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瞒下不瞒上

　　这一年，温江地委书记曾笳四十一岁。

　　一九三八年春寒料峭的时节，四川蓬溪县蓬南乡里走出三个衣衫单薄的青年，
他们的目的地是心中的圣地延安。其中一个皮肤白净，爱说爱笑的就是曾笳。他
是乡里的小学教员，父亲是个不走运的小地主，破产后如今守着二十亩田的家当。

　　在成都努力餐馆，他们见到老板、中共四川省地下党领导人车跃先，车说到
延安只有步行，三个人凑了凑带的二十一块银元，走！

　　每一个银元都是在饿得迈不开腿时，才掏出来的，到西安三个人还剩两毛钱。
往延安的路上，饿得走不动了，几个书生放不下脸面讨饭。曾笳提议到小学校去
化缘，穷教师总会帮穷教师嘛，果然得了一饱，一路屡试不爽。当他们完成二十
八天的长征望见延安的宝塔，一个个已是又黑又瘦。

　　一九三九年任太原分区青委书记，一九四一年任县委宣传部长，一九四八年
任县委书记，一九四九年底南下任温江地委宣传部长，一九五二年任地委副书记，
一路顺风满帆。

　　他讨厌政治学习，不看“干部必读”，开会经常迟到，不爱批阅文件，不爱
写讲话稿。爱跳舞，场场不漏；爱看连环画，一坐上地委的美式吉普，就从公文
包里把它们掏出来；好吃，一听说哪里有好吃的就跑去了；说话带把：“球！他
妈的×……”他讨厌转弯抹角，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见风使舵阿谀奉迎。他的
快人快语、口无遮拦是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有人说他胸怀坦荡，正直豪爽，嫉
恶如仇；有人说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自由散漫，有人嫌他锋芒太露，缺少涵
养；有人则暗暗为他捏一把汗……但没人否认他有才华、有能力。

　　自打到外地学习高产经验的干部回来报告所谓的卫星纯属假冒以后，他的脾
气就越来越坏，怪话越来越多了。地委干部张学仪、刘文英到郫县红光社调查回
来，向他汇报干部半夜叫社员把谷子并到一块，还不准社员说，他霍地从沙发上
站起来：“这他妈的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一天吃了饭尽干这些没出息的事。他
妈的不领导群众搞生产，专搞欺骗……”吓得张、刘把更糟糕的事吞了回去：
“有些事真不敢给曾书记谈，他急了连你一起骂得狗血淋头。”

　　他不分场合地骂，从本省骂到外省，从下面骂到上面。他在召集的农业书记
会上骂：“今年上半年大家都踏踏实实地干，就是他妈的河南吹起来以后，大家
就跟着吹。郫县给我们干了一件坏事，他们现在还坚持有一万斤的，弄得多被动？
河南还有万斤县，又是一个千斤省，现在呢？现了原形，粮食不但不外调，还要
调入，吹牛真是害死人！”他在食堂吃饭时骂：“球！河南的钢铁卫星放那么高，
弄得别人赶都赶不赢，闹球半天，它才是假的！”他大不敬地骂：“有些领导头
脑发热，就相信那些说假话的人。吹牛的人吃得开，老老实实反映情况就说你是
观潮派。”“多快和好省就是有球矛盾，数量和质量就是有球矛盾。”“现在的
球报纸，我看都不想看，抓住一点就瞎吹……”

　　最后一句是开地委常委会时说的。“你说什么？”第一书记宋文彬觉得太过
分了，曾笳理直气壮：“现在的报纸尽球瞎吹牛，今天这个小厂制成拖拉机啦，
明天那个小烂厂制成汽车喽，都是乱找零配件凑成的，能算是生产出来的东西？
工业就那么简单！要不，你给我成批生产嘛，我一看这些消息就头痛。”

