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东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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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寒冬春

  川西坝子的冬天,是一年四季最难熬的季节。仅仅从气象显示,你是体会不
到那份难受的。气温很少到零度以下,听不到北风呼啸,偶尔下几粒雪,一沾地
皮就化了。但是你见不到太阳,几乎整个冬季盆地都笼罩在浓重、低垂的乌云之
下。空气中注满了水,说不清是霜,是雾,还是雨,当它们慢慢降落到地面,就
把道路变成一片泥泞。屋里屋外,旯旯角角都浸泡在冰冷的湿气中,那是一种无
所不在的、无法驱赶的、钻心透骨的阴冷。那时候,整个温江专区没有一间带暖
气的房子,机关单位和家境好一些的城里人有时烤烤炭火,乡下人把烘笼夹在胯
下取暖。它是一种竹编的小提篮,提篮里装瓦钵,瓦钵里装柴灶烧剩下的木炭或
锯末,看上去有欠雅致,却是最节省的取暖方式。此外,抵御寒冷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淀粉和脂肪了。

  一九五九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不准社员开伙,家里没有木
炭,烘笼烤不成,何况有的地方灶打了,烘笼也收了。食堂再一关门,里里外外
捞不到一点热能,只有任凭寒冷肆虐。

  这一年冬天,红光公社合作分社的一家农舍里,传出一阵凄凉的哀嚎。那是
六十多岁的老农何德山吃荞麦壳拉不出屎发出的,一声接一声的哀嚎划破阴冷的
天空,附近人家都能听到。没有谁能帮他一把,那声音在人们耳膜里撞击了三天
三夜之后,渐渐稀疏低沉,终于消失。

  这声音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和严寒同时降临的饥荒正在冷酷地吞噬人的生命。

  和全省、全专区一样,郫县这年的粮食征购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为了不让别
人再拿到虚报征购的话柄,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征购工作完成得空前
的迅速彻底,而食堂无米下锅、关门大吉的现象也更加迅速普遍地出现。当地委
发现事态严重,于年底拨下救济粮,他们竟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姿态拒
绝接受。虽然地委拨下的那点粮食无力扭转大局,毕竟可聊解燃眉之急。这个无
可挽回的错误,加剧了饥荒造成的灾难。〖注1〗

  如果说高征购造成的饥荒是不可抗拒和普遍存在的话,他们为领导新潮流搞
的一套荒唐把戏,更是给老百姓雪上加霜。让我们从毛泽东当年视察过的红光社
看看老百姓所受的双重灾难。

  当年的红光社,现在是红光公社合兴分社的红光管区。还是当年的那些人口
和土地,不过支部书记周桂林那颗光头上的光环已经暗淡了。反右倾运动中他成
为批判对象,多次在会上被点名:“你周桂林,干劲不大,右倾!”有关领导早
就对他不耐烦了,如果不是那段光荣历史和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劳模的头衔,早
就脱不了手。而他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风口浪头上,又不识时务地干蠢事,诸如
交征购“调皮”,叫他按作物连片的标准,把已经长起来的晚秋作物耕掉,他又
“装聋”。于是上面就派自告奋勇、干劲冲天的侯孝民等人夺权,让他和老保守
管区主任穆青云靠边站。郑功瑶给他打招呼:“你不要管红光管区的事了,侯孝
民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有点摸不着头脑,问县委书记高义禄“郑县长说了,
喊我不管红光的事”是何原因。高不作正面回答:“县委没有研究过,只是侯孝
民主动提出要来红光管区工作。”周嘟嘟囔囔说:“我又没有犯错误……”这话
让旁边一些人听来好笑。他一直没弄明白自己是共产党员为啥当全国政协委员,
疑心别人是否对他另眼相看,又傻乎乎地申辩:“我又不是民主人士……”于是
后来就给他安排了一项工作  种南瓜。种南瓜就种南瓜,在他看来也是重要的
任务,南瓜可以救命啊。可是又听社员议论“周社长在劳改”,他才终于明白自
己倒霉了。

