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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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痨病

  从一九五九年年初开始,一种“奇怪”的病症开始在川西坝子流行。患者先
是下肢踝部肿大,渐次上升到小腿乃至全身,用手指在浮肿的部位轻轻一按,就
会出现一个经久不散的圆坑。严重者浑身像一只注足了水的尿泡,黄亮透明,然
后又像给放了水似的干瘪如柴。如此一胖一瘦,几经反覆,人就抽筋断骨般瘫软
下来,极度衰竭而亡。

  这种病很怪,不烧、不吐、不咳、不痛。会泻肚子,排泻物中却分离不出肠
道病菌,什么神医怪手,仙丹妙药一概无效。患者只要一息尚存,胃口均好得出
奇,而且只要有东西下肚,哪怕稀粥一瓢,即收回春之效,如果每天有吃有喝,
再重的病人用不了几天就活蹦乱跳了。

  谁都知道这是什么“病”,谁都不准说这是什么病。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首
先不准说。甚至可能引起饥荒联想的词汇如“营养不良”“水肿”“热量摄入不
够”等等都必须避讳。但是病情大量蔓延,“劳动力”巨减,人心惶惶,又不得
不加以重视和处理。从五九年初开始,省上医疗卫生部门连续组织医疗队、调查
组到各地调查防治,又是统计化验,又是查找原因,又是寻找治疗方法,很忙碌
了一阵子,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扑灭”肿病,不如说是为了扑灭真正病因的舆
论,需要他们做的实际上只有一件事:证明肿病不是饥荒造成的。

  作为专业人员,他们的日子太难过了,他们的职业道德、科学常识、做人的
良心都被强奸和扭曲。要你去调查,又不准你说真正的原因,还要违心地提供伪
证;要你去治病,又得不到路人皆知、非其不可的良药。一个个牢骚满腹,心灰
意冷。

  他们面临的处境已非昔日。一九五四年在崇庆县调查肿病说了真话的省卫生
防疫站总支书记郭嘉陵,事过不久被降为副站长,连总支委员也不是,反右时又
差点没脱到手。眼下他正带卫生工作团在仁寿检查工作。一九五九年七月,到仁
寿调查的省委书记阎红彦问他肿病是怎么回事,他支支吾吾地说,因为热天在地
里干活,生水冷水吃多了。阎追问:为什么往年也吃生水冷水没得肿病呢?郭嘉
陵不敢开腔了,他摸不清这位首长用意何在,是想听真话还是诱他入围。

  阎红彦火了,猛地站起来指着郭那张躲躲闪闪的面孔:“你怕什么嘛!向我
汇报都不敢讲真话……有什么说什么嘛!”

  郭求之不得,骂到心坎里去了。他省去一切解释,回答:“一天一斤米、二
两肉,二两白糖,半个月就好了……”

  阎红彦下令赶紧拨粮。受到鼓舞的郭嘉陵迅速整理出一份报告,报告仁寿县
肿病发病一万多人,原因“可能与营养不良有关”,治疗措施是办好食堂,保证
吃粮,“尽可能多给病人吃些肉、糖、鱼、蛋……和豆类食物”。一个多月后,
反右倾开始,郭被打成右倾,下放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劳动。

  因为有一九五四年的前车之鉴,温江专区医疗卫生人员更不敢去揭阿Q头上
的癞疤。一九五九年五月初,有关大规模肿病暴发的情况传到地委。报告说,金
堂县竹蒿区发现严重的“脚肿病”和拉肚子的现象,人数达数千之多,有的生产
队男女老幼无一不肿无一不拉。经卫生部门调查了解有以下原因:“一,天气热。
环境卫生又没搞好;二,有些食堂饭菜没有煮熟;三,食盐不足”。金堂县委称,
他们了解到邛崃县有医生可以治好这种病,已派人前去学习。行署专员宫韫书郑
重其事地在报告上批示:“希各地注意,卫生运动是非常必要强调一下。”〖注1〗

  邛崃县的单方偏方也好,多吃盐巴也好(后来证明更坏事),大搞卫生运动
也好,统统无济于事,有关金堂肿病的消息从各种渠道不断传到地委。到年底,
随着大规模死亡的暴发,肿病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山区到平原,乡下到城
镇,平民百姓到机关干部乃至领导干部,几乎人人都肿胀起来,大家都明白了这
其实不叫病,而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生理反应。而医学界内部人人都很清楚,
用医学术语讲,叫做“无条件营养不良”,说直接一点是“饥饿综合症”。用老
百姓的话说就是“饿痨病”。专区卫生局长高吉辰带工作组到金堂竹蒿区防治肿
病,煞有介事进行各项体检,老百姓被搞得不耐烦,说,医生,我这个病只要吃
“大白丸”(大米)就好了。

  越是尽人皆知,越是急于掩饰。一九五九年底,一直在闹肿病的金堂县肿成
一片,由于“肿”和死总是相伴而至,引起农民对这种可怕病症的恐惧,基层医
疗卫生人员无能为力,唯有向上反映求助。于是县委派出一个“防治血吸虫病、
钩虫病”小组到反映最强烈的土桥区进行“扑灭”。首先是扑灭“肿病”这个使
人联想到饥饿的字眼。因为饥饿不仅导致水肿,还会引起许多并发症,凡是有并
发症的,统统归结为并发症;没有并发症的,就追问病史,硬往老病上栽。如果
又无并发症,又没有病史,也有办法“扑灭”。抱孩子的妇女,是“生娃娃足
肿”;生冻疮的,自然会肿;脚上有伤口,叫“外伤性脚肿”;皮泡眼肿的,是
因为“熬夜”;脚肿的是脚气病引起脚肿……还有一个一网打尽的办法:浮肿的
人肠道功能衰竭,总是会拉肚子,那就是“消化不良”的原因。医疗组在某管区
搞了个典型调查,原报告的八十一个肿病病人,被重新确诊为钩虫病、肾脏病、
心脏病、消化不良、足气病等,一个肿病都没有。

  在把大部份浮肿者从“肿病”中剔除后,医疗组乘胜追击,通过“拜访贫
农”,证实“肿症”是历年就有不是今年骤然发生的,从一九五O年以来,这里
年年都有脚肿病发生,今年的患者,还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少。

  医疗组调查后作出结论:肿症病因为钩虫病、结核病、肾脏病、消化不良、
足气病、皮肤病、蛔虫病等等。下面缺乏知识,夸大病情,“见肿就归于脚肿病
报,所以造成人为紧张”。采取的措施是“彻底搞好环境卫生;不准吃腐败食物,
死猪必须埋掉;人粪全封闭储存,不准新鲜人粪下地;彻底治疗钩虫病;组织医
务人员划片包干负责,限期半个月扑灭。”〖注2〗

  不难想象这些张冠李戴、隔靴骚痒的措施有什么效果。最令群众痛心的莫过
于把死猪埋了。他们最喜欢猪死,死了好吃肉,活猪连国家任务都交不够,根本
没他们吃的份,实际上埋了的死猪多半被偷挖起来吃了,比吃刚死的更不卫生,
即使如此,也强于上述任何“措施”。

