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 夫[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net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 让历史去作结论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庐山的别墅里奋笔疾书:庐山出现的这一 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建国以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与党内许多领导人屡屡发生冲突, 以至发展到“大有炸平庐山”,推翻他的路线、动摇他的权威,威胁他领导地位 的地步。他断然认定,推动历史发展的阶级斗争,已经转移到党内。他要向党内 的资产阶级宣战,并且“其乐无穷”地战斗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从此往后的运动,主要就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 了。在温江专区干部中,谁是资产阶级代言人呢?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温江地委向四川省委送交了关于地委书记曾笳,地 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的“右倾机 会主义错误”的报告。 曾笳的罪状是:一、反对我国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散布核算单位宜小不宜大,在广汉北外公社把土地、农具、 耕牛、包产权等下放到生产小组。二、反对大办钢铁,攻击大办钢铁要求急了, 得不偿失。三、攻击五八年农业大跃进是吹起来的,五九年大跃进又失败了。四、 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漫骂革命的群众运动。五、反对办公共食堂,背着地委把蹲点 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划小,把粮食分给个人。六、反对毛猪公养,把蹲点生产队的 毛猪分给社员,并分给社员自留地。七、不尊重地委集体领导、信口开河,发表 违反党的原则的意见。 报告说:以上材料证明,曾笳同志是一个没有从根本上改造的一个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马马虎虎混过了关,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最后彻底 消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时,就暴露了原形。 原形毕露的曾笳此时病倒在床,几个月同农民同吃同住彻底搞垮了他的身体, 脚肿了,多年的肺结核病复发。一次大吐血之后,被送往专区医院住院治疗。病 情稍有好转就挨批斗,作检讨。人人都必须揭发。童养媳出身的妻子宋立华也要 和她地主阶级出身的丈夫划清界限,地委副书记职务撤销,降为副专员。人们熟 悉的那位风风火火,口直心快的地委书记从此销声匿迹。 农工部长申培林是老右倾,如今新账老账一起算:一、从一九五O年以来, 一贯对征购抵触,认为农民生活苦,鼓吹农民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民富而后 国强是办好社的关键。二、反对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主张依靠富裕农民,走资 本主义道路。三、鼓励发展个体经济,认为打击个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是反动 的平均主义思想。四、反对总路线、否定大跃进,专搞阴暗面的东西。五、反对 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强调因地制宜,取消国家计划。六、在反右倾斗争中态度 恶劣,坚持错误立场,毫无悔改诚意。 申培林“否定大跃进”的重大罪行之一,是伙同曾笳在一九五八年底金牛坝 会议期间,调查李政委支持的那块万斤田。有趣的是,批判者谁也不说问题的关 键 到底是真是假,却翻来覆去的追究所谓“专找坏人了解”的“立场问题”。 下面是批判时的一段记录: 申:关于去郫县调查一万零六百斤的卫星田产量的问题,去调查是形式,实 际上是去否定。因为乡干部弄假产量,他们还不承认弄假,坚持一万零六百斤。 问:去之前你和曾书记研究过没有? 申:打电话找过我。 问:老曾咋个谈? 申:他说,我说没有那么多,刘致台坚持说有那么多,他在省委和刘致台顶 在一起。 问:去郫县调查,找受过打击的、落后分子,甚至地主都可以,是不是和老 曾研究过? 申:和老曾研究,他说找干部、积极分子调查不行,乡上对他们已经作过布 置,找干部谈不清。 问:不对……两次和曾书记谈了什么要交待! 