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东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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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烧一亿度

  一九五六年的减产,让温江专区大部分县的干部冷静了许多。李政委几个小
时的关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教,也没有让他们的脑子热起来。一九五
七年,大部分县都放慢了“技术革命”的步子,恢复传统耕作方法。唯有郫县一
枝独秀,在省委领导的扶持关怀下,高举跃进大旗,双季稻面积由四千亩扩大到
五万多亩,全县干部一大半在乡下指挥农民搞生产,培训出几千名“土专家”,
组成全县“新技术推广网”,悬赏征集生产新建议近三万条。年底,《人民日报》
头版报道,四川九个县市达到纲要指标,“其中郫县产量最高,平均亩产一千零
八十三斤”,成为全川第一个千斤县。

  这一次郫县出了大风头,不仅成了全省“首举帅旗的先进县”,在全国也有
了名气。五七年底到五八年初,省内外参观取经者达五千多人。省里又决定,将
崇宁这个殷实肥富,但“工作落后”的小县并入郫县,壮大郫县实力。因为水稻
减产的事让新华社记者捅出去“犯了错误”的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到郫县坐冷
板凳。县委门口贴出了一幅对联:

  克勤克俭以乘风破浪的干劲提前实现纲要四十条
  戒骄戒躁用排山倒海的雄心壮志稳举帅旗双千斤
  横批:跃进再跃进

  没有自以为骄傲的成绩就不会说“戒骄或躁”。县委书记、县长高义禄后来
感慨;

  “那时候我们的脑子真是太热了,不是一百度、一千度、一万度,是一亿
度!”

  一亿度的高烧就是从这时候升起来的。继五七年实现“千斤县”,五八年的
指标定到双千斤。为了稳举帅旗,全县掀起声势浩大的改良土壤,积肥造肥、扩
大耕地、兴修水利、植树绿化和除七害运动。被郭沫若称为“新国风”的跃进诗
歌响彻全县:“夜晚当白天,月亮当太阳,星星当月亮”,“挖尽千脚泥,寻找
肥林盘,积肥不上五十万,不算英雄汉”。志愿军战歌也改编成跃进战歌:“雄
纠纠,气昂昂,决心坚如钢。雨当晴,夜当晓,生产日夜忙……”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到郫县视察,尤如一剂强烈的兴奋剂,把
本来已经热昏的气氛加热到白炽。陷入热昏状态的不仅是干部,农民也被眼花缭
乱的刺激弄得晕眩了。无休无止的宣传鼓动如催眠术和气功师的暗示,光荣与梦
想如天国的召唤,人人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一九五八年五月,就在毛泽东正式启动大跃进战车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同
时,郫县举行党代会,县委书记高义禄骄傲地宣称,小春丰收已成定局,据各乡
估产,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同志们,这个增产比例在我县来说是空前
的,史无前例的,从近来报上发表的消息看,象我县这样的增产比例是少有的。”

  这是一个诗歌盛行的时代,人们竞相用诗化的语言表达豪情壮志,连党代会
上作报告也不例外。在做诗,或者说编顺口溜方面,农工部长潘兆清是一把好手。
本地贫农家庭出身的潘兆清虽然只上过几年小学,但聪明过人,能说会道,善于
领会上级精神并有创新。他土改时参加工作,两年时间就当了区委书记,一九五
四年升任县委农工部长。县里发的文件,大部分是由他口述,县委办公室主任王
春莲记录而成。在这次党代会上,他的报告几乎是诗歌连缀。归纳全县各乡的工
作成绩,他朗诵道:

  太平扫除文盲干劲大,崇兴除四害灭三病有办法;新民技术革新是创造,合
兴先进技术创造广;犀浦经营管理有名堂,花园耕作细致赛全县;永定挖沙塘改
良土壤,安靖肥料加工厂是榜样,团结使用磷肥矿已推广,永兴创造农业社办劳
教,古城养猪全县最多、德元大麻生产很漂亮;友爱土烟赛过花园场,合作养母
猪经验很丰富;和平油菜产量高,清河乡创造栽包粪秧。这就是行行出状元,乡
乡有特点,事事有先进,样样有创造,只要认真学,外行变内行。

