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力回天

　　李井泉按照“主席的方法论”坚决抵制纠左，一个人在广汉根据中央指示大
搞“倒退”，此人就是温江地委副书记曾笳。

　　曾笳为了地委要给李政委一个交待所作的检讨，实在是极不严肃。妻子宋立
华问他检讨什么，他说“我检讨嘴巴不好”。实际上他嘴巴继续不好，公开发牢
骚说：“红光公社的郑功瑶，倒霉就倒霉在这小女子身上。我们说了几句老实话，
郑功瑶在那里讲了几句假话，结果是我们挨批评，郫县就是不老实。”

　　李政委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一九五九年初，宋文彬就告诉他，省委的意思，
要你下放劳动，并且是“以普通社员的身分参加劳动”。曾说，好，我就喜欢劳
动。当了几天社员，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下来，宋文彬就把他叫回来，要他下去
抓个纠正共产风的试点，这正合他的口味，选了广汉县北外公社的一个生产队蹲
点。

　　蹲点的三中队就在北门外，一出城就看见一群群的农民在葫豆田里摘　　准
确地说是抢葫豆。他楞了，二月间葫豆还没“饱米”啊，现在摘太可惜了嘛。马
上找干部社员开会了解，大家说，现在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庄稼收了统一
分配，哪个中队缺吃的，就到有吃的队上去调，现在队队都缺粮，队队都怕自已
吃亏，所以葫豆还没熟都去抢，“你不抢人家要抢，哪个抢到该哪个，反正都是
大家的。”葫豆抢完了，地却没人去犁，其它春耕工作也丢在那里，道理是一样：
大家的活大家做，你不做我也不做，哪个又愿意给“大家”做呢？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不优越性暴露无遗，曾笳就要在这个问题上下手。
先拿最能体现优越性的“吃饭不要钱”开刀。那时候有一幅到处引用的对联说：

　　“自从盘古开天地哪见吃饭不要钱？
　　而今人民掌乾坤从此生产不靠天！”

　　红光公社“富裕农民”范克成也曾在家门口贴了一幅对联：

　　“吃饭不要钱有何趣味，
　　做事要长远无过乐观”。

　　这位预言家的话很快就兑现了。

　　多吃了粮食不说，还吃坏了品德，干活路一群一伙打打闹闹，锄头变成了板
凳拐杖，间或高高举起，自由落下。队上有三户广汉县城人，公社化后下放当农
民，饭一吃就到街上坐茶馆，根本不出工。曾笳一天到城里剪头，见队上一个进
城担粪的小伙子躺在理发摊的长凳上睡觉，他剪完了头，小伙子还躺在那儿。他
问，你一天担几挑？“一挑”。你能够担几挑？“八挑”。为啥只担一挑？“吃
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挑那么多做啥？”

　　曾笳第一着，取消“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社员出工评工记分，按工
分决定吃粮标准和工资标准，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得钱。一下子出工问题就解决
了。

　　第二着，划小基本核算单位。中央规定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原高级社，省委
规定下放到管理区。曾笳蹲点的三中队一百一十一户人家，相当于原高级社。曾
笳按中央的办，把基本核算单位定在中队。结果还是不行，全队一百多户人家，
三五户一个居住点，生产队长派工“哨子吹烂，脚杆跑断”，社员出工象鸭子翻
田坎一窝蜂，生产效率极低。实践证明，不仅省里的规定行不通，中央的规定也
行不通。

　　四月全县万人算账大会上，曾笳向基层干部和社员代表提出一个问题：以原
先的小社（初级社）为核算单位如何？

　　回答他的是大喜过望的一片欢呼：

　　“这样干我们保证把生产搞好！”

　　“累死都情愿！”

　　“早就该这样干了！”

　　曾笳和县委干部研究决定，先以生产落后，缺粮严重的向阳公社搞试点，把
核算单位下放到原初级社。他向宋文彬汇报说，这是群众的要求，宋文彬同意试
一试。

　　以过去的初级社为核算单位，必须把现在的生产队划小，但这样一来，就成
了公社　　管理区　　生产队　　生产小队的四级核算，和中央规定的“三级核
算，队为基础”的原则不符。曾笳提出，把生产队一级取消，把管理区划小，搞
成公社　　生产大队　　生产小队三级，实际上就是大跃进收场后不得不实行的
那种体制。

