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惭愧万家百姓心（节选）

　　田家英是直接从成都启程从重庆乘船前往参加庐山会议的。六月二十八日，
在从武汉驰往九江的江轮上，他和李井泉又发生了冲突。当时他和周小舟、毛泽
东的英文秘书林克等聚在甲板上，谈起在河南、四川调查的情况，感慨万端地说，
我们党历来提倡说真话，现在都是假话满天飞，越吹越离奇，牛吹得越大越受表
扬，讲真话的老是挨批。正谈得起劲，柯庆施、李井泉等人走过来，柯庆施问，
谈什么这样热闹？田说，现在可是有些地方在饿死人了。李井泉立刻反驳：中国
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田没有和他争辩，因为他戳的就是李的痛处。

　　李井泉对田家英的仇恨是可以想象的。这个人曾在省委的会议上公开反对密
植。这个人把毛泽东的党内通信在社员大会上宣读，在广播里播放。这个人不顾
省委的密植命令，在他的鼻子尖下另搞一套。这个人　　他马上就会知道，竟对
他多年扶植的先进典型罗世发进行策反，揭他的老底。还有更要命的，这个人随
时可以“上达天听”，而他却莫可奈何。

　　家乡的境况和挨饿的亲身感受，给田家英的印象太深了，在庐山他不止一次
给好些人谈起在家乡蹲点调查的情况，谈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世发
已经承认高产是上面逼迫下虚报的，他有一个专门的材料。七月十一日晚，毛泽
东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谈话，田家英详细汇报了他在四川蹲
点的情况。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是以反左开始，以反右告终的。会议的上半阶段，田家
英的心情相当轻松，会上畅所欲言，会后游山赋诗，忘情物外。相反李井泉的日
子倒是不太好过。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组开会时，田家英再次谈到下面受压虚报
产量的问题，虽然受到李的压制“以致讲不下去”，但毕竟使李井泉如坐针毡。
后来李井泉作了检讨，他说他“并不怕讲缺点，只是对把缺点讲得过分有点抵
触。”他承认头脑确有些发热也有官僚主义，钢铁说有把握完成，实际没有办到，
农业产量上报数字过多，农村劳动力动员过多等等。

　　比起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检讨发言，李井泉简直就
算不上作检讨。吴芝圃说：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厉害，特向各省
道歉。王任重心情沉重，说今春湖北五百万人缺粮，吃粮水平比五四年最困难的
时候还低，教训确实沉痛，很难过。四川此时的情况比湖北有过之无不及，李井
泉居然未置一辞。

　　李井泉公然拒不按规定传达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再抵制中央纠左的一系列
指示，按道理应该受到惩罚，然而毛泽东则给予出乎预料的宽容和谅解。七月十
一日田家英告了李井泉的状的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解释说：李井泉是挑担子的人，
容易有脾气。还主动承担责任说，我提倡过密植，（关于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
派。

　　七月二十三日，“硬着头皮顶住”的毛泽东终于开始反击，彻底扭转了会议
的方向。至此，在声讨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喧嚣声中，一九五八年底以来
逐步得到纠正的错误大部分被重新肯定，奄奄一息的大跃进列车再次嘶叫着向黑
暗的深渊狂奔而去。

　　李井泉押下的这一注开始大量进账了。七月二十三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讲到
公共食堂问题时，表扬了四川：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
十一个县），百分之九十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
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
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三分之一的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
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
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

　　在虚报浮夸方面，李井泉受到巨大鼓舞。八月一日、八月十一日毛泽东两次
肯定它的好处。

　  “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
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

　　“浮夸之风呢？吹一吹极有好处。你不吹，总要吹的。”

　　浮夸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不放假卫星，就出不来真卫星；有浮夸，
才会有实事求是。这套相对主义的哲学使毛泽东往往以常人不可理喻的眼光看待
问题，和文化革命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脉
相承。李井泉确实掌握了这个方法论。

