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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夫[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net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 主席的方法论（节选） 一九五八年底曾笳和李井泉直接对抗的那次会议，最终以曾笳作检讨和地委 的投降告终。历来小心谨慎的宋文彬着实吓了一跳，祸是曾笳闯下的，问题可不 是他一个人的。为了给李政委一个交待，地委在落实一九五八年征购，安排一九 五九年生产计划的百忙之中，几次开会由曾笳作检查，宋文彬也作自我检查，重 申曾笳是“阶级立场问题”。无论是真心还是违心，大家心里都明白了李政委的 怪异思路：高指标是宣传，是旗帜，是鼓舞人心的手段，完不完得成是一回事， 吹不吹又是一回事，吹，才能有压力，逼着你打破常规走新路，按省委的高产措 施办，就能尽快实现这个目标。 省委给温江专区下达的一九五九年粮食生产任务是：“保证”产量达到一百 四十亿斤，比一九五八年虚报的九十亿斤增加百分之六十，其中万斤田一百四十 万亩，也就是说，一百四十万亩万斤田搞成了的话，用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就可 完成全年高产计划了，所以是“留有充分余地的”。同时，为贯彻少种高产多收 的方针，变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放弃七十万亩山区耕地和平坝地区差地。地委 以此指标为“第二本账”分配各县，各县又把指标翻番，总计上报粮食产量三百 三十亿斤，高产片三百万亩，作为鼓舞干劲的“第一本账”。 大吹大擂的万斤运动和一意孤行的疯狂密植给生产造成的恶果，在小春作物 生长后期已经冷冰冰地出现。三月下旬，郫县红光公社的油菜地里发生了许多 “奇怪”的现象。有的菜籽“还未开花就干了，无花更无果”，有的“花开后没 有角心”，有的“有角心没有颗粒”，同时出现大面积的油菜黑菌病，“叶子发 黑后生霉，然后全部干掉。”基层干部解释原因时，除强调“天气过冷”外，承 认“窝子太密”比过去密一倍以上，油菜“立起长，不横起长”。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接着，经不起春季一阵和风细雨的“袭击”，正在抽 穗扬花的的大面积高度密植的小麦倒伏在地。《四川日报》羞答答地承认：“各 地高产田的小麦，或多或少有一部分叶色过于浓绿，叶片又大又厚，叶尖下垂； 或者是因为通风透光不良，麦杆基部节间变长，颜色变白。这部分小麦，遇到风 雨，容易倒伏。”可怜的麦子！为争夺阳光和空气竞相拨高“疯长”，杆子象豆 芽似的弱不禁风了。 温江地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区各级党委“集中三百万劳动人民的智慧，开展 防止小麦倒伏的群众运动”。办法有：每天早晨用竹竿打麦苗上的露水雨水减轻 负荷；将麦苗的脚叶、老叶扯掉，以利通风透光，增强茎杆硬度；用晒席、篾席 等搭成防风屏障，或在麦田上搭防雨棚，雨天盖上，晴天揭开等等。对已经倒伏 的麦子，用手或竹竿扶起来，搭上架子支撑；扶起后用草拴住；“上端成鱼尾形， 下端三角形”……华阳县胜利公社宣称发明了一种“防伏素”。《四川日报》说， 他们苦心研究，根据植物茎杆需要钾、磷元素的原理，把骨粉，磷矿粉和在堆肥 里，经过几天发酵，制成细粉，就成了“防伏素”。先在一亩多地的倒伏麦地里 试验，“原来麦苗完全平躺在地里，施后几天就全部撑起腰来，而且长得更加健 壮。”现在他们已经掀起大造大施小麦防伏素的热潮，已生产出数百万斤防伏素。 其实纯粹打胡乱说。 尽管小春作物已亮红灯，仍然不能对高产密植等提出丝毫疑问，大春生产还 要坚定不移地这么干下去。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 严格规定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坚持 “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至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高潮。紧接 着，温江地委在郫县红光公社召开全区生产现场会。会议宣称，全区小春作物长 势良好，小麦已经灌浆，一般每亩达到四十万到六十万穗，油菜也长得枝大叶多， “空前大丰收的景象已经超过了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高产卫星一而再、再而 三被揭穿，小春作物险象毕露的红光公社继续充当跃进旗手，四百多名会议代表 参观听取了他们“大搞万斤指挥田”的经验。会议规定，今年全区的一百多万亩 高产水稻，全部深耕一尺五，每亩施肥二十万斤，密植四到六万窝。 一九五八年局部推行的疯狂密植，就这样被强行推广到全区，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地处高山丘陵地带的邛崃在宝山公社放荒山上的土地，强迫 社员整村搬迁到山下，组成“大兵团”搞万斤田。