　　第三着，“搞垮”公共食堂。他蹲点的中队，四百多人全在一个食堂吃饭，
住得远的吃一顿饭来回跑十多里，老年人一日两餐走路都困难，遇到雨天更惨。
曾笳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月时间只吃过一次肉，肉端出来，几百只土碗
在地上摆开，几百双电筒似的眼睛盯着饮事员的瓢儿，男人们的喉结在滚动，女
人们紧紧地抓住孩子，生怕他们会扑过去，这碗少了，那碗多了，添过去，匀过
来……曾笳看着表，整整分了两个半小时！

　　过去一家一户的小锅小灶，多半用谷草麦草树枝树叶做燃料，现在几百人的
大锅大灶，非烧柴烧煤不可，川西坝子不出煤，外地运来的太贵买不起，只有砍
树子。树子砍光了砍竹子，竹子砍光拆房子，烧农具，曾笳决定给这个怪物动动
手术。先把全中队一百多户人家划成五个小队，每队二十多户，把土地、耕牛、
农具、包工包产的权力全部下放到小队，食堂也就顺理成章地分成五个。

　　让它存在也是迫不得已，实际上他迫不及待想把这颗“萌芽”掐掉。他到处
高谈阔论：“苏联的集体农庄还是各吃各的嘛。我看到共产主义也不会有公共食
堂”，“还是一家一户吃有计划”。地委拨给县上的救济粮，他决定直接分到户，
理由是：“分到食堂几天就吃光了，分到户还可以多吃几天”，以人定量，分配
到户的中央指示一下来，他不理睬省委的解释，要求全公社将小春粮食分配到户，
食堂名存实亡。

　　第四着，下放毛猪，分自留地。公社化以后，社员毛猪全部入社，不准社员
私人养猪，曾笳见集体养猪场的猪瘦得站都站不起来，心痛地对干部说，公社化
前全区毛猪每月增加十万头，公社化以后每月减少八万头，只有把毛猪下放给社
员才是出路。中央下达毛猪饲养“公私并举”的方针后，他说，要放就放到底，
将集体养猪场解散，毛猪全部下放给私人喂养，并分给养猪户自留地。

　　既然大气候是纠左，对深恶痛绝的万斤田他自然不会放过。他指着县人委试
验田立的万斤田牌子：“吹那么大的牛干什么？自欺欺人嘛，取掉！”毛泽东的
党内通信一到，他更是乐不可支，公社的包产指标已按二千到二千五百斤落实到
每一块田，他下令降到“包产六百，争取一千”。栽秧的时候，省、地的密植命
令如十二道金牌，他对社队干部说，搞两块密的，其它按老办法栽。有人担心县
上追究，他说：“不管他们的，就按我们说的办”。听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
新繁大丰公社栽七八寸见方的秧子，他叹道：“田家英真把农民的心意摸到了！”

　　一九五九年初春，田家英受毛泽东之托，回四川老家调查农村情况，工作组
中还有毛泽东的另一位秘书逢先知。省里对这位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田主任”既
不敢怠慢，也有所警惕　　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眼儿？最初他的目标是郫县，但
二月十七日他到红光公社去调查后，人家就看出他是什么心眼儿了。严格地说，
这算不上调查。公社书记郑功瑶拿个本子，一条一款地汇报，这是她三天两头要
做的事。当郑说到今年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层层搞万斤田时，田问：“你
们搞少种高产多收，是减少复种指数，还是搞间隙地？”又说：“少种高产多收，
我认为在郫县这样土地肥沃的地方，减少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对的。
象安岳，丢土地太多了。”

　　安岳是省委树的少种高产多收典型。这一棒，就打到省委头上。当郑读到整
社中富裕农民对公社化不满，开展了辩论时，田问：“辩论如何辩法？斗争没
有？”又是一棒。讲到幼儿园，他问：“死娃娃没有？”讲到建居民点搞“田园
化”，他说：“不要把地占多了”……〖注１〗