　　如此局势下，继续留在大丰的中央工作组处境肯定不妙，而且面临极大的政
治风险。八月六日，逢先知突然接到北京的电话，说田家英有要紧工作，要工作
组立即撤回北京。逢先知全然不知庐山发生的一切，临行前特地拜访了新繁县委
书记曹云生，这一次，曹把心里话全掏出来了。他说：你们做得对（指反对浮夸
和过度密植）。你们如果象地方干部一样，真实情况不向中央讲，国家就危险。
但地方干部象你们这样做，就要挨批判，他们上面还有省委、地委、县委。他再
三叮嘱，这些话是“内部讲的”，不能讲出去。

　　逢先知八月九日赶回北京，不知出了什么事，跟在庐山的田家英通了电话。
田只是说，他在会上同李井泉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激烈，主要是高产密植和产
量浮夸问题，不过多数人都同情他。要你们回来，主要是怕你们处境艰难。事后
他对逢先知说，他确实感到，毛泽东头脑已不那么清醒了，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
绪越来越明显，到庐山会议后期他感到已无回天之力了！〖注１〗

　　毛泽东在会上点了田家英的名，说他历来比较偏右，还是放他过了这一关。
然而田家英精神上的打击是致命的。

　　公共食堂前打碎了饭罐伤心痛哭的老太婆，场镇的饭馆前为抢购到一碗米饭
排起的长龙，棍子一戳就露出谷草的“存粮”，令人头晕目眩、脚粑手软的饥饿，
穷凶极恶、荒诞无比的生产命令，惊愧不定，支支吾吾的基层干部……他就置身
于随时可以中止这一切的那个人身边，可他为他们做了什么呢？他曾经拍着胸脯
向那些以为毛主席英明伟大，是下面乱整的善良百姓保证，谁敢打击报复讲真话
的人，就来北京找他……

　　庐山会议后那些忧虑的日子里，他以无颜见家乡父老的心情写下这样一首诗：

　　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
　　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觉察到毛泽东发动文革意图的田家英在家中自尽，
从精神幻灭走向肉体幻灭，年仅四十四岁。

　　一九五九年的八月到九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
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会议一开头是所谓的“政治测验”，到会的一千三
百余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的情况下，先阅读彭德怀的意见书，张
闻天的发言和李云仲给毛泽东的信三个文件，读后人人必须表态。李云仲是原为
国家基本建设局副局长，时任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于六月九日给毛
泽东写了一封长达一万多字的信，对大跃进提出尖锐批评，直言党犯了“左倾冒
险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期批发了《李云仲意见书》，写了近三千
字的批示，称李是“一个得不偿失主义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
当然到会的干部开始是看不到毛泽东的批示的。不过测验答案并非滴水不漏。一
些政治上受到信任的领导干部被打了招呼，于是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
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
息的人。表完态，才放毛泽东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在参加会议的人中间，
“揭发出五十几个或者是右倾分子，或者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从中筛选出
八个“典型”在大会上重点批判。其中批得最凶，并戴上“反党集团”帽子的，
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书记崔章、专员陈怀堂。

　　所谓以邓自力为首的邓、崔、陈反党集团，干了些什么反党勾当呢？邓自力
从《党内通信》下达后，在泸州地区解散公共食堂，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
给社员分自留地，实行生猪私有私养等，解万民于倒悬，被泸州老百姓呼之为
“邓青天”。以地委的名义，在全专区范围内普遍推行这些作法，为全川绝无仅
有。邓自力搞这一套，下有老百姓支持，上有这一时期中央文件指示作依据，所
以他敢和李井泉硬抗，对李井泉的刺激可想而知，只是当时不便下手。如今气候
一变，立即被作为典型抓了出来，在省委扩大会上轮番批斗，会开到一半，有关
泸州地委右倾机主义错误的材料已下发各地、市、县委。

　　大会重点批判的八个人中，李井泉认为最坏的是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夏戎。
“八个同志比较”，他说：“如果讲品质坏，我看第一个要算夏戎……坏是坏透
顶了。”他补充说：“当然还没有彭德怀那样坏。”夏戎的确有“劣迹”，他带
着检查团下去，社队干部带他们参观高产田，他扯起一把稻子当着众人吼：“这
样的稻子能打几千斤？”仁寿县报告棉花亩产千斤，他挖苦：“连杆子一起秤差
不多。”但这还不是他真正坏透顶的地方。后来省委农工部组织的批斗会上，有
人突然质问：第一次省党代会，你为什么不投李政委的票！

