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农历正月初二与妻子举行婚礼之后不到几天，我奉命参加湖南
省“省委春耕工作组”赴湖南湘西自治州保靖县。历时近半年。时年24岁。

一、师出有名

　　大陆历史上有名的“三年困难时期”，一般指的是1960、1961和1962这
三个年头。其实，从1959年开始就初露端倪了。其中最“困难”应是1960年。
记得当时家里为我准备“婚礼”时，妈妈及两个姐姐花了三四天时间，才好
不容易地从亲朋戚友那里搞到了几斤“糕点票”和“糖果票”（我记得当时
配发的糕点票是每人每月为2两　　16两为一斤），这就是“婚礼” 的全部
“家当”。即使是这点家当，当时还算是很体面的了。

　　“三年困难时期”（见诸于文字的情况下，还加了“暂时”二字）在口
头上大家都称是“过苦日子的时候”。这“苦日子”到1963年才开始缓解。
自1963年起开始发各种各样的“票”，除原有的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
之外，增发了诸如肉票、肥皂票、烟票、糖票、豆制品票、蔬菜票……之外
还有1号票、2号票……。

　　在“苦日子”最困难的1960年，城市中每人每月吃的东西除了那26斤米
和4 两（老秤）油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东西下肚了。因此就推行所谓“双蒸
饭”（先蒸米，后再加水蒸饭，效果是发饭率提高）和“小球藻”。食堂里
的小菜只有那老得掉牙的没有一滴油水的红罗卜叶子和红薯藤，间或有南瓜
卖，那就得早早地去排队。当时能够买得到的不要粮票的食物仅有两样：一
样是一角五分钱一份的甜酒（当时一斤米价是一角四分一），一碗“甜酒”
其中米粒大概只有二三十颗，“甜”来自糖精；另一样是三分钱一只的“白
糖冰棒”（当然没有糖）。

    当年的冬天我就见过这么一幕：一位进城的农民带着他孙子逛到长沙又
一村，见有人在排队买吃的，买到的人一个个都迫不及待地马上吃了起来，
粉红色的一大它，还冒着热气哩！小孩吵着要买，爷爷上前问买了出来的人：
“好多钱一块？”“一角！”“要不要粮票？”“咯要么子粮票啰！”他马
上对孙子说：“不要粮票，快排队买一块！”（可怜！不要粮票也还只买一
块。）排了很久的队终于轮上了，小孩接过一吃，立即叫了起来，爷爷还以
为是烫了嘴哩，接过来一试，说：“我还以为是什么糕咧，那晓得还是凌冰
啊！”“苦日子”就是这么个苦法。可老百姓不怨天不怨地，只恨那“走修
正主义道路的赫鲁晓夫，趁我国遭受自然灾害来逼债。”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因此在1960年就抽调大批干部组成“省委春耕工作组”派到全省范围内农村
各个大队。 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分配至湖南科技学院，学院抽调4人参加湖
南省科委系统的“省委春耕工作组”，我是其中之一，目的地是湘西自治州
保靖县。

二、整装出发

　　科委系统工作组成员上百人，元宵节从长沙乘火轮历时两天两夜至常德，
改乘汽车，中午时分在慈利吃中饭，然后经大庸、永顺，在永顺吃晚餐然后
继续赶路，抵达保靖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下车后就带进欢迎会会场。只
见长长的会议桌上摆满了各色点心和水果，大概是怕我们这些“省委”来的
客人有异议,县委书记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各位领导，你们辛苦了！现在是
过苦日子,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只有这些野生果品招待大家，请随便尝尝!”
我很纳闷，这炒米糕就明显不是野生植物做的嘛。

　　宿一晚，次日上午，县委向我们这些省里来的“领导”作工作汇报。下
午，我们学院去的这4个人， 背着背包，提着极简单的行李（详细清单是：
4 斤棉被一床、雨衣一件、内衣裤两套、涤卡中山装一套、牙刷牙膏洗脸毛
巾罗卜澡巾搪瓷缸瓷汤匙及手电筒各一、竹筷一双、马头肥皂一条、清凉油
一盒），由县委的一个年轻干部带队前去目的地　　清水公社大湾大队。带
队的人说：“去清水公社没有汽车，路不远，只50华里，我们走路去。”这
50里路我们走了整整一个下午，抵达时天已黑了，夜宿公社。我与公社武装
部长搭铺，床旁边那个摇把子电话整夜响个没停（当年湘西匪情非常猖獗），
何况那时的电话要大声吼叫才听得见，因此可说是一夜没合眼。次日，清早
上路，又不知翻过多少座山，淌过多少道溪才到达了大湾大队，没有什么欢
迎会，立即分途下生产队。我落脚的生产队叫大湾生产队。