  讲到生产上的发明创造,他朗诵:

  农业社创造既多又广,生动而惊人。萧传贵创造洋芋栽大箱,刘贤松创造全
队早发栽塘秧,徐清树创造三点钟催芽法,李洪金创造土烟间在玉米箱,刘孝钦
提出荞子点条播,赁伦发提议土烟栽双箱,孙树云创造筒车改用筒槽水,石荣中
试验成功老葫豆行内间种葫豆秧……杨志成人工造粪水,刘贤松和技术人员结合
创造高空育秧,周桂林试行水沟育秧,牟青云就搞院坝洒秧,机械农场试行猪喂
牛粪,钟永成和张润高就把猪的扁桃腺割了喂了肥猪片,注射鸡蛋清十天长七斤
……〖注1〗

  党代会的诗歌大联唱以县委书记高义禄的报告为最后篇章,他描绘道:“我
们县目前的景象是:

  乘风破浪大跃进,万马奔腾总动员。
  坚决跟着共产党,誓把郫县变乐园。
  粮食赶澄海,水稻追孝感;
  亩产一千五,力争达双千。
  每户积肥八十万,单改双、双加番;
  密植良种浅水灌,低产变成高产田。
  小沟改水渠,铁牛跑得欢。
  生猪发展超北川,鸡鸭成群果满园。
  全县养蜂二十万(箱),每户社员都养蚕。
  ……
  社社有电话,队队喇叭安。
  文盲全扫除,都把科学钻。
  农业中学遍全县,新型农民文武全。
  六畜兴旺人健康,三病七害消灭完。
  农村修建居民点,家家户户电灯燃。
  有余粮、有存款,欢乐歌声遍田园。
  人人脸上红光满,老年变得象青年。
  光荣伟大共产党,领导我们奔向前。
  幸福日子要实现,大家鼓劲干三年。”〖注2〗

  鼓劲干三年就能过上这般如诗如画的好日子,真是累死累活也心甘。

  最最幸福和激动的当然是红光社的社员们。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
人人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
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
一份“龙恩”。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
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
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
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
“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
“幸福小学”;见过他的十八名小孩成了“幸福娃”。〖注3〗幸福万分的温幺
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
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
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她逢人便说,要是那阵不害火巴眼就好了,害得毛主席来
了她都没认出来,抱怨她孙儿不懂事,毛主席问他腔都不敢开。

  更名“幸福”的还有:毛泽东到过的灌县新城乡莲花社更名幸福社;刘少奇
视察过的犀浦乡第二农业社更名幸福社;邓小平视察过的郫县晨光社更名幸福社。
孩子们人人学会了新儿歌:“红光社,开红花,毛主席来到我们家。看我们种的
双季稻,夸我们种的好庄稼……”一曲颂歌唱遍大江南北: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
  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千家万户齐欢笑,
  好象春雷响四方。
  ……

  和这首曲调优美的颂歌一样响遍全国的,是毛泽东在红光社发现的打破碗花
花。根据毛泽东三月十六日的当面指示,有关报道两天后就出现在《四川日报》。
三月二十六日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专稿:《让毒草为
人类服务  四川农民用“打破碗花花”除蚊蝇》,并有川大方文培教授,川医
谢成科、徐仲吕、李正化教授等的分析介绍。几天后,这种野草的神奇功效进一
步扩大。《人民日报》说,四川省农业部门的试验证明,这种野草还能够用来消
灭蚜虫、土蚕、螟虫和“杀死病菌”。不过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报纸何以将它吹得
神乎其神。直到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已到了武汉,《人民日报》才首次报道毛泽
东在四川的消息,刊登毛泽东在红光社观看打破碗花花的照片。反应敏捷的郭沫
若在第二天发表的《百花齐放》组诗中加上“打破碗花花”一首:

  我们的白色花冠是五瓣,
  有的是淡紫色或者淡蓝,
  也有的是双瓣名叫牡丹,
  栽培在庭院里也很好看。

  但我们的广阔天地是乡间,
  农民们用来驱蝇、除蚊、肥田。
  茎叶有毒,看是怎样地使用,
  只要使用得好并不打破碗。

  他对这种“花”的知识显然是从报纸上得知的,不如艾芜谈得真切。他说他
小时有一年打摆子,母亲到小沟边摘了打破碗花,捶烂敷在手上,“从此就不发
疟疾了”,建议用它提炼一种治疟疾的外用药。又说四川还有一种叫合麻的野草,
手一摸痛得要命,当年张献忠扯来揩屁股,痛如刀割,大骂四川不但人可恶,连
草也可恶,“我想也可以研究下子,在毒草中取出有用的药来。”〖注4〗

  因为是红光社社长,诚实厚道的周桂林成了全国知名人物,他那副光头上扣
一顶皱巴巴的制服帽,裤腿挽得老高的形象经常见诸报刊。他是那个时代出身贫
苦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典型人物。他原是简阳县的一个孤儿,流落到郫县合兴乡帮
长年,因为老实肯干,主人家舍不得放,就留在当地。临解放前川西坝子兵荒马
乱。一户姓萧的人家怕十六岁的女子落到胡宗南的兵痞手里,打急抓把女子嫁给
他,她就是后来的副社长萧绍群。虽说合作化以来周桂林一直是劳动模范积极分
子,实际上一切并不由他主宰。他一天书没读,扫盲后仅写得周桂林三字,为人
憨厚木讷,拿不出什么新点子好办法,唯一优秀的是“工作干部”叫干啥就干啥,
他的无数拿着讲稿在台上表决心的照片都是别人导演的。他在广播里讲话,别人
在旁边说一句,他对着话筒说一句,广播喇叭里都听得见。

  合作社以来一直在合兴乡、红光社抓点的干部是农工部长潘兆清和县委办公
室主任王春莲,五七年一月又有女副县长郑功瑶下放任乡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
在红光社转了一个多小时,如何把伟大领袖的一言一行贯彻到工作中去呢?工作
干部们反复回忆理解讨论,总结出“关键在于那一比”。你们看,毛主席在油菜
田里,左手摸着菜子,右手伸到齐胸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又比到齐颈
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最后一次比着他的高大的身体的同样高度问“能
不能长这么高?”毛主席这一比,是在让我们开阔眼界,鼓励我们创造生产奇迹,
夺取前人想象不到的大丰收啊!于是,社里召开群众大会,批判庄稼长得差不多
了的“封顶思想”,重新修订增产计划,修改一次上面通不过又修改一次,一直
修改三十七次,最后终于“发出豪言壮语:向大地展开冲锋,喝令山河原野献宝;
力争粮食翻三番,不达目的不罢休!”“粮食翻三番,中稻过双千,晚稻超早稻,
晚秋作物破千关,生猪发展翻两倍,绿肥翻过九万关,保证粮食三千五,力争跨
过四千关。”

  合兴乡党委第一书记郑功瑶这年芳龄二十六,郫县太和场人,就是画家张大
千抗战时移居三年的地方。她父亲当过军官,抗战后解甲归田,土改划成份为城
镇贫民。太和场为著名蜀绣之乡,妇女多以刺绣为生计,郑高小毕业后即在家绣
花。她虽文化不高,相貌平平,但聪明伶俐,干练泼辣,倒也算女中人才。十七
岁那年当了乡农会妇女委员,一九五四年任县妇联主任,一九五六年年仅二十三
岁当了副县长。郫县的女干部在温江专区以能干出名,她是其中的姣姣者。她的
仕途轨迹和农工部长潘兆清惊人相似,又兼志同道合,来往密切,眼下二人恋情
已是公开秘密,郑早已解除包办婚约,潘在等待和结发妻子离婚。