　　夏戎莫名其妙：我投了李政委的票啊。但人们不容辩解，硬说就是他干的。
一九五六年七月四川省第一次党代会，谁第一个不投李政委票的案子，至今还在
侦破。包围圈缩小到夏戎身上，所以他坏透顶。李井泉下令，“可以保留党籍到
农村去锻炼。”

　　从庐山凯旋的李井泉精神焕发，斗志昂扬，讲话的口气摹仿气势磅礴，挥洒
自如的“领袖”风格。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他向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干部发表总
结讲话，他们经过一个月的表态、惊骇、转弯、揭发、检讨、批判、被批判，已
如惊弓之鸟。

　　“会议的前一阶段等于练兵，后面这一段是打仗。这次打仗是打得很激烈的，
放了些机关抢、迫击炮、但没有放原子弹……这个会议有成绩，一个是在一千六
百人中间，揭发出五十几个或者是右倾分子，或者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这
个很必要……这些高级干部是我们的骨干，我们党的核心，在我们骨干和核心内
部，发现有这么一批右倾分子，人数不多，主席讲百分之一、二、三、四、五，
但是他们影响比较大，所以要加以批判。”

　　会议期间，泸州专区下放的公共食堂，已经勒令全部恢复。火速炮制的最新
材料，声称群众一直反对解散食堂，对恢复食堂欢欣鼓舞，这些颠倒黑白的谎言
很合李井泉的口味。

　　“泸州地区近来情况也好起来了，食堂也恢复了，印那些材料中同志们也看
到了，他们那些人里面有许多积极分子是不赞成解散食堂的，他们不是这样问吗：
‘这是上级的命令，还是要我们自己散伙？如果是上级的命令，那没有话说；如
果是自己散伙的话，我们不干。’可见他们是不赞成的。而且为着反对解散公共
食堂，他们采取‘阳奉阴违，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报解散食堂，实际上没有
解散，这叫革命的两面派，这有什么不好！这也是虚报浮夸，但是这个虚报浮夸
应该提倡。”

　　说起“虚报浮夸”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东拉西扯数落了右倾分子的
种种罪行之后，他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开始阐述高指标的伟大作用，以及对实
事求是的不屑。

　　“越低越好，叫做老实！越高越坏，越虚夸……现在有些人似乎觉得自己订
计划不高不低，最科学了，最马列主义了，但开会讲起来就没多大劲头……以后
我们不能那样公布，同志们敢想敢干想多搞点，是个好事情，他的措施也会积极
起来。”

　　计划订得“不高不低”不是马列主义，怎么订是马列主义呢？他喋喋不休地
放他那张关于高指标有利调动积极性的老唱片。

　　他幸福地回忆起如何在毛主席的教育鼓舞下，树立起这种雄心大志的。

　　毛主席经常鼓舞我们要游泳，要到长江里去游。修三峡水库我怕重庆淹了，
我说：“哎哟！我不赞成把水位提得那样高！”他说：“你不赞成？重庆江里将
来变成一个海，海里将来可以大游泳，你不赞成吗？”这个话一讲就把我讲通了。
有了大海这就有力地告诉我们一个伟大远景，如果将来真变成了大海，整个世界
都要变样，不要说全国，要发多大的电力，总要有个大嘛……

　　讲到这里，他开始激动了。从一九五八年放卫星开始，为了表现这种“雄心
大志”，他可谓顶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现在可以出一口恶气了。

　　“我想辩护几句，万斤亩是我吹起来的，我现在主张拼命搞……今年不搞，
明年还要搞，总要搞起来。我在想，你们不赞成万斤亩？我说两季嘛，再不行三
季嘛，你说做不到……不要悲观失望，他们不信，我们就拼命搞出结果给他们
看……”

　　他脸色发红，抬高了声调：

　　“至于一年到不了，二年；二年到不了，三年；三年到不了，五年；五年到
不了，十年。试试看，十年到不了，我在时，我要作检讨，我死了，我告诉我的
儿子替我检讨。”

　　除非他死了他儿子继续搞，否则凭什么儿子该替老子作检讨？事实上他的确
发过这样的誓言。大约是脑袋充血的缘故，他张开了想象的肢膀。在谈到米丘林
的生物杂交学说时，他关切地问道：