　　很快别人就发觉来者不善，他也很快发觉在郫县难以有所作为。省、地、县
的干部随时伺候，走到哪跟到哪，所去的地方都作了精心准备。本来他此行是保
密的，这样一来和公开视察有什么两样？在此之前，他的同事逢先知就是这样无
功而返的。他决心甩掉这队“尾巴”，到新繁县去。

　　新繁与郫县毗邻，各方面条件在仲伯之间，也是省里的重点，也有个和红光
公社不相上下的先进典型　　新民公社。大跃进以来，两个县一直较着劲，你追
我赶，大搞竞赛，卫星放得不相上下。另外，田家英的一个舅母就住在新繁的崇
义乡的乡场上。他对新繁县干部罗远述说：“我舅母该不会哄我嘛。”

　　你选择蹲点的崇义乡距成都以北十公里，公社化后改为崇义公社，田家英想
给它改个响亮点的名字：“粮食产量上不去，社员肚皮吃不饱，你崇尚义气有什
么用？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夺取粮食大丰收，改个‘大丰’公社好不好？”干部
社员一致同意。

　　他在社员大会上说：从前，李太白上韩荆州书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
一识韩荆州”。什么是万户侯？我看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就象万户侯，万多人的
领导嘛，任务是什么？上报国家，下安黎民。拿什么去报国安民？第一就是粮食，
民以食为天嘛。国家的粮食储备多多的，老百姓的肚皮吃得饱的，公社书记的首
要任务就算完成了，就是党的好干部。作到“万家生佛”，就是一个好的“万户
侯”。

　　大丰公社的干部社员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他从何来，只知道他叫“田主
任”。田主任一口道地的家乡话，见人就笑嘻嘻地打招呼，一有空就这家院坝串
那家院坝，男女老少都摆得起龙门阵。他最喜欢娃娃，经常手头抱一个，背上背
一个，老乡们给他取个外号叫“送子娘娘”。公社的小灶他不去，和社员一起吃
公共食堂。割麦子、栽秧子，出工收工跟社员一起。社里积肥，他拉起架架车去
成都拉大粪，有时一天往返两趟，有一次差点摔到粪坑里去。有天晚上，他跟两
个干部刚装满一车粪，下起瓢泼大雨，只好把车子存放了，到省委招待所投宿。
门卫见这几个裤脚高挽浑身透湿粪臭哄哄的角色，硬是不准进去，幸好招待所长
出门遇见，原是认得的，才得住下。

　　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他的心就一天比一天揪紧了。刚去不久，他就听说农民
到附近的天回镇挤馆子吃饭。他专程去调查，只见几家小小的馆子门前人头涌涌，
几百农民排着长队买饭吃，有的买了饭倒在兜里就走。馆子每天供应有限量，人
多饭少，争先恐后，哄闹不息。看得他眉头紧皱：“玄火（四川方言，问题严重
之意）！”他搭伙的公共食堂更玄火，每天几瓢稀饭，根本见不到油荤。陈大娘
饿着肚子走了老远的路，拿罐罐打了一家人的稀饭，刚出食堂门脚一软，稀饭泼
了一地，她守着那摊稀饭哭得好伤心。田家英劝她：“不要紧，另外打就是了”。
“另外打？咋个会打给你嘛！”他掏出自己的五斤粮票，让陈大娘到食堂秤米，
食堂没米，只好秤了五斤连麸面。

　　大丰公社的老百姓中流传一个故事：田主任双手叉腰，抬头望着“公共食堂
万岁”的标语说：“万岁？我看恐怕是半岁。”

　　“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书生意气，激励他想尽一切办法弄清事实真相。
公社号称一九五八年亩产一千多斤，还放出二万四千斤的高产卫星，除去征购，
存粮充裕。田家英到处找老百姓摆龙门阵，弯来绕去总要扯到产量上去，听到的
回答竟如背诵同一篇课文。

　　“你们每亩产多少斤喃？”

　　“卫星田产了二万四千斤。”

　　“真有那么多吗？”

　　“广播头都广播了，那还有假。”

　　“一般的田呢？”

　　“少说也有一两千嘛”