　　从长沙出发抵达生产队，一路上足足花了一个星期。

三、入乡随俗

　　大湾生产队共有一百多号人口，全部为土家族，绝大部分姓常，外姓只
有三四户，集中住在同一个山寨之中。房屋在山腰傍山而建，材料全部用的
是木头，它的屋顶很特别，就像是在一个木盒子上面加一个青瓦凉亭，这四
面通风的凉亭就算作是二楼吧,我在上面把稻草做一个窝,这就是我的“床”。
农历正月的山区霪雨绵绵，到晚上北风更紧，这难不倒我，我钻进那仅4斤
的被子之后立即把旁边的稻草拖来盖在上面，再加盖上一件雨衣，任凭狂风
暴雨，我自安然入睡。

　　一早起来，就到井边漱口，不一会我四周就围满了小孩，他们指手划脚
大声地在议论：“ 看哪！ 这个人戴着眼框子（眼镜），嘴里冒着白泡泡儿
（牙膏）哩！”我顿时成了个“活把戏”了，真是哭笑不得，为了不脱离群
众，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嘛，从这天起，在这半年之中我就再没漱口刷牙了，
当然，洗澡就更不必说了。脚总是得洗的吧，这很简单，每天收工回家，穿
着草鞋在水氹中淌几下就算是洗了脚。照道理说，这样地不讲卫生是该生虱
子的了，我从未见过这种小虫，便问一小孩：“虱子是什么样子？”只见他
随手往破棉袄里一伸，立即就抓了一把给我看:“这，就是虱子！”我一见，
呆了,这种虫子我满身都是呀！怎么不痒呢？哦！知道了,早就有人讲过“虱
多不痒，债多不急”嘛。随后，这小孩翻开我的毛线衣，指着那些泛着银光
的小圆颗粒对我说：“这都是虱子蛋！”我一看，密密麻麻，真够恶心的。
我本打算烧一锅开水把衣服被子全烫一遍，细一想，这又有什么作用呢？就
是那县委招待所里只要翻开垫被，一样是密密麻麻一大片哪，算了，一切都
入乡随俗吧！

　　上午大约在九点钟的样子，食堂开早餐（整个生产队找不出一架钟或一
只表，故炊事员只能是大约地掌握时间）。早早地，食堂的窗口前就围满了
小孩子，待到炊事员量米下钵时，孩子们的“那是我的钵钵，多加点水！”
的喊叫声响成一片。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远远站着，欣赏着这一幕难得的热
闹场面，因为只有在种时候，我才能听到“人声”，其它时候，整个寨子是
一片死寂，就连鸟声也极难听见。一片萧杀，凄凄惨惨，我心想：若来两声
乌鸦嘶鸣（可惜没有），那绝对是电影中的画面了。这种死寂，经常使我产
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感。

　　一天开两餐（下午约四点钟开晚餐）， 他们称之为“扁担饭”，每餐5
两米（16两为一斤），菜是一成不变的臭莴笋叶汤，一份汤约为半搪瓷缸，
清汤寡水，看不到几粒油珠（说来你也不会相信，这半年之中，食堂有三个
月没吃过一滴油，还有一个月没吃到一粒盐），菜叶子也不多。每到中午在
山坡上休息时，社员就满山遍野地去寻野菜，有一种叫“蒿子”的是他们常
采集到的一种野草，采回家后，待夜深人静时，拌上一把米用石臼捣碎，然
后做成蒿子粑粑。后来我才知道，那米是靠难得的到花垣县城运救济米的机
会时偷来的。可怜的我们这些“省里的干部”，成天就只有那10两米（折合
现制为六两二钱五）下肚了，其饥饿的程度可想而知。有个孤寡老头经常是
在中午时与我同坐在树荫下休息，他用当地山里寻来的一种“火石”用铁器
碰撞取火吸烟，有一天他对我说：“吸一口烟吧，吸了会没有那样饿的，试
试看！”我接过他卷的“喇叭筒”吸了一口，差点把我呛死。他见我这副模
样便说：“我这是自己地里种的旱烟，太厉害你吃不得，我告诉你，花垣县
城里有纸烟买，‘红桔’只要8分钱一包，没得这样辣。” 从此，我就养成
了抽烟这个罪恶深重罪该万死的恶习，同时也体会到了“饱吃槟榔饿吸烟”
的真谛。