  其实周桂林受的这点委曲根本算不得什么。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由县委
农工部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手操办,全面彻底,人人过关。

  把一些所谓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不
够规格质量的,报产量低了的,吊二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来反,专门开管区大
会把这些干部和社员处以刑罚……

  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
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

  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有的地方称劳训队。为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
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改。

  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

    杨当时爬着回去,后害怕斗争逃跑,被成都市公安局作为流窜犯捉到送
  回来[杨在外无吃的肿病甚重]……[工作组]便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
  会,叫杨站到五根重叠起来的板凳上弄来斗争,杨求情不允,斗争后吓慌又
  外逃,无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候孝民取代周桂林当支书后,认为管区的右倾还反得不彻底,又和县委驻社
干部一道,“变本加厉”大反右倾。

  这一年,红光管区生产的粮食四分之三交了征购,入冬以来,食堂要么停伙,
要么半死不活。食堂不开伙,人总得想办法活。有的食堂眼看难以为继,不得已
把剩的一点粮食分了,让各家多对付几天日子。政府早就动员,在房前屋后,沟
沟坎坎“见缝插针”,口号如“蓬沟搭架点瓜豆,院坝空地栽红苕”之类,信誓
旦旦保证谁种谁收。小家禽家畜鸡鸭鹅兔允许自养,家家户户就靠这么一点点缝
隙创造着苟延性命的奇迹。

  食堂停伙,家家户户冒烟,被认为是典型的右倾倒退活动。管区领导:

  “以宰资本主义尾巴和反隐瞒私分、贪污盗窃为名,普遍对社员搜家、搜粮、
收锅和收‘见缝插针’,甚至捉鸡捉鸭,有些社员家里的泡菜、盐菜、鸡蛋、鸭
蛋、海椒、盐巴等也不能幸免……一度造成农村秩序大乱。”

  这是一场真正的浩劫。靠食堂就得饿死,靠政策允许的那一点点生存机会,
又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宰掉,那情景令人怵目惊心。

  一九六O年一月,管区食堂全面停伙断粮,管区领导召集各队开部召开“收
锅誓师会”,布置连夜突击收锅。干部冲进社员家中,翻箱倒柜,将所有可食之
物一卷而空,见锅就提,一时间告饶声哭骂声响成一片。

    一队女社员袁木清,儿子得了肿病,需要早晚烧火烫脚和煮些吃的,向
  前来收锅的管区副主任刘贤松等跪着哀求:“不要收我的锅,收了锅就断了
  我娃娃的命根”。刘等不由分说,将锅端起就走,果然不久她儿子就病死了……

  与其说是收锅,不如说是收命。这一来,社员的一线性命全维系于食堂了。
食堂吃什么呢?几个月时间绝大部分吃白水煮菜,走投无路的人们象苍蝇一样地
死去。

  一个阴冷的早晨,“五保户”刘大汉家中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听见哭声的
人一听就晓得准是刘大汉死了。没人有心思去安抚那个可怜的残疾女人。没多久,
那女人的哭声也渐渐消失。生产队干部命社员钟大朋去将两口子埋了。过去身高
力壮,如今也饿得偏偏倒倒的钟大朋将刘大汉两口子从家中拖出来,放在鸡公车
上一边绑一个,推到一个低洼处,掩上一层薄土。然后从公共食堂得到一碗稀饭
吃,这是他干这件活享受的特殊优待。吃了饭干部又命他去埋汪家两个饿死的人。
干完活当天晚上,钟大朋也一命归天。

  无力掩埋的尸体有的在家中腐烂,有的横尸田野路旁,活着的人已不知道害
怕,当他们跨过横躺在路上的尸体时,“就象跨过一截木头那样”。

  维系生命的那根线捉在干部手里,任何荒唐、蛮横的命令都得俯首听命,否
则不准你进食堂就行了。不参加开会不准吃饭,不参加大兵团作战不准吃饭,吊
二话不准吃饭,叫饿不准吃饭,给上面的人讲真话不准吃饭……要死都躲到旯旮
里去死。