  毛泽东到红光社时,风云人物郑功瑶错过时机,为一桩好事误了大好事  
到湖北参观取经,水稻高产之风就是从那里吹起的。当时湖北出了两大全国轰动
的典型,一个是麻城孝感的水稻高产,一个是红安县的干部试验田。麻城、孝感
五七年底放出晚稻高产卫星,亩产两三千斤,经验是深耕  足肥  密植,开
大浮夸先河,影响所及不可估量,所谓经验全国竞相效仿。

  所谓“干部试验田”则是乱指挥的升级。一九五七年后大批干部下放基层,
以“改造思想,克服官僚主义,领导生产”云云。红安的经验是,光是带一本劳
动手册、一把锄头到地里劳动,“很难达到领导生产的目的”。要用领导干部亲
自动手种试验田的办法,“打开如何对农业生产全面、具体地领导的闷葫芦。”
县委书记程鹏种了一块花生试验田。当地习惯花生地不上底肥,他偏上,习惯一
窝花生一粒种,他下三粒;习惯白子下种,他用“根瘤菌”拌种;习惯宽窝距他
打破搞密植;习惯锄两道草他锄四道;习惯花生苗不浇水,他偏浇。从而“对全
县的花生生产实现了具体领导”。县、区、乡、社四级干部统统下去种试验田。
中央转发了湖北省委在红安县总结的《关于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认为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创造,“对于实现党对农业生产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

  党对农业的领导具体到了上多少肥、下什么种、挖多深、种多密、除几遍草、
用什么农具……如果农民不照办,就做一个样板让他们照着办,“如果不办,就
要批判”。在一些人心目中,农民是愚昧、保守、落后、懒散的一群,他们头脑
简单,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抵制一切先进的生产技术,只顾把肚皮胀饱打个人
发家致富的小算盘,必须由党来教他们怎样种庄稼。一方面要大破专家权威教科
书的“迷信”,一方面是对“技术革命”的狂热迷信,只要“先进技术”一推广,
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郑功瑶到湖北就是参观学习这样的经验。回来后就在乡上展开“鸣放辩论”,
声称亲眼看到孝感有密植小麦亩产四千斤以上的。全乡召开一千多人的“密植誓
师大会”,发誓使用三×七寸的密植标准栽秧,合符规格的插红旗,上光荣榜,
送喜报,不合规格的拔掉重栽。全乡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人人搞革新试验田,她亲
自和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合搞一块。全乡立下亩产双千的誓言。

  七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三千七百五十二斤的卫
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由社长周桂
林等人亲自栽种,他们说这是毛主席走过的地方,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几天之
内,郫县全县射出几十枚三千斤以上的卫星。

  八月五日夜晚,郫县广阔的田野上灯火闪耀,全县二十多万男女老幼手持灯
笼火把,敲锣打鼓从各个角落向县城进发,参加全县庆祝早稻丰收大会。清晨,
广场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跃进歌声如潮,老太婆们穿着花衣又唱
又跳,男人们的光头象刚出土的蘑菇青光一片。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获得
空前大丰收,平均亩产一千零三十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比全省第
一个早稻千斤县新繁多十七点四斤。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
在郫县。

  “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在雷动的口号声、锣鼓声、欢呼声中,省委农工部长杨万选要求郫县“叫中
稻、晚稻放出更大卫星,叫明年的粮食再翻一番。”周桂林在大会上结结巴巴地
表决心,要让早稻放出万斤以上的大卫星,来回答毛主席的关怀。县委宣布,给
放三千斤以上卫星的社发奖金八十元。

  八十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按当时的价格可买大米一千斤,更重要的它是一
个荣誉,在全民“发功”的状态中,争上游、夺红旗是压倒一切的荣誉,上自省
地,下至社队,竞相攀比,谁也不甘做乌龟王八老牛破车的下游。当一眼就能识
破的假话受到鼓励和表扬,甚至堂而皇之上党报、拿奖金,真假是非就失去了意
义,重要的是创造无与伦比的奇迹。