　　早餐过后，生产队长常秀金（17岁）告诉我，说在昨夜，上屋的常秀全
死了，今天就要去埋。我心中纳闷，奇怪，怎么整个寨子听不到一句哭声和
一点动静呢？隔不了多久，接二连三地死去七八个，而且都是三十岁左右的
青壮劳力，死因完全相同　　水肿病。说白了，全都是锇死的。因为死人死
得太多太频繁，人们的眼泪早已经哭干，没死的也是半死不活，那有力气哭
啊！

　　因为是大山区，木材有的是，山里人刚满30岁时就制好了棺材，他们称
之为“千年屋”。从外观上看，确实威武逼人（用长沙话来说，是凶神恶煞
地“袭”人）：武高武大,两头翘起,漆黑身躯的头部还雕上一个红漆“福”
字，其重量大约是长沙常见的棺材的两倍以上。

    我刚到的第二天就成了8个抬柩者之一（一共参加抬过多少次灵柩上山，
我心中已无数），真沉重哪！凭压在我肩上的分量我估计每副棺材定在1600
斤以上。到后来本生产队的劳力死得差不多了时，只好由我去向大队求援调
殇夫了。当时我想，假若我再呆长一点时间，恐怕也会要请人来抬我的。事
实上，没有吃的，加上一直闹腹泻（全队社员都腹泻，因为他们习惯喝生水，
有次我要食堂烧了开水凉了后动员大家喝，可他们仍然不喝），眼看着成了
皮包骨，如此下去，必死无疑！心中犹生凄凉：若抛尸沙场，还可有张烈士
证寄回家，若今年我被埋在这深山老林里，这又算个什么呢？想至此，一连
打了几个“冷惊”！“入乡随俗”，可这个“俗”我真不想“入”，心不甘，
情不愿啊！若24岁年纪就这么“入”了，上天哪！我死不瞑目！

四、享受特权

　　不知是省委有指示，还是县委的大恩大德，大概在两个月后的一天，组
长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半斤的油票，要我们自己到花垣县城粮店去买。

　　花垣城像湘西其他小县城一样，只是沿山坡而建的一根肠子通到底的石
板街，约莫两里之长。与其说是街，还不如说是巷更确切些。城里除有政府
机关之外，还有中国人民银行、供销社及公办的旅社、饭铺、茶馆、理发室
各一个，其余的房子均关着门　　包括一所天主教堂。逢七赶集，到赶集时，
沿街摆着乡下人带来的土产，这些土产当时也只有些小铁器农具和竹编用具，
以及少量的野果子，其他如鸡蛋、蔬菜是见不到的，更不必说肉了。但集贸
交易上的黄牛则较多，这可不是食物呵，这是耕牛，当时谁宰耕牛可是比杀
人所犯的法还要大的。黄牛可是这山区的特产，我所在的生产队就养了二十
多头，每条牛颈上挂有一个铜铃，白天由一个小孩或老头带它们到山上放牧。
你看，在那翠绿的山坡上，点点黄色的斑点在移动，时而还送来几声清脆和
铜铃声，一幅多么旖旎的风景！可是，真遗憾，当时却没有这等闲情逸致来
欣赏。

　　从辖属于保靖县的大湾大队下山到花垣县城仅8华里， 因此，它是我们
这个大队社员购买生产、生活物资的唯一之处。我接到这张领导赐给油票之
后，欣喜之余，倒有些犯难了：用什么东西装，又如何下肚呢？怎不能喝生
油吧。“尿胀不死聪明汉”，有了，在供销社买一只熬药用的砂罐装上这半
斤茶油，回“家”后架上两块石头就可煮熟了。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捧着她，
时刻担心有所闪失（弯曲崎岖的山路可不容易走）。人常说：“水贵于油”，
我这可是“油贵于命”哪！

　　领导的关怀还不止这半斤油（虽说是半年才只有这半斤的特权享受），
前后有两三次我们这些“省委干部”还被通知参加了县里的几次三级干部会
议，虽然来回要走100多里路，但我们一接到通知都无不欢呼雀跃喜形于色。
会议的内容谁也记不起了，只记得那三两粮票四角钱一餐的“佳肴”　　没
有鱼肉，但有豆腐、鸡蛋、山木耳（当地称为地木耳）、红薯及几大钵的小
菜，特别是还见到油珠泛泛……你说美不美、佳不佳！