  甚而至于还有脸不洗干净不准吃饭。锅收了,十冬腊月烧点火洗脸都办不到,
不少社员蓬头垢面,满脸黑污,干部认为有碍观瞻,下令不洗脸不准进食堂,逼
得妇女娃娃天寒地冻在河沟里洗脸。其实洗干净也未见争光,洗去黑污,露出青
黄,依然红光杳无。

  一九六O年二月底,郫县县委雄心勃勃的“丰产路”规划在红光公社全面拉
开战幕。成都至郫县沿公路两旁各两里地界内的农舍顿遭无妄之灾。那是共产的
时代,今天拆迁工作中的动员、赔偿、安置等等根本不存在。拆房队伍所到之处,
一声令下,攀屋揭瓦,推墙倒柱,好端端的房子倾刻变成一堆废料,废料还属于
管区,或卖或送到食堂当柴火与房主无关。房主不在,撬门拨锁,将衣服家具甩
出门外便开拆。房主归来,屋去财空,呼天抢地,徒唤奈何。一些抽调在外修铁
路、修电站的民工,回到家中妻儿老小房屋家具杳无踪迹,流着眼泪到处找。

  红光公社在这次大拆迁中,共拆房屋六千多间,而红光管区已经不是第一次
拆房了,两年多来,这个原有四千来人的管区,共拆毁房屋一千二百九十间,被
拆去房子的社员,被迁到指定的地点集中居住,拥挤不堪。第六生产队二十二户
社员住二十三间房子,“有的三姓人同住一间,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还
要围栏鸡鸭,实在又脏又窄又臭。”规划层出不穷,花样时时翻新,社员数次搬
迁。一生产队的鄢××,一年之内搬了七次家,其中有一个月搬家三次。和平管
区的甘大娘土改时分的四间房子拆掉后,两年之内搬家五次,最后一次住进牛圈,
还要她搬,她就“只好在屋檐下的石阶上过夜”。

  这次拆房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把一些人吓坏了,他们想,与其让别人把产共
个精光,不如捞点算点。于是自己动手拆房子卖家具,然后挤到别人屋里去住。
声称:“现在只有身上穿的和吃到肚子里的才是自己的,其它都是公社的”,
“把东西整光了好当工人,成无产阶级,住洋居民点。”

  说得好。公社化的目的,就是要让农民尽快由小私有者向无产者转化,变小
农经济为社会主义大农业,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差别,让农民都住上洋居民点。四
川省城市规划设计院一年前年就为红光公社设计了居民点蓝图,那上面有整齐的
楼房,宽阔的道路和林荫带,文化、体育、福利、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甚至还有
污水处理厂,其周全完备,连九十年代的城市小区都远远不及。不幸的是,把农
民变成无产者倒是很快实现,洋居民点还无影无踪,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不是缩
小而是扩大了。

  拆房子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搞作物连片,整齐划一,以利“机械化耕作”
和观瞻。本来各处田里该种什么,是根据土壤等诸方面情况长期形成的,现在全
部打乱。管区干部别出心裁搞了个“三集中”,第一集中烟、麻,第二集中洋芋,
第三集中蔬菜,已经种上的作物,不在规定区划内的统统犁掉。结果种出的烟叶
没巴掌大,八十亩田当不到过去十亩的收成;集中种的洋芋又少又孬;全管区的
瓜、菜种子集中到管区“蔬菜队”,未待下种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

  一切瞎折腾都是为了应付检查。上边通知搞“堆肥运动”,管区领导下令从
田里取土,在田边路边堆八尺长,八尺宽,五尺高的“土肥堆”,不分白天黑夜
连续突击,完不成任务“站起说,跪倒说”。管区用田土造假堆肥哄上面,社员
为完成任务作假哄管区领导。在拌桶上糊上泥巴叫“肥料方”,坟包上糊泥巴叫
“肥料岗”,草堆上糊泥巴叫“堆肥大王”。检查一过,取土还原,徒劳一场。

