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在中国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前后一段时期，美国通过各种途径，
包括搜集公开信息和秘密侦察情报，了解中国境内所发生的事情。涌入香港
的大陆难民，也使美国的外交和情报人员对中国国内的严重问题有了第一手
认识。但是美国官员承认，对当时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他们的这种“隔物
看花”，既不准确，也不及时。此外，实地人员和高层决策者之间也有认知
上的差距。

　　当时中美处于敌对状态，中国国内充满高亢的反美宣传，而美国则对中
国实行贸易禁运，并以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但是，美国的对
华政策也开始出现某些松动迹象。中美两国在华沙保持大使级会谈。1961年，
美国国务院设立处理中国大陆和外蒙事务的“亚洲共产党事务办公室”，而
在这之前，美国务院只有以台湾为中心的“中国事务科”。1962年，随着美
国掌握了越来越明显的大饥荒证据，肯尼迪政府曾考虑过向中国提供人道援
助的可能性。同时，蒋介石欲趁中共内虚反攻大陆，而肯尼迪政府通过在华
沙的秘密会谈以及在华盛顿的公开声明，向北京方面保证华盛顿不会支持台
北的军事行动。

　　美国一线外交官员也注意到1960年开始的中苏论战，但是华盛顿在相当
长的时期里，没有充分认识到中苏分裂的重大意义。

　　以下是几位当年的美国外交官回忆中国大饥荒年代的情景，包括他们如
何获取有关信息以及华盛顿、北京、台北和香港在那段时期的互动。

　　所有段落均摘译自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学教授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主编的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该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
以上的概述也以该书为参考。在此我们对唐耐心教授表示感谢。为求精确，
我们尽量采用直译方式。我们刊登这些内容，为的是给读者提供参考信息，
并不等于我们认同叙事者的观点和措词，也不等于我们核实他们的回忆。若
引用以下段落，务请核对原文并尊重对原著的“公平使用（Fair Use）”
原则。

　　　　　　　　　　　　　　　　　　　　大饥荒档案编辑部
　　　　　　　　　　　　　　　　　　　　　2000年5月14日


回忆者简介：

LINDSEY GANT： 1958－1961任驻台经济官员; 1962年在国务院负责中国大
陆事务?964年任国务院亚洲共产党事务办事室主任。

RALPH CLOUGH：1958年任国务院中国事务科主任；1958－1961任美国在欧洲
对华谈判顾问；1961－1965任驻台外交使团副代表。

MARSHALL GREEN： 1959－1960任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
1961－1963任驻香港总领事：后曾任负责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等职。

JOHN HOLDRIGE：1968－1962任国务院中国事务科政治官员。后曾任驻北京
联络处副代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等职。

JOHN A LACEY：1956－1960年任驻台湾使馆经济官员，1960－1964年任驻香
港总领事馆经济官员。

HERBERT LEVIN：1959－1961年在台湾学中文；1961－1964年在香港总领事
馆任经济官员

JAMES LILLEY：汉名李洁明，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央情报局任职，后曾任
美在台协会主席、驻中国大使、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等职。


摘　译：

第103－104页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成为美国探听中国内情的耳目）

GREEN：我们（在香港）对中国发生的情况有丰富的了解，可能比世界上任
何中国之外的地方都要强。

HOLDRIDGE：我们能够相当不错地了解到中国的内部情况和一些问题，不过
这有点像老中医给皇帝的妃子看病一样。他不能直接看到皇妃的脸，但是他
能坐在屏风后面听皇妃娘娘描述病情。然后他还有个象牙小人像可以一用。

LEVIN：中国人爱吃新鲜猪肉而不是冷冻猪肉，因此，总是有一车厢一车厢
的活猪运进香港。一旦传闻中国可能出现食品短缺和庄稼歉收，你就可以看
到这车猪是哪个省运来的，猪是瘦了，还是肥了。这就使你多少能了解一些
向香港运送食品的中国各地的情况。香港有好几十万的华人和他们在中国各
地的亲戚通信，广东籍的香港华人还会走访附近的中国地区，去北方那会儿
不太容易，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和香港之间有大量的人员、邮件和信息流
通。


第108－109页
GRANT：我1950到52年第一次外派香港的时候，没有关于中国的数据，中共
自己也只有最原始不过的数据……。我1955到58年返回香港做经济汇报时，
我想我很快就学到了两点，中国人怀着政治目的利用统计数字，他们自己也
承认，说是“统计数字必须为政治服务”。对他们的宣传材料你最好是不要
正眼看。我想，是在1955年12月吧，中国第一次公布了规模很小、微不足道
的经济数字。我发动所有人手进行翻译并送交给华盛顿。我们还有很多中文
读物，比如省报，这是面对国内读者的，而不是宣传品，这些材料会使你了
解一些当地市场上猪肉、棉花等等的供应情况。以此为起点，我们开始对中
国有了一定认识。他们的情况比我们的官方评估所承认的要好。我们以前受
了太多的误导，包括被希望所误导，也包括被那些老的反共汇报人员所误导，
这些人包括我们在当地的华人，他们痛恨共产党，把中国往坏里说，而我们
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么糟。但是，我们开始学到的另一点是，官方的
数据并不一定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好。我是1958年离开香港的，中国开始了大
跃进。我回到华盛顿，发现很多人居然相信他们的吹嘘……。我们在香港的
人比很多在华盛顿的人明白得要早。