　　有一次，临近一个大队的工作组组员邀我们同去赶集，他们是湖南省科
委的机关干部，比我们这些从学校去的人胆子大多了，在街上游荡一圈之后，
在城外来到一座别致的小楼之前，见门前挂的牌子是“花垣县县委招待所”。
科委的一个小伙子立即对我们大家说：“进去试试看，或许会搞到点吃的！
”我们这组的组长说：“不妥当吧！”他说：“怕什么，又不是不把粮票不
把钱，跟我来！”一进门，他就打了一个“马牌子”　　省委工作组要到这
里开一个会。所长见我们那身穿着破棉袄一副叫花子的装扮，颇生疑惑，遂
问：“有介绍信吗？”这小伙子挺机灵，立刻从兜里摸出省科委的工作证在
他面前晃了一晃。刹那间，奇迹出现了：所长把我们带进了有洁白被褥的房
间，问我们晚餐怎样安排？还是那小伙子答腔：“你们有什么就都上，有酒
吗？”“有，但不太好，只有地瓜（红薯）酒。”“行！快点搞，吃了我们
晚上还要开会。”这餐可吃得丰盛哪！有猪肉、咸鱼、鸡蛋、腊野鸡……我
们这些饿痨鬼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豪取撩夺一下子横扫而光，真够生猛的！
第二天早餐供应也特别地美　　包子、肉饺、稀饭，还有白糖。吃罢早餐，
大家都说此处不可久留，万一被花垣县委发觉，汇报上去，那可不是闹着玩
的　　即使是付了粮票和钞票没白吃。

　　小人有贵福，还是“世上只有领导好”！我命不该殁！

五、正月闹春插

　　在我们工作组到达之前的农历正月初二，各个生产队奉上级指示就育了
秧，离清明还很远的时候，上级又来命令了，限三天之内全部要完成插秧任
务。第一天，公社派来干部作推广插秧机示范现场会，可是，秧苗只有一寸
多长（高寒山区，季节又提前了几个月，这秧苗能长出一寸多长，它算是够
听话的了），用托盘装运到田间，公社干部一看，这么短的秧苗确实不能上
插秧机,但上级的命令是绝对不能违反的,灵机一动,来一个“狸猫换太子”，
要社员赶紧采集来马尾松叶子，放在插秧机中顺利地插上了，远远看去，还
真像那么一回事。

    完毕之后，他对我说：“等县里领导检查过之后，你再把松须子拔掉插
上秧。”过了几天之后，我遵命如实照办，当插完之后，一位老农轻声地告
诉我：“王干部呀，你晓得不，田里插下去全部是稗子，没有一颗秧哪！”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早说有什么用？说不定还会挨斗争的。只有你城
里人不认得，我们乡下人哪个不晓得那都是稗子啰！”这里山区是名符其实
的山区，早晨起来打开房门，从近到远面对着的全是一座座插入云宵的山峰，
“开门见山”是太确切不过了。能够开成梯田种水稻的地方不是很多。因为
山很陡峭，许多小丘田小到只有一张扮桶那样大，牛是无法犁的，得用锄头
挖。这些水田，泥底很薄，犁田时不小心就会碰到突出来的岩石而折断犁头。
由于泥底薄，最头痛的是蓄水问题。在春插前夕，每逢下大雨时（一定要是
大雨），我们就要全体出动冒雨犁田，可这时天公故意磨难我们，白天下的
是小雨，到半夜就雷声大作，大雨倾盆。作为工作组的我，就得立即点起马
灯，挨家挨户把大家叫醒，自己率先到牛棚中牵上一头牛（第一次去牵牛时
确实是麻着胆子胆战心惊的），背上犁直奔水田。那些牛好象是训练有素似
的拖着我猛冲向战场，它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根本不走正道，可怜我这个
书生，而且是个近视眼，山陡路滑，摔倒不计其数还得立即爬起来，否则在
地上将被这力大无比的畜生拖死无疑（这时我才明白这儿为什么要养那么多
耕牛）。妇女和小孩也都上阵，他们是用锄头去挖那些用不上牛的小丘。

　　大部分的庄稼地是无法开梯田的陡峭山坡，种植的以玉米为多，其次是
大麦。水源可说是零，和水田一样是“望天收”。开春时，我和社员一同上
山为玉米松土（中耕），有些地方也真够吓人的，山坡陡得要用一根绳子一
头系在岩石上一头系在腰上才能耕作。

　　说这儿是“穷山恶水”，一点也不为过。

　　与大伙一起出工还算是愉快的，我最怕是单独一个人下地　　虽然次数
不多。有那么几次，我去犁山凹中的一块土，除了黄牛的喘气声之外，四周
一片死寂，我闷得几乎要发疯了，便独自大声吼着一切记得唱的歌儿。现在
回忆起来，当时若能配上鼓点，那真是正宗的“摇滚”了。