  在官方,最早公开把这层纸捅破的是省长李大章。他在一次会议上讲,他在
苏联留学时粮食很紧张,每人配给很少一点黑面包,到后来不少中国同学的脚都
肿了。一九五九年年终的那次电话会议上,他特别提到“水肿病”的问题。他说,
各专区都反映了水肿病的问题,“比例是不少的”,对这个病,目前认识上还不
一致,医务卫生部门强调多少粮食发生多少热量,但是又不敢公开这样讲,而有
的人又不同意这种讲法,认为粮食是吃够了的,不该发生水肿,当然这个争论我
没有研究,要说粮食供应、生活的安排,完全没有点关系,恐怕这个结论不好下,
如说所有的病都是粮食吃不够,这恐怕有问题。粮食又少,如果生活又安排不好,
会影响身体健康,这样说法恐怕毛病不大……

  话虽然说得婉转,意思是一清二楚的。最高领导层终于有人站出来公开说明
事实真相,使许许多多早就憋了一肚子话的人为之一振。而且反映肿病情况,较
之于直接反映死人又隔了一层,说“肿病”,“得肿病死亡”,总比说“营养不
良”、“饿死”好听得多。一九六O年春天一到,各地的肿病报告雪片般飞舞,
省委派到各地的工作团,也纷纷反映这个问题。红光公社死人问题,正是这个时
候由省委工作团以“调查肿病”的名义捅出来的,不幸的是他们捅到了李政委的
后院。

  纸越来越包不住火了。一九六O年四月,省卫生厅长潘阳泰率专家学者赴雅
安地区调查肿病,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流行病学、生物化学、病理生理学、病
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毒学、营养学、临床学”诸方面综合考查。把一个
简单明了的事实弄得如此复杂,也许是想从中挖出点别的原因,把肿和饿加以区
别,结果却令人失望。潘阳泰不得不向李井泉报告“死者病理解剖呈现内脏组织
萎缩和耗竭状况等事实”,证明肿病的主要原因是营养不良。

  六月六日,也就是潘阳泰的报告送交李井泉二十四天后,省委终于批转了这
份报告,批示说,省委“基本同意”报告的意见,肿病的  

    直接原因是劳动量增加,营养量有所减少,或减少过多引起的……这是
  因为大跃进以来,本应保持一定的营养量(即热量),才能使劳动得以继续
  维持下去;但是,因为渡过灾年和其它主观原因,使营养量有所减少,使一
  部分体力较差的人身体受到影响。加之在人体内的钩虫和蛔虫,又要吸取人
  体的本来不足的那部分营养,使得原来有钩虫,蛔虫病的人最易得肿病,这
  就是肿病发生的近因和远因。〖注3〗

  比大姑娘说“我爱你”还扭捏。

  但总算说出来了,下面终于有了面对现实的可能。省、地、县三级“除害灭
菌领导小组”相继建立,集中力量抓肿病、妇女病的治疗。公社、管理区普遍成
立了“肿病医院”,各级医疗卫生部门组织卫生队伍下乡支援,声势浩大,行动
迅速,大有短期内将肿病扑灭之势。

  这是不可能的。既然承认肿病是营养不良,根本的治疗办法当然是加强营养,
多吃粮、肉、油,问题恰恰在于拿不出来,一切赖以维持人体生存的物质极度紧
缺,规模庞大的工业跃进尚在拼命支撑,农副业生产极度凋敝,肿病已经从农村
发展到城镇、工厂、机关和学校,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只有采取治标的办法,
绞尽脑汁延缓和减少死亡。

  办法想得不少,首先是减少能量支出。这个好办,将饿得快死的人集中到肿
病医院,躺倒休息就是了。有钩虫、蛔虫的加以治疗,免得这些可恶的寄生虫争
夺“人体本来不足的那部分营养”。血色素减少,皮肤发黄,服用含铁的“红色
大补丸”;各种“消肿化湿”的民间单方偏方祖传秘方用以对付水肿。在最令人
头痛的增加营养方面,除了保证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额外补助麦麸、米糠、豆
类、杂粮等“营养品”,幸运的可以沾点糖、肉、油。用连麦麸面、细糠、糖合
在一起炒热的“康复散”效果奇佳,可惜能吃到这种药的人太少。一切办法都想
光用尽仍然不能阻止浮肿和死亡,就期待奇迹的出现。

  一九六O年初简阳县棉丰公社有人想,水肿病人“寒湿”重,可不可以把他
放到蒸笼里去蒸,以去寒去湿呢?他们做了个密封的木箱,下面熬一大锅中草药,
把病人关进去蒸,声称疗效神奇。有关领导如获至宝,大肆宣传。省委在全省五
级干部会议上,组织棉丰公社作现场示范,要求在全省推广,各地肿病医院、正
规医院竞相效仿,纷纷设置蒸疗室。又有专家学者奉命考察总结,定名为“物理
保温室气疗法”。四川医学院党委组织五十多名师生,住在棉丰公社学习蒸气疗
法,帮助总结经验。学院建起了蒸疗室,进行临床治疗研究。《四川日报》说,
学生陈家福“肾炎”复发,“面部喉头及下肢水肿”,蒸了一次水肿就减轻了。
还说“医学院根据已经掌握的事实与科学资料,认为蒸气疗法不仅是一项有广泛
治疗价值的方法,同时是一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学科学。”

  话说得钉钉然,自然是因为有人反对。他们说,体虚的人澡堂里头泡久了都
要虚脱,水肿病人虚得要死,不蒸死才怪。有医生认为这是“虚性水肿”的大忌。
事情真是如此,病人活的进去,半死不活的出来,轻的蒸重,重的蒸死。提倡者
解释,那是因为蒸前没喝“定心汤”的缘故,所谓定心汤是红糖水、蛋花汤,当
然肉汤、鸡汤更好。人家就想,有这些吃何必用得着蒸呢?大邑县安仁公社搞了
八个蒸疗室,蒸死几个后,再也没有人敢进去,各处的蒸疗室都像这样废置了。

  总而言之,是要找吃得少,又饿不死的办法。突然之间,一种单细胞的藻类
植物成了救星。它的名字叫小球藻,它无处不在,“我们常常看金鱼缸、池塘或
是水坑里的水是绿色,就是因为水中生了小球藻的缘故,它在自然界里到处都
有。”没有想到吧,这种需要在六百倍以上的显微镜中才看得清楚的小东西含百
分之四十五的蛋白质,百分之十五的粗脂肪和百分之二十的淀粉及糖类,以及二
十一种动物生长所不可缺少的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它的营养价值“不低于牛乳、
鸡蛋或豆类,远比稻米、小麦的营养价值还高,因此,有人称它为水中猪肉、人
造鸡蛋……”(“推广小球藻”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所献之策。详见《毛泽东
建国以来文稿》第九卷三二七页《印发胡乔木关于推广小球藻等粮食代用食品生
产的建议的批语(1960年10月27日)》及其注释。毛当即令“印发各中
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党委第一书记研究、推广。”  编者)

  至于大量生产小球藻,更是简单得令人可笑。凡是能盛水的东西,水缸、瓦
罐、池塘、粪坑都行,装上水,撒几泡尿,勺一瓢“绿水水”进去,太阳一晒,
几天后水自然变绿,就象游泳池长期不换水会变绿那样,小球藻就培养成功了。