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 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 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去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乡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 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 就找来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宋文彬答复不行，“因为 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党中央确实有这个规定。四川省委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发布的农业生产八 条规定，得到中央肯定，四月二十六日批转各省、市、自治区。指示说：在农业 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 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当注意克服，应像四川省委一样，做出些 必要的规定，把生产运动搞起来。〖注１〗 这是对李井泉的巨大鼓舞。自大跃进以来，吹得最热闹的当数河北、河南、 湖北、安徽、广东等省。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他们中大部分开始急速转舵，有 的还纠正得较为彻底。 正当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在急流勇退的时候，李井泉却高举红旗勇往直前，既 不承认错误，更不谈缺粮。这正是一个显示对总路线、大跃进的一往无前的决心， 势如破竹、不为一时挫折吓倒的凌云壮志的机会。在全国各地一片缺粮的呻吟中， 四川要力挽狂澜，扶危厦于既倒，大批地调出粮食，哪怕饿死人也在所不惜。 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他意料之外的事。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谈了关于农业方面六 个问题的意见。这是自一九五八年底纠左以来，他走得最远的一次。 关于生产指标，他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 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能增产一百 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 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 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越密越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 怀疑的。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 种死硬命令。 关于节约粮食问题。他针对公社化以后一度实行的“放开肚皮吃”说，要按 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 卜、瓜豆、芋头之类。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 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他把自已一度很热心的“少种、高产、多收”否定了。他说，少种、高产、 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 部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农业机械化也不能过 急，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后要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 广。 关于讲真话问题，是这封信最精采的部分，他告诫人们： 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 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 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 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 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 可讲。 