硬要他承认与曾笳共谋找受过打击的、落后分子、地主了解情况,他“死不 认账”。〖注1〗 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性格倔强的人。早在合作化运动初期,他就抱有不同 见解。身为农工部长的这些年,他一直在矛盾痛苦中渡日,他的整个农业思想都 和现行政策格格不入,却眼睁睁地看着事情飞快地朝他理想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 曾经预见到的问题和灾难几乎都成为现实,丝毫不能给他以先见之明的得意,只 能增加身在其位,无力回天的痛苦。他对宋文彬的对上唯命是从,对下主观武断 颇有意见,于是上面就觉得他桀傲不驯;他对“积极分子”嗤之以鼻,于是下面 又反映他摆臭架子。 那年头清醒的人并非就不幸,如果你清醒而又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能屈 能伸的话,说不定还有好事。怕就怕清醒而又执着,申培林恰恰属于这类。他 “态度顽固,猖狂已极”,在愤怒的声讨和疾言厉色的逼问下,可以长达半天铁 青着脸死不开口。由于态度恶劣,他成为批斗重点,从五九年十月到六O年三月, 整整斗了他半年! 看着批斗他的人一张张青黄浮肿的脸,更坚定了他“顽抗”下去的决心。看 到他的脸一天天“胖”起来,腿抖得越来越厉害,宋文彬问:“你是不是病了?” 意思是劝他到医院去躲躲。他知道宋文彬的意思,他居然这样想:“这是大是大 非问题,再这样搞下去会饿死多少人?” 他被停了职,和地专机关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起,去罗世发的新民公 社“劳动锻炼”。临走,他给人们扔下一句话: “让历史去作结论。” 宋文彬给宣传部长景廷瑞定了三个“右倾论点”:一是说“潮流真可怕”, 二是说经济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三是说反右倾须防左。一开始整理的材料即按此 三点归纳罪状。景廷瑞申辩:“潮流真可怕”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讲的,并 非他的发明;“经济规律是残酷无情的”是斯大林的原话;反右必须防左是党的 “七大”文件上写的,毛主席总结的。批斗者无言以对,不得不推翻另列罪状。 上报省委的文件称: 宣传部部长景廷瑞“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一贯性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关键时期,他都以右倾机会议观点和党对立”。其罪行 为:一、一九五二年领导土改、镇反中右倾。三反运动认为斗争过火,“老 虎”是逼供出来的。二、一九五三年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左了,到处搜集材 料,把农民生活描绘得凄惨万状,叫嚣要“亡党亡国”。三、一九五六年肃 反中为反坏分子开脱,使大批坏人漏网。四、认为浮夸风是党内外没有民主, 干部、农民不敢讲真话,叫嚣“潮流真可怕”。五、到处叫嚣征购高了农民 没粮食吃,认为干群关系、工农联盟可能会出大问题。六、认为以管理区为 核算单位、生猪公养违反了经济规律,竭力主张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七、 认为目前应当反左而不是反右,对彭德怀的反党纲领表示“完全同意”。 景廷瑞是专区地专级干部中唯一“政治测验”不及格的。读了彭德怀的意见 书后,“他迫不及待地赞扬完全正确,并表示完全同意。”也是唯一因“违反省 委批示”,擅自向下传达《党内通信》而受到批判的。其实他还没有像田家英那 样传达到社员,只是动作过快,在省委下令收回之前传达到了下放公社的生产队 一级。 景廷瑞实际上一九五四年之后就失去了上面的信任,那一年他因为统购统销 一些地方收过“过头粮”导致肿病和死人大发议论,被狠狠记了一笔。那一年地 委成立常委,按规矩组织、宣传部长都应该进常委的,偏偏他这个宣传部长不是 常委,搞得宣传部的干部都掉了份。 他自己也没个当官的派头,最爱跟农民一起干活,夏天老是一件脏兮兮的背 心,一身汗臭。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他就带着宣传部的大部分干部到大邑安仁乡蹲 点,兼乡党总支第一书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气力大,一百多斤的担子 挑起跑,连农民都佩服,而他要求干部们和他一样干,可把大伙搞苦了,累得晚 上脚都不想洗,用报纸擦擦脚上的泥就睡下了。有人发牢骚:“只要一根扁担, 一双筷子,其它都不要了”。食堂停伙时,他把自己的粮票送给濒临死亡的农民。 有一次他爱人田征来找他,从县上找到公社不见人影,最后在一个草堆边看见他, 正埋头啃一块黑糊糊的饼子。反右倾以后停职,他为“四十多岁就不能为党工作” 而伤心流泪。后来降职降级安排任工交部副部长,靠边站的日子过不下去,干脆 到下面和民工们一起修公路。一次宋文彬乘车路过工地,同车的一个干部发现了 他,说:“那不是景部长吗?”