  让我们看看这种竞赛在两个农业社之间是如何进行的。〖注5〗

  合兴乡和平社与红光社相邻,早稻收割前,驻社干部胡清泉和社长黄子云商
定,“今年产量一定要压倒红光,赛全县!”红光社放出早稻三千七百多斤的卫
星,当晚和平社干部开会,决定第二天就“放一个更高的卫星把红光压下去!”。
红光的三千多斤,不说都晓得是假的,他们都假得来,我们难道假不来?商定的
办法是“大秤小秤砣,多填划码单”。

  第二天乡党委书记郑功瑶、乡长邱立崇到场验收,郑功瑶亲自“监秤”。谷
子边打边称、往秤上一挂,挑挑都是三百斤左右。谷子打完,总计亩产三千八百
五十斤,超过红光社。邱立崇是收了一半才赶来的,看了过秤登记再看看每挑谷
子的份量,起了疑心。谷子称完,他对过秤的人说:“我来称一下看我有好重?”
他吊在秤上一称,一百九十多斤!不由得心头火起:“我才一百零几斤,咋个称
出一百九十多来了?这是啥子秤哦!”监秤的郑功瑶立即向他使了一个眼色,邱
便哑口不言了,回乡后郑为此事对邱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批评。

  八月中旬中稻收割,红光社又放出一颗四千多斤的卫星,和平社干部闻讯
“很不服气”。

  第二天外边在割谷子,干部们就在屋里编划码单,外边谷子还没收完,屋里
已经放出了一个亩产五千多斤的卫星。

  接下来是一场龙争虎斗。

  八月十八月,红光社六千一百五十八斤。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和平社“妇女卫星田”六千三百五十三斤。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红光社双星齐发,一个七千一百四十三斤,一个七
千四百二十二斤。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和平社七千四百二十二斤。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红光社八千三百五十一点九斤。

  和平社的干部对逐步升级式的争斗不耐烦了。二十二日晚,干部们决定“干
脆做一个大的”,压得他红光抬不起头。

  做大的也不那么简单,前期的“卫星”完全是凭空胡报的假数,眼下产量已
达神仙数字,吹得越高,名气越大,参观取经者越多,惊动的领导越多,仅有数
字显示已经缺乏说服力,必须设法伪造假现场,提供实物依据,还要避免内部走
漏风声,外部看出破绽,这就麻烦多了。

  社干们选中十二队的一块试验田,它的妙处在地处偏僻,远离大路,很少有
人来往,“便于活动”。操作方案为:一、调集全社各队嘴巴可靠的“积极分子”
七十余人参加收割,既造成数十人收打一亩田的高产声势,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收割完毕,以免闻讯者参观检查;二、收打后立即将田犁了,以免谷桩留下破
绽;三、将其它田打的谷子集中到这块田打下的谷子中,说是这块田打的;四、
将其它田谷草集中到这块田四周堆起来;五、编造高产经验,对外统一口径。

  二十三日一早,社干部给调来的积极分子安排任务,积极分子们表示:“只
要你们安心把红口打开,我们多做几块卫星田、多熬几夜都没关系,你们干部咋
个说,我们就咋个做,有啥来头?”正在干得起劲,又有探子报告,红光社今天
要放两个上万斤的大卫星,干部当即决定,这块田的产量定为一万六千七百二十
点二斤。

  产量精确到两、钱,以显示产量的准确可靠,是造假的通例,数千斤、数万
斤乃至十几万斤的高产卫星几乎都有个小数点以后的尾巴。计算方法也是蛮“科
学”的,诸如每亩多少窝,每窝多少穗,每穗多少粒,多少粒一斤,都一五一十
报得出账的。并且都有某某领导亲自参加收打验收,包括农业专家在内各方人士
参观监督验证,不由你不信。

  不用说也知道,和平社这个“卫星”是乡党委和县委干部参与策划了的,收
割时郑功瑶就在场,第二天,《郫县报》用号外刊出“欢呼中稻巨星腾空,和平
社亩产一万六千七百二十斤”的消息,第三天,即八月二十五日,《四川日报》
报道“郫县连放五颗中稻卫星,”其中最大的是合兴乡和平社十二队的这颗。报
道凭空造谣说,这块田“打几个草就是一挑谷子”,“县委书记高义禄等参加了
验收”。看了报纸的人很激动,而周围社队闻讯去参观的人都在发牢骚:“叫我
们来看泥巴,谷桩都不留给我们看一下,这种卫星,明天我们照样放得出来!”