中央四月二十六日刚刚批转了四川省委关于农业生产的八条规定，三天过后 毛泽东就写了这封信，在思维正常的人看来，显然是对“八条规定”中的高指标， 瞎指挥的尖锐批评，李井泉处境相当不妙。然而李井泉居然胸有成竹，公开和毛 泽东唱反调。 五月三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把毛泽东的这封信用电话传达到四川省委，李井 泉指示：“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后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 转弯太急，防止消极情绪。”在接着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李井泉一再强 调，要“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会议印发的“纪录稿”仍然坚持“八条规定”中 的高指标和密植规格，声称《党内通信》中指出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当然要反 对，“但是保守主义、尾巴主义也要反对”，全省一九五九年的粮食生产高指标 “不能动摇”。李井泉还说，估计《党内通信》传达到基层后，“会产生放任自 流和消极情绪”，要大家有所防范。 李政委大剂量的预防针难以防治心灵的感染，接到《党内通信》的干部们惊 喜万分，主席把话说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极情绪”使省委的高产措施面临 泡汤的威胁，坐立不安的李井泉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将发到县委的党内通信收回。 文件是收回了，影响却收不回。此时此刻，李井泉最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党 内通信》造成的“消极影响”。五月十四日，省委又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紧急 电话会议，传达李井泉关于密植的紧急指示。他说他从重庆回成都时，沿途在胜、 南充、绵阳等地对密植问题作了调查，结果增产了，今年有把握比去年增产得更 多。又说郫县红光公社去年实行二×二×七寸密植，亩产达到一千九百斤，如果 不倒伏，可以达到三千斤。他要求在群众中进行教育，大量提倡二×七寸、三× 六寸、三×七寸的密植，并保证“肯定是无危险的”。他最后说，现在各地对密 植意见不统一，这种“过分担心”的情绪，是不必要的。 为了稳住各地区的头头，省委在重庆传达毛泽东党内通信后，又分片组织学 习讨论。在川西北片区学习讨论中，主持会议的廖志高声称主席之所以写这封信， 是因为“北京有人吹冷风，主席有压力”。暗示党内通信中有些话并非毛泽东本 意。宋文彬在会上表示自己是“稳健派”，话一下就传到李井泉那里，正在川北 视察途中的李井泉连打几次电话给宋，斥责宋是在“散布冷空气”，吓得宋找专 员宫韫书商量，如何向李政委作检讨，商量结果是暂时放一放，看局势如何发展。 接着李井泉又打电话告诉宋，说三×七寸密植要坚持搞，他已打电话问了广东的 陶铸，陶铸也说没问题。 五月十八日，李井泉一回成都就在金牛坝召集温江专区领导和各县第一书记 开会，露骨地宣称，要自己心里有底，不要“人家一说密植不行，自己心中就没 底了。”“三六寸、三七寸、二七寸没什么怀疑的了，没有什么危险的，罗世发 社去年三×六寸、三×七寸粮食打了两千多斤嘛，有了经验喽，今年大部分地区 可以搞好。”散布了“冷空气”的宋文彬提心吊胆，知道要挨批了。不过李政委 还是给他留了情面；“有的同志做不了好事，也做不了坏事”，他脸对着宋文彬 目光却滑到一边：“对温江的工作几年有这个感觉”。 他对体制下放到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仍然心痛不已，担心他的强迫命令因此 受挫。 “去年公社化初期推广新技术很快，现在体制一解决，按他们的大概就把新 技术都顶回来，有问题了，生产全由农民搞吗？还要无产阶级干啥？” 针对毛泽东党内通信中讲真话的问题，他作了不同的解释。他说讲假话有两 种表现，一种是“以多报少”的瞒产私分，一种是“以少报多”的浮夸。接着他 就为后一种假话辩解，他说，浮夸主要是“我们不摸底”，并不是为了荣誉和出 人头地。他把新繁县委书记扯进来：“曹云生你是不是想多报一、二百斤才好当 县委书记喃？我看不是的。” 浮夸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为了什么呢？ “主要还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和农民的争执 点就是粮食、油料少了，争夺粮油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这样。凭良心说，我们 还是想国家多拿一点，你就不想国家多拿一点呢？” 可见李井泉并非不知道缺粮。话已经说得很明白，浮夸的目的，是要和农民 争夺粮食，争夺来干啥呢？调给中央，为此“饿死都不要管他”。这就是他解释 的说假话的良苦用心、高风亮节。 如此明目张胆同毛泽东的指示唱反调，是李井泉存心想同毛泽东对抗吗？