宋文彬停车一看,愣了半天才认出人来。 反右倾运动是对合作化以来“右倾思想”的总清算,凡是在这期间有过“错 误思想行为”的干部统统“炒回锅肉”。崇庆县委组织部长魏立民一九五七年到 大划乡调查脚肿病时,说肿病至死的人是饿死的,差点脱不到手,同年兼任大划 公社党委书记,又因反映一九五八年产量不实被调离大划,责成反省。他不服气, 一九五九年大春收割时亲自到几个生产队组织收打,现场过秤。反右倾运动这些 老账都一一翻出来,被定为“严重右倾”。 被“炒回锅肉”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位前县委第一书记:一位是崇庆县委第一 书记张林超,一位是崇宁县委第一书记杨洪魁。 张林超,山西芮城县人,前小学教师,一九四三年入党,一九五四年六月任 崇庆县委第一书记。上任尹始,正遇到崇庆肿病流行,人畜死亡严重,他调查的 结论是:粮食统购过多,营养不良所致。五六年合作化高潮和瞎指挥,导致水稻 减产,许多人怕给合作化“抹黑”,不敢反映,他亲自下去调查,证明减产属实, 打报告给地委要求减少征购。同时认为当年粮食产量下降,是因为合作化以前的 估产有水分,实际上证明了那几年统购统销是高估产、高征购,由于在粮食问题 上“一贯动摇妥协”,由第一书记降为管农业的书记。第一书记由性格暴躁语言 粗鲁,只有小学文化的许锐担任。大办钢铁时,全县抽调数万人上山,以后又要 再抽调两万人,他坚决反对,在取得曾笳的支持后,派人分赴各乡把上山的人阻 挡回去。反右倾开始时,许锐提出“处理”百分之三十的干部,张林超在他主管 的怀远地区,提出只处理百分之一点五的干部。 保护别人结果是给自己罪加一等,从一九五四年的老账算起,他被多次批判, 又从管农业的书记降为管多种经营的书记。地位已是江河日下,但这一切没有动 摇他的信念。大部分时间骑着自行车在乡下工作,和社员一起劳动,回县上晚了, 就在食堂抓两个冷馒头,一九六O年他患了营养不良性肝炎,深深的忧虑和自责 使他无心躺下,以至发展到肝硬化,一九六三年底病逝,年仅四十岁。下葬之日, 崇庆县的大批干部群众自发前往送葬,许多人一进灵堂便泣不成声,有人写下未 署名的悼念长诗《我们的县委书记》。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是公平的。 被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怂恿新华社记者喻权域写《风调雨顺的崇宁县为什么会 减产》的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一九五八年初被停了职。年底郫、崇两县合并后, 一直无所事事。这次被抓出来,列为郫县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肆批斗,那篇 登在新华社内参上引起掀然大波的报道,也翻印出来作为批斗材料,罪名是“上 欺中央,下害人民”宣布撤职,降两级工资,下放劳动改造。 县级以下的干部被打成右倾的,从地专机关到各县都有长长的一列名单。郫 县区级及公社党委书记第一书记中三类(严重右倾)、四类(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的名单中即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余俊修、农工部副部长、灵圣公社党委第一 书记孙茂安、文教卫生局副局长孙成周、粮食局局长叶成章、邮电局局长韩玉增、 陶瓷厂厂长兼书记党开国、郫县拖拉机站站长宋旭、公安局治安股长高发祥、农 水局副局长陈棋秋、胡孝村、酱园厂厂长王生广、竹瓦公社第一书记江吉福、县 委组织部副部长杨乃栋。〖注2〗 叶成章的下场大概不出读者所料。虽然红光公社等假报入库经反复调查事实 确凿,并不能使他幸免。对他的批判完全是一幕丑剧,谁也不好意思开口说他坚 持揭露的不是事实,只好言不由衷、信口雌黄说什么“手续混乱”、“否定大跃 进的成绩”等等。然后,还要把他下放到报假之冠红光公社劳动改造,接受教育。 一份温江专区“地专机关反右倾三、四类人员名单”,竟然开列了一百四十 名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名字。其中有地委、专署各部门的干部、地区报社记者、 医生、护士、书店经理、事务长、通迅员、打字员、农技师、电影放映员、补电 影胶片的修片员、收发员、书记员、以及幼儿园老师。宋文彬的妻子,宣传部干 事石彬也在列,因为她回山西老家一趟,回来“散布”家乡尽吃糠菜。 一九五八年底化名直言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的地委下放干部张慎,当然在 劫难逃。实际上“直言”的真实身分早就调查清楚,因为他反映的完全是事实, 当时公开讲这类话的又不止他一个,地委未作处理。信是省委转下来的,并加有 措辞严厉的批语,未处理就是一笔欠账,这次当然得一并还清。温江县反右倾五 级干部会上,张慎是重点批斗对象,一直斗到他语无伦次、神经兮兮。