  它是最好的饲料。《四川日报》说饲养员们情不自禁地赞叹小球藻喂猪比粮
食还好,不推磨,不煮猪食,勺舀来就喂;广汉县隆丰公社农科所用小球藻喂猪,
每天长一斤,农民称赞:“小球藻,真正好,用它喂猪顶精料,长得快,易上膘,
人人称它宝中宝”;成都畜牧园艺场用小球藻喂鸡,尽下双黄蛋……。省委发出
开展大量繁殖小球藻的群众运动的号召,农村工厂机关学校,缸缸钵钵坑坑凼凼
都盛满了臭烘烘的绿水。

  它是最高级的人体营养液,被用来煮汤、煮稀饭、和面、和糠蒸馍馍煎粑粑。
绿水里洒上明矾,使小球藻沉淀、过滤、晒干做成的干粉,是不可多得的营养精
品。所有的肿病医院,都要求大量培殖小球藻作代食品,增加病员营养。

  奇迹终于没有出现,人们的心就渐渐冷了。在基层建肿病医院,本来就勉为
其难。房屋、床铺、生活设施、药品、人员无一不缺。病员不参加劳动,还要比
别人多吃一点,又让其他人不满。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那些躺下“休养”的垂
死者难免被人厌弃,觉得不如让他们一死了之,省下几口给活着的人。所谓医生,
要么是乡村郎中,要么只进过几天卫生常识学习班,真正称得上医生的,凤毛鳞
角,人数又少得可怜,往往一个人要管几十、上百人的吃喝拉撒睡,哪里照顾得
过来。事实证明,除了填饱肚子,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然而又都得不到让病员
填饱肚子的东西。稍有好转的,出去几天没吃的又肿了,病人越医越多,死人一
天天往外抬,做医生的何以不徒唤奈何,敷衍塞责?何况他们自己也饥肠碌碌,
气虚体弱呢。责任心差的就撒手不管,甚至克扣病员,以求自保。所谓肿病医院,
有的状不忍睹。

  金堂县栖贤公社二管区肿病医院常住病员八九十人,只有医生一人,“保育
员”二人,病房是包谷杆搭的草棚棚,睡的是谷草坝地铺。“且还是男女病人混
住一房”。广汉兴隆公社肿病“疗养院”病人住的是“檐口边、拌桶内”;西外
公社“重病院”的病人水肿破皮不能料理自己,被盖、鞋、袜、裤子都是湿的,
有的人睡着吃饭、屙屎,无人护理”;中兴医院有的病人死了无人处理,同室的
病人挪得动步子的只好搬走,走不动的“伴同死人住了三天三夜”。

  病人到肿病医院,无非是为了不劳动和多吃几口饭,眼看着医院的条件日益
恶化,人们觉得与其到医院等死,不如在外头挣条活路,甚至觉得死在家里也比
死在这里强,这样一来,住在里面的奄奄待毙,抬进来的尚存一息,病人死亡率
高得惊人。广汉松林公社医院半年内收治肿病人二百五十人,地委干部王树本去
了解情况时,已死亡九十七人,去的当天又死二人,第二天死三人,离开时他看
了剩下的六十七人,估计将近一半活不到半个月。〖注4〗

  一九六O年冬季到来时,全专区肿病人数已达三百万之众,四个人中就有三
个肿的,大部分肿病医院名存实亡。亲朋好友见面,常常是互相按一按额头或脚
杆,看凼凼有多深,以示慰问。

  和肿病同时爆发的是妇女病。

  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川西坝子的妇女历来不参加田间重体力劳动,农家
妇女多半是在家带孩子、做家务,间做栽桑养蚕、挑花刺绣、绩麻纳鞋、纺织土
布、编织民间工艺品等家庭副业。合作化以后,家庭副业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因
素逐步限制取消,集市贸易日渐萎缩,政府一门心思抓粮食生产,男女老少都赶
到田里去了。

  “一九五二年,情况大改变,婆娘打男人,手都不敢还,”这是解放初开展
反封建的民主改革运动川西坝子流传的顺口溜。那以后男人确实不敢随便打婆娘
了,因为她可能到干部那里去告状,拿你开斗争会,她还可以提出离婚,批准很
容易。男女平等的口号让她们很开心,这意味着她们可以自由恋爱,在家中和男
人平起平坐,可以和男人一样当工人,当兵、当干部,参加所有的社会活动。然
而这是有代价的,男女平等还意味着她们要承担同等的家庭经济责任,和男人一
样干重活。

  大跃进一来,就什么规矩都打破了。先是郫县妇联一九五七年秋天在合兴、
永定等乡首创妇女丰产组,种植小春作物。一九五八年春天,社社队队都搞起了
妇女丰产组。但当初还有一个禁忌没打破  妇女不能下水田。这倒不是男人们
不准她们干,是她们自己不愿意,怕长时间泡在冷水里对身体不好,所以没有人
敢搞妇女水稻丰产组。于是各级妇联召开妇女跃进誓师大会,大树“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妇女什么都能干”的雄心壮志,破除妇女不能做水田活的“迷信”。郫
县红光社伍绍群说“自古以来只有男人下田栽秧,没有听说妇女还要下田栽秧”,
就被弄来“辩论”,反对妇女栽秧的男人则被扣上“老保守”的帽子。合兴乡党
委书记郑功瑶要求青壮年妇女“打破常规,脱鞋下秧田”,率先组织上千名妇女
脱鞋下田,全区的许多青壮年妇女,也都“英勇地参加到栽秧行列中去了”。

  但是她们还没有彻底解放,她们还要做饭、带孩子、照顾老人,埋没了才华
和宝贵的劳动力。公社化以后,有了食堂、幼儿园、敬老院,她们再也没有借口
呆在家里。后来又有妇女兵团、妇女农场、集中住宿,使人怀疑共产主义还要不
要家庭。有的地方当真还搞过“生活集体化还要家庭吗?”的辩论。有人说,每
天光回家睡睡觉,那不叫家,叫宿舍。有人说“一双筷子一个碗、在哪吃饭哪是
家”,“睡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有人抱怨,男女分开住,睡都没法,还叫什么
夫妇?有人则美滋滋地琢磨,今后大概要兴“乱睡”。

  妇女们可对乱睡不感兴趣,她们怀念着过去的小家,牵挂着自己的男人、娃
娃和老人。她们担心失去的家庭虽然没有瓦解,但她们再也没有时间和气力去照
料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来,她们就成了田间劳动的主力军,拉车挑担栽秧
打谷犁田挖土无所不为,十五到五十岁的妇女均被指定为劳动力。一部分妇女抽
调到山上炼钢铁、修水利。最让已婚妇女伤心的是集中到“妇女农场”劳动,公
社化后建立的那些解放妇女的福利设施,除了少数供参观检查的样板外,大部分
徒有其名,她们一走,家里就全乱套了。

  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饥饿的折磨,把妇女们的身体完全摧垮,妇女病和
肿病一样广为流行,最常见的是闭经和子宫脱垂。妇女们突然之间都不来月经了,
正常的生理活动周期中止了,伴随而来的是头晕脑胀,脚火巴手软,腰腹胀痛,
面黄肌瘦,乡下人称之为“干病”。同样因极度虚弱和劳累的原因,导致子宫悬
吊组织松散,脱垂出体外,乡下人称之为“吊儿肠”(“儿肠”即子宫),长期
磨擦,感染溃烂,痛苦不堪。