六、横祸从天而降

　　禾苗虽然已插，但谁都知道，除了稗子，决不会收获到一粒谷子的，所
以大家对它已不抱任何希望。不管怎样，在程序上来说，作为我们工作组的
任务应该说是“胜利”完成了（名称就是“春耕工作组”），大家还以为马
上就会要班师回朝哩。社员们也都不太沮丧，因为今年的大麦长势相当好，
到了农历四月份就可以收割了。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
就在清明节前不久的一天早上，约莫五点钟的时刻天还没有亮我们还在梦乡
时，突然间，一阵爆烈撞击声把我惊醒，抬头只见屋顶上的瓦片几乎全没了，
我被子上全是瓦砾碎片，我以为房子马上就要倒塌，赶紧从楼上爬下来到屋
外，这时东方刚发白，看到屋外的景象一下子把我搞懵了：树叶也全都没了，
只剩下光秃秃一身树干，屋前屋后地下一片狼籍。不一会，各家各户的人都
出门来到我所住房子的前坪，一个个都不吭声，只是用那痴呆的目光望着我。
看到这副惨状和面对这些极度绝望的目光，我眼泪不禁地涮涮往下流。就这
样，相互呆滞了几分钟之后，我才问：“这是哪么搞的？”一位老农有气无
力地说：“下冰雹！”我往地下一看，唉呀！满地都是冰疙瘩，最小的都有
鸡蛋大一个。随后我们奔到地里一看，完了！一切都有完了！麦粒全被打落
嵌进泥里，那蔬菜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切，就发生在这几秒钟之内。真是：
“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对于这些饥民来说，何止是雪上加
霜啊，实实是一场灭顶之灾！

　　在这高寒山区，雹灾年年都有，但冰雹之大、面积之广，则以今年这次
为最甚，而保靖花垣两县又是重灾区。当日下午，县委和公社的领导干部全
下到了生产队组织救灾工作。因为天气还比较冷，春雨霏霏连绵不断，首先
就是要修屋，其次是要解决粮食和蔬菜问题。

　　正在清明节那天，接到通知，要我们所有工作组的组员都到公社开会，
我们心里琢磨：“是不是要我们回长沙了？”因为来时的动员会上就说了只
搞两个月的。一清早，我们吃点冷饭就出发了。一路上，淅沥沥的小雨下个
不停，漫漫的小路在阴霾的山林中婉延穿行。走着走着，我不由得哼起了那
脍炙人口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几分寂寞，几分凄凉，何等地贴切！前人有闲士改
成散文：“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
指杏花村。”这仍不失原意，我却篡改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借问归期何时有，通知就在公社中。”哼着哼着，自己犹添几分兴奋
心情。

　　到了公社，一看，来的人不止是工作组的，一问才知召开的是大队干部
会，我们仅是“特邀”的，真使我们万分失望。公社书记传达了县委的指示：
“……今年我县虽然遭受了特大的雹害，但是，目前形势一派大好，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要好！（鼓掌）我们胜利圆满完成了春耕春插任务，受灾的贫下
中农在党的关怀之下克服了暂时的困难，革命的劲头是斗志昂扬。但是，我
们还要再接再厉，绝对不能松劲。现在，美蒋还在空投特务，残余的土匪还
在四处捣乱，阶级斗争的形势仍然是极其严峻的。同志们，我们决不可掉以
轻心，我们时刻要牢牢记住：蒋匪帮正在叫嚣要反攻大陆，阶级敌人贼心不
死。如果阶级敌人的阴谋得逞，那将是千万个人头要落地，我们又要受二茬
罪，吃二遍苦，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同志们，我们的革命任
务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时刻还要记住：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阶级兄弟
生活在那暗无天日的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他这番话（照稿子念的）确
实是振奋人心，使我们这些想回家的工作组员深感觉悟太低，如是下定了决
心，一定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向贫下中农学习，要在艰苦的环境下努
力改造自己。想一想红军长征二万五，我们这算得了什么苦？

　　开完公社大队干部会议，当晚在大队部就立即召开了生产队干部会议进
行传达和动员。

七、会议马拉松

　　说起开会，我不得不在此要把当时这里的会议形式写上几笔。

　　自1957年起，“运动”是接连不断，我们自以为已经适应了那些频繁的
“会议”，可是，这里的会议却真还要重新来习惯。自我们来到的那天起，
几乎是每隔两三天就要到大队部开所谓的“三级干部电话会议”。“三级”，
是指县、公社和大队这三级；“电话”，并不是相互通电话，而只是在在电
话线上接一个小喇叭，大家围坐而听。