　　“红旗公社牛与猪交配，不知长起来没有……中国人与外国人生的杂种，听
说也要聪明些……总之，希望同志们以一种伟大的气魄去领导生产的斗争。”

　　这位满脑袋万斤田、杂交、一大二公、“要捞就捞一大把”伟大气魄的全省
最高领导好不容易收回话题，讲起正在从上到下全面展开的反右倾运动。中央规
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不发到公社，只能口头传达，而李井泉要求，
把提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省委文件下发到公社。他承认，这样做“同中央有
点出入”，但是“我看关系不大，不要紧”。再次表现了他为我所用的气魄。
〖注２〗

　　省上批判大会召开的同时，反右倾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各级大规模展
开，其方法是省委扩大会的故伎重演。经验丰富或听到风声的含糊其辞王顾左右
而言它，不知底细或正气浩然者见堂堂彭总都那样讲，勇气大增，嘴巴放炮。到
突然开始“反击”，早已证据确凿，悔之晚矣。

　　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采取这种诱供式的方法整人，对人的心灵的伤害和社
会政治环境的毒化都是深远的。不难想象，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那些真诚中
肯的批评，会在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心中产生共鸣。对于因此而惨遭不幸，以及
侥幸躲过的人，今后的选择要么钳口不言，要么心口不一地过日子；对于用这种
方法整人或口是心非捞到好处的人，受的是另一种伤害　　人格和良心的堕落。

　　为了把暗藏的右倾份子挖出来，主持运动者还千方百计动员大家“鸣放”，
以“引蛇出洞”，把不久前对付“右派”的一套搬到党内来。温江专区各县反右
倾运动的五级干部会议编发的大批简报，记录了这种坑人的手段是如何进行的。
郫县报告，他们将运动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一、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二、组织
先进队伍，进行大会发言，肯定成绩，树立正面典型；三、大会重点批判，小会
自觉检查，问题严重的右倾分子，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分；四、学习省、地
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安排当前
工作，订入库、生产计划，大抓晚秋作物……

　　鸣放　　划类　　批判、处分　　交征购，全区所有的县都是按这个程序进
行的。新都县关于“鸣放阶段”的一份简报以惊人坦率记载了这一过程。

　　从发展情况来看，开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顾虑。在读了反面材料后反映说：
“这些话与我知道的农村情况简直符合，打到‘心心’头去了。”有的人在思想
上与反面材料脉脉相通，但不敢说出来，害怕“说出来当右派划不来”、“怕当
典型人物，半天下不了台台”。有的是观火拿脉，互相观望，思想顾虑大……

　　反右以后，基层干部对这一套“引蛇出洞”的手段心有余悸，有些人也确实
学乖了。为了把这些“观火拿脉”家伙的话勾引出来，组织者就又安排一些人作
诱导性发言，并加以表扬鼓励。

　　“针对这些思想顾虑，一方面我们在讨论中树立敢想、敢说、敢暴露的典型，
另一方面是引导大家摆事实摆问题，以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增产、毛猪下放、
生产措施等问题，结合本区本队情况摆问题摆看法后，鸣放逐步导向深入……”

　　树立“敢暴露”的典型，把平时窃窃私语的话题公开摆出来，谁经受得起这
种“引导”？基层干部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象火山一样喷发了。