CLOUGH：中国人，特别是在早期，很不情愿公布可靠的统计数字，经济学者
无法靠这些数据来了解实际情况。我们在香港得到的东西，可以说是印象派
的。那时还有大批的情报贩子，他们想靠出卖情报，换取赴美签证等等各种
好处。这些人很麻烦，因为很多人是假货，可是识别假货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在那些年，中央情报局还是新手。在我们的总领事馆，有中情局的一个小单
位，他们的工作就是搜集秘密情报，他们有钱可以向人收买情报，而我们没
有。

LILLEY：有人自称能从大陆情报网络搞来情报。这成了骗钱的捷径。给我十
万美元，我就拿出你想要的情报。中情局挨了蜇。这大概持续到50年代末，
后来他们在远东地区就变得成熟了。


第163－164页
GRANT：我们很慢才跟上变化。1961年，中国刚刚经历过大跃进的彻底失败，
千百万（MILLIONS）中国人死了。出生率几乎下降为零。对此我们当时根本
没有充分了解。话说回来，实地人员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比华盛顿要强。当
然，我一连三年都在盯台湾事务，不过我和我们在香港的人有定期接触，和
华人学者也有联系。我自己对究竟情况有多糟，把握得不是很到位。但是，
我发现，中央情报局指导的全国情报评估竟称中国的GNP在1960年继续上升，
我说，“这太荒谬了”。


第176－177页
CLOUGH: (1962年〕。。。 我们开始听说中华民国准备对大陆采取某些军事
行动。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跃进崩溃，出现了饥饿，还有了其它各
种问题。因此，蒋介石受到鼓舞，觉得大陆可能会爆发起义，他带兵打回去
的时机到了。他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发现了。他开始让某些部队备战，
还征收了国防税。当然，共产党也听到了风声，他们向台湾对面的福建省增
派了空军部队。这让我国政府感到不安，因此肯尼迪通过华沙会谈（1962年
6月23日）通报中共，说我们无意支持蒋介石武力进攻大陆……。 后来肯尼
迪在一次记者会上有公开发表同样的声明。这个声明很重要。它给台湾那边
泼了冷水。 

GREEN： 香港总督有天给我打电话，敦促我和我们在华盛顿的政府以及驻台
湾大使馆联系，事因是蒋介石利用香港做为反共基地，从香港出发，到大陆
从事破坏铁路等秘密行动，好像是骚扰活动。这成了避雷针，有可能把战火
引到香港。港督很不高兴。我把口信送到华盛顿，但是从没有得到多少相关
答复。我去了台湾，敦促对此采取行动。因为这对我们跟香港和英国的关系
很不利。而且，这种小打小闹，只能使中共更加警觉，向本地区调派更多部
队，换句话说，只能更加激化紧张局势。此时，中国正在渡过大跃进带来的
最后的苦难，中国的情况非常非常糟糕。难民开始越过边界，涌入香港。这
发生在1962年5月。人们一直担心中国出于绝望会做困兽之斗。 因此我们向
北京方面做了保证。我们不仅不会帮助蒋介石的任何行动，我们也不会趁机
利用中国的内部问题。


第185页
LACEY：……我们的总领馆很大。我记得有145名官员和秘书。这145人当中，
只有极少数是国务院来的，其余的来自其它机构，哪个机构占主导你一定能
想象得到。不过， 在JULIUS HOLMES（总领事）的领导下，我们有一批很有
效率的中国观察家。而这是我们的主要使命。我们的报告，很多被华盛顿当
成是福音，至少对某些人来说，在中国问题上，我们的报告等于最后结论。
我记得我们和农业部或者是商务部在中国粮食产量的问题上有过一次不快。
我们有位很棒的官员名叫BRICE MEEKER，他连猜带估，当然绝不是瞎猜，算
出中国在1960到61年的谷物产量大约是在13万公吨上下。中情局的专家激烈
地反对我们，他们觉得我们的数字太低了。但是结果呢，我们对了，他们错
了。


第190页
HOLDRIDGE： ……我们在香港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中国发生了种种问题，包
括洪水、干旱，还有大跃进失败带来的问题，中国仍将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外面没有任何人能够奈何得了，台湾当然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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