　　大队部离我所在的生产队约莫四、五里远，到大队部去要翻过三座山，
因为这里都是以山寨群居，故路途中是渺无人烟的，而会议一般都是安排在
晚上，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从大队干部那里每人领到了一把马刀或是尺来许
的匕首。第一次参加会议时，我们惟恐迟到，吃罢晚饭带上手电筒和防身铁
器于五点多钟就出发了。所谓的“大队部”，实际上是一座没门页、没窗扇、
没人住的破房子， 一共只有两间， 外面一间堆着一些作为肥料用的茶枯饼
（榨茶油的余渣）和一些稻草，里面一间只有一张破桌子和一把三只脚的木
椅，没有电话（可能是装在大队书记家里了），墙上挂有一个小喇叭，这就
是大队部。等到晚上十点多钟，喇叭里听到县长宣布县电话会议开始（此时
在大队部并没有到几个人，边开边等嘛！），首先是书记作指示，然后是各
个分管抓生产的、抓民兵工作的、抓妇女工作的、抓扫盲工作的等等七八个
县委领导作补充讲话……个个领导都很有“水平”，什么“一个决心、两点
注意、三要四不要、五……”一套一套的，口若悬河，而且语速又极快，好
在湘西话很接近四川和贵州话 （ 这儿本就是湘、川、黔三省交界的三角区
内），并不难懂，但是喇叭里传来的声音极其微弱，声音小到要靠近尺来许
才能听见（我们这些工作组员开始都是张起耳朵去听，但看到他们那些当地
干部谁都是 在远远地钻进草堆中睡觉去了， 以后我们当然也如法炮制过几
次）。约莫在12点钟时，县级电话会议宣告结束，接着是公社电话会议开始
了，这时，大队书记才大声地吼道：“不要打瞌睡！”人们懒懒地从草堆里
爬起来，像那回事地搬来一口土砖坐上，振作精神听会了（他们已经睡了一
觉，当然可以“振作”起来，可苦了我们这些“省委干部”，不但瞌睡栽栽
的，而且越坐越冷　　北风从无门窗扇的黑洞中长驱直入，又没火可烤，加
上饥肠辘辘，说得没有觉悟的话，真是饥寒交迫）。

　　公社电话会议其内容和和程式与县级的几乎一模一样，就连每个发言者
的第一句话也完全相同　　“同志们！现在由我来‘灌’一‘灌’！”不同
的只是县委书记换成了公社书记、县武装部长变成了公社武装部长……。

　　到了深夜两点钟，公社电话会议才宣告结束。这个时候大队书记就来劲
了，要全体人员把砖头都移过来围成一圈坐好，并叫人找来茶枯饼烧起来，
听大队干部又一个一个地互不相涉地“灌”下去。由于基层干部的“水平”
确实与上级领导略逊几筹， 因此， 一般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会议
（这当然不算是电话会议，是“灌”彻会议的会议）就完了。当然，最后免
不了要“工作组作指示”，我们组长“懂味”，最多是三言两语，一般地只
说声“没有”了事。

　　会，终于开完了，打着手电（农村干部一般都有摸黑路的绝技，只极少
人点燃自带来的松枝火把）上路回“家”。到上“床”时，最早是深夜三点。
最长的几次“电话会议”是直到天明，这时还得跑步回队，不能睡觉要挨家
挨户喊社员出早工。

　　这种马拉松的会议，我确实是领略够了！

八、大队干部都是土匪出身

　　对于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多灾多难的1960年绝对是记忆犹新的，
何止是记得，应该说是刻骨铭心的。不是嘛，全国性的大饥荒是人人都经受
过的，当年任何一个老百姓谁也逃不脱，即使是毛泽东也放弃了那并不算是
奢侈的“红烧肉”。这时，国民党也在金门马祖聚集了重兵准备反攻大陆，
他们的飞机经常长驱直入地深入到大陆腹地进行侦察和空投特务。

　　19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所处的环境是非常严峻的，
请看下面这一幕：

　　……
　　在1959年某天的下午，在台湾阳明山蒋介石的一栋别墅式的官邸中，有
一个最高层的秘密会议在召开。有那些人参加？他们又是在研究什么问题？
请听听下面的发言就知道了。

　　首先发言的是“国防会议”秘书长蒋经国。他说：“国防会议向蒋总统、
陈副总统和各位通报一份有关大陆情况的最新情报：第一，由于国际共产主
义出现危机， 苏俄已经正式通知大陆共党，终止执行346个专家合同，废除
257个科技合作项目，撤走全部专家共1390名。

    苏俄的决定，给中共在工农业、军事、外贸、金融等方面造成了许多难
以克服的困难，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共的国民经济。第二，中共实施' 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 的' 三面红旗' 政策失误，苏俄撕毁合同以及部分地区
遭受自然灾害，使中共经济跌入低谷，物资供应尤其是食品供应极其紧张，
大陆已对民众的粮食、食油、盐、肉食、蔬菜等供应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
由于供应量微乎其微、极为有限，民众不得不以树皮、草根甚至泥土充饥，
不少省份出现了饿毙现象……”