  一边在造假堆肥应付检查,一边又有中央卫生检查团驾到,他们又是见不得
什么“一亩一堆、十亩一凼”,到处见肥见粪的。管区领导连夜布置,各队干部
带领社员沿参观沿线填灭粪坑,当晚必须完成。时间紧迫,社员来不及将粪坑中
的粪水担出来,就地挖泥将四十多个粪坑填了。检查团沿线巡视,满意而归。

  劳师动众造假肥,劳师动众填真肥;还有几百人在毛泽东走过的“幸福田”
里搞夜战,火把映红半边天,哄闹一夜什么都没干;规定小麦不用镰刀割,要用
麻刀砍,据说苏联人就是这么干的,结果砍得遍地麦穗;为了密植,多栽几百亩
秧母田,秧子用不完,秧母田放荒;下放给社员的毛猪又收回,集中到管理区搞
大型养猪场,几乎全部死光……

  这一切,无异于强迫处于绝境中的农民自掘坟墓,彻底摧毁了他们对未来的
希望。这一年,红光管区三分之一土地荒芜,庄稼地里“野草丛生,与禾苗争
茂”。一个冬春,全管区死亡八百多人,约占公社成立时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其
中二生产队全队三百七十多人,死去一百四十多人。

  这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整个红光公社都在发生同样的事。而所有令人不可思
议、痛心疾首的事,莫过于人的生命毁灭。

    红光管区所在的合兴分社,三十二个食堂发生停伙的有二十一个,其中
  十个停伙五十天以上,九个停伙三个月左右。公社成立初,全分社人口为一
  万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到六O年底只有八千七百六十七人,其中死亡二千四
  百O八人,另有二百一十九人“不知去向”。

    如高叔云食堂“共五十多户”就死亡八十多人,正月初一那天就死了四
  人,有的人死在床上三四天都无人埋,有的拉出门就埋在屋檐下,至今(六
  ○年底)在院坝中还可见到坟包。

  记录在案的材料里,不乏令人心酸之事。一九五九年冬,犀浦分社幸福管区
(即刘少奇曾经视察过的幸福社)陈素珍生孩子刚满月,没有奶,千方百计搞了
点米面,偷偷在家里给孩子煮吃的、烧水洗。被干部撞见,不由分说提起锅把火
泼灭,把锅和家里的米全部搜走。她男人正生病,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几天就死
在外面。她家喂了十只兔子,她的几个大孩子在田里摘苕菜喂兔子,干部就叫人
到她家把兔子全部没收。

  陈素珍一家陷入绝境,她打主意先把孩子弄死,自己再一死了之,被邻居张
金山劝阻。万般无奈,她把最小的孩子带到成都八宝街丢弃。几天后,她实在忍
心不下,又回成都去找孩子,被认为是“流窜犯”,一关二十八天。放出来后她
从派出所领回孩子,带回家几天就夭折了。

  这就是红透半边天的红光公社人所不知的另一面,和铺天盖地的颂扬吹捧、
上至中央首长、外国贵宾车水马龙的参观检查同时发生的一切。乍想起来,其瞒
天过海的本领出神入化,其实是仰仗当时的政治环境。他们弄虚作假的本领日趋
纯熟,现在更是有恃无恐,内部敢怒不敢言,外部装疯卖傻,成全了他们化腐朽
为神奇的功夫。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朱德到老红光社视察的前几天,公社做了以下的准
备工作:将沿路有碍观瞻的东西清除殆尽  包括政治上“不干净”、嘴巴不牢
靠乃至饿得形象不佳的社员。当天,他们被集中到离参观路线十多里远的几个大
院子里,由持枪民兵把守,直到朱德离去才放回。朱德见一路人烟稀少,问陪同
的社队干部是何故,回答是“搞大兵团作战去了”。管区的食堂做了够上百人吃
的大米饭,吃饭的只有十多个人,朱德话中有话地问:你们这几个人吃这么多饭
啊?曾经见过毛泽东的女孩王祖云有幸吃到这顿饭,她后来说,那是她一生吃得
最香的一顿饭。

  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有如此胆量。

    [她]曾布置过,在边界发现的死人,和崇兴毗邻的就抬到崇兴境内,
  和成都郊区毗邻的就抬到成都郊区境内,以丢尸灭迹。

  专区百货公司下放干部张玉良向她反映死人的情况,她一句话就打回去:

  “人是咋个死的?没有人,那么多生产是谁搞的?”