　　他到处泼冷水，下面汇报工具改革的辉煌成绩，他听都不听：“啥子工具改
革，技术革命，东改西改还是用不得。让群众把饭吃饱，一下就突击上去了。”
人家带他参观土化肥厂，他指着生产的泥蛋子问：“这就叫化肥？能起什么用？”
弄得人家脸红脖子粗。主管着全专区的农业，他对大炼钢铁气不打一处：“球！
上去那么多人，庄稼丢在地里收不起来，炼那点铁，还不够吃咧！”“这真是劳
民伤财，得不偿失，太盲目了，农业搞不好就吃钢铁吗？”第一书记抓工业是党
中央的规定，他公然声称要“顶住”，“叫第一书记天天守住炉子，不出铁还是
不出铁，事情总是有个发展规律嘛。”他向全专区主管农业的县委书记下令：
“工业、农业、一家一个电话会，太不象话了！你们记着，这是我说的，我负责，
今后通知开工业电话会，你们谁也不准参加！”想了想他又补充一句：“除李政
委召开的以外……”眼下李政委正坐镇金牛坝亲自督阵大炼钢铁，三天两头把地、
县头儿抓去开会呢。

　　这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十九岁。

　　他是江西临川县人，说来还是列宁提到过的北宋改革派大家王安石和晚明大
戏曲家汤显祖的老乡。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军。到广东后曾任东江
特委秘书长，一九三Ｏ年到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任红三十五军政委，长征时任
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抗战时任八路军一二Ｏ师三五八旅政委，解放战争时
期任中央晋绥分局书记。

　　他和毛泽东首次相识于一九三Ｏ年，那时他在红四军前委作通讯联络工作，
这对他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他第一次受挫是在领导晋绥区土改时，采取消灭地
主富农的极左政策，加之作风专横，引起晋绥区干部的普遍不满。毛泽东亲自出
面做工作纠正错误，毛选第四卷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说的就是这回事。
这次打击使他在任川西区党委书记时颇为谨慎。一九五二年恢复四川省建制，他
做了省委书记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干部叫李政委，这是区别书记和副
书记的尊称。一九五四年二月西南局撤销，李政委手脚放得更开，从晋绥分局跟
他南下的干部们发现，他的老毛病似乎又犯了。

　　他个头矮小敦实，头发花白，有些驼背，看上去比年长十岁的李大章还老。
操一口四川人很难听懂的江西老表话，写一手乱糟糟的字，他目无定睛，从不正
眼看人，脸上难得出现笑容。无论多么轻松的场合，他一出现就鸦雀无声。训斥
干部就象骂孩子，省委副书记也有被当众训斥的。对敢于和他作对的人具有惊人
的记忆力，锲而不舍地必治之而后快。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届省党代会选举，初选，一名代表斗胆不投李政委的票，
正式选举，李政委就少了八张选票。党代会结束，李政委把地县委书记们留下，
花两天时间就这一重大事件端正态度。“敢不投李政委的票，太不象话了！”有
人愤怒地表示；“肯定是穿凡尔丁衣服的人干的”（建国初期实行供结制，四川
厅局级干部发凡尔丁制服，此话意为高级干部所为），有人提供线索。公安机关
秘密侦察，首要目标是初选时带头造反的那个人。曾经怀疑到成都市长李宗林，
取指纹和选票上的指纹核对，不像，案子就拖了下来。

　　他的这类故事还多。一九五四年四月达赖喇嘛到成都，一再表示想见与西藏
相邻的四川首席长官李井泉，李托病不见，却又在庆祝列宁诞辰的大会上出现，
令达赖生了闷气。五月初，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后到成都，达赖、李井泉等前住
机场迎接，周恩来一下飞机，直奔达赖握手，达赖告李一状，周恩来当众把李批
评一顿，说他“架子比主席还大”，令他当场给达赖道歉，并给中央作出检讨。

　　周恩来的愤怒当然不足以动摇李井泉的地位。在支撑他的地位的基石中，最
粗重的一块就是粮食，而建国初期急于实现工业化的贫困岁月里，粮食几乎就是
整个共和国的基石。四川粮食第一大省的地位，是从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八年
抗战，四川提供军粮二百四十亿斤以上，占国民党统治区三分之一，从全国各地
逃难来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天府之国真是名不虚传。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
四川上交中央粮食一百六十多亿斤，为全国商品粮第一大基地，其中一九五七年
为最高峰，净调五十八亿多斤，相当于全国各地调交中央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七。
而同期全川农民的留粮水平和城市人口口粮标准都低于全国。〖注１〗