温江县委 急急忙忙炮制了一份“关于一九五八年粮食增产问题对‘直言’给党中央一信的 答复的报告”,上报地委并转省委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 化名“直言”给党中央一信,反映温江五八年粮食增产有虚假现象,公 粮完不成,口粮不够吃……通过两次五级干部会议,肯定五八年大跃进成绩…… 证明了增产是实在的,直言的言论是没有根据的虚报。〖注3〗 “右倾”分子形形色色,有的纯粹是照领导意图办事而倒霉的。地委宣传部 教育科副科长梁进学长期在大邑安仁下放。一九五九年五月毛泽东《党内通信》 传达后,他回到地委机关,宋文彬把他叫到家里,语气沉重地对他说:“去年产 量没搞清楚,地专机关下放在安仁有八、九十个干部,无论如何要把产量查清楚, 直接报告地委。”梁见宋语气诚恳,回去后就作了传达。秋收开始前,下放干部 分成三个组,选择好、中、差三个代表性的生产队分头负责,从开镰起,每一块 田逐一过秤划码,确实记载,收割完毕后统计,三个队平均亩产六百九十斤,梁 给地委作了书面报告。谁知国庆节后回地委便大祸临头,头条罪状就是这份“否 定大跃进成果”的钢鞭材料。批判中的强词夺理,荒诞无稽令人啼笑皆非。有人 揭发梁讲过“人民公社若干问题”,质问“人民公社有若干什么问题?”梁只好 解释,中央有个文件,题目就是《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我组织大家 学习过,如此而已。不久前,梁在安仁街上见到一个干部,因为无粮票买饼干十 分痛苦,便送了两斤粮票给他,批判中这个干部“揭发”了此事,也成了罪状, 因为“你若对粮食形势没有看法,怎么会给他粮票?” 专区《都江报》记者李绍亭则是刹车晚了掉进深渊的。一九五九年十月,他 采访新津县的反右倾五级干部会议,发现“在批判右倾思想的过程中,个别干部 有左倾情绪”,如主张把社员“见缝插针”的土地收回,把下放的毛猪统统收回, 把划小的食堂并大,对已经批准以原初级社为核算单位的,重新恢复以管理区为 核算单位。回到报社便写了一篇题为“反右倾要防左”的稿件,自取灭亡,划为 四类。最终被定为三、四类的干部绝大部分被撤职并下放基层劳动改造,承受肉 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如李绍亭先是下放劳改,后又逐出地专机关,下放彭县山 中的一个矿区,他的爱人张玉如和两个孩子在矿区医院艰难度日。 温江专区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对县级干部(不包括地、专机关)反右倾排队, 四百一十三名县级干部中三、四类共计七十八人,占百分之十八点九。其中金堂 县三十一名县级干部中,划为三、四类的达十人之多。全区各县反右倾五级干部 扩大会,共到会八千零八十九人,划为三类的八百四十三人,划为四类的二百八 十一人,共计一千一百二十四人,占到会干部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继县反右倾大 会后,运动席卷全地区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受打击者数以万计,其中受批 判、处分者八千四百五十八人。〖注4〗 十一月十二日,四川省委在《四川省关于省、地、县三级反右倾斗争情况给 中央的报告》中,豪迈地宣称:“这次运动斗争十分激烈,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不 同程度批判。人数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来历次运动中所没有的。” 毛泽东在四月底的《党内通信》里刚刚讲过“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 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而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 总是吃亏。”余音未尽,讲真话的人就来了个总吃亏。 被打下去的不仅仅是一大批忠诚正直的干部,还有理性和正义的呼声,剩下 的是假话的一统天下和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 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注1〗《申培林交待与曾笳同志的一些活动材料》,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注2〗《郫县县级、区级及公社党委书第一书记中三、四类分子名单》,一九 五九年十一月。 〖注3〗《中共温江县委关于一九五八年粮食增产问题对“直言”给党中央一信 的答覆的报告》,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 〖注4〗《全区参加各县扩大会情况统计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五日。 [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net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