  这时候全国的高产卫星已如节日的焰火满天乱窜,在比胆大方面,全国商品
粮第一大省四川还略显逊色,直到八月二十二日,湖北、河北已放出三、四万斤
的大卫星,四川还未出现一颗上万斤的,上上下下颇为焦虑。

  八月二十二日晚,《四川日报》夜班编辑度过一个激动的夜晚,先是接到新
繁县委的电话,对方透过劈劈叭叭的杂音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该县清白乡当日
收割的一块田亩产一万二千多斤,声称从早晨七点开始,八十二人割谷,二十二
人用十一张拌桶打谷,用了八小时才收完,县委第一书记曹云生,书记邓明秋,
清白乡党委书记李银亮“反复核对属实”,还有三百多人参观云云。编辑手忙脚
乱记下这则消息,又有四个地方称放出六到七千斤的卫星,其中有郫县红光社一
颗。记者还没记完,又一台电话铃声大作,新繁县委的胡开玉在电话里激动万分
地叫道:“编辑同志,快收吧!我县竹友社亩产八千多……”当编辑刚刚为这组
报道写下消息时,新繁红旗乡的消息又到了,亩产一万二千多斤!

  八月二十三日,“新繁中稻亩产突破万斤关”的消息出现在《四川日报》头
版。“谁说四川放不出高产大卫星?”消息的评论骄傲地质问:“我们要反问怀
疑论者:既然我省已经放出了突破万斤的大卫星,谁说我省放不出几万斤乃至更
大的卫星呢?  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放出多大的卫星!”

  新繁是郫县的近邻,同是李井泉时时关照的地方,因此成了出风头的竞争对
手,新繁县是合作化以来名声在外的老先进县,有大名鼎鼎的新民社和罗世发,
罗从一九五三年起就是全国人大代表。郫县是后起之秀,得天独厚的条件是紧靠
金牛坝招待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视察后,风头正劲,大有压倒新繁之势。一九
五七年第一个实现“千斤县”,郫县得分领先;新繁哪肯服输,五八年第一个宣
布早稻亩平超千;号称“稳举帅旗”的郫县可是欺得?几天后宣布早稻亩产超千,
比新繁多十几斤,《四川日报》宣布郫县“获全省冠军”。为了回答两县同时收
割,善于抢先的郫县为何先不说的质疑,报道解释说:“今年郫县早稻收割的特
点是愈收产量愈高”,开始估计不足云云。新繁咽下这口恶气,一举抢拔万斤头
筹。

  四川的万斤田稍逊风骚,并非缺了胆大者,而是信息不灵。并秧作假是湖北
孝感的创举,但是在被人识破以前,秘而不宣,新华社介绍的经验是“他们狠狠
地搞密插”。早在七月初,合兴乡党委就在红光社搞了一块亩产四万斤的试验田,
郑功瑶挂帅,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任副组长。具体措施是:一、高度密植,栽
“满天星”,不留窝距行距;二、深耕,用两部“新式步犁”一部在前面耖,第
二部接在后面耖,然后十五个全劳动力在后面挖,“挖到二点五尺为止”。三、
分层,分期施肥十一次。郫县县委转发了这份计划,“希各乡党委学习合兴乡党
委敢想、敢干、敢作、敢创造的精神,”〖注6〗农业部长廖鲁言在南方五省水
稻会议上表扬郑功瑶敢想敢做。诸如此类的荒唐措施后果不言而喻,密不透风的
秧苗在田里沤烂。到湖北大放卫星时,郑功瑶们就搞不懂,为何人家长得密不透
风的稻子硬是可供人参观,我们只能凭空捏造,连谷桩都不敢让人看到?