  温江县除害灭菌办公室一九六O年六月分作了一个调查,全县十八到四十五
岁的“经期妇女”五万多人中,停经的达两万多人,另有子宫脱垂的两千多人,
他们并认为这个数字“可能偏小”。据他们在金马、永兴两个公社重点了解,前
者停经妇女占经期妇女一半,后者达百分之六十。金马公社八百九十六名停经妇
女中,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妇女有三百三十四人。一份来自温江涌泉公社华
丰管区的调查说,全管区十五到五十岁的一百二十四名“成年妇女”中,停经的
达九十人,占成年妇女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闭经和子宫脱垂原因多种多样,然而如此惊人的普遍,罪魁祸首无疑是营养
不良,劳累还是次要的。但是和肿病一样,这个疤是揭不得的。温江县除害灭菌
办公室的这份报告称:

    停经原因:……内伤生冷,大部分人吃过生的红苕、萝卜,以致影响肠
  胃功能缩减,血脉干涸,月经闭止。根据古典中医学称“水容不化,脾气衰,
  则塞塘,胃气衰则水肿,男子则小便不利,妇女则经水不通”,所以患水肿
  病女,几乎全部停经。

  患水肿病妇女全部停经说对了,因为吃了生红苕、萝卜却是打胡乱说。当然,
只要不说饿,有些案是可以翻的。当初赶妇女下田,把妇女不能下田当迷信批,
温江专区妇联代表钟福秀还在全国妇女积极分子代表会上讲“我区水田一般泥脚
不深”,事实证明是“妇女体力所能胜任的”。现在为了把“饿”遮过去,便把
这件事拉来垫背。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停经妇女往往在经期中下水
  田,接触冷水,或者坐卧于阴冷潮湿的地方,这样,必然使“风寒容于胞门”
  血精凝滞,这是造成闭经的又一原因。

  子宫脱垂的原因,则归结为“产后休息不够”,用旧法接生,会阴没缝合,
生育过多或“长期咳嗽”把子宫挤出来了等等。〖注5〗

  治疗妇女病仍然只有中草药和神通广大的蒸气疗法。既然妇女病是肿病引起
的,肿病可以蒸好,妇女病自然应当蒸得好。简阳县草池区茶旅栈的女服务员袁
素芬给《四川日报》写信,说她很早就得了(不是大跃进得的)白带病、小便失
禁病、脑膜炎后遗症  面部阵发性痉挛、全身风湿性关节炎,手脚麻木、疼痛
剧烈,这一系列的病症导致了停经。她在别人的再三劝说下,“扶着棍子去医院
蒸疗,蒸得热汗淋淋,浑身通泰,不是医生劝她都不想出来。连蒸几次,关节不
痛了,脸不抽了,白带干净了,手脚麻木、心累心跳全好了,不几天月经也来
了。”“仙丹妙药”啊!五十四岁的郑天华写信说,她患子宫脱垂二十七年了,
打针吃药不见效,蒸了几次就完全治好了。信当然不会是他们写的,就象江湖郎
中“华陀再世”的招牌不是别人送的一样。

  月经不下,“儿肠子”下一长截,当然谈不上生孩子。坚信公社化后人只会
生得多、死得少,不会生得少、死得多的李井泉似乎很焦虑。省委宣传部组织医
疗队到大专院校巡回治疗肿病妇女病,向他汇报说效果不佳,他就大发脾气说,
你们跑了几个月,连个妇女病都治不好,今后还搞什么社会主义!是啊,孩子都
会不生了,今后劳动力从何而来呢?李政委下令郫县抓治疗妇女病的样板。

  善于创造奇迹的郫县立即在红光公社的奇迹加工线上推出了样板。七月十日,
县委向省委报告,红光管区总结出用益母草合剂治疗闭经病的办法,“全管区二
百二十一个闭经病患者,一百九十一人服用一疗程就来了月经,其余三十个服用
两个疗程后都月经来潮”,全部好了。还有更稀奇的:

    红光公社推广这个方法后,在三千七百零三个妇女中,服药三天到一周
  内已来月经的有二千二百零七人,占百分之六十,已有月经来潮现象的一千
  三百零九人……

  真是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说来就来。大概在县委某些人的想象中,
“经”是有的,只是“闭”紧了下不来,只要想法子松开,那玩意儿就流出来了。

  生理常识等于零,编套话倒有一手。

    过去群众都认为这种病是“血气痨”,视为难治之病,患病者都思想恐
  惧,情绪紧张。这次治好后,同声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人民公社,
  感激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有的甚至感动得流泪。

  “用针炙加火罐治疗子宫脱垂”,更是“治一个好一个”。

    一个叫胡五娘的社员,子宫脱垂已近五年,子宫体已糜烂成一个个的洞
  洞……送医院不到一周,已完全治愈,来时抬了来,回时走了回去……治好
  后逢人就说:“没有毛主席,我坟上长了草,有了党,有了毛主席,我得了
  活命,党是我的重生父母,救命恩人。”〖注6〗

  治疗子宫脱垂实际上大量采用的办法是注射无水酒清,在酒精的作用下,子
宫很容易收缩进去,但没有营养补充,用不了几天又吊出来了。

  妇女病也要求集中突击治疗,但大部分“医院”和肿病医院一样条件恶劣。
明明饿出来的病,却得不到营养的供应;治不好,又要治医生的罪。情急之下,
医生就下猛药,结果酿出大祸。邛崃双江公社鱼唱管理区“疗养院”医生李明征,
将草乌、南星等有毒草药加进处方,护理员又未按操作方法炮制,就让病员服了。
医院条件太差,医护人员晚上都在外面去住。两小时以后,服药的二十九人全部
发作,呼天抢地,力竭声嘶,无人照应。凌晨五点钟,医生李明征闻讯赶到,发
现已经有四人死得硬梆梆,还有一堆奄奄一息者,就跑出去投河自杀了。

  男人是肿病,女人是肿病加妇女病,儿童是“干病”,即极度干瘦。

  糖、肉、蛋断绝,母亲断奶,食堂吃饭,社员不准生火等等,对婴幼儿是致
命的打击,他们整日哭叫着,只见缩不见长,直到皱缩成一小把,哭声细若小猫
叫,死后大人随便挖个浅坑就埋了。大一点的是这副模样:麻杆似的腿,青蛙肚
皮,眼睛可怜兮兮地四处搜索,抓住任何可吃的东西,不论生冷脏臭一概往嘴里
塞,滚圆的肚子里塞满了蛔虫,拉屎的时候大肠吊出一截,那叫“脱肛”,原因
和子宫脱垂一样。

  今天你翻开那时的报纸、画报,这一切是看不到的。你会看到许多关心妇女
儿童健康的经验事迹介绍。照片图画中,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妇女们个个兴
高彩烈,体态丰腴,公社的幼儿园里,孩子们穿着白色的围裙,在老师的呵护下,
手拉着手儿在鲜花丛中唱歌跳舞,如此等等。实际情况天差地别,下面是广汉县
妇联干部一九六O年六月间在该县金鱼公社看到的景况。