不， 没有任何事实证明他对毛泽东有丝毫不忠。他的反调出于一种自信，他相信他比 别人更理解毛泽东，这样做更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不会有风险。他同时坚信 用他的办法能创造高产奇迹，全国粮食越紧张，他的腰杆越硬，到时候全国人都 在吃着四川丰收的粮食时，自然会叹服他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他让温江专区 的领导干部们领会这一点： “主席的方法论就是，当他看准了问题的时候，就下决心搞下去，气魄很大， 莫可阻止，无论如何也要搞下去……在可能的条件下，能办到的事一定要争取实 现，到一定时候防止出问题，一防就可以了，束手束脚是什么也搞不成的。” 李井泉说对了。 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上半年毛泽东的纠左，往往被估价过高。这种估价 又导致把他在庐山会议的表现看做“翻云覆雨”。事实上他在根本的问题上从未 动摇过，他胸有成竹地相信，大跃进出现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他要纠正的，是比他还左的左，这些问题一经纠正，便会继续大踏步前进。 以“一句顶一万句”虔诚，是不可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有些话， 尽管言之凿凿，其实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思想。许多人就是因为过于听信了他的某 些话倒霉的。把握毛主席晚年思想，简而言之宁可信其左，不可信其右，就算左 过了头，不过是认识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对这种“方法论”他有过清楚的 自我表白。文革初期他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讲了一些对林彪搞个人崇拜不满的 “黑话”，然后他就告诉江青，“今后右派可能会利用我的话得势一时，左派则 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注２〗 在这一段纠左期间，毛泽东的“另一些话”是什么呢？ 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肯定，必须继续进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 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这个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只能从实践中 逐步取得经验，“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 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他一面要大家 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讲商品生产，价值法则，一面又要大家读《张鲁 传》，把张鲁政教合一的原始公社和人民公社对比。他一面批评搞浮夸风共产风 穷过渡，又表扬“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种非常 宝贵的积极性“应当坚决加以保护”。 看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党内通信，人们往往忽略了最后一段话。 他说“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 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 地，不胜光荣之至。”他真心希望的是调动积极性，继续大跃进。李井泉“要从 积极的方面去理解”，正是毛泽东的本意。 掌握了毛泽东方法论的李井泉肆无忌惮。毛泽东说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高 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省委的高指标不变。眼下正在插秧，毛泽东说上面死硬 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李井泉偏要下 死硬命令。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四川日报》头版通栏刊出省委批转的郫县 密植经验。批文说，郫县去年普遍推行的三×六寸、三×七寸条栽密植 即所 谓“双龙出海”实践证明完全成功，“证明省委所提倡普遍推行的密植规格肯定 是可行的，并且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方法。”而郫县经验中没有提到的二×七寸条 栽密植 即所谓“蚂蚁出洞”实际证明“产量更高”。 毛泽东的《党内通信》是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 同志们”的。