　　中央三分之一以上的粮食来自四川，这个政绩真是太显赫了，而李井泉在成
都会议期间精心接待，一定也给伟大领袖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表扬说，四川的
高级化，李井泉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全体到会人员合影时，他破例让李井泉坐
在他的身边。一个多月后的八届五中全会，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当选中
央政治局委员，这在省委书记中是独一无二的，足见中央对四川和交粮有功的李
井泉的看重。这一来，李政委的形象就更加令人生畏了。

　　一九五八年年底，种种不妙的迹象，尤其是粮食征购进展缓慢使毛泽东觉查
到出了问题。十一月初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带领大家读苏联的《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批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作法。“农民总还是农民”，他
说，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能要求一
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接下来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上，他表示已经识破了下
面的骗局，说现在横竖是放卫星，争名誉，管他假不假；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
付参观，就去借二百头，看后送回。什么半年、一年扫盲我就不太相信；又说消
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
且我们都相信，从中央、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也
破除了。”“我有点恐慌，怕犯冒险主义错误。”他批转了云南省委一份反映一
些地方发生肿病的材料，说我们对人民生活关心不够，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千
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
倾’”。〖注２〗十二月十二日，他又直截了当地作自我批评：

　　“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一零七零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
炮三件事，别的事没想。”

　　随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他又批评有人头脑太热，可能跌筋头。全会对一
哄而起，各显神通的人民公社加以规范，对北戴河会议规定的高指标稍加调整。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一传达，曾笳手舞足蹈：“看吧，看这次中央八届六中全
会是怎样分析？是反左还是反右？”得意之际，嘴巴又放炮，在电话会议上对县
委书记们讲：“党对大跃进的成绩估计高了，人民公社办早了，大办钢铁要求急
了，党犯了错误。”

　　八届六中全会是降温的，从武昌开会回来的李井泉却没有丝毫降温的迹象。
十二月底，省委在金牛坝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布置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跃进任务。
地委书记宋文彬刚开了一天会就病了，通知曾笳代表地委参加会议。

　　关于宋文彬的这场病，大多数人认为是他不愿当面得罪李政委采取的一种回
避手段。这年四十岁的宋文彬的是从家乡山西离石县的农会干起，一步步走出来
的。他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九年南下之前已是地委书记。他是温江专区
首任专员，一九五二年贾启允走后即任书记。作为晋绥区的老干部，他对老上司
李井泉的脾气颇为熟悉，后者也一直给他重用与信任。

　　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工作勤奋，作风严谨。他从不跳舞，每天工作十六
小时以上。有人说他的处世哲学是“宁可犯政治错误，决不犯组织错误”。他对
上面的指示说一不二，同时也要求下面对他的指示说一不二，如果有人打折扣，
他就气得牙齿咬得吱吱响，一支接一支猛抽着烟在屋里打转。

　　自从放高产卫星开始，他担心地发现自己的看法和李政委有了分歧。对郫县
的处理，显然已经引起李政委的不满，而地委反覆调查的结果，又证明所有的万
斤田都是假的。他既怕犯对上面的精神理解不透、贯彻不力的错误，也怕犯违背
下面的实际情况生出乱子犯错误。说他称病回避的根据是，这次会上李井泉提出
一九五九年全川要搞一千万亩万斤田，给温江专区下达的任务是四百万亩！

　　宋文彬不敢表态，但曾笳这门大炮会作何反应他很清楚。曾笳赶到金牛坝，
宋文彬神色凄凉地告诉他这个消息。曾笳头一下子大了：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嘛！
哪来的万斤田？所有的万斤田都是胡吹乱造，实际上千斤都上不了，全专区总共
才五百多万亩稻田，造假都弄不出四百万亩万斤田啊！

　　“曾笳，你们的四百万亩万斤田怎么样，能完成吗？”大会上，李井泉点名
要温江专区表态。

　　曾笳很平静：“四百万亩恐怕有问题。”