  公社干部声称的所谓的托儿组、幼儿班纯属子虚乌有,婴儿的“保育员”就
是孩子的母亲,“幼儿班”一无教室,二不见老师。“解放”了的母亲在充当生
产主力军,孩子无人看管,四处乱跑。

    去年冬天到现在,由于孩子无人看管,就发生十二个非死亡[死于非命]
  的孩子……妇女队长杨昌秀的孩子,妈妈出工后自己到河边玩,掉到河里淹
  死了……萧文聪(地主孩子六岁),在今年点玉米时,他偷些玉米去烧,把
  衣服烧着了,没人发觉,被活活烧死……一个孩子摔在水缸内淹死了,还有
  一些婴儿无人照顾,冻死,墙倒打死,摔在井内淹死,被铺盖憋死等。

  谁个父母不心痛自己的孩子?但他们照顾孩子的要求往往遭到粗暴的拒绝,
被迫撇下孩子遭罪。

    ……社员胡正群两夫妇都是全劳动[力],家中有三个七岁以下的孩子,
  小的只半岁,在出夜工时要求照顾,怕去后孩子在家出问题,但组长一再不
  准,说这样多妇女,你不出工,就会都不出工,结果……小孩子被被盖闷死
  了;……杨明秀有三个孩子,四月份小孩子死了,大孩子五岁脱肛,要求队
  长照顾也不准,结果孩子在家脱肛出来,被鸡啄烂了,鲜血大流,孩子现在
  瘦得不象人。

  男女老幼一律在食堂吃饭,不准社员生火,食堂又不给婴幼儿做吃的,母亲
又没奶,“普通是大人吃啥孩子就吃啥”,大人吃菜孩子吃菜,大人吃糠麸孩子
吃糠麸,幼小的生命怎经得起这样的折磨?况且还吃不够,“一般幼儿吃不饱,
就吃大人的”。大人也得活啊,麦收时,

    ……小孩子多的社员,在吃饭时,就一手拿刀,一手拿秤,把食堂分的
  馒头照定量秤给孩子,孩子吃不饱就闹,现象也非常难看。

  上面一再强调照顾妇女生理特点,治疗妇女病,保护妇女劳力等等,早已是
全面崩溃的基层只有虚以应付,谁还顾得了那么多呢?有的子宫脱垂的妇女子宫
糜烂,“经常裤档内都是血水、黄水”仍然被迫出工。有的子宫脱垂患者,医了
几天又被派去干重活,复垂如故。连临产的产妇都得不到休息。

    妇女吴惠群产前一个钟头还调去蓬葫豆,吴请假说肚子痛,但队长说她
  “屁儿痛”。结果吴硬是回去了,一个钟头内就生了孩子。

    妇女们寒心了,许多人拒绝治妇女病,她们说,这样还好,免得生娃娃,
  生下来更遭罪。

  男人没有性欲,女人不来月经;生下来的活不了,活着的在死去。金鱼公社
下面的一组数字,活画出当时的情景。

    五十个生产队三千三百八十八户,关于五九年冬至现在[六O年六月]
  七岁以下幼儿生死情况。

    查,共生了一百九十八个,死了三百五十八个。八区四队生一个,死十
  九个,七区五队新生七个幼儿全部死去,九区四队五十三户现在三岁以下的
  幼儿只有三人,现在也无孕妇。〖注7〗

〖注1〗温江地委办公室给宫韫书的报告,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注2〗温江地委防治血吸虫、钩虫病五人小组关于金堂县土桥区“脚肿病”调
查报告。一九六O年一月九日。

〖注3〗《四川省医药卫生志》,四川科技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版第二五三至
二五五页。

〖注4〗王树本给温江地委的报告。一九六O年十二月十三日。

〖注5〗温江县委办公室:《关于积极防治妇女停经和子宫脱垂的报告》一九六
O年五月三十日。

〖注6〗郫县县委:《关于红光公社红光管理区临时医院对妇女子宫脱垂、闭经
病和蛔虫病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九六O年七月十日。

〖注7〗广汉县妇联:《关于检查金鱼公社妇幼保健工作的情况报告》,一九六
O年七月三日。

◇              农民万岁

  粮食最紧张的一九五九和一九六O年两年,李井泉每到中央开会,总要表白
他给中央调了多少粮食,全国各地都在吃四川的粮食,因此也得到“顾大局、风
格高”的美誉。

  这是事实,从一九五四年以来,四川的粮食就源源不断运住全国各地,外调
量居全国之冠。在外界看来,四川似乎是个遍地稻谷的大粮库,实际上这是个人
为的错觉。全川除川西坝子以外,不是丘陵就是大山,加上人口众多,粮食的商
品率很低,所谓全国首屈一指的商品粮基地,完全是迫使农民勒紧裤带,打肿脸
充胖子硬绷出来的。与外调粮食之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粮食征购率之高,
农民吃粮水平之低,在全国也是排在前列的。大跃进的几年中,四川的粮食征购
率比全国平均水平将近高十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留粮比全国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
一,〖注1〗他们无疑是饥饿的人们中最饥饿的一群,从最饥饿的人口中夺食,
支援别人,这就是四川人民作出的“贡献”。

  到一九六O年,四川的粮食产量已低于国民党政权崩溃的一九四九年的十个
百分点以上,多年的粮食库存几乎挖尽,铁路等交通沿线的仓库更是扫荡一空!

  然而形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个国家都陷入空前的饥荒之中,已经不是
谁多吃一点、谁少吃一点的问题,而是保存谁、牺牲谁的问题了。

  一九六O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告
急:“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已几
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救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六月六日,中央再次发出调粮紧急指示。其时,北京的粮食仅能维持七天,
天津十天,上海几乎已无大米库存,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省辽宁急待粮食随到随
销。

  国家到了如此境地,丢卒保车就不得已而为之了。

  濒临断粮的大城市要粮,规模庞大,苦苦支撑的工矿企业要粮,灾区要粮,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鸡公车、架架车在川西坝子的公路上奔流不息,
人们忍受着刻骨的饥饿,支撑着浮肿的身躯,把粮运往主要交通沿线的国家粮库,
时间紧迫,劳力紧缺,甚至不得不实行全民总动员。三月九日,为了突击赶运一
批外调粮食,郫县县人委通知全县机关、学校、部队、商业部门、城镇居民,在
一周之内每人突击运输一千斤粮食,一时间机关人空,商店关门、学校停课,马
路上人流滚滚,场面颇为悲壮。〖注2〗

  悲壮是一种真实的情感。从一九五九年秋收以后,人们就被反复告知,全国
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令头脑单纯的人们大动恻隐之心。川西坝子
这几年风调雨顺尚且如此,灾区的情况可想而知。就像后来一提起“全世界三分
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一样,神圣光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以至现在人们还津津乐道“四川作为粮食调出省,面临的选择是让问题发生在四
川,还是发生在京、津、沪。两弊相权取其轻,四川人民为支援国家渡过困难,
作出了巨大牺牲……”

  如果他们的牺牲换来的是领导者的彻底醒悟,也许无可非议,但是,正如上
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换来的是什么呢?