　　他们说，人民公社把人民害苦了：

　　　　在短短的时间内，互助组变小社，小社变大社，大社变公社，时间太短，
成立小社还学习四十天，公社开会就宣布成立。

　　　　又没收自留地，又收鸡，说了发工资又不兑现，分配不给现钱，连买草
鞋的钱都没有，对社员打击太大了，情绪咋个会高嘛！就是县长来都没劲。

　　　　公社化后明说吃饭不要钱，实际上还不是我变牛抵来的。

　　　　公社化后，车子（鸡公车）没得了，竹子砍光了，毛猪喂死了，肥料也
少了，现在连沤粪的葫豆杆杆都没有了。

　　　　说得安逸（四川方言。舒服、良好之意。──编者），每个月发工资，
结果几个月不发；卖狗皮膏药。过去一年妇女挑花每个月都挣七八元，现在一个
全劳力每个月才两元。

　　　　公社化以前社员自留地的菜长得好安逸哦，现在草比菜高。

　　　　大兵团作战，早晨三四点钟起床，咋个照顾老人娃儿嘛。食堂吃饭几里
路，下雨天拖儿带女也要去，数九寒天老年人硬是伤心。

　　　　大兵团作战，几十个人一天挖五分地。往年家一个劳力一天栽秧子两三
亩，现在栽两三分。

　　　　大兵团作战，好儿好女不相见，好夫好妻不团园，坝起通铺睡，有娃娃
的妇女请不到假，硬难过得很。（有的）娃娃都掉到茅坑头淹死了。

　　　　晚上大兵团夜战，拆社员的房子打火把，下雨顶簸箕、戴斗笠，睡在田
坎边上，一点没有盖，好惨啊。

　　　　今年粮食紧张和去年政府叫放开肚皮吃有关，我们不放开吃，还批评我
们保守。

　　　　过去社员猪牛死了好伤心，现在死了安逸，好吃肉。

　　　　幼儿园搞不起来，管他的哟，垮了算了。

　　　　人民公社还万岁啊？

　　他们说，大跃进是损失惨重的“大跃退”：

　　　　不叫大跃进，叫大跃退。

　　　　大跃进拆老墙，积硝泥，有的根本不拆，点起火烧。火车站当面的大院
子烧了一个晚上，天都红了。

　　　　我们上山炼铁，点二十五个炉子，才流四两铁，我算了一下成本，比金
子还投价。

　　　　油菜增产了，油少了；猪增加了，肉少了；粮食增产了，饭吃少了。明
年再增产，不晓得吃啥子。

　　　　说是发展重工业，机器又没看到，还不是叫我们这些肉牛去整。

　　他们对瞎指挥和浮夸深恶痛绝。

　　　　共产党啥子都合适，就是栽秧子稀密不合适。社员不通，干部百分之九
十以上都不通。通了是嘴巴通，思想不通。

　　　　过去生产由我们自己搞，现在由上面派来的工作干部搞。你管我栽稀栽
密，把征购完成了事。

　　　　谷子栽稀了，打一千斤还说是不接受先进经验；栽得密，打一百斤还是
受表扬。

　　　　栽秧子工作干部拿尺子来量，打谷子就不来了。不密植骂得你狂迷狂眼
的，收成不好，又喊你找原因。

　　　　密植，我看就象下猪儿一样，下多了就不壮。秧子稀了三窝就是一把，
密了七八窝一把，你看哪个划得来？

　　　　每亩叫用三十万斤肥，就是铺一层砖也没那么重，这不是鬼整鬼吗？

　　　　拿些田来空起，安排少种多收，连大春都没有种，后来看不对头，又叫
种，季节都错过了。

　　　　干部外行变成内行，我们内行变成外行，老农民都种不来庄稼了。

　　　　整社查瞒产，摆余粮，哪来的余粮啊，把谷种拿来摆起，显屁眼儿白。

　　　　你们说增了产，我们肚皮没有增产，你们捆、打、吊，我们抵、赖、拖。

　　对高征购的抵触反抗情绪，发展到把“政府”和过去地主相提并论。

　　　　每亩才五百斤，就征购五百斤，叫我们吃啥子！

　　　　去年完成公粮、统购任务，每天晚上都喊到公社开会，说不好就斗争，
像逼地主退押一样。

　　　　弄死都弄不够他们，比地主还凶。

　　　　过去打下谷子地主跟到屁股追，生怕你不交租子。现在政府喊你赶快拿
去上粮，生怕你吃了。

　　什么也没有饥饿对他们的打击更大了。

　　　　吃这么孬（四川方言，读如撇（ｐｉè），糟糕之意。──编者），我
骨头都松了。

　　　　现在妇女都生不出奶，小娃儿好惨啊。

　　　　我一群小娃儿，一天总共几两米，安心把人饿死。说关心儿童，瘦得像
干猴儿一样，像这个样子就叫毛主席的好儿童啊？

　　　　社员饿，我们也饿，咋个带头呢？上粮到火车站几十里路，我试过，推
到半路就饿了，只有吃水。

　　　　连劳改队都当不到，劳改队一天还有两顿干饭嘛。

　　　　建立公社生活好，吃大月饼　　糠枯。

　　　　马路上的石头，如果煮得粑（四川方言，软。──编者）都吃了。

　　　　过去人跟到猪撵，现在猪跟到人撵。人都没吃的，还有猪吃的啊？

　　　　今天食堂的人推米去上公粮，社员都上吊了，开开门舌头一人两寸半，