    蒋介石说：“在民国三十一年的三月十三日，我在‘革命实践研究院’
的讲话中也曾提及：‘我每一次复职时所预定的目标，亦无不如计完成。’
我在第一次复职以后，不到八个月的功夫，北伐即告成功；第二次复职以后，
虽然经过十四年的长期奋斗，但终于促使日本投降。现在是第三次复职，这
一次的目标是恢复' 中华民国' 消灭共产国际……说这番话已经过去了整整
十个年头，我们一直在等待光复大陆的最佳时期，现在大陆方面经济困难，
民不聊生，人心动荡，政局不稳，我想，这是不是我们实施光复大计的最佳
时期？今天请诸位同志来开会，就是商量这个问题。”接着是“外交部长”
黄少谷及陈诚、黄杰、蒋经国等人相继从政治角度分析“光复大陆”的可行
性。“国防部长”俞大维和“三军参谋总长”彭孟缉等军界人物大谈1960年
是军事行动的最好时期。
　　……


　　当年我在湘西时，从武装部长那里就听到了有关美蒋空投特务的消息，
在县城街上也见到四处张满着通缉残余土匪的布告。土匪的活动，有一次就
发生在花垣县城：有一天我们去花垣赶集，只见全县城的机关和铺面都关了
门，街上行人稀少，打听之后，方知都到城外的一个空坪开追悼会去了。死
了什么大人物哦？值得这样兴师动众？抱着看热闹的心情我们赶紧跑了过去。
一到会场，才知是“烈士追悼会”。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被通缉的土匪跑
到玉米地里去偷包谷吃，被群众发现了，公安战士立即把这片地围了起来。
土匪有枪在暗处，公安战士在明处，当包围圈越来越小时，土匪开枪了，枪
法很准，只放一枪就击倒了我们一个战士。当时这些新兵没有经验，没有卧
倒还直挺挺地朝前走，于是接二连三又牺牲了两个战士。其实当时土匪只有
孤单的一个，唉，真遗憾！

　　自六十年代电影《湘西剿匪记》在全国放映之后，谁都知道解放初期的
湘西是个土匪窝子。我刚到这里时就问过我所在大队的大队长：“解放前这
里土匪到底多到什么程度？”他笑了笑说：“都是的！”

　　“？”

　　“奇怪吧？我就是土匪！所有成年男人个个都是土匪，谁敢不加入？”

　　事实上，各匪帮为了发展势力各划界为自己的地盘，强迫所有农民加入，
很有点像外地区的那种“民团”性质。在那边远的贫穷山区，天高皇帝远，
国民党不可能在农村建立自己的政府政权，县一级的政府管辖权力事实上仅
仅只限于县城附近一个很小的区域而已。因此，广大的湘西农村就成了土匪
割据的天下了。

九、长沙有多长？

　　湘西地区包括雪峰山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北部有武陵山，世界著名的
张家界风景区就武陵山脉的东端（四川九寨沟也是位于武陵山脉上），武陵
山脉一般都在海拔1000米以上。雪峰山是沅江、资水的分水岭并构成湖南省
东西两部分自然与经济的分界线。正因为湘西地区是高寒山区，加之交通不
发达，因此该地区自古至今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一直是极其落后的。当时
我问了几个年岁较大的社员，问他们到过那些县城？回答是，除这个只有8 
里之遥的花垣之外，再没有到过30里以外的任何地方。有一件事情很意思：
当我到到达生产队不久的一天，大队书记带着被子到我所在的队来“蹲点”，
与我同睡在一户的楼上。晚上，我两闲聊，他得意地指着他带来的一个搪瓷
缸以及缸中的牙刷牙膏和一它香肥皂对我说：“这些都是我到长沙开' 贫下
中农大会' 发的咧！”（这些东西我没见他用过一次），然后就全面地向我
介绍长沙省城的情况（他当然早已经知道我是由长沙去）：“长沙呀，那大
得很啊！我告诉你，长沙人都不走路的，出门就坐汽车（贫下中农代表散会
后就上汽车回招待所的），长沙人真是好过，每天都有澡洗，而且自己不要
洗衣服。说给你听你都不会相信，那马路当中还划了条白杠杠啊，汽车分两
边走哩！……”说着说着，唾沫喷了我一脸，我不能打岔，还得装成听得很
入神的样子　　不是怕冒犯他，而是我不忍心破坏他那种纯真的而且是极其
难得的美好回忆。