  一九五九年前所未有的高征购,已经酿成去冬今春人口的大量死亡。继续倒
行逆施的结果,使生产进一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一九六O年的农副业生产,滑
到大跃进以来的最低谷,川西坝子的良田沃土大量荒芜,杂草与庄稼并茂。对温
江地委来说,多年来争论不休并导致大批干部遭难的诸多问题,已经是无可争辩
的血淋淋的事实。一九六O年的征购指标一下来,宋文彬的头皮都麻了。这一年
的任务仅比一九五九年减了百分之十,考虑到减产的因素,征购比例将和去年不
相上下。然而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和省上讨价还价的余地,省委的指标就是中
央的命令!

  这一年粮食调运十万火急。往年粮食收购,一般先交就近粮库,待有外调任
务时再组织运输,今年根本等不及,要求粮食一收下即送往主要交通沿线国家粮
库组织外调。为此秋收之前,各县即组织大批的专业运输队,工具是架架车。省
上给与的照顾是送来近两万副架架车胶带,以助多拉快跑。八月中旬宋文彬检查
专业运输队组织情况,发现还有四分之三的胶带在仓库里睡大觉,气急败坏地在
全区电话会议上骂:

  “今年秋天立即就来了,调粮任务很大。中央说非调不可,秋收就调,边收
边调,要调到交通沿线。这么大的运输任务,你们急不急!专业运输队的问题不
解决,秋收后就要叫几十万人推鸡公车,秋耕秋种还搞不搞?怎么办……这笔账
不算清不散会……非算不可!”

  最后他又安慰说,今年运了,明年就没这个事了。这个他猜对了,明年四川
将破天荒从外省调入粮食。

  温江专区竭尽全力完成了粮食上调任务。但是到年底,各县纷纷告急,在形
势突然发生逆转的情况下  这个下面会讲到,大家都敢放开喉咙喊缺粮了。在
年底的省委工作会议上,省委再次提出农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粮,这是一九五九
年底定下的标准。宋文彬争辩说一九五九年按这个标准,一个冬春饿死那么多人,
再出乱子怎么办?

  这时的李井泉,就如同债台高筑、早已破产的商家,还在拼命支撑着阔人的
门面。多年来,他一手制造了四川的“余粮”大省的形象,和他本人“顾全大局”
的高风亮节,如今他已经无法用高压封堵下面的嘴巴,但他还要竭尽全力维护在
中央的形象和地位。作为全国留粮水平最低的省份,四川完全有理由向中央陈述
实情,减少调出份额,要饿大家饿,四川付出的牺牲已经太多太多。

  但是,一个历年调粮最多的全国最大的粮食基地,一个时常吹嘘全国好多省
都在吃四川粮食的人,怎么能在最关键的时候临阵退缩,丢人现眼呢?

  李井泉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
保你温江?

  宋文彬相信,中央并不十分了解四川的情况。如果真是了解,决不会如此催
逼的。

  “能不能把我们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他问。

  省委书记廖志高解释说,省委已经向中央反映了,如果多调一亿斤粮食,会
饿死多少人,“但是中央还是要调”。

  反映没反映,怎样反映的无从考证,总之宋文彬无可奈何。回去地委作出一
项决议:地、专机关干部每人每天半斤米,和群众同甘共苦。宋文彬想试一试,
半斤米熬不熬得过去?如果真熬不过去,再向省里反映,结果他没几天就“胖”
了起来,一头栽倒在厕所里。其实他的试验并无意义,农民这时每天有半斤米,
简直就是进天堂了,哪还有死人的事。

  大大小小的城市,尤如饥饿海洋中的座座小岛,风雨飘摇中随时面临着沉没
的危险。城市的危险来源于赖以生存的农村供应日益减少,也来源于因饥饿而四
处逃亡的农民。在中国历史上,饥荒产生的流民曾摧毁过一个又一个的王朝,控
制饥民的“盲流”,对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应该说当时这项工作是做得十分
成功的。比如说,那时一个无亲无靠的农民要想进成都的活,他会面临重重的困
难。首先,他得持有公社或“基本核算单位”管理区的介绍信,否则就叫做“流
窜犯”,遭到公安机关的拘捕或驱逐;他得通过若干道关口,接受检查和盘问,
没准带的钱和粮食就被共产了;他得有粮票,所有的餐馆吃饭都要付粮票,副食
品就更复杂,需要钱、粮票和供应证三种。农民没有粮票,即使用粮食兑换粮票
也并非易事。郫县就明文规定:“农村人的外出,以粮食兑换粮票者,必须持公
社证明由粮站站长批准,始得兑换粮票”。只此一条,就让你动弹不得。所以那
时的流亡者,少有在城市落脚的可能,绝大多数远走穷乡僻壤,如西北等人烟稀
少,户籍管制不严之地。

  由于上述原因,一九五九年春天开始的大批农民进城的景观不复再现,但是
城里人的日子也江河日下,粮食定量一降再降。以郫县为例,一九五九年以前机
关、团体、学校、厂矿和城镇居民粮食月平均定量二十五斤多,一九五九年九月,
根据省委“节约粮食、支援灾区”的指示,一次性下调百分之二十,调整后的定
量是:特重体力劳动四十一斤,一般重体力劳动三十三斤,轻体力劳动二十四斤,
干部、教师等脑力劳动者十九斤,大中学生二十四斤,居民十九斤,六到十岁儿
童十八斤,三岁儿童十四斤,三岁以下幼儿七斤。

  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对这个数字不以为然,因为许多人甚至还吃不到这个数呢。
不过可以试试,每个月吃二两肉,或者根本不吃,菜里只放盐,一切零碎副食皆
无,吃这点粮是个什么感觉。你会觉得吃了上顿马上就想到下顿,始终觉得腹中
空空,一天的粮食恨不得一顿饭就吃下去,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再看副食品供应。郫县一九六O年二月的规定是:城市人口糕点每人每月二
两,持糕点购买证购卖,还要照付粮票;幼儿园、敬老院供应四两;食糖一岁以
下婴儿每月一斤,产妇一次性供应二斤;盐,每人每月一斤;酒,每月一两;鸡
蛋,产妇凭证供应三斤。饮食行业一律收粮票,只供应来往客人,“本地农民、
工人和干部一律不予供应”。

  那时候,城里人手中的粮票比什么都宝贵,它是最硬的通货,可以换一切物
品,若是表达关心爱意,送几斤粮票最好。有心计的人从牙齿缝里省下的一点粮
票以备不测,可是一九六O年七月一日省委一道命令,宣布旧的粮票作废,就把
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四千八百万斤粮食拿走了。〖注3〗

  对此人们更多的只是惊恐。地委宣传部副科长梁进学当时正在新都三河公社
帮助工作,他回忆这件事说:

    那时的粮食比什么东西都珍贵,我们一个月的定量才十九斤啊!六月三
  十日,突然来了一个通知,从七月一日起,使用新粮票,旧粮票除在当日兑
  换外,第二天全部作废。我从大队回来,已是晚上九点过,听到此事,摸了
  摸身上还有不到十斤粮票,明天起我要作废了,好心痛哪!魏福田(公社党
  委书记)急了,对我说:“马上拿给我,我到仓库粮站叫他们给你换。”我
  把粮票交给他,他到粮站打门叫人,硬是给我兑换了,回来时已是半夜十一
  点过了。