逗起好长，咋个办啊……

　　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人不作今昔对比，不对政策乃至政府产生怀疑是不可能
的。

　　　　解放前案桌上肉都卖臭了。为啥解放后没肉吃？

　　　　现在不如过去当长年（四川方言，长工。──编者），当长年都吃得饱。
我硬想去帮人。

　　　　以前是“要想新衣嫁那天，要想吃饭八月间”现在都不行了。到过年过
节，社员心都焦烂了。

　　　　过去帮长年一个月还有两斤烟吃，现在连帮长年都不如。

　　　　现在是大家哄（四川方言，意同骗哄，读如ｈｕō。──编者），上级
哄我们，我们哄上头，社员也哄，总之大家互相哄，哄去哄来哄了肚皮。

　　　　现在是国富民穷。

　　　　究竟是干部作风问题，还是政策问题？〖注３〗

　　……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很难相信这些话是出自社队干部之口。原来他
们既不愚蠢也有良心，他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时无刻不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切。
他们在反复的诱导下，以为上面真的要开言纳谏，拨乱反正，所以把咽在肚子里
的话吐出来，没想到上面是在罗织蛛网，诱其入围。

　　新都县委的简报说，经过两天的鸣放，问题已经“摊开”，紧接着便转入了
澄清事实、提高思想的“辩论”。划分左、中、右三类人员的名单，也暗中排列
出来了。

    　　初步排类的情况是，农村干部（包括下放干部在内）参加五级干部会议
    的六百九十人，其中一类的三十一人，二类二百六十四人，三类七十五人……

    　　三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有公社党委书记四人，管理区党支部书
    记二十三人，生产队干部四十八人。这是县上的大会搞的，回去各公社还要
    搞，就远远不止这个数了。

　　反右倾运动的划类经过规范，共分四类：“决心大、干劲足，完成各项任务
坚决，力争上游”的为一类；思想基本坚定，属于中游的为二类；有严重右倾思
想的为三类；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为四类。

　  类别一定，你的命运也就定了。先是批判斗争，检举揭发，检查交待，然后
撤职查办。在郫县县委扩大会上，二十二个公社党委书记有五人分别划入三、四
类；其中大会批判的有竹瓦公社党委书记姜吉福，红光公社党委副书记刘德明，
兰寿先。

　　在接下来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一千零一十二人中，有三百七十
五人在会上作检查交待，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七。划为三、四类的开初有九
十九人，一些吓坏了的干部赶紧回去把征购完成，才得以幸免，最后划定三、四
类人员五十五人。

　　除了“鸣放”出来的言论要批判，工作中的“右倾”罪行也得一一清算。这
些罪行包括：推翻、压低产量，不完成国家征购；停伙、分粮到户，妄图搞垮共
产主义萌芽的公共食堂；给社员分自留地；将毛猪下放到户，“恢复毛猪私有
制”；把核算单位划小，以及“工作中缺乏朝气，干劲不足”等等。

　　翻开当时已经下发的中央文件，这些所谓罪行全都有根有据。例如，被划为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郫县竹瓦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姜吉福，他干了什么呢？一、分
粮到户，“实际变相解散了食堂”；二、“假借中央政策”，下放毛猪给社员私
养；三、同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什么叫“假借中央政策呢”？这其中哪一条不是中央明文规定的呢？

　　因为中央现在的政策又变了，所以……

　　年初以来好不容易纠正过来的一点点东西，现在又全部翻了过去。唯有弄虚
作假、谎报征购翻不过来，然而这个罪名却一巴掌推到基层干部头上，幕后支使
者洗涮一净，这又是郫县创造的一个奇迹。