　　“产量那么高，为啥子公共食堂稀饭捞清，还吃连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他不死心，努力用行动去缩短“田主任”和黎民百姓的距离。一天，他在场
口遇到混熟了的大队干部林功谦，和他谈了很久，林被他的真诚打动了。

　　“田主任，说老实话，充其量只有六百多斤。”

　　产量加番虚报，除去征购，老百姓到底还有多少口粮。他到一个生产队，问
队长马世才还有多少口粮，马说还有三万斤，田要他打开仓库看。仓库打开，确
也象有三万斤的堆头。田踩上去，松泡泡象海绵，用竹棍一桶，谷子象沙子似地
漏下去，露出了垫在下面的稻草。他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这谷子谎壳太多了。”

　　他怎么能责怪这个生产队长？这是他们的“口粮”啊！他们是在强咽泪水作
假，用他们的肚皮作代价去装点别人需要的“丰收”神话啊！

　　假话如此之猖獗，绝大多数人是出于无奈和恐惧。人总得生存，如果现实环
境是讲真话意味着大祸临头，你能怪人们不老实吗？在那个时代，能够做到见人
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不危及个人生存的情况下尽可能不说假话，真就算好人
了。

　　新繁县委书记曹云生就是这样的好人，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岁，在全温江专区
县以上领导干部中岁数最大，被称为“曹老头”。曹老头待人谦和，工作踏实，
省里把新繁作为象郫县一类的先进典型抓，他觉得“日子难过”。田家英到新繁，
李井泉事先就给他打了招呼，无外乎要他有所堤防。这一来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
了。一边是命运在其股掌之中的李政委，一边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假话不能讲，
真话又不敢说；躲着不见面说不过去，见了面更说不过去。

　　田家英何等聪明之人，曹老头的难言之隐怎能不理解，他见了曹老头从不打
破沙锅问到底。有一次他问：新繁推广双季稻，效果究竟好不好？曹模棱两可地
说，这事省里搞过一次大辩论，有不同意见，现在还很难作结论。田给他背了几
句古文：“橘生于南为橘，生于北，则为枳”，解释说，同样的果树，在淮北和
淮南结出的果子完全是两回事，凡事不能生搬硬套，要因地制宜。有一次两人议
论到密植，田家英又讲了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个驼子，种的果树长得又快又高，
结的果子又早又多又好。有人问他诀窍何在，驼子道，他并无奇技，不过顺应事
物本性，尊重自然规律罢了。而有个官员，从早到晚忙忙碌碌，叫老百姓如何耕
植，如何收割，好象是很关心老百姓，结果反倒给老百姓带来灾难。

　　将近四十年后，年近九十的曹老头回忆起这段往事不胜唏嘘：“田家英太耿
直了，四十多岁就离开了人间……。”

　　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下达后，田家英在省委的一次会议上和李井泉发生一
场激烈争执，田争辩说，省委规定的密植标准根本行不通，根据他在崇义乡（即
大丰公社）的调查，去年搞密植造成减产，产量纯属虚报，五月十八日在对温江
专区县委书记的讲话中，李井泉耿耿于怀地谈到此事：

　　“崇义乡去年产量没有那么多？崇义乡为什么要多报一点呢？为什么不愿把
产量账拿出来呢？崇义乡没有瞒产私分是不可能的。”

　　田家英是大丰人不幸岁月中的幸运，他参加省委传达《党内通信》的会议后，
不理睬李井泉“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再传达到生产队”那一套，
叫人马上赶回大丰公社传达：“找几个口齿清楚的女娃娃当广播员，一天播几次，
连播几天，让全公社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他自己又在社员大会上亲自念了三
遍，提出：秧子栽稀栽密，不作硬性规定，不强求一致，根据不同情况自行决定。
他安慰省、地领导说，这是“政策性试验”，“即使我失败了，也不过一个公社，
四川有几千个公社，影响不了大局。”结果大丰公社“另搞一套”的消息不胫而
走，试图效法者蠢蠢欲动，有影响大局之势。省委随即通知说，“大丰有田主任，
他在搞试点，应当例外。”

　　用政治恐怖维护高产神话，以便不顾老百姓死活的进行高征购的做法，深深
地伤害了田家英，他必须揭穿这个神话，让中央了解老百姓的苦难。他选中名声
赫赫的新民公社。公社书记罗世发后来回忆说：