  湖北麻城的三万多斤的“天下第一田”出来后,并秧首次公开化。新华社的
消息说,他们在秧苗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毅然”把几块田的秧移植到一块田
里,形成人根本无法下田的高度密植,得用管子插进去灌水施肥。中国农科院的
郑建南称之为“掇秧密植”,认为是一种创造。四川的“水稻专家”从湖北带回
的经验称之为“水稻后期移栽”,“二次移栽”等等。事实上,能供人参观的卫
星田都是稻子成熟后并拢一堆的,所谓“移栽”纯属事后编造的欺人之谈。把未
成熟的稻子密不透风地堆做一堆,只能把稻子活活沤死。

  作假者为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
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事实上,把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处作假,虽劳命伤财抛洒无算,倒底有收获,生长
期内并秧则颗粒无收。

  有关“水稻后期移栽创高产”的经验七月下旬传到郫县,县委如获至宝,召
开各乡书记会议,要求各乡搞试验田,“在含苞抽穗前”进行移栽,结局惨不忍
睹;犀浦乡张青山社把三十多亩正在灌浆的稻子并到公路边的一块田里,以壮观
瞻,“结果把稻草都沤黑,沤稀了,粮食颗粒未收。”合兴乡党委正在为夸下的
亩产四万斤的海口发愁,以为找到救星,把一百多亩稻子移到几亩田进行“后期
生长”,“一共只收了一万多斤秕壳”。

  吃了“先进经验”的亏之后,有人就暗中悟出了门道,所谓后期移栽是不可
能的,唯有将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堆,才能做出让人心服口服的假现场。但是如此
一来,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作假,需要高度保密。温江专区工作组事后在合兴乡的
一份调查报告中说:

  在伪造这些中稻移栽高产卫星之前,县委农工部长潘兆清同志曾召集这些党
员干部在乡公所开会研究,并提出了这些高产卫星放出后,参观时如何介绍经验
的问题。潘兆清说:“就说什么实行了深耕,高度密植、分层施肥、适时追肥、
囤水灌溉、迂回灌溉、浅一深一浅灌溉等,并教育社员都说得出来……”

  在对社员进行了这样的“教育”后,社干部还不放心,再三叮咛社员不准乱
说,并说:“记得清楚才说,记不清楚就不准说。有人问,就说不晓得。哪个说
错了一句,以后脱不了手,大人说错,大人负责,小人说错,家长负责……”

  一切都在紧张诡密的气氛中进行,黑夜中持枪民兵分兵把口,来往巡逻,数
百名社员黑灯瞎火,将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并入一块田中,每并一窝,还要在
根部狠狠蹬一脚,让它们“长好”,天一亮,巨型卫星就做成了。

  正如《四川日报》所说,有了这个办法,“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
放出多大的卫星”。八月二十六日,犀浦乡放出一颗四万多斤的卫星。接着是合
兴乡红光社的十万斤田,和平社的十三万斤田……

  在红光社制造十万斤田那个紧张的夜晚,社长周桂林“肚子痛”没去,他很
难过:这样子整,实在太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注1〗中共郫县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一九五八年五月)。

〖注2〗同上。

〖注3〗“幸福娃”的命名颇费一番周折。见过毛泽东的孩子一共有十八名,但
大部分出身“不干净”。如毛泽东叫医生治过手的王祖玉,父亲王南抗战时当过
国民党军队的副官,成份为“旧军官”;伍裕宾父亲当过国民党军队的电话兵和
袍哥小头目;崔启富的父亲是“小土地出租”;向毛泽东报告“一天打三架”的
邓洪昌父亲是中农,毛泽东认为“还差点营养”的余万才父亲是“管制分子”
……只有摘打破碗花花给毛泽东看的王永章出身贫农,最终只有他一人享受“幸
福娃”的称号。

〖注4〗艾芜:《我也来谈打破碗花花》,《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
第八版。

〖注5〗温江地委工作组:《关于合兴乡和平社中稻移栽卫星田的调查情况》一
九五八年十二月。

〖注6〗《郫县合兴乡党委在红光社试验水稻四万斤的具体措施》,一九五八年
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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