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央又发出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其中的一 条明令将毛主席的党内通信，“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 论执行。”李井泉根本不理睬。 连文件都没看到的公社以下干部所理解的，就只有经李政委酝酿炮制的“主 席指标”了。在郫县蹲点的省委书记阎秀峰是这样给公社党委书记们“传达”的： “主席指示，目的是为了增产，更好地走群众路线，包产要适当，栽秧子规 格要经过群众讨论，把群众的更大积极性调动起来。离开了现实不对，也不能只 反映群众落后的一面，不能把能办到的事否定了。拿已经成功的事实来教育群众， 去年已经有的榜样，上万斤，有决心立雄心大志，并不是不可能实现万斤的。” 〖注３〗 包产怎样才适当呢？郫县的包产指标是平均亩产三千六百斤，口号是“一切 从高产出发！别人做不到的，我们就要做到！” 五月七日中央紧急指示还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 切可以耕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二、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 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猪若下放给私人喂养，必须分给自留地，否则无法解决饲料问题。对于任 何所有制上的倒退，李井泉都要顽强抵抗的。省委的规定是：毛猪下放到生产队 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猪私人喂养自然无法实 行。实际上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均未执行。 五月到六月，纠左达到高潮。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 给公共食堂开了一个大口子，规定：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 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 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太大的，可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 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 的，粮食全部交给个人保管食用。〖注４〗 这就等于说，公共食堂可办可不办。中央一松口，全国许多地区食堂一哄而 散。中央指示的关键之处是口粮分配到户，只要实行了这一条，食堂便会土崩瓦 解。没有什么办法比这更能克服当时的粮食危机了，中国农民生命力之顽强举世 无匹，把粮食分到户，自留地分下去，给他们一点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就 会创造生存的奇迹。 然而四川省委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他们把中央的指示归纳为“以人定量、分 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四句话。其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 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 吃饭”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话。他们很清楚，粮食一分给个人，公共食堂这颗 共产主义萌芽就夭折了。地委书记曾笳在向各县传达省委的四句话时，作了不同 的解释，他在电话会议上“歪曲省委的指示”说：粮食一定要分到户，粮食分到 户，也就免了“节约归已”的麻烦，把粮食分到户，除了他吃的自然还是他的。 至于粮食分到户，社员会不会把粮食交到食堂去搭伙，他含糊其辞地说：“反正 我都讲了，我的责任尽了。”他能说什么呢？省委已经明确规定，食堂必须办下 去。 显然是发现部分地方顶住不放，六月十一日，中央发出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 指示〖注５〗，作出四条规定： 一，允许社员自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私有私养的完全归个人所得。 二、恢复自留地。不管社员喂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都应分给。 自留地生产的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 三、鼓励社员种植零星空地，谁种谁收。 四、归还社员屋前屋后林木果树。 