　　“你们郫县今年就出了那么多万斤田嘛。温江专区条件那么好，可以大面积
推广嘛。”

　　“郫县的万斤田现在还不敢肯定，恐怕靠不住。”

　　“哦，你对郫县的万斤田还有怀疑？”

　　“恐怕有问题。”

　　李政委的脸红了，这是他发怒骂人的前奏。在场的全川各专区主要领导的心
都悬起来了，谁都知道郫县是李政委一手栽培的样板，郫县的高产卫星名扬全国，
曾笳竟敢在大会上当面否认，只一个“假”字未出口的而已！

　　“去把刘致台给我叫来！”李政委下令。

　　到会介绍郫县经验的刘致台匆匆赶到。李井泉指着曾笳对刘说：

　　“你说说，你们的万斤田到底有没有？曾笳怀疑是假的。”

　　“肯定是有的嘛。”刘致台说，接着他举出红光社的一块一万零六百斤的万
斤田。

　　李井泉以胜利者的姿态问曾笳：“你怎么说呢？”

　　曾笳愤怒已极，郫县报告的万斤田，地委逐一调查核实全是假的，怎么又凭
空生出一块来？他回答：

　　“这是个大问题，有没有我们还要调查一下。”

　　李政委的脸再一次涨红了。全场一片死寂，等待着暴风骤雨的降临。

　　出乎人们的预料，李政委竟然平息下来，挥了挥手道：“好吧，那就算了，
散会。”

　　李井泉真的相信有万斤田吗？也许任何一个当时有可能对他提出这个问题的
人，都很难得到正面的回答。对他来说，万斤田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
不是真假有无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宣传的问题。对那些信誓旦旦吹牛撒谎的人，
他看重的是他们的“积极性”，根本没有想过要追究是否真有其事。他相信，高
指标是迫使下面千方百计夺取高产的强大动力，指标越高，压力越大，干劲越大，
要求一万，说不定就能干到三千五千，要求一千，就只有五百八百了。这一套思
路，来源于毛泽东的“两本账”的办法。与其说李井泉相信万斤田，不如说他太
想让下面的干部群众相信有万斤田。

　　如果曾笳就此罢休，这场风波也许就平息下去，他个人的命运也许不会象后
来那样糟糕。可是曾笳难以理解李政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良苦用心。一散会
他就打电话给地委农工部长申培林，要他立即组织调查刘致台声称的那块万斤田，
并特别嘱咐不要找干部和“积极分子”了解，要找一般群众了解，他们一定做了
应付调查的准备。

　　这是申培林很乐于做的事。为了避“一家之言”之嫌，他分别从宣传部、农
业局、团委抽调了干部，考虑到郫县与地委的对立情绪，还特意安排一名刚从郫
县调来的干部参加，组成一支七十八人的工作组前往调查。

　　地委工作组前脚一到，消息就传到李政委耳朵里。省委副秘书长周颐赶快给
曾笳通风报信：“老曾，听说你派人到郫县调查，你把李政委弄火了……”

　　深知李政委脾气的宋文彬发觉曾笳在点炸药包，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迫不
及待地要把嗤嗤作响的导火索掐灭。他找到曾笳，告诉他赶快把工作组收回来。
曾笳不听：“查清楚了就收。”“查清楚了不是和李政委唱对台戏，将李政委的
军吗？”曾笳还是不听。宋文彬掉过头又去找刘致台，劝他去跟李政委说，那块
田的产量我们再调查一下，“把问题缓和一下。”刘致台哭丧着脸说他不敢讲，
他怕李政委。宋文彬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那你不是逼我们地委作检讨吗？”

　　李井泉真的火了。当初他咽下那口气，是不愿意在会议上把矛盾激化，从而
演变为一场辨别谁是谁非的具体化的调查，这是他最没有把握，因而也最不愿意
做的事。曾笳这一手，就把他逼到了墙脚。如果调查证明是假的，再让曾笳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拿到会上散布，不仅使他蒙受羞辱，而且直接影响高产指标
的落实，他决不能容忍！