  一般老百姓就没这个运气,有的甚至是在事后才得知。两个月后,省委又要
求城镇居民每人每月节约两斤粮食,实际上又一次降低粮食标准。

  来自农村的供应日趋枯竭,一场南泥湾式的生产自救运动在吃皇粮的人们中
展开了。所有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都建起猪圈养猪,这些猪真比农村的喂
得好,因为是谁个喂谁个吃,不象农民只有喂、没有吃的分儿。一听到杀猪的声
音,单位里顿时充满节日的气氛,人人奔走相告,激动万分。种菜运动也搞得热
火朝天,口号是“低标准,瓜菜代”,所有的空地都种上了菜,成都市公园里的
一些花园也翻作了菜地。成都市从郊区划出一部分菜地,供较大的工厂、学校、
企业、机关作菜地,各单位组织起蔬菜生产队突击队,秋收后的一段时间每天投
入种菜的人达六、七万人之多,选用品种以高产为标准,最为常见的是厚皮菜、
莲花白、洋姜、萝卜等等。厚皮菜堪称大跃进时期川西坝子最有代表性的菜种,
它不耗肥不择地,生长迅速,剥了一层又长一层,因此叫厚皮菜,填肚子效益高,
味道欠佳,后来几乎人人吃得倒了胃口。

  为了吃,什么法子都想尽了。继大种蔬菜之后,又有“代食品”。什么叫代
食品呢?一九六O年十月六日郫县县人委关于在全县开展大搞粮食代食品运动的
指示说:

  玉麦杆、壳、心,高梁杆、壳,谷糠等不少粮食作物杆、壳,只需要加工制
造,是一种很好的代食品。而且原料丰富,加工方法简单,因此,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群众性的大搞粮食代食品运动,乃当务之急。

  通知要求,上述可以做代食品的原料,今后一律不准当柴烧,若烧掉或造成
霉烂,要“追究责任”。粮食局、商业局等有关部门组成了“代食品办公室”,
召开现场会,推广代食品加工制作方法,要求全县每人每天吃四两,每头猪吃半
斤。〖注4〗

  简单地说,就是让人吃牲口吃的东西,从农村到城市,人人尝过代食品的滋
味,至于是否“很好”,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恐怕终生难忘。它的最大特点是吃
进去难,出来更难,得用手指头一点点往外抠,也有拉不出来活活憋死的。

  乡下人吃着的那份苦,城里人也尝到了,乡下流行的那些病,也开始在城市
蔓延。肿病、妇女闭经、子宫脱垂比比皆是。小儿干病少见,但小孩闹脱肛的很
多。干部闹得最多的是肝肿大、肝炎、肝硬化,死起来很快,弄得人人紧张,一
躺到床上就做深呼吸摸右肋下,有人居然成了专家。倒不是这种病专找他们,而
是他们有诊断条件。肝病流行也是营养不良引起的,农村人也得,但往往死了也
没弄清怎么回事。下放在乡下的干部多尝一份缺油吃的苦头,天一黑几乎就成了
瞎子,晚上开会(那时下放干部都是白天干活,晚上开会到深夜),在田埂沟边
摔得一踏糊涂。

  后来中央认为干部应属保护之列。一九六O年七月,国务院决定给在京高级
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少量副食品补助,四川不久也依照办理,成都地区十三级以
上的高干,每月红色供应票,十七级以上县团级干部绿色供应票。每月供应不等
的烟、酒、糖、点心等。这项特供制度在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中一直持续到七
十年代末。省级机关县级以上干部轮流到草堂寺附近的干部疗养院疗养,实际就
是多吃几斤米,几两肉。

  农业以粮为纲,粮食副食品紧缺;工业以钢为纲,造成一切日用品紧缺。布
票大人每年一丈五尺,小孩一丈二尺,说起来够做一套衣服,实际上不可能。因
为凡是沾棉的东西诸如铺盖、蚊帐、被单、枕头、内衣内裤乃至袜子、棉鞋等等
无一不要布票。呢绒制品一般人不敢问津,化纤还没听说,尼龙袜子为稀罕之物。
肥皂、牙膏牙刷、针头线脑,照明用的煤油、蜡烛、灯泡,铁锅、铝锅、碗、盆、
热水瓶、笔黑纸张等等日杂用品无一不缺。纸张的缺乏尤为突出,擦屁股的草纸,
妇女用的月经纸几乎断档。纸厂因为缺乏烧碱,所有的印刷纸张都是又黑又厚,
粗造无比。省委的喉舌《四川日报》厚得象纸板,学生的课本黑得看不清课文,
小学生用铅笔做作业,费尽了老师的眼神。温江专区地、县两级印发的文件材料,
如今复印下来都是黑糊糊一片。一九六O年暑假都快完了,新学年给学生印课本
的纸张还没有着落。温江专区八月底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突击回收废纸,
以解“赶印秋季教科书课本等急需”。各级领导亲自带头,搜集废纸,书店里滞
销的书刊清扫一空,学校和学生保存的旧教材、书籍课本清理上交。此外还大力
回收废铜烂铁、胶鞋底、牙膏皮、烂布筋筋等等。

  城里人清苦如此,比起乡下人还算幸福多了,他们至少保证了最低限度的粮
食供应,不致于饿死。

  一九六O年冬季到来时候,大规模死亡的阴影再次降临在川西坝子上空。这
时候温江专区又出了一位敢于拿性命作低押为农民清命、犯颜直谏的勇士  王
万澄。

  这位勇士看上去毫无武夫之勇,身材清瘦,架一副近视眼镜,温文尔雅,像
乡村里怀才不遇又胆小怕事的小学教师。其实他胆子大得出奇。他父亲在大邑县
安仁乡有一间草药铺,他曾在刘文彩办的安仁中学读高中。安仁中学的中共地下
组织十分活跃,校长吴德让是三十年代初期的老地下党。王万澄在学校参加共产
党组织的宣传活动,当局要抓他,他就上山打游击去了。

  一九四九年刘邓大军逼近川西时,蒋介石忙着在成都布署川西复兴基地,办
“游击干部训练班”,委任大大小小的救国军司令。王万澄揣着袍哥舵把子的名
片,只身一人,到大邑四个乡下通知书。通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快
入川了,各乡务须看管好枪支弹药、粮食和一切建筑,维持好地方秩序,作好准
备,迎接解放。龙凤乡乡长展信一阅,抬头一看转身欲走的王万澄,厉声呵道:
“莫走!念来我们听听。”王接过信大声读完,扔下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
昂首而去,把一帮乡长乡丁镇在那里。这时他才十九岁。

  解放后他在温江地委党校工作,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内定”右派,罪行为:
一、卖废纸时卖掉了几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二、认为不一定非要无产阶级才
能写出伟大的著作,比如巴尔扎克。当右派后下放老家安仁乡劳动改造。大画跃
进壁画时,乡亲们请这位秀才画,他在大队油碾房的墙壁上画了这样一幅:当空
一面迎风招展的大红旗,红旗上书“一切为了亩产万斤”,红旗下一队社员荷锄
扛犁挑粪拉牛吹号奔向田间。政治头脑敏锐的干部发现,画中吹号人的号口恰恰
对着牛屁股,那牛又像充了气似的滚瓜溜圆,岂不是挖苦万斤田是吹牛皮么!抓
出来就是一阵猛斗,新账老账一起算。