　　征购入库时，手段更为恶劣，弄虚作假，报谎账，造假单据……红光公社犀
浦一大队分支书记刘子成，两年征购都没完成任务，为了想蒙混过关，假报完成
任务的划码单，给国家交泥巴谷子，隐瞒三十三万斤谷子给社员吃……唐元公社
社长宋万立，今年小春入库时，在二管区弄虚作假，报假账，亲自加盖私章，向
公社多报完成了五千多斤……

　　郫县的聪明之处，还在于他们不像其它县（如新都）那样，处心积虑地发动
鸣放。在县委扩大会和随即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会议上，均是“开门见山”，直
接开展揭发批判。然而从实际发生的情况看，很难认为是出于保护干部的动机，
更大的可能是因为郫县的问题太多，隐衷太多、短处太多、鸣放出来不好收场，
徒授人以柄，有损先进形象。然而鸣放是上面的安排，不能不搞，否则坏人不充
分暴露，运动不彻底也不好交待。所以运动开展到公社以下，才发动“鸣放”。

　　基层的鸣放也极为小心谨慎。如红光公社最初在三个管区采用三种不同方法
试点。红光管区（即老红光社）是“边放边辩”。一放出来就“辩”回去，剩下
的话当然吐不出来了。犀浦管区是“根据以往言行直接检查辩论”，只算老账，
根本就不让你放。只有幸福管区是“先鸣放后辩论”，仅仅在小范围内这一放，
就不难看出为何如此小心谨慎了。

　　　　啥子大跃进喽，据我看只有三点：一、上公粮是大跃进，男女老少一齐
发动，白黑连夜往国家仓库头推。二、打谷子是大跃进，连夜打下来晒都不晒就
拿走了。三、割麦子是大跃进，白天割，晚上打，第二天就拿走，这不是大跃进
么？

　　　　啥子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拿我来说，未必一个人三个人都供不起？

　　　　高级社就出懒人，公社化就更懒。

　　　　把田退给我，你们把啥子都给我没收了，简直把我整垮杆了。

　　　　亩产一千多斤，连草都秤不够。铺盖窝里头挤眼睛，自己哄自己。

　　　　如今真是怪事情，草长来比谷子深，谎壳用仓装。

　　　　啥子三×七寸，栽起倒好看，长起不好看。头数今年欠收，每亩才打七
八斗，以前每亩打一石二、三，往年几窝一把，今年几十窝一把，米都小颗些。

　　　　以前吃肉是打牙祭，现在吃饭是打牙祭。

　　　　现在的农民是又饿、又痨、又累，上了公粮统购就没有吃的。一天喝点
吹汤饭，饿来两根骨头三根筋，倒在石板上起不来……还不如过去当长年。

　　　　往年我喂的猪随随便便都是两百斤，现在喂来光架架，才几十斤就杀了。
猪没有粮食喂，屙的屎都是黑的。

　　……

　　一个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视察过的，全省乃至全国的闻名的先进单
位，稍稍揭开一角，就露出如此见不得人的丑态；李井泉一手树起的高产密植样
板，落得如此下场，“鸣”起来得了么？

　　反右倾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正值秋收大忙季节，老百姓在忙收，各级领导
也在忙收　　收征购粮。各县都把征购和反右倾“捆起来搞”，谁交不够公粮就
是右倾分子。正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上，谁愿意往枪口上撞呢？所以征购任务比五
八年完成得“既快又好”。

　　在这件事上，郫县干得尤为彻底。去年假报征购数一案，虽然靠了省上的袒
护不了了之，但终归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今年是绝对不能再那样干的。他们要
实实在在把“丰收”的粮食收上来，报答李政委的关怀，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
有力的回击，让那些对郫县心怀不满、伺机发难的人口服心服。