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样，中央的指示直接发到“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并 要求把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并认真实行，取信于民。” 四川省委拒不执行。不把文件下发生产队，不张榜公布，不准社员养私猪， 不分自留地。 作为省一级的党组织，公然一再拒不执行中央的明确规定，这在当时是罕见 的。四川因此失去了许多减少经济和人民生命损失的机会。 一九五九年温江专区大幅度提高小麦种植面积，经历一个冬春精疲力竭的奋 战，搞了大面积的丰产田，直到麦收前，地委对小春大丰收一直是充满信心的。 高度密植的麦子密匝匝、绿油油的景观，也煞是逗人喜爱。地委在策划小春征购 时，手面很大，既考虑增加征购量，又要提高群众吃粮水平，规定每个社员留粮 一百斤，按估产的数字，如此分配下来还绰绰有余。 麦收一开始，这座海市蜃楼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面积的高产田造成的 大面积减产，抵销了扩大种植面积增加的收获，严重的春荒使小春作物成为农民 生存的唯一希望。总的局面是，完成了征购农民就没有吃的，按地委一百斤的标 准留够口粮，征购就没有着落。 直到大跃进之前，川西坝子的农民一般情况下都是吃“盖盖粮”，即农民头 年大春分回的谷子，可以吃到第二年大春。他们不习惯吃面食，其手艺拙劣到只 会揪面疙瘩。能够办到的话，他们会尽可能将麦子充征购，以减轻大春征购负担， 多留大米吃。现在“盖盖粮”变成了“节节粮”，即大春分的粮食接不上趟，吃 完上季等下季，季节与季节之间是断粮期。 现在他们断粮已非一日，麦子一成熟，“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 的矛盾就白热化了。地委财贸部长马炳宗，专署粮食局长商鸿仪等，在温江三圣、 永兴两个公社调查后向地委报告，这两个乡今年搞万斤田，麦子种得太密，大量 倒伏，人均产量只有一百来斤，现在农民一面打麦子一面吃麦子，“打一堆吃一 堆”，吃的是连麸的面糊糊。他们检查了七个食堂，个个如此。农民会不会把大 米藏起来，把麦子吃光以抗拒征购呢？或者见上面干部来了吃麦子装穷呢？不是。 检查厨房和沼水缸，连一颗米粒也未见到。问群众每顿吃多少米，因干部在 场，无人敢言……有的干部说，群众认为吃连麸面好，可以节省粮食，但干部不 在场时，群众反映“麦须须卡喉咙”“拿猪食子喂人”……小春的豌豆、葫豆、 洋芋也早已吃完。〖注６〗 征购铁板钉钉，每人一百斤的留粮也要“兑现”，报告说，“若以净麦子计 算口粮，则可以说没有余粮征购了”。所以，他们的意见是，“为了激发生产情 绪，征购应当酌减一点。”保证每人一百斤口粮的承诺也要兑现，办法是： 一、把小春杂粮算进去；二、把吃了的麦子算进去。 杂粮早已吃光，吃了的麦子已变做粪，把二者都算进去，一百斤“留粮”等 于零。 对于要维护万斤田声誉，证实密植巨大优越性的郫县，任务就更艰巨了。小 春收割开始，大面积高产田严重减产的噩耗搞得县委焦躁不安。为了证明增产确 凿无疑，在郫县蹲点的省委书记阎秀峰带领县委检查团到崇兴公社落实产量，找 到了一个提高产量的秘诀。他们发现已经打过的油菜杆打得不干净，并且“抛撒 严重”。《四川日报》报道说，“阎秀峰同志亲自打了已经打过的两捆菜杆，第 一捆打出十一两菜子，第二捆打了二十一两，平均每捆一斤。在已筛过的六箩菜 子壳里，又筛出五两菜子。”于是检查团当场和社员算了一笔账：每亩菜子三十 捆，每捆抛撒一斤，就是三十斤，每亩一百箩菜壳计算，又抛撒四斤十两；打场 和晒坝上抛撒，每亩平均又是七斤四两。三笔账加起来，平均每亩抛撒四十斤十 一两。全县十二万零二千亩油菜，每亩以四十斤计算，共抛撒四百零八万斤。 （原文如此，计算错误。作者注）每百斤菜子出油四十斤，四百零八万斤共出油 一百七十一万三千六百斤，以全县三十万人计，每人平均损失五斤十一两多油。 这类貌视“科学”的算账方式当时极为流行， 用一个个别的例子，多半 是胡编乱造的例子，推及一般，煞有介事，以此作为指导工作的依据。郫县县委 立即发出“紧急指示”，严令将全部收打过的菜杆、菜壳进行翻打和重筛，未打 二道的不准动用，各级干部必须亲自翻打，作出榜样，开现场会用事实教育群众。 《四川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说，多少年来，人们常用“天收一半，地收一半”这 句话来形容收打小春作物的抛撒浪费现象，谁都认为这是一句谚语，是一种夸张。 看了郫县的事实，就应该承认这不是夸张，“丰收果实千真万确地有丢掉一半的 可能。”一亩油菜收打粗糙，就要抛撒菜子四十斤十一两，而去年全省油菜平均 产量只有九十多斤，这不是一半么？这是多么惊人的损失！〖注７〗 账就是这么乱算的。实际上某些人更感兴趣的不在于真正做到“颗粒还家”， 而是巨大的“抛撒浪费”数字，不论它们实际上能否“翻打”出来，都是可以堂 而皇之计入产量账的。继发现油菜的巨大抛撒后，郫县又推出万寿公社先锋管区 小麦二次翻打的经验。他们把打过的小麦捆子分到户，按每捆翻打半斤计算， “多的归社员自收”，据称是对国家、对公社、对社员都有利，“社员反映很 好”。