  象张玉良这样敢于冒巨大的政治风险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不止一个。一九六
O年三月二十一日,郫县城关派出所所长谢绍清带工作组到犀浦幸福管区“突击
落后”,这个初级社时曾受到毛泽东赞扬,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期间刘少奇视察
过,土地肥得流油的地方,眼下已满目凋敝,死人累累。谢下来前,县监委副书
记白官和要他调查一下死人的情况,谢做得很认真,逐个生产队找队长、事务长、
炊事员、治安员开座谈会,调查核实后由提供情况者签名盖章,填写了统计表格。
调查结果,全管区从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O年三月止,死亡七百六十四人,
约占管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并且不包括外出人员。

  与此同时,省卫生厅干部谢波正率四十多人的医疗队在犀浦搞“卫生防病试
验田”,他们一九五九年底来,病人越医越多,人越死越多,人人焦头烂额。见
县上有人敢来捅马蜂窝,自然积极协助。谢绍清把统计表格填好,谢波便要去底
稿,又拿去给省委宣传部在红光公社调查的张国维、胡俊德看,张、胡二人看后
倒抽一口冷气。“考虑到非正常死亡是个大事”,他们便去找郑功瑶汇报,以期
引起公社重视。第一次,郑说“忙得很”,叫他们给公社干部李伯元谈,李伯元
一脸的见惯不惊。无可奈何,他们感到还是要给郑反映才行,第二次到公社去找
她,说是到幸福管区去了,张国维、胡俊德打电话找到她,一再申明事关重大,
须向她当面汇报,考虑到“郑县长”日理万机,又提出到管区来找她,郑表示同
意。二人气喘吁吁赶到幸福管区,郑又说“不空,要开电话会了”。

  张、胡二人按下心头的愤怒,请郑指定一个同志接受汇报,她就指了公社办
公室的一个女孩子。他们将情况给那女孩子谈了,请她一定转告郑。这是四月二
十日,二人当天赶回省委宣传部,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如实反映在红光公社犀浦
分社万福、幸福、跃进三个管区的肿病情况,揭露:公社上报的肿病人员数字大
大低于实际发病人数;没有按省委的规定解决病人的医药费;非正常死亡(这是
当时饿死的代称)情况严重。报告列举了卫生厅工作组提供的幸福管区的死亡数
字。

  材料反映的情况迅即反馈到郫县县委和红光公社,引起一阵慌乱。县委书记
赵金波和郑功瑶找到卫生厅工作组的谢波,要他打电话到宣传部“把事实更正一
下”,质问谢“你们是不是有右倾?”谢反驳说,幸福管区的死亡数字,是你们
县上工作组统计的,更正什么?谢波不打电话,郑只好屈尊,给被她数次挡驾的
胡德俊打电话:

  “你们反映的情况,公社党委已查了一下,有出入。死人问题是县上一个同
志搞的,那个人政治上有问题,鸣放时犯过错误,这回他专门来查死人,实际上
没有那么多。”

  可以布置把死人抬到别处地界上的郑功瑶,不会不知道问题的严重。她的自
信心建立在这是一个谁也不敢声张的政治问题上。说“死人”犯忌,“专门调查
死人”更犯大忌,她根本不去正面接触这个问题,如果有谁胆敢捅出去,就找谁
算账。

  城关派出所长谢绍清不幸犯了大忌。其实他并非不知道风险。县上工作组到
幸福管区“突击落后”一共是四人,到调查死人情况时,有两个便找借口溜了,
只剩县农机局搞人事工作的女干部刘芸兰跟他一起调查。四月十一日填好表,十
五日到公社汇报,郑功瑶又不在,公社办公室主任杨玉章说:“反正就那些情况,
你们交上去就算了”。虽有杨玉章这句话,谢绍清倒底觉得事情可怕,回到县上,
打发刘芸兰到县委组织部交统计表,刘也不傻,说:“二天整错了,怪我”。谢
便自己去交了。