　　“那一年热天，突然接到县委通知，田家英要到新民来调查。我一想，烫！
高产卫星是‘水’（四川方言，“虚假”之意。──编者）的，推广双季稻，搞
密植，明明怙倒牯牛下儿。说真的得罪省上，说假的得罪中央，两头脱不倒手，
我就安排了三个生产队长向田家英汇报，我躲开了……”

　　三个生产队长讲了实话，田家英找到罗世发，看他说不说实话。

　　“田家英问我，五八年产量究竟是多少？我说，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干干湿
湿，新亩老亩，虫打鼠耗，还有抛撒浪费，看你咋个算？田有那么多，只能抽查
估产，可能有虚报浮夸，也可能有瞒产私分，莫法说准确。总之，新繁的产量比
郫县差一篾片。”

　　话说得精明圆滑到家了，但田家英看到了精明圆滑后面的东西。一九五九年
六月下旬，田家英离川去参加庐山会议时，他约罗世发再谈一次。谈话是在省委
招待所田家英的房间里进行的。

　　“我按约定的时间和田家英谈得很多。他对我说：‘我为什么来找你？因为
你是著名的劳动模范，是全国人大代表，是有身份的人。你应该代表农民说他们
心头想说的话。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有党性，对党忠诚老实……他掏出笔记本，
讲了在大丰公社调查到的真实情况，讲了说大话假话的危害，还讲了毛主席的
《党内通信》。他说，中央已经着手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这些
错误了，你还有什么顾虑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呢？他说得那么诚恳，那么尽情尽理，
我还有啥子话说？我就把一九五八年怎样搞真假两本账，上报的产量是假的，一
五一十的给他谈了……”〖注２〗

　　这才是真正的罗世发。田家英立即安排留在大丰的工作组，把罗世发反映的
情况整理上报中央。

　　离开大丰前，愤怒的田家英在公社火神庙坝子上召开几千人的群众大会，高
声宣布：

　　“向党讲了老实话的同志们，请放心！今后如果有人敢打击报复，你们就到
北京来找我，来回车票不要你们掏钱！”

　　田家英斗不过四川省委，不等于四川省委的领导干部都不赞同田家英，他们
只不过无法改变省委就是李政委，李政委就是省委的现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
阎红彦对虚报浮夸深恶痛绝，曾在省委常委会上说李井泉“打肿脸充胖子”。会
后省委书记阎秀峰告诉他：以后有不同意见，不要在会上讲，“李政委没这个习
惯”。阎红彦问：这是他叫你讲的，还是你个人的意见？阎秀峰说：是我个人的
意见。阎红彦说：是你个人的意见就别讲，“我还没那个习惯呢！”他向自己的
老部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叹息：“我们党的事业，坏就坏在这帮败家子手
里。”

　　就在省委号召“二次翻打”，为五九年小春高产凑数时，阎红彦在仁寿县检
查小春产量，亲自参加收打油菜，过秤时发现生产队长作假，这位陕北大汉压住
火气说：“我知道，这是上面要你们搞的，你不能不服从。但你想过没有？油菜
报多了，社员还吃不吃油啊？粮食报多了，社员还吃不吃饭啊？共产党干革命为
了什么？就是为了人民。这样做，是在坑害人民，是在犯罪！”

　　七月份，他再次到仁寿明察暗访，所见所闻令他触目惊心，回来连夜给省里
写信：

    　　省委并大章同志：

    　　我十七日到达仁寿……从六月中旬开始，先后陆续发现缺粮情况严重和
    被迫停伙的食堂有一千九百一十八个，约有十五万人。其中方家区情况最为
    严重……和平管区第四队共八个食堂，从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到领粮止的三十
    五天中，平均每人只吃粮七斤多（谷子三点七斤，嫩包谷三点八斤），而且
    有十天未吃盐，断粮后社员各自寻食，该队共四十八户社员变卖衣服，蚊帐
    ……。

