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历史去作结论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庐山的别墅里奋笔疾书：庐山出现的这一
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建国以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与党内许多领导人屡屡发生冲突，
以至发展到“大有炸平庐山”，推翻他的路线、动摇他的权威，威胁他领导地位
的地步。他断然认定，推动历史发展的阶级斗争，已经转移到党内。他要向党内
的资产阶级宣战，并且“其乐无穷”地战斗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从此往后的运动，主要就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
了。在温江专区干部中，谁是资产阶级代言人呢？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温江地委向四川省委送交了关于地委书记曾笳，地
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的“右倾机
会主义错误”的报告。

　　曾笳的罪状是：一、反对我国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散布核算单位宜小不宜大，在广汉北外公社把土地、农具、
耕牛、包产权等下放到生产小组。二、反对大办钢铁，攻击大办钢铁要求急了，
得不偿失。三、攻击五八年农业大跃进是吹起来的，五九年大跃进又失败了。四、
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漫骂革命的群众运动。五、反对办公共食堂，背着地委把蹲点
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划小，把粮食分给个人。六、反对毛猪公养，把蹲点生产队的
毛猪分给社员，并分给社员自留地。七、不尊重地委集体领导、信口开河，发表
违反党的原则的意见。

　　报告说：以上材料证明，曾笳同志是一个没有从根本上改造的一个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马马虎虎混过了关，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最后彻底
消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时，就暴露了原形。

　　原形毕露的曾笳此时病倒在床，几个月同农民同吃同住彻底搞垮了他的身体，
脚肿了，多年的肺结核病复发。一次大吐血之后，被送往专区医院住院治疗。病
情稍有好转就挨批斗，作检讨。人人都必须揭发。童养媳出身的妻子宋立华也要
和她地主阶级出身的丈夫划清界限，地委副书记职务撤销，降为副专员。人们熟
悉的那位风风火火，口直心快的地委书记从此销声匿迹。

　　农工部长申培林是老右倾，如今新账老账一起算：一、从一九五Ｏ年以来，
一贯对征购抵触，认为农民生活苦，鼓吹农民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民富而后
国强是办好社的关键。二、反对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主张依靠富裕农民，走资
本主义道路。三、鼓励发展个体经济，认为打击个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是反动
的平均主义思想。四、反对总路线、否定大跃进，专搞阴暗面的东西。五、反对
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强调因地制宜，取消国家计划。六、在反右倾斗争中态度
恶劣，坚持错误立场，毫无悔改诚意。

　　申培林“否定大跃进”的重大罪行之一，是伙同曾笳在一九五八年底金牛坝
会议期间，调查李政委支持的那块万斤田。有趣的是，批判者谁也不说问题的关
键　　到底是真是假，却翻来覆去的追究所谓“专找坏人了解”的“立场问题”。
下面是批判时的一段记录：

　　申：关于去郫县调查一万零六百斤的卫星田产量的问题，去调查是形式，实
际上是去否定。因为乡干部弄假产量，他们还不承认弄假，坚持一万零六百斤。

　　问：去之前你和曾书记研究过没有？

　　申：打电话找过我。

　　问：老曾咋个谈？

　　申：他说，我说没有那么多，刘致台坚持说有那么多，他在省委和刘致台顶
在一起。

　　问：去郫县调查，找受过打击的、落后分子，甚至地主都可以，是不是和老
曾研究过？

　　申：和老曾研究，他说找干部、积极分子调查不行，乡上对他们已经作过布
置，找干部谈不清。

　　问：不对……两次和曾书记谈了什么要交待！

　　硬要他承认与曾笳共谋找受过打击的、落后分子、地主了解情况，他“死不
认账”。〖注１〗

　　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性格倔强的人。早在合作化运动初期，他就抱有不同
见解。身为农工部长的这些年，他一直在矛盾痛苦中渡日，他的整个农业思想都
和现行政策格格不入，却眼睁睁地看着事情飞快地朝他理想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
曾经预见到的问题和灾难几乎都成为现实，丝毫不能给他以先见之明的得意，只
能增加身在其位，无力回天的痛苦。他对宋文彬的对上唯命是从，对下主观武断
颇有意见，于是上面就觉得他桀傲不驯；他对“积极分子”嗤之以鼻，于是下面
又反映他摆臭架子。