  谢到县委交材料时,遇到给他布置调查任务的县监委副书记白官和,白专门
问到幸福管区四中队死了多少人,谢说八十一人,白说:“我调查的是八十四人,
差不多”。谢差不多放心了,他始料未及的是,问题出在将调查情况透露给了省
卫生厅工作组。郑功瑶打电话到省委宣传部“澄清事实”后,县委书记赵金波把
谢绍清叫到县委,劈头盖脑一顿训斥:“死人情况是你搞的吗?你是公安人员,
党员,连这点立场都不要了!乱搞嘛,乱搞汇报,给公社党委也不汇报,就给省
委报了,我和县委都不晓得!”谢说,他没有向省委汇报过,只是给卫生厅工作
组留了个“底子”,赵说:“你知不知道卫生厅工作人员的政治情况?那些人都
比较右的嘛。”

  郑功瑶向省委说谢绍清有政治问题,赵金波说卫生厅工作组有政治问题,反
正谁说饿死了人谁就有政治问题。他们是有根据这样说的,赵让谢明白这一点,
说:

  “省委对郫县提出了批评,还问过我,人只有生得多,哪有说死得多呢?是
否死这样多人,要一个个调查过!是谁布置的?”

  听口气显然来头不小。谢又害怕又觉得冤枉,申明是“县监委白书记布置
的”。赵把白叫去问,白承认布置过,赵就对这位比他早入党五年的县委监查委
员会副书记交待:“你这当中有问题,你的问题今后处理……”

  根据省委人只会生得多,死得少,不会生得少,死得多的指示精神,县委对
幸福管区重新组织调查,结论是只死了一百六十四人,死者绝大多数是老人。原
调查者“丧失立场,找伪乡长、反属、落后分子、富裕农民”调查,多报六百人。
县委书记高义禄在会上作结论:“两种观点,两种调查结果……原来的那个人是
攻击性的调查。”

  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死的可以变活,谢绍清就必须交待他为什么没有把
死人变活的立场问题,数次批斗。县公安局萧局长开初还给谢通风报信,叫他
“以后要注意”,这时候不得不转变立场,要谢交待调查死亡情况的“虚报浮夸”
问题,严肃指出:谢的调查是要说明饭吃不饱,死亡的根本原因是营养不良,实
质上是推翻“三个万岁”(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给反革命、富
裕中农留下借口,谢“检讨得好有前途,检讨不好就是自己的事了”。谢当然还
是想有条生路,承认立场有问题,不该听“坏人”的话,把死人统计多了。公安
局最后决定,“开除谢党籍,建议行政严肃处分”。

  眼见火烧到自己身上,卫生厅工作组长谢波敢紧找到卫生厅长潘阳泰解释,
说事情是县上工作组搞的,我们“只是配合”。潘说,把工作组撤回来算了。但
谢的账并没有清,不久,一纸调令,这位二野的老卫生战士,又刚刚从川医毕业
调卫生厅工作的干部,就举家到大凉山去了。

  幸福管区挨着金牛坝招待所,自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后,川西坝子这个好去
处就名声在外了,这年春天,先后有四位元帅──朱德、贺龙、聂荣臻、罗荣桓
光顾。就在谢绍清在幸福管区调查死人情况的四月的最后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住进了招待所,招待员们被告知,刘主席这次主要是来
“休息”。正是川西坝子春光融融的美丽时节,他却没到因他曾经视察过而取名
幸福管区的老地方去走动一下,不过他即使去了,看到的也不会比三月朱德在红
光管区看到的多,谢绍清在幸福管区了解的情况半点风声也传不到他耳朵里去。

  李井泉这一段在金牛坝住的时间也很多,刘少奇夫妇住在金牛坝一周时间双
方没什么来往,和毛泽东在成都时寸步不离形成鲜明对比。到周末的时候,他就
把他的七八个孩子接到招待所。这是招待员们的幸福时光,他们因此有理由大展
烹调手艺,并趁机会给痨肠寡肚添点油水。后来给李政委识破了,“做这么多干
什么?”他骂道:“就是想吃不完你们好吃!”把招待员蒋富全骂哭了。