　　在一天，我到常秀领（当时他只有十岁，但是与我玩得很好，采到野果
子必定要分给我一份）的家中去串门。他的妈妈（他爸得水肿病死了）问我：
“你们那长沙城有多长？有几个花垣县城长？”我耐心地向他说明长沙不止
一条街，而是像棋盘格子那样有很多条街。大概是这种新概念她无法去想象，
便改问：“那城里住了多少人呢？”

    “几十万”。“几十万，几十万……”运了半天的神接着问：“那么多
人没得田种，都做什么事呢？都当干部吗？”“不是，城里大部分是工人哪。
”说到这儿我停了下来，回顾他房里四周，想找一件（哪怕是只有一件）工
厂生产的工业品举一个例子。可怜，太可怜了！没床架的木板“床”上一家
四口只有一床像鱼网一样的没被套的光棉絮，一只唯一的小板凳是用三块木
板拼成的，没有热水瓶，没有镜子，只有一把木梳子……真没办法讲清工厂
的工人是搞什么的，这使我自己都目瞪口呆了。

　　真是穷哪！穷得叮当响！

十、乡亲们，你们还好吗？

　　自我离开大湾大队以后，修了湘黔铁路，火车“运”来了一座怀化新城。
不久又修筑了一条贯通湘西南北的枝柳铁路，随着张家界的开发，现在的湘
西可是今非昔比了！但是，大湾大队的父老乡亲啊，你们现在怎样了？你们
还好吗？常秀金、常秀领、常朝荣现在都应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你们还好
吗？我很想念你们！但愿你们过得好！

　　自从我在湘西经历了那一场不到一年时间的洗礼之后，在1962年的春天，
我又随整个湖南科技学院的全体师生奔向洞庭湖钱粮湖农场办分校，虽然住
的是无门无窗无床的芦苇棚，边上课边还要参加劳动，食油也极少，但是，
粮食定量每月有32斤，而且蔬菜有的是，去的学生和老师都叫苦连天。这与
我在湘西的日子相比，我觉得真像是进了天堂一样，非常地满足。就凭着在
湘西那短短时间的磨炼，以后在“文革”前后到分校去劳动或是参加每年两
次下乡的“春插”与“双抢”也好，什么犁田、插田、扮禾、车水，打土车，
抬桥子等等农活，样样我都是拔尖的好劳力。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在湘西
那段日子给予我身心的磨炼，是我毕生的财富。

　　由此，在后来我给毕业学生写临别赠言时，我总是说：“我不祝你一帆
风顺，一帆风顺的人决没有好结果。年轻时没受过一点挫折和磨难的人，他
的神经是相当脆弱的！”1992年，我参加学院工会组织的长江山峡旅游之后，
应工会主席之嘱，写了一篇《游三峡札记》，所抒发的一些感想仍然与在湘
西的那段日子有关，现附于下，权作“跋”。

游三峡札记

　　久富盛名的长江三峡终于呈现在眼前了，巍峨壮观，气势不凡，但有些
同行人总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为何不见“飞流直下三千尺”？夔门怎
么不如李可染画中的惊险？怎么体验不到《长江三日》那种韵味？不过瘾、
失望、后悔之心耿耿于怀。更有甚者，发誓再不出门旅游了，以免花钱买罪
受。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条水，得意者观之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汹
涌澎湃之势；失意者却生“逝者如斯乎”、“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伤感，这
都是凭你的个人心情和感受了。

　　回想1960年随“省委春耕工作组”下湘西保靖任生产队长期间，那儿山
川之秀丽，决不亚于张家界，但终日饥肠辘辘，蚊叮蚤咬，此时此刻若我是
李白、杜甫，也绝不会吟出“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只有度日如年之感，那
时还不至于发誓不再重游故地，事隔三十年，今日倒生奢念：再去看一次！
相信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保靖农村的变化必然会使我惊异的。

　　俗语云“自寻烦恼”，就是说人之苦恼是自找的；其实快乐也何尝不是
自寻的？称之为“寻快活”即是。乐天者，童心不泯，阳光总是给他以活力，
细雨对他也情意绵绵，秀山给他以春色，河川给他以激情，他拥抱整个世界；
悲观者，诸不如意，怨天尤人，发不尽的牢骚，赶不散的苦闷，对他，山河
无所谓秀，世间无所谓美，倒头来自己对自己也横竖不顺眼了，何苦呢？

　　来吧！让我们返归童年、返回大自然，这才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什么苦闷、烦恼，统统丢进奔腾的长江吧！

(〖长沙里手〗摘自《榕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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