　　那年头清醒的人并非就不幸，如果你清醒而又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能屈
能伸的话，说不定还有好事。怕就怕清醒而又执着，申培林恰恰属于这类。他
“态度顽固，猖狂已极”，在愤怒的声讨和疾言厉色的逼问下，可以长达半天铁
青着脸死不开口。由于态度恶劣，他成为批斗重点，从五九年十月到六Ｏ年三月，
整整斗了他半年！

　　看着批斗他的人一张张青黄浮肿的脸，更坚定了他“顽抗”下去的决心。看
到他的脸一天天“胖”起来，腿抖得越来越厉害，宋文彬问：“你是不是病了？”
意思是劝他到医院去躲躲。他知道宋文彬的意思，他居然这样想：“这是大是大
非问题，再这样搞下去会饿死多少人？”

　　他被停了职，和地专机关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起，去罗世发的新民公
社“劳动锻炼”。临走，他给人们扔下一句话：

　　“让历史去作结论。”

　　宋文彬给宣传部长景廷瑞定了三个“右倾论点”：一是说“潮流真可怕”，
二是说经济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三是说反右倾须防左。一开始整理的材料即按此
三点归纳罪状。景廷瑞申辩：“潮流真可怕”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讲的，并
非他的发明；“经济规律是残酷无情的”是斯大林的原话；反右必须防左是党的
“七大”文件上写的，毛主席总结的。批斗者无言以对，不得不推翻另列罪状。
上报省委的文件称：

    　　宣传部部长景廷瑞“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一贯性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关键时期，他都以右倾机会议观点和党对立”。其罪行
    为：一、一九五二年领导土改、镇反中右倾。三反运动认为斗争过火，“老
    虎”是逼供出来的。二、一九五三年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左了，到处搜集材
    料，把农民生活描绘得凄惨万状，叫嚣要“亡党亡国”。三、一九五六年肃
    反中为反坏分子开脱，使大批坏人漏网。四、认为浮夸风是党内外没有民主，
    干部、农民不敢讲真话，叫嚣“潮流真可怕”。五、到处叫嚣征购高了农民
    没粮食吃，认为干群关系、工农联盟可能会出大问题。六、认为以管理区为
    核算单位、生猪公养违反了经济规律，竭力主张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七、
    认为目前应当反左而不是反右，对彭德怀的反党纲领表示“完全同意”。

　　景廷瑞是专区地专级干部中唯一“政治测验”不及格的。读了彭德怀的意见
书后，“他迫不及待地赞扬完全正确，并表示完全同意。”也是唯一因“违反省
委批示”，擅自向下传达《党内通信》而受到批判的。其实他还没有像田家英那
样传达到社员，只是动作过快，在省委下令收回之前传达到了下放公社的生产队
一级。

　　景廷瑞实际上一九五四年之后就失去了上面的信任，那一年他因为统购统销
一些地方收过“过头粮”导致肿病和死人大发议论，被狠狠记了一笔。那一年地
委成立常委，按规矩组织、宣传部长都应该进常委的，偏偏他这个宣传部长不是
常委，搞得宣传部的干部都掉了份。

　　他自己也没个当官的派头，最爱跟农民一起干活，夏天老是一件脏兮兮的背
心，一身汗臭。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他就带着宣传部的大部分干部到大邑安仁乡蹲
点，兼乡党总支第一书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气力大，一百多斤的担子
挑起跑，连农民都佩服，而他要求干部们和他一样干，可把大伙搞苦了，累得晚
上脚都不想洗，用报纸擦擦脚上的泥就睡下了。有人发牢骚：“只要一根扁担，
一双筷子，其它都不要了”。食堂停伙时，他把自己的粮票送给濒临死亡的农民。
有一次他爱人田征来找他，从县上找到公社不见人影，最后在一个草堆边看见他，
正埋头啃一块黑糊糊的饼子。反右倾以后停职，他为“四十多岁就不能为党工作”
而伤心流泪。后来降职降级安排任工交部副部长，靠边站的日子过不下去，干脆
到下面和民工们一起修公路。一次宋文彬乘车路过工地，同车的一个干部发现了
他，说：“那不是景部长吗？”宋文彬停车一看，愣了半天才认出人来。