　　“他派人调查，我亲自去调查！”

　　他是这样调查的：他让刘致台通知潘兆清、郑功瑶以及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
莲到金牛坝面议。指示：过去报的卫星田，都被否定了，这块田一定要保！立即
写材料，郑功瑶到大会介绍经验。

　　聪明绝顶，口若悬河的潘兆清口述，王春莲记录，苦熬一个通宵，署名第一
书记郑功瑶的“红光社水稻亩产一万零六百八十一斤的经验”大功告成。郑功瑶
拿着一份走上金牛坝礼堂讲台，《四川日报》总编拿着一份直奔编辑部。

　　曾经在报纸上大吹大擂的那些高产卫星都按下不表，单讲红光社“青年种植
组”这块闻所未闻的卫星田。“这个产量是经过县委和我们乡党委核实，并且群
众也一致认为产量是确实的。”经验生动、具体，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可能的质疑，
充分显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这个田的处境，上无遮阴挡阳，下无沟渠，四周靠田，被围在当中，长
    方形，农民称之为“保肋田”（最好的田）。土质是大泥田，农民说：“结
    上尖、出子头”，科学家称之为“千粒重”的意思。前期作物是黄油菜，四
    月二十七日扯完菜子，五月六日移栽秧子，八月二十四日收割，青年种植组
    的成员六人都是共青团员。

　　毛泽东的著名比划也拿出来为这块万斤田撑腰。

    　　他老人家指示我们，要小麦吊吊长八寸左右（毛主席当时是打的手势，
    约有八寸左右），油菜长一人高（也是打的手势），这对我们启发很大，也
    启发了青年种植组的同志们，他们马上把指标改为三千五百斤。以后又修改
    了两次，改成五千斤、七千斤……每修改一次指标，就增添一次措施，不断
    革命，不断前进……总之，经验只有一条，听党的话。

　　郑功瑶继续念道，这块田她是亲眼所见的。

    　　我自己亲自看过这块田，确实长的很好。社员们形容，密得来“麻雀飞
    不起来”。到收割时，谷子有些倒，但未倒下去。老农民说，这叫“牛吃草”
    的形式……

　　“这个田的产量是否正确呢？”郑功瑶问，并回答：

    　　县上及我们乡上经过几次核对，群众认为是正确的，据社员说：那天一
    共只收了这块田，三亩打四千多个草，一百九十多挑谷子，五十多个社员，
    十三张拌桶，割、打、担整整闹了一天。

　　地委早就有言在先，所有的卫星田必须报地委，地委验收后才能确认。曾笳
在会上一口咬定，这块田地委从未听说，更未验收，作何解释？原来他们非常的
谦虚谨慎。

    　　抽穗到测产，预计有八千斤，但又不敢说。说是“人怕老来穷，谷怕午
    时风”，就没有往上报……副乡长胡清泉同志去测产，说可以打到八千斤。
    那时候，大家还不大相信，预料不到可产一万斤或八千斤……这块谷子收割
    以前，种植组的青年们用电话报告县团委书记，请去验收，他们说有事情，
    顾不上去，就这样耽误了，没有前去验收，只有社上、乡上的同志验收。收
    割完很久，我们自己没有去总结，也没有派人去总结。直到最近地委、县委
    对万斤田的反复调查，才引起我们的重视，才派人去做了调查。

　　天哪，原来县上、乡上是“最近”，也就是打下的谷子都快吃完时，才发现
这块万斤田的啊！郑功瑶面不改色：

    　　如果我们思想解放得更彻底些，根本不止产一万斤……去年这时，我们
    连一千斤也不敢承认，今年这时，我们大闹万斤，我们的经验也丰富了。

　　郑功瑶话音一落，李政委带头鼓掌，各专区头头们鼓掌。曾笳不动手。

　　李井泉问：“曾笳，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曾笳闷不作声。李再次追问。

　　曾笳还是那句话：“这个问题以后再说，这块田我们过去不晓得，有没有那
么多还搞不清楚。”

　　这位政治局委员终于忍无可忍，他面色通红，声音发抖：“啊？你还不信？
我们这个会场里有怀疑派，秋后算账派！你　　”他指着曾笳：“你要秋后算账
吗？”