  为了不让他在农村放毒,又将他送回党校劳动,但他目睹家乡人民的生活真
情,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在家乡农村。一九六O年十一月,他再次回到家里,他要
做一件事,这是经过反复思考作出的人生的一项重大决定,他已经“账多不愁”,
干脆做一笔大账,让历史去清算。

  他告诉疾病缠身的妻子高玉屏,他要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我要求毛主席直
接答复我,这是党的规矩许可的,作为一个人民的儿子,我的心是善良的,我的
心地是坦白的,我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

  冬夜的凄风苦雨之中,大邑安仁一间普通农舍灯光整整亮了一夜,当最后一
滴煤油燃尽时,天亮了,王万澄放下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有一种死而无憾的
快意。

    主席:你好!当我坐在桌旁向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心中非常沉闷、抑
  郁、苦痛……

    主席:这是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字句,不知你能否收到?主席,如收到
  请仔细阅读……

    我回到故乡,首先见到的就是粮食问题,我家所在食堂粮食标准(旧秤
  十六进位):

    一级  成年人,每人每天十三两(包括犁田、担谷、担粪等农村主劳
  力)
    二、三级  成年人,每人每天十一两(乙级劳力)
    四、五级  成年人,每人每天九两(半劳力)
        附带劳力  老年人,每人每天七两
    五、六岁小孩  每人每天五两
    一岁小孩  每人每天二两

    每人每天平均半斤粮。我走过很多地方,粮食定量大同小异。

    由于农民肚皮未吃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人一天天消瘦。他们的面容
  变黄了,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好多人手中拿了一根棍子才能走路。特别是老
  年人、小人,就更恼火了,普遍足也肿了,一直发展到全身肿,全身肿后,
  人就死了。党也曾设了很多办法来挽救,组织医生下乡治疗,但是,党未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即未从粮食上解决问题。

    我知道有一个管区一下就死了一百多人。有的全家九口一齐死完,其中
  有好几个还是精强力壮的。我曾经亲自住在一个公社社员家中,他家中只有
  三个人,三个人都皮泡脸肿,食堂配的粮食不够一顿吃。我走后,听说他们
  三姊妹都住到管理区医院中了。

    农民未吃饱,生产不好,有很多管区连公粮、统购还未上清。秧子栽来
  越密越好,连薅都未薅过;有的麦子点下去,也未薅过就收麦子。肥料很少,
  生产一年不如一年,猪只减少。我住的那个管区。建社时猪是一百六十只,
  现在只有八只了。鸡、鸭、鹅少了十之七八……

    这样下去,农民是吃不消的。由于营养缺乏,不知有多少善良而勤劳的
  农民付出了无辜的生命!

    主席,你救救他们吧……

    严重缺乏粮食所引起的病,有好多医生当着某些人就说成是一种什么病
  菌,什么传染病所致。但离开那些人后就谈了知心话。我曾在一个公社医院
  听见几个主治此病的医生说过:“什么足肿病?为什么病这样多?主要是肚
  皮未装饱。这些话不好说,一说就给你戴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

    现在,这种欺上压下的干部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真是太可怕了,我亲眼看
  见了许多。他们明明看见农民停火,没有粮食吃,他们还高高在上的向农民
  讲“艰苦奋斗,跃进再跃进”,“增加生产、苦战三年”,他们明明看见农
  民有病,快饿死了,还睁着眼睛叫农民“打夜战,积极干”……

    主席,人民的救星,希你组织起检查团来看看饿死了多少农民,把官僚
  主义者、阳奉阴违、好大喜功的犯罪分子从人民领导岗位上撤职下来。

    主席:你在工业上,在人民事业上是有很大功绩的。但农民一年到头干,
  到头来连一顿饱饭也吃不上,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些情况呢?难道你被一群官
  僚主义者所包围,所蒙蔽了吗?

    主席:你应该立即从会议中、从汽车中、从办公室中、从书斋中、从美
  味的食品中解放出来。你独自一人悄悄到我们温江专区来调查一下,直接到
  食堂中,农民的家中来了解一下。你应学习一下包公的精神来到民间。

    主席:当人民正需要你下来的时候,你赶快放弃你的什么从事理论研究,
  到民间来吧!趁现在你在人民中还未失掉威信的时候,到民间来吧!

    我们的祖国,建设来为了什么?到底是为人民还是为了什么?建设是为
  了让广大农民生活得愉快,不是要夺去农民口中粮,把农民引向慢慢饿死的
  道路上去。

    主席:我们现在的国家,建设起来是疯狂,是失掉了理智的在搞建设,
  可是,农民正在被疯狂建设拖到饥饿,死亡的道路上去。

    主席:我很激动,我看见农民因粮食吃不饱而慢慢死去,我很痛心。你
  是否又在走五三年匈牙利不顾人民生活需要而片面主观去无限发展重工业,
  因而大大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道路)呢?最后(他们)又立即纠正了此
  国家建设上路线之错误,这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党所抱的态度。波兰也曾
  在五四年在农业化上犯了冒进之错误,人家也立即纠正了。

    主席,你为啥在农村中犯下了如此残酷的行为  饿死了(人),你还
  在越来越把农民引上死亡的道路呢?

        敬爱的主席:我是看见、听见这些现象,如实给你反映上来的。作为一
  个人民生活的热烈关心者,我不得不站出来把农民这些事实反映给你。在这
  些事实面前,我对党非常失望,如果这种饿死人的情形再得不到纠正,我只
  有要求退党,退出这使农民饿死的党。

    主席:希望你赶快发出其他的指示。

    最后,我高呼伟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劳动者农民万岁!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一月十八日收到这封信,不久即转四川省委。四川省
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传厚亲自办理。他仔细读过信后,给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及
温江地委宋文彬写了一封便函,附原信一同送上,便函说:

    这封信是写给毛主席的,看来是一封不满的信件。信中所说的究竟是真
  是假或半真半假,是什么人写的,都应认真调查,实事求是地把问题弄清楚。
  从始到终应由地委掌握。不能把这件事放到县上,更不能放到区上、社上去
  办。检查的情况如何,请报省委。对写信人的处理应谨慎,不能草率从事,
  最后查清属于什么性质,处理时建议由地委写出专题报告,报省委批准。

  一九六一年一月,温江地委按此精神由公安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为信
中反映的问题属实,不是反革命问题,谈不上对写信人进行处理,于是将有关材
料存档,不再追究。直到文化大革命东窗事发,王万澄平安无事。

  相信读者在读王万澄的信时,已经为他捏了一把汗,未料到如此结局吧?对
于一封矛头直指毛泽东,对党的大跃进提出如此尖锐批评意见的信,从省领导到
地委竟作如此处理,这是怎么了?

  原因是就在这时,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逆转。

〖注1〗《当代中国的四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O年版一O四页。

〖注2〗郫县县人委:《关于在城镇职工、居民、学生、商业人员中展开千斤突
击运粮运动的通知》,一九六O年三月九日。

〖注3〗《当代中国的四川》一O五页。

〖注4〗郫县县人委:《关于在全县范围内立即开展群众性大搞粮食代食品运动
的指示》,一九六O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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