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

作者: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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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团印象记

两年的下放整社工作过去了。作为工作团的成员之一,回顾一下工作团本身如何,也是很有意思的。

原先,出发北京前,在人民大会堂听到那么多首长的报告,他们都强调了这次整社的重要性,批评了科学院在确定人选工作上的缺点,又进行重新动员挑选。当时,以为这样的工作团组建起来,一定是一个素质好、战斗力很强的队伍。可是,两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工作团是一个很弱的、缺乏坚强战斗力的工作团。尽管它的工作是有一定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

一、领导能力很弱

工作团两个领导人,一个人称王处长,另一个人称梁处长。听说他们都是资格老(“三八式”)、级别高(十二、三级)的干部,然而文化低(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政策理论水平不高。听说,其中一个原是某科研所搞后勤的总务处长,一个是某科研所管物资供应工作的处长。他们在机关,主要靠秘书协助工作,到了工作团,没有随身带秘书,只得自己独立工作。开会的内容,自己记不下来,反映迟钝,口才不好,在台上很少讲话。有时讲几句,支支吾吾,抓不住重点,当讲的不讲,不该讲的反而重复罗嗦。在一些大的会议场合,比起地方领导干部,没有他们活跃、会讲,大大逊色。坐在台下的工作队员看到这种情况,很过意不去,为他们着急,为有这样的领导丢脸。

二、领导作风不深入

在两年的时间内,工作团的两位领导,住在县委机关,参加常委会议,享受常委物质待遇(每月粮食定量45斤),可是工作毫无起色。开会仅是列席作个陪衬,听听而已,没有听说有什么新见解,提出什么新的、好的建议。平常很少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我们住的地方距县城只有几里路,从未见他们下过基层了解情况。即使是集中起来开会,也往往是坐在台上,不深入到小组听听下面从第一线回来的同志谈情况。工作团在简阳两年,我问过不少同志,都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可以说,这是严重脱离群众产生的。

三、工作团的领导,对工作团成员的工作,从没有亲自布置过,从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性工作意见

工作团成员的工作,完全是由地方领导干部在指导,工作团的领导只起到地方领导干部的助手作用。尊重地方,按照地方领导机关统一部署去工作是可以的,因为从大原则来讲,我们都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但是,不能忘记,我们是带着中央的意图,来纠正农村前两、三年工作中的错误的(如刮了“五风”要纠正),我们比地方干部更超脱、更主动。在执行政策,总结经验教训方面,我们更说得起话,更应有水平,而这一点根本未显示出来。

四、工作团内部,没有建立一整套工作制度

像请示、汇报、定期研究工作、搜集整理材料等制度,工作团是没有建立的。工作团成员工作告一段落,回县委招待所总结工作时,没有专门的班子汇总材料。有次,临时把我和另两位大学生喊去,叫整理个材料出来。可是,工作团的领导不亲自告诉意图,不来一起研究,也没有什么人提供材料,只委派其身边接近的人间接地来向我们作布置,叫我们自己去考虑考虑,写出来就行。由于领导不告诉意图,又缺乏系统的材料,使我们很为难:写这样的材料,有如是逼着牯牛下儿。我们莫法,只好自己去找一些人东问问、西问问,临时现凑材料。可见,他们对工作极不负责、极不严肃。或许,也是他们本身没有那种组织能力罢。可以说,工作团真辜负了中央的重托与希望。在整社期间,据我所知,工作团根本没有产生过一个像样的、得到中央肯定和批转的、反映下面真实情况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材料或文件。

五、工作团成员素质参差不齐

工作团成员中,转业军人特别多,壮年人多,身体素质好,吃得跑得,但文化素质普遍都低,小学、初中文化的居多。开会时,不少人拿起笔和本子记不下来。在下面生产队工作,群众反映情况,也记不下来,很多是靠心记的。凑情况时,常是七零八落,抓不住要点,反映不出问题的完整性,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关键性情况有时被忽略,本质的东西被放过。他们中间一些人不仅不正视这些问题反而态度高傲,说话缺乏政策性,头脑不冷静,动辄就提虚劲、放空炮,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常以自己出身好,是工农干部这种优越感傲视他人;对知识分子有时还有些格格不入,给以轻视。

六、少数人素质差,爱占小便宜,对人严、对己宽,影响了内部团结

比如某科研所科长张敏,身为住区委的工作队中队长,在工作大忙之时,把我们抽调到区协助工作,而他则梭边边,请假回家去休息。抽调去的几位同志生活不落实,区公所管伙食的人员和炊事员有意卡拿我们(比如,买菜票一张,区公所的人是3分,要我们5分;买饭票一张,区公所的是一角六,要我们二角;同等的票,区公所的饭菜总比我们的多;买馒头,区公所的给大的,给我们的是小的;买稀饭,区公所的捞沉底的,给我们则舀上面清汤寡水的;买菜,区公所的一张票打满碗,而我们三张票也只得半碗……),他看在眼里,就不出来说话,根本不管。小队长朱子军(某科研所科长)住在公社,省委批准供应工作团每个同志一床蚊帐,他便先挑好的,而且不征求别人的意见,认为别人有了旧蚊帐就把别人应买的硬买去;县里供应工作队员一人一块香皂,谁要不在队里,就被他私吞了。大队工作组长郎封域(据说曾在部队当过副指导员),上面配给每个队员一张糖果票,有时他自己拿去买来吃,不给人家;就连每人交了钱买的供应照明用的煤油(每人每月二两),经他手分,他都要给以克扣三分之一;上面发给每个队员一盒万金油,他也好意思拗开盒盖,抠去半盒。1961年小春收获时“偷盗”特别厉害,我们向他汇报情况,他却说:“我们是管不了啦,现在我们少出面,让地方干部去管。如果我们管多了,反而会孤立,立不住脚。我们现在处于无人管的地位,两个老头子根本不管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管自己了。工作上我们能管多少就管多少,管不了就算了。”他很灰心失望,认为是“受了骗”下来的。

更有趣的是,有次在县里招待所开四级干部会议,以朱子军为首的少数几个人,吃了饭不交钱粮就溜了。招待所管伙食的人把我们小组最后下桌子的于思和揪住不放,要他负责去结账交全部伙食的钱粮。说:“你是工作团的,是一个组织,那些人都走了,我不找你找谁?今天不交清就不让走。”于思和无法,只得在管伙食的人员紧跟下,四处找还没有走的同志借钱借粮,代他们交齐了才脱了手。可是,后来于思和向朱子军他们索还钱粮时,朱子军反奚落于思和:“我又没有叫你垫支,自己垫支自己负责!”活活地把账赖掉,于思和收不回垫支钱粮,只得自认晦气。还有一个叫李盛明的,他和我们在红塔区整理材料,吃了伙食,领了供应的香烟,就是不交钱粮,支我去结账。办伙食的人认准我,硬叫我垫支,我推不脱,只得垫支钱粮帮他结账。这类事情,工作团的领导既不问,又不管,让其自流,而影响工作团在外的形象,在内的团结。

工作团一方面解决不了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再一方面又出现这类不光彩的事情,造成了威信不断下降。因此,有些人把工作团的人当成是北京中央机关不要的人,是下放到地方的包袱,给地方增加了额外的负担,等等。

总的讲,第一年尚有工作团的形象,开初宣传中央政策,进行登记搞退赔,纠正“五风”等方面,还是做了不少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很多同志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带头搞好生产,使形势渐渐往好的方面转化。但是,到第二年,由于人员调动大,很多同志都调到了县里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这时,工作团已名存实亡,全是各顾各的了。

196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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