    　　……六月下旬起该县流行一种水肿病，据县委说，全县发病最高时达五
    万六千二百八十九人……截至二十日止，因水肿病死亡的全县有一百九十七
    人……

    　　……有些干部……硬不承认有问题，明明有人由于断粮而变卖家具被盖，
    往成都跑，有水肿病人，而硬说没有或说这是落后社队的个别现象……〖注
    ３〗

　　阎红彦的信写给李大章，是因为李大章对李井泉的作法同样不满。

　　在省委领导干部中，李大章资格最老，他一九二Ｏ年赴法勤工俭学，曾与周
恩来共事，任青年团旅欧支部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中央太行分局成立，邓小平、
李大章为分局正、副书记。和一班对李政委唯唯诺诺的人比起来，他是最有独立
人格的，然而他也无力回天。在他之上，毕竟还有一手遮天的政治局委员李井泉。
半年多的纠左，并未触及根本，宁左勿右的大气候并未改变。就这样，一个地方
官员，无论有多少人与他意见相左，只要有上面的信任，他就可以一意孤行，为
所欲为。

　　阎红彦只有摆脱了这道阴影，他才能多少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一九五九年
九月，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一到云南就砍公共食堂：“我们共产党人
天天讲从实际出发，现在的做法离实际何止十万八千里！必须解散公共食堂，”
听得下面的干部目瞪口呆。经他拍胸脯保证“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大部分地方
食堂解散了，还有少数工于心计的人下一半、留一半，阎就骂他们“品质恶劣”，
“好象过去资本家，两个儿子一个送到共产党，一个送到国民党。”

　　一九五九年春天开始，富甲天下的川西坝子的农民开始大批流亡。流亡的目
的是为了找一碗饭吃，最好的选择是当工人。整个大跃进期间，既使在农村大批
饿死人的情况下，工厂和基本建设单位的人粮食都有最底限度的保障，而且吃的
是“最高标准”。仅仅这一点，就让农民垂涎三尺。有关加强工农联盟、缩小三
大差别　　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伟大历史进步被大
肆渲染，实际上差别是越来越大了。政治上，农民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土壤，
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经济上，他们的私有财产被剥夺殆尽，除了有劳动的
义务，不知道还有什么“权利”，发家致富的希望彻底断绝不说，作为粮食的生
产者，竟落到食不裹腹的地步。千百年来对土地、家乡眷念的遗传基因似乎发生
突变，他们纷纷出走，大办工业和规模巨大的基本建设给了他们改变处境的机会。
即使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为了活命也迫使许多人东奔西跑，浪迹天涯。女人愿意
嫁到任何一个穷乡僻壤　　只要有吃的。

　　七月，一次更大规模的流亡席卷川西坝子，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
餐馆、糖果铺挤满了脸青面黑、神情凄凉的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
人，他们有的提着几个鸡蛋，或一只鸡、鸭，想给城里人换点粮食，有的背着个
小包袱，寻求招雇，更多的人则是两手空空，只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
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
办公室”统计，七月二十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五万三千四百二十八人次，
“挤购糖果”的七千八百五十人次。少得可怜的馆子其拥挤程度从以下的统计中
可见一斑；七月二十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三千五百二十八人次，竹林小餐二
千七百零六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二千一百人次；七月二十一日，香雪海饭店
三千三百三十一人次，竟成园四千六百五十八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
“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一千四百斤，糖果四百斤，面包八百多个，
蔬菜二千斤，煤油二十斤……

　　由于进入成都市的十之八九是温江专区的农民。地委和成都市委专门成立
“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共同采取措施阻止农民进城。地委采取的措施是：
各县各公社严格清点人数，保证“不走一个”，个别确有事需进城的，须经公社
批准并出具介绍信；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严加管理，一律不得进
城；对夏征未完成、又停伙又放人进城的社队，查清情况严加处理；在靠近成都
的场、镇设立检查站，“制止、挡回”进城农民；有重点地供应粮食给缺粮伙食
团，全地区共解决四百七十五万斤（人均一斤多）。

　　成都市采取的措施是：动员户籍员、饮食糖果业服务员、居民积极分子“全
线出击”，劝说农民返乡；限制饮食糖果业供应时间和数量，饭菜不许出堂；白
吃不给钱者加以“处理”，公安部门加强对旅馆、街头巡逻；农民所带鸡、鸡蛋
等必须进入市场按规定价格出售，用粮食交换鸡、蛋者，买卖双方均予处罚……