  虽然不准别人说饿,自己饿了还是难受。往往不准别人说饿的人,自己是很
注意补充营养的。一九六O年春节,郫县县委伙食团事务长陈嘉民到县城附近晨
光公社幸福大队通知杨洪魁,叫他到县委会餐,这位前崇宁县委书记自从被打成
“郫县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就被下放到这个邓小平两次视察过的大队劳
动。陈嘉民劝他说:“他们天天吃油大,你回去吃嘛”。杨洪魁狠狠咽了一口唾
液,说:“你回去给他们讲,我不去!”

  不能不说别人也是一番好意,但这位全家几乎被日本人杀光,十四岁就参加
八路军的硬汉子没法去吃油大。这年过年,他所在的二队食堂弄了十几斤米,准
备煮一顿苕菜稀饭给大家过年,半夜被偷了。一户从城里下放当农民的人家,两
口子加两个男孩子活活饿死,仅剩下一个女儿被亲戚救走;一个小队长见到热锅
里的油,不顾死活勺起一瓢往嘴里倒,当场烫死……这时候,他和社员一样,天
天吃苕菜吊命。“正直的共产党人天天掉泪,国民党时期也没有这样死过人啊!”
他后来说。

  上面有上面的吃法,下面有下面的吃法。只要“站稳立场”,按上头要求的
那一套办,怎么搞都行的客观现实,给社队干部混水摸鱼、多吃多占大开方便之
门。社员食堂越惨淡,干部食堂越红火,从社员家中搜走的东西,进了干部的肚
子,集体的财产,首先满足干部的需要。社员形容“干部食堂酒肉臭,社员食堂
喝清汤。”话虽然说得过分,但一些干部和社员生活的反差确实太大了。在红光
管区:

    当食堂趋于断粮,即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侯孝民等竟不顾群众死活,
  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有些干部退出小灶,侯却批评他们
  “不是一条心”。侯孝民还规定各队死了的牛都要送到干部食堂,几个干部
  吃了牛肉二百多斤,过旧历年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只一百五十斤重的猪,干
  部食堂就拿去九十多斤……

  红光公社有两对著名恋人。一对是县委农工部部长潘兆清和公社党委书记郑
功瑶,这一年他们终于结为夫妻。另一对是合兴分社总支书记刘绍元和曾经和毛
泽东握过手的游福群,后来她当了独拍管区的支部书记。刘也是有妇之夫,但一
直未能离婚。二人的关系尽人皆知,他们甚至有了一个孩子,这种事在当时是极
不光彩的,但上面似乎表现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刘长期驻独拍,和游并肩战斗,
他们的干部食堂伙食也开得不错。

    ……甚至连供应照顾病人和幼儿园的白糖、鸡蛋都卡住吃掉。六O年过
  元旦,杀了一只猪重一百三十斤,刘和游就拿走吃掉六十斤,当时全管区六
  个食堂已全部停伙,只吃一点白水煮的苕菜,死人累累,但他们却大摆筵席
  三桌,为其一周岁的私生子做生日……他们为了吃鲢鱼,在数九寒天,逼迫
  十余个社员下水戽鱼,共戽了六十斤鱼,刘、游和潘兆清、郑功瑶就吃了三
  十多斤……更恶劣的是刘绍元在公社上碰到一个社员拿了一只鸡,刘硬说是
  偷来的,把鸡拿走,社员跟着要鸡,到了乡公所,刘便拿起电话,假装给派
  出所打电话,社员看到叫派出所,便吓跑了,鸡被他们吃掉。

  “上面买笑脸,下面整群众”,只要把上面的笑脸买到,群众怎么整都行。
社员偷偷摸摸在家头煮点吃的,一听说干部来了,如闻鬼子进村,灭火的灭火,
藏东西的藏东西。没有吃的,到田里摘苕菜,干部一来四散狂逃。幸福管区十七
岁的邱立根──