　　曾笳想，信不信秋后算账可以解决，可眼下冬至已过。

　　李政委破口大骂：

　　“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创
造嘛！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你居心不良！”

　　在发泄了一通怒火以后，他竟又冒出这样的话：“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
嘛，这是群众的积极性嘛……”

　　他对郑功瑶精确到每亩多少窝、每窝多少穗、每穗多少粒，多少粒一两计算
出的产量，随口就打了四五成折扣，令台下的人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李政委
的用意是要“瞒下”，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啊。

　　此时的宋文彬已经对李政委的用意心领神会。他知道曾笳这个漏子捅大了，
他竟然逼着李政委提供伪证，而且不打自招承认是伪证。总得搭个梯子让立在悬
崖上的李政委下台啊。郑功瑶发言后的那天晚上，宋文彬和专员宫韫书找到曾笳，
帮助他认识错误，以便第二天在大会上作检讨。宋、宫刚说了几句，曾就顶了回
去：“检讨？检讨什么？我说的哪点不是事实？”接下去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
通郫县如何弄虚作假的情况。宋宫二人无言以对，他们何尝不知道曾笳讲的是事
实。三个相对无言、默然枯坐。熬到天快亮时，宋文彬终于憋出一句：“这恐怕
是阶级问题。”这当然是说曾笳出身地主，阶级立场有问题；或者说是告诉曾笳，
可以从阶级立场上作检讨。结果又给曾笳顶了回来：“万斤田有就是有，没有就
是没有，这和阶级有什么关系？”

　　这天早晨，省委副秘书长周颐给曾笳带来了好消息：“井泉同志说了，怕你
思想不通，就不在大会上作检讨了。”

　　是啊，把曾笳逼到绝路上，他横下一条心继续捣乱如何收场？

　　郑功瑶在会上念的那篇胡编乱诌，满纸谎言的“经验”，第二天即一九五九
年一月五日出现在《四川日报》头版。一月七日《四川日报》发表社论，对以曾
笳为代表的“算账派”进行不点名批判。

    　　在“少种高产多收”的洪流里，也还有算账派。这种人尽管是个别的，
    但影响极坏。这种人不仅根本不相信今年会有一个更大的跃进，而且对去年
    的伟大成就，也抱着否定的态度。他们对于广大群众一年来辛勤劳动所取得
    的伟大成果，不但不加以赞扬、歌颂，反而站在群众之外，指手划脚，评头
    品足，吹毛求疵。他们甚至闭着眼睛，把去年个别地方估产不够准确　　这
    个本来是难免的现象，当成虚假，企图以此来否定成绩……你说不能高产，
    那就请你睁开眼睛看一看；红光人民公社水稻亩产一万多斤，不是高产又是
    什么？〖注３〗

　　事情越闹越大，申培林又来凑一把火，跑到金牛坝给曾笳报告调查结果，说
郑功瑶吹的那块“保肋田”，实际上只收了六百多斤，曾笳问宋文彬听不听汇报，
宋文彬气不打一处来：“我不听，回去再扯！”

　　这理是没法讲了。宋文彬作检讨，承认地委对少种、高产、多收态度不坚定，
缺乏信心，在帮助郫县纠正虚假现象时“急了一些”，对其成绩鼓励支持不够。
曾笳也作了检讨，“承认”这不是真假问题，而是相不相信党和群众力量的“立
场问题”，“感情问题”。

　　李政委也作了“让步”，省委给温江专区下达的万斤田指标从四百万亩万斤
田降低到一百四十万亩。

　　这个任务完不完得成，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各级手里都有秘而不宣的第二本
账、第三本账，但是公开谁也不能讲，尤其对老百姓不能讲，以调动其积极性。

　　老百姓早就看穿了　　“瞒下不瞒上”。

〖注１〗《当代中国的四川》第二五、七四、八一、四四二页。

〖注２〗毛泽东：《一个教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注３〗《《四川日报》》社论：《高举少种、高产、多收的红旗奋勇前进》一
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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