　　农民有自发进城的，也有基层干部支持出走的。有的社队给社员出具外出证
明：“兹证明×××等到成都支援各厂运输”，“该人身体条件差，不适应农村
劳动，同意到成都市擦皮鞋”云云。

　　许多被“查获”的农民死活不回去，向清查的人员倾倒苦水。简阳县董家乡
的一个生产队长说：“订生产计划的时候，你订三千斤，我订两千斤，实际只收
了二百多斤，任务完不成不敢说，怕辩论，脱不倒手。青黄不接的时候，叫你清
麦杆子（所谓‘二次翻打’也），清得到好多吃好多。”一个农民说：“我们社
停了一个多月的伙食了，小娃娃扳螃蟹吃，我来吃点饭，买点饭回去给老的、小
的吃”。黄瓦街辖区一个旅馆清出七个农民，走到半路，一个女人躺下硬是不走，
两个干部去动员时，其他的就一哄而散溜之乎也。温江万春公社农民苏万东在人
民商场吃了三角钱的饭拿不出钱，被带到派出所后说：“随便咋个处理，我就是
不回去，回去社长要打我。”崇庆县羊马乡十九岁的女青年曾德芳又哭又闹：
“我来成都找我哥的，你们要我走，我就跳河死！”双流农民吴绍远说：“我们
来成都是不得已，前几次回去吃了两把菜，每人每天只分两斤茄子，”坚决不回
去。

　　数以万计的饥饿的农民涌进城市，想象起来令人恐惧，然而他们却驯良、规
矩得令人感动，在十多天的“联合清理”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刑事案
件。例如：“联合办公室”二十一号的简报统计，当天全市发生刑事案件十一件，
其中够“立卡”的二件，这二件是：一、“伪军官”王志刚来成都投靠其兄王洪
翔，因王洪翔“不管其生活”，于七月十九日盗窃城隍庙八号张文华下装一条，
又于二十一日在簸箕街盗窃架架车一部和三十斤钢材，到天回镇废品收购站销赃，
被破获。二、邛崃农民杜顺廷，二十日晚在苏坡桥偷去大小鸡各一只，被青羊宫
派出所抓获。且“态度极端蛮横”，说：“公社一个多月不开伙，逼得我去偷，
随便政府咋个处理……。”

　　农民的悲惨处境引起了市民的广泛同情。营门口九十五号妇女郭中先说：
“农民好惨啊！连饭都没有吃的，都是干部捣的鬼，整得来农民饿肚皮。”一个
老太婆看见糖果店不卖糖果给农民，说：“工人和农民分家了，不卖东西给他们
吃了。”浆洗街设有路卡阻挡农民进城，一些市民替农民打抱不平：“城头这些
人这么寡孽（四川方言，“刻薄”之意。──编者），二天他们到乡坝头来，还
是把他们卡起来。”

    　　七月二十一日上午，省长李大章在省委召开的动员农民回乡会议上，强
    调要坚持说服动员，切忌简单生硬作法，把农民当敌人。农民吃饭不应制止，
    除了粮食以外应该允许农民购买、带回。根据大章同志指示精神，对流落街
    头的农民按县籍进行了集中，由市、县共同派员接待和做工作，商业部们供
    应饭菜，使其“饱肚子”回乡。在动员集中时，所有工作人员不准携带武器，
    公安人员不着警服。规定除米、面外农民购买物品一律不得扣留，排队吃饭
    购物的一律不准拉、押和集中，并通知饭馆、糖果店不得向农民惜售。进城
    出售禽、蛋的农民除进行价格管理，不应阻留干涉。〖注４〗

　　得碗饭吃，农民就老老实实跟着县社干部回乡。再过两月，他们就享受不到
这种优厚待遇了。

〖注１〗《田（主任）了解犀浦公社的情况》，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郫县县
委办公室整理。

〖注２〗刘冠群：《田家英在大丰》，《红岩春秋》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六期。

〖注３〗贺安华：《共和国上将之死》，成都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二四Ｏ页

〖注４〗温江地委、成都市委动员农民返乡联合办公室简报，一九五九年七月十
九日至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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