    人很老实,摘苕菜被[干部]追到水沟里,连吓带饿带伤,几天就死了。

    红专学校(实际上是青少年劳动营  作者注)十多岁的孩子郭全生,
  因解便误了点名,干部去查找,郭害怕××打人,回头便跑,××就顺手捞
  起钉耙,追上去一耙把郭勾了过来,棉衣都剁穿几个大洞,致便腰部受伤,
  回去两三天就死了。

    队长张××常常带着武装人员,深夜敲门,挨户搜查,捉鸡捉鸭。

    他贪污了生产队卖谷草的一百多元,却诬陷一个富农的小女孩偷了,将
  她弄来吊打。

  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红光管区七队女社员兰秀芳在田头偷谷子,××发现
后,“便将兰的下身脱光,令其站在板凳上叫男社员去看”。

  取缔市场交易,宰资本主义尾巴,阻止农民进城,维持治安抓小偷、抓流窜
犯等等,给干部以拦路抢劫的借口。

    ……有的干部到公路上设立关卡,以“维持治安”为名,拦劫行人财物,
  脱行人的衣服。八队队长叶××在马路上设卡时,拦劫过往农民和小商贩不
  少鸡鸭鹅兔,拿到八里桥代销店大吃大喝。二队队长秦××在路上搜查农民
  叶大洪女人二十四元和几斤粮票,反说别人是偷来。社员进行反对,干部……
  说什么“要宰你的资本主义尾巴”,“现在是共产主义,啥子你的我的”,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没有个人的,都是集体的。”

  干部为非作歹,群众切齿痛恨,干群关系恶劣到极点。红光管区大权独揽的
侯孝民,被群众暗中叫做“侯爷”、“侯刮鼻”、“侯代召”。管区五队社员胡
××痛恨干部搜家,捉了一条活蛇放到坛子里,干部到他家翻坛倒框搜粮食,差
点被咬了一口。

  一九六O年一个冬春,红光管区少数社员有幸见到一次油荤,那是在三月十
六日庆祝毛主席视察红光两周年的宴会上。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书记高义禄等
各级干部齐聚红光管区干部食堂,“特别席”鸡鸭猪牛一应俱全。当年见过毛泽
东的社员沾光座了普通席,但是有人已经永远享不到这份福气了。〖注2〗

  这一年,潘兆清,郑功瑶夫妇数喜临门。五月,以先进地区支援落后地区干
部的名义,潘兆清升任华阳县委书记。六月,郑功瑶升任郫县县委常委。

  这一年,郫县干部官运亨通,八月,刘致台升任温江地委副书记,高义禄任
县委第一书记。

  这一年,李井泉登上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年底重建中共中央西南局,李井泉
任第一书记。

  这一年,从合作化初期就在红光社蹲点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不堪回首。
二十八岁尚未成婚的她停了月经,她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红光管区第五生
产队步行十里回县城,叫醒县委食堂的炊事员,好心的炊事员总是能给她找出一
点可吃的东西,一碗粥,几个连麸的馍馍什么的,有一次她竟一口气吞下十个米
糠馍馍。吃完东西,又连夜赶回生产队,生怕别人知道。在那些黑夜里,她不怕
鬼,不担心歹徒袭击,最令她毛骨耸然的是横卧路旁的死人,冷不防就出现在面
前,有的还在嚅动呻吟,除了赶忙离开,她什么也不能做。

〖注1〗郫县到一九六O年二月最终接受并下拨了地委分的救济粮,比其它县晚
了两月。

〖注2〗本节资料来源:一,《中共温江地委工作组关于在郫县红光社红光管理
区贯彻中央紧急指示的报告》,一九六O年十二月。二,郫县县委整风整社工作
组:《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和生产队的排队情况》,一九六
O年十二月十九日;《红光公社合兴分社整风整社工作第二阶段情况简报》,一
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三,温江地委组织部:《郫县红光公社干部问题调查记
录》一九六一年一至十二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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