温江地委六月十一日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普遍翻打一次，通知说， 我区今年小春获得空前大丰收，特别是小春油菜更为突出，无论单产总产都增加 百分之五十左右，但收打不干净。全区再翻打一次，可多收小麦二、三千万斤， 油菜一千多万斤。 “翻打”游戏一箭双雕，既可为高产凑一笔数，又可解决农民的口粮问题： 分几捆麦杆给你翻打，就做你的口粮了；分几捆油菜杆给你，你就有油吃了。许 多地方就是这么干的。 大面积高产田的惨重失败，使农民对瞎指挥深恶痛绝。金堂县赵渡公社嘉陵 耕区的高产小麦田，每亩下种一百多斤，比往常多七八倍，扬花时为防止倒伏， 全部搭架子支撑，结果全部沤烂，“几乎没有收割的价值”。收割时农民无心清 理田里的一窝乱草，说：“收几万斤的卫星麦子，哪个喊我们种的哪个来收嘛”， “哪个卖屁股的喊我们搞的密植！” 眼睁睁的事实摆在面前，水稻还要搞密植。干部下命令，农民说，麦子减了 产，征购不给我们减，秧子还要按你们规定的栽，可以，你们先给我们下保证， 弄拐了减了产，国家减征购！ 谁个敢下这个保证？谁个又敢不照上面的话说？最好的办法是瞒上不瞒下， 全耕区搞了一百多亩密植水稻，供上级检查团检查，检查团一走，“社员又下田 去把秧子扯稀了一半。” 下面越抵制，上面越是查得厉害。郫县全县干部组成若干检查团，没日没夜 在田间地头奔忙，检查水稻密植规格，没达到标准的“毫不留情，一律补足或重 栽”。还有更厉害的一手 各社队组织“土工作队”互相检查。“他们不仅是 被检查者，而且是检查者；既检查自己的生产，也检查别人的生产，这就激发了 他们的责任感”，实际上激发的是要遭殃大家遭殃的报复心理。据说有的基层干 部受本位主义影响和“面子”束缚，在本队不敢按原则办事，一到别的生产队 “一下子就认真负责起来了”。对不起，你对我们“认真负责”，我们也不饶了 你们。这种办法和金堂县仁和乡的“换着打”有异曲同工之妙。经土工作队互相 残杀，郫县的高度密植很快“全面落实”。 死不改悔的强迫命令，有增无减的高征购，顶住不放的“一大二公”，使农 民完全丧失了生产的信心，曾经是“红旗单位”的金堂赵渡公社嘉陵管区现在 “大不相同了”。 社里不顺眼的事一天比一天多。干部放弃领导，忙于赶场，睡大觉。社员呢， 无人管理，想搞生产的，东旋西摆够了，半晌午才出工做活路，不乐意的就去河 边捉鱼，挖树格蔸赚现线……有的社员存有“几望”思想：一望早晨起来迟，二 望食堂勤开，三望休息时间多。有人编成这样一首歌谣：“出工号，哒哒响，一 两个钟头上不了战场；收工号，刚一响，脚杆马上离田旁，三窝麦子不扯完，急 急忙忙跑食堂”…… 食堂也没有什么指望。小春收割后一个多月，温江专区大部分食堂就停伙了。 一些基层干部眼看集体存粮无法维持到秋收，索性将粮食分给社员吊命。一部分 则是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关门让社员自寻生路。勉强还在办的，多以糠菜充饥。 “糠菜半年粮”的口号再次叫响。上面提口号，下面编歪诗，一九五八年诗歌运 动涌现的人才创作活跃：“一进食堂门，稀饭几大盆，锅里起波浪，警防烫死 人”，“开水一桶，麸子一捧，肚子胀爆，鸡巴拉肿”…… 高产、多收继续吹，少种的确不敢再干了。不仅要恢复“休闲”的土地，还 要把力所能及的土地也种上庄稼。六月，温江专区根据省委指示，开展“不空一 寸土，见缝就插针，每人百斤粮食”运动，要求利用一切零星荒地，每人增收一 百斤粮食。不见下面有动静，地委又补发一个通知，规定“见缝插针”谁种谁收， 公社各级不得收归公有，亦不能顶分给社员的口粮。这倒是挺诱人的。但是被朝 令夕改、出尔反尔的政策变化弄得情绪低落、满腹疑虑的农民仍然“迟疑观望”。 经一再动员保证，农民们干起来了。当粮食成熟的时候，他们的担心再次不幸成 为现实：庐山会议的结果使各级的承诺再次变为谎言，“见缝插针”的粮食不是 收归公有，就是顶了口粮。 〖注１〗《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九四页。 〖注２〗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 〖注３〗《省委阎书记在五月二十六日郫县县委召开的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 话记录》，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注４〗《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注５〗《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一 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注６〗马炳忠、商鸿仪：《下乡研究粮食情况报告》，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 日。 〖注７〗《四川日报》社论：《这绝不是小事》，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 [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net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