跃进以前有各种店铺二百多
家,逢场时聚集周围三县八乡数万人。大跃进市场关闭,乡场居民商户全部参加
农业生产。年初市场一恢复,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已成闹市:“买不到的东西,三
江买得到,卖不脱的东西,三江卖得脱。”五月的一个逢场天记者描述说,太阳
刚刚露头,成群结队的农民肩挑背背从四面八方涌向三江。解放前湖南商人的会
馆辟为禽畜市场。“鸡、鸭、鹅、兔在街沿两旁摆成了长蛇阵,看不胜看,数不
胜数,仅上市的兔子就有两千多只”。社员宋良清二月份买了一对母兔,现在已
下了十七只小兔,卖掉小兔,换回了公社化后损毁的粪桶、粪档、提蓝,“高兴
得不得了”。

  分了自留地,刹住共产风,劳动和个人利益联系紧密了,过去对劳动工具损
毁麻木不仁的农民急急忙忙添置农具,购买小农具的人排成长龙,供销社上千把
锄头一个上午卖光,售货员又到库房搬出八百多把,“才勉强应付过去”。修理
农具的铁匠铺炉火通红,铁锤叮当,最兴旺的生意是把“新式农具”改成旧式农
具。还有一个多月才会宣布食堂下放,但农民已经算定了它的命运,开始为新生
活作准备,补锅、补碗、修伞、补鞋、磨剪刀、菜刀、配钥匙的匠人忙得不亦乐
乎。配弹子锁钥匙的老技工田志文应接不暇,一天就配了六十多把锁,还接下一
大堆做不赢的活。

  这一年最挠动人心的自由市场,到年底发展到相当可观的地步。郫县一九六
一年十月份与年初开放市场时比较,家禽家畜上市量增加三点二倍,蔬菜增加七
点四倍,土产增加一倍。郫县城关逢场时进城卖东西的农民成千上万,大街小巷
水泄不通,让那些几年来为建设共产主义天堂累得半死,却搞得民不聊生的干部
大惑不解。

  然而这条资本主义的尾巴一旦肥大起来,就大有扫荡一切阻碍它挥动的清规
戒律之势。中央恢复集市贸易的政策明文规定: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副产
品只能卖给国家,不许上市;只许卖自己生产的商品,不许转手倒卖,从中赚钱;
集市买卖的价格,应和国营商店的牌价大体相同。市场价值规律不理会这一切,
首先是物价无法控制。三年大跃进,国家赤字累累,一九五七年货币投放量五十
七亿元,一九六一年高达一百二十五亿元,一方面多发票子数十亿,一方面国家
掌握的商品急剧减少。一九六O年国家零售商品的货源只有社会购买力的十分之
一。国家牌价是不高,可惜没货,人们手中有钱用不出去,自由市场一开放,票
子就像洪水似地泄出来,物价节节暴涨。郫县一九六一年九月的自由市场物价与
一九五七年同期比较,菜蔬上涨八倍,烧柴上涨七倍,禽蛋上涨八倍。市场物价
和国家牌价一般相差八倍。而国家明令禁止上市的粮食和凭票证供应的物资,高
出公价十倍、二十倍甚至六十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日用品因为缺货,自由
市场上出售的旧品,较新货牌价高出若干倍。

  这年新都县一个鸡蛋卖四元;青海椒论个,每个五分钱(小青椒,每斤超过
一百个);红苕一斤二元……惊人的价格使市场管理失控,粮食上市了,土烟、
大麻、麻籽、苕种等国家收购物资上市了,各种计划供应的票证也成了流通倒卖
的商品,马克思所说为了超额利润不惜上绞架的资本开始挺而走险,销声匿迹的
商贩,无以为生的城镇居民纷纷做起了生意,尽管他们的买卖被称为“黑市”、
“投机倒把”而屡遭打击也在所不惜。这门营生太诱人了,弃农经商者有之,弃
工经商者有之,吃皇粮的单位干部职工人心浮动,有人不辞而别,“下海”经商。
郫县唐昌镇木器厂三十多名职工走了二十多个,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干部也参与
“投机倒把”活动。饮食服务行业如雨后春笋,国营餐馆不顾规定卖起了高价,
素菜包子市管会规定五分一个,他们卖则一角到两角,二两粮一个的最多有一两
五,节余的粮食便私分了。小说《芙蓉镇》中胡玉英式的个体饮食摊贩纷纷开张,
推出多年未见的名优小吃,他们在市场上买高价原料,做出的食品价格惊人,但
服务周到,味道鲜美,生意兴隆。有办法的和国家粮油部门内外勾结,低价买进
粮油。于是至今人们还很熟悉的“双轨制”的种种弊端便出现了。郫县安德粮站
绰号田巫教、刘蛮子的粮站干部“成天在饮食行业打进打出,提劲打把”,他们
在永兴场饮食店吃了三斤牛肉没过瘾,扬言要盘该店的存货,经理赶紧割了三斤
肉让他们提走,第二天又送白糖包子三十五个谢罪,方才免了这场风波。有什么
法呢,饮食店的米、面、油都要通过他们买啊。

  大大小小的国营单位也以“协作”为名干起“投机倒把”的营生,供销社以
超出规定的价格大肆收购,高价卖给“协作”单位。有的供销社在马路上设卡,
“不择手段大肆收购”,运到成都卖高价。人民币贬值,以物易物盛行,烟厂用
纸烟换烟叶及掺和在烟中的梧桐树叶;铁器社用菜刀、锄头换大米、鸡蛋。还有
凭票供应的东西国家商店里买不到,市场上却到处摆着等等。

  真正吃大亏是靠工资吃饭的人。那时的工资水平,地师级“高干”每月一百
多元,县团级八、九十元,一般干部三、四十元,工人、职员、中小学教师少者
二、三十元,最高不过七、八十元,一个县级干部的月薪大约能买一只鹅,或两
只鸡或百把只蛋。

  为回收滥发的货币,政府推出“高级点心”,不收粮票收高价,桃酥每只一
元,酥皮点心每只三元,月饼每只三到五元,二两一只的蛋糕三元。在成都烤红
苕每斤一元,鸡蛋每只一元,一只大鹅可换一辆新自行车,一家人到西餐厅吃一
顿蛋糕,一两月的工资就没了。再贵人们还是要买,他们实在饿极了,有好几年
没吃到这些东西了,能够一饱口福,为人间第一快事,他们多年的积蓄,就这样
被“回笼”了。

〖注1〗郫县县委工作组:《红光公社合兴分社整风整社工作第二阶段情况汇报》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注2〗《中共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
指示》(一九六O年十二月八日)。

〖注3〗《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六O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

〖注4〗温江地委组织部:《关于审查了解郫县红光公社领导干部的情况报告
(初稿)》,一九六一年三月九日。

〖注5〗中共郫县县委:《郫县五级干部会议关于劳动力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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