　　反右倾运动是对合作化以来“右倾思想”的总清算，凡是在这期间有过“错
误思想行为”的干部统统“炒回锅肉”。崇庆县委组织部长魏立民一九五七年到
大划乡调查脚肿病时，说肿病至死的人是饿死的，差点脱不到手，同年兼任大划
公社党委书记，又因反映一九五八年产量不实被调离大划，责成反省。他不服气，
一九五九年大春收割时亲自到几个生产队组织收打，现场过秤。反右倾运动这些
老账都一一翻出来，被定为“严重右倾”。

　　被“炒回锅肉”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位前县委第一书记：一位是崇庆县委第一
书记张林超，一位是崇宁县委第一书记杨洪魁。

　　张林超，山西芮城县人，前小学教师，一九四三年入党，一九五四年六月任
崇庆县委第一书记。上任尹始，正遇到崇庆肿病流行，人畜死亡严重，他调查的
结论是：粮食统购过多，营养不良所致。五六年合作化高潮和瞎指挥，导致水稻
减产，许多人怕给合作化“抹黑”，不敢反映，他亲自下去调查，证明减产属实，
打报告给地委要求减少征购。同时认为当年粮食产量下降，是因为合作化以前的
估产有水分，实际上证明了那几年统购统销是高估产、高征购，由于在粮食问题
上“一贯动摇妥协”，由第一书记降为管农业的书记。第一书记由性格暴躁语言
粗鲁，只有小学文化的许锐担任。大办钢铁时，全县抽调数万人上山，以后又要
再抽调两万人，他坚决反对，在取得曾笳的支持后，派人分赴各乡把上山的人阻
挡回去。反右倾开始时，许锐提出“处理”百分之三十的干部，张林超在他主管
的怀远地区，提出只处理百分之一点五的干部。

　　保护别人结果是给自己罪加一等，从一九五四年的老账算起，他被多次批判，
又从管农业的书记降为管多种经营的书记。地位已是江河日下，但这一切没有动
摇他的信念。大部分时间骑着自行车在乡下工作，和社员一起劳动，回县上晚了，
就在食堂抓两个冷馒头，一九六Ｏ年他患了营养不良性肝炎，深深的忧虑和自责
使他无心躺下，以至发展到肝硬化，一九六三年底病逝，年仅四十岁。下葬之日，
崇庆县的大批干部群众自发前往送葬，许多人一进灵堂便泣不成声，有人写下未
署名的悼念长诗《我们的县委书记》。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是公平的。

　　被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怂恿新华社记者喻权域写《风调雨顺的崇宁县为什么会
减产》的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一九五八年初被停了职。年底郫、崇两县合并后，
一直无所事事。这次被抓出来，列为郫县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肆批斗，那篇
登在新华社内参上引起掀然大波的报道，也翻印出来作为批斗材料，罪名是“上
欺中央，下害人民”宣布撤职，降两级工资，下放劳动改造。

　　县级以下的干部被打成右倾的，从地专机关到各县都有长长的一列名单。郫
县区级及公社党委书记第一书记中三类（严重右倾）、四类（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的名单中即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余俊修、农工部副部长、灵圣公社党委第一
书记孙茂安、文教卫生局副局长孙成周、粮食局局长叶成章、邮电局局长韩玉增、
陶瓷厂厂长兼书记党开国、郫县拖拉机站站长宋旭、公安局治安股长高发祥、农
水局副局长陈棋秋、胡孝村、酱园厂厂长王生广、竹瓦公社第一书记江吉福、县
委组织部副部长杨乃栋。〖注２〗

　　叶成章的下场大概不出读者所料。虽然红光公社等假报入库经反复调查事实
确凿，并不能使他幸免。对他的批判完全是一幕丑剧，谁也不好意思开口说他坚
持揭露的不是事实，只好言不由衷、信口雌黄说什么“手续混乱”、“否定大跃
进的成绩”等等。然后，还要把他下放到报假之冠红光公社劳动改造，接受教育。

　　一份温江专区“地专机关反右倾三、四类人员名单”，竟然开列了一百四十
名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名字。其中有地委、专署各部门的干部、地区报社记者、
医生、护士、书店经理、事务长、通迅员、打字员、农技师、电影放映员、补电
影胶片的修片员、收发员、书记员、以及幼儿园老师。宋文彬的妻子，宣传部干
事石彬也在列，因为她回山西老家一趟，回来“散布”家乡尽吃糠菜。