　　一边开会，一边组织征购，征购完不成便拿到会上去斗，什么时候完成什么
时候脱手。庐山会议似乎是计算好了似的，传达精神，掀起运动刚好和秋收同步。
“在这样繁忙紧张的秋收秋种季节里，召开这样大的会议是有矛盾的，”郫县的
会议简报说。“但从会议的结果来看，不仅解决了这个矛盾，而且更加促进了当
前的工作，”因为“通过批判和辩论，使到会人员清醒了头脑”。他们的确清醒
地看到，这次运动非同小可，连堂堂国防部长、彭大元帅都打成了反党分子，谁
敢不从？他们先前已经见过“分子”们的下场；贪污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反革
命分子、右派分子……一旦被扣上这顶帽子，就是阶级敌人、敌我矛盾、一落千
丈、万劫不复。现在，那顶骇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正捏在别人手上，
而且是有计划有指标地分配下来，一定要扣完为止。现在会上已经提了几个上去，
摘去了乌纱，扣上了“分子”的帽子，你还想上去凑数么？政策已经交待明白，
杀掉的鸡还在淌血蹬腿，何去何从随你选择。

　　人当然要选择活路，大家表示：

    　　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办好食堂……把下放的自留地、毛猪收回来，集
    体耕种和饲养。并表示保证在二十号以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过去压低产量
    的，已检查了错误，报实了产量，从而高产田、高产片又在全县各地出现。

　　出现了，就要兑现。

    　　各公社都一边开会，一边指挥家里征购入库及生产战斗，不少干部白天
    开会，晚上回去亲自率领群众进行战斗……崇兴公社中队长张桂华……通过
    这次会议，大有转变，水稻亩产由原报五百斤报到九百三十斤，每晚回去组
    织入库，亲自率领群众夜战割、打谷子，一晚上就组织入库五万多斤。

　　这就是鸣放中所说：“连夜打下来晒都不晒就拿走了”那回事。

　　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次“国家想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大争夺，争夺
的结果是农民被搜刮一尽告终。郫县县委九月十六日的简报说，全县五九年征购
任务一亿九千五百多万斤，九月八日会议开始时仅入库六千多万斤，会议开始后，
日进数由四百多万斤增加到八百多万斤。九月十四日会议结束时，已完成一亿零
五百多万斤。

　　交够，话就好说。这次会议开始划的三、四类人员九十九名，其中大部分为
征购完成不好的。经批判斗争，积极上粮“转变很好的”四十八人，便划到一、
二类去了。〖注４〗

　　反右倾运动层层往下搞，一直搞到老百姓头上。越到下面，斗争越野蛮残酷。

　　县委书记赵金波在合兴说：“凡是没有完成征购、没留粮的地方，都是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弄去修铁路。”

　　赵金波主持会议（钟光林、郑功瑶、潘兆清都在场），脱衣服、跪倒、站板
凳、跪竹片、砖，衣服都脱了，集中全公社党员和队以上干部参加……

　　红旗管区驻社干部梁××借反右倾为名，用十多根晒席、板子专门搭一高台，
将社员弄来跪竹片，脱衣服受冷，先后斗争过的有十九人之多，群众无不切齿痛
恨，敢怒不敢言。

　　周桂林此时已经被另眼相看了，他一直反映缺粮，完不成征购，令公社和县
上颇为不满。这时，公社又用了“互派工作组”的老办法催粮。

    　　团结、东风干部带十多人到合兴催粮，赵（金波）说：“看你周桂林调
    皮，这些人都是硬扣人的。”食堂的粮都上了，潘（兆清）对三队邱××说：
    “公粮都不完，还要吃饭？”

　　红光管区八队队长钟发田，是位四十多岁的老农，因为对瞎指挥不满，和郑
功瑶顶嘴，当场弄到食堂斗争，划为四类。

　　四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公社党委书记就可以划的。共产党员、红旗
管区副主任毛炳高的命运更加凄惨。

    　　斗争时，把裤腿挽起站板凳，跪砖头。赵（金波）定罪名：“对上粮抵
    触，右倾思想严重，回去监督改造。”回管区又斗，指头都打断了，六Ｏ年
    二月就疯了，不久死在东林管区……社员说，连根狗都不如，讨不到吃。〖
    注５〗

〖注１〗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版。

〖注２〗《井泉同志在省委第一届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录音整理），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

〖注３〗中共新都县委：《关于召开五级干部会议鸣放阶段情况简报》，一九五
九年九月十四日－三十日。

〖注４〗《郫县县委扩大会议简报》，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

〖注５〗温江地委组织部：《合兴联合管区干部第二次座谈会记录》，一九六一
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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