　　一九五八年底化名直言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的地委下放干部张慎，当然在
劫难逃。实际上“直言”的真实身分早就调查清楚，因为他反映的完全是事实，
当时公开讲这类话的又不止他一个，地委未作处理。信是省委转下来的，并加有
措辞严厉的批语，未处理就是一笔欠账，这次当然得一并还清。温江县反右倾五
级干部会上，张慎是重点批斗对象，一直斗到他语无伦次、神经兮兮。温江县委
急急忙忙炮制了一份“关于一九五八年粮食增产问题对‘直言’给党中央一信的
答复的报告”，上报地委并转省委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

    　　化名“直言”给党中央一信，反映温江五八年粮食增产有虚假现象，公
    粮完不成，口粮不够吃……通过两次五级干部会议，肯定五八年大跃进成绩……
    证明了增产是实在的，直言的言论是没有根据的虚报。〖注３〗

　　“右倾”分子形形色色，有的纯粹是照领导意图办事而倒霉的。地委宣传部
教育科副科长梁进学长期在大邑安仁下放。一九五九年五月毛泽东《党内通信》
传达后，他回到地委机关，宋文彬把他叫到家里，语气沉重地对他说：“去年产
量没搞清楚，地专机关下放在安仁有八、九十个干部，无论如何要把产量查清楚，
直接报告地委。”梁见宋语气诚恳，回去后就作了传达。秋收开始前，下放干部
分成三个组，选择好、中、差三个代表性的生产队分头负责，从开镰起，每一块
田逐一过秤划码，确实记载，收割完毕后统计，三个队平均亩产六百九十斤，梁
给地委作了书面报告。谁知国庆节后回地委便大祸临头，头条罪状就是这份“否
定大跃进成果”的钢鞭材料。批判中的强词夺理，荒诞无稽令人啼笑皆非。有人
揭发梁讲过“人民公社若干问题”，质问“人民公社有若干什么问题？”梁只好
解释，中央有个文件，题目就是《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我组织大家
学习过，如此而已。不久前，梁在安仁街上见到一个干部，因为无粮票买饼干十
分痛苦，便送了两斤粮票给他，批判中这个干部“揭发”了此事，也成了罪状，
因为“你若对粮食形势没有看法，怎么会给他粮票？”

　　专区《都江报》记者李绍亭则是刹车晚了掉进深渊的。一九五九年十月，他
采访新津县的反右倾五级干部会议，发现“在批判右倾思想的过程中，个别干部
有左倾情绪”，如主张把社员“见缝插针”的土地收回，把下放的毛猪统统收回，
把划小的食堂并大，对已经批准以原初级社为核算单位的，重新恢复以管理区为
核算单位。回到报社便写了一篇题为“反右倾要防左”的稿件，自取灭亡，划为
四类。最终被定为三、四类的干部绝大部分被撤职并下放基层劳动改造，承受肉
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如李绍亭先是下放劳改，后又逐出地专机关，下放彭县山
中的一个矿区，他的爱人张玉如和两个孩子在矿区医院艰难度日。

　　温江专区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对县级干部（不包括地、专机关）反右倾排队，
四百一十三名县级干部中三、四类共计七十八人，占百分之十八点九。其中金堂
县三十一名县级干部中，划为三、四类的达十人之多。全区各县反右倾五级干部
扩大会，共到会八千零八十九人，划为三类的八百四十三人，划为四类的二百八
十一人，共计一千一百二十四人，占到会干部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继县反右倾大
会后，运动席卷全地区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受打击者数以万计，其中受批
判、处分者八千四百五十八人。〖注４〗

　　十一月十二日，四川省委在《四川省关于省、地、县三级反右倾斗争情况给
中央的报告》中，豪迈地宣称：“这次运动斗争十分激烈，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不
同程度批判。人数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来历次运动中所没有的。”

　　毛泽东在四月底的《党内通信》里刚刚讲过“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
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而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
总是吃亏。”余音未尽，讲真话的人就来了个总吃亏。

　　被打下去的不仅仅是一大批忠诚正直的干部，还有理性和正义的呼声，剩下
的是假话的一统天下和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

　　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注１〗《申培林交待与曾笳同志的一些活动材料》，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注２〗《郫县县级、区级及公社党委书第一书记中三、四类分子名单》，一九
五九年十一月。

〖注３〗《中共温江县委关于一九五八年粮食增产问题对“直言”给党中央一信
的答覆的报告》，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

〖注４〗《全区参加各县扩大会情况统计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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