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后，商品交换就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等价和自由。即是，买卖双方，一方愿买，一方愿卖，方能成交；交换中以等价物作媒介进行等价交换。对此，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所说的自由，归根到底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是贸易的自由。这是商品交换的客观规律。

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有商品生产？回答是肯定的。既然有商品生产，就应该有商品等价交换的自由。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商品等价交换的自由。这是违背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它不但不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会破坏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破坏农村经济的发展。

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商品的价值量就是生产某一商品花去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在正常的情况下，商品生产者只有按照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交换，才能鼓励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商品，拿到市场交换。否则，就会伤害和打击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商品数量的减少。眼前的情况正是这样：商品的价值完全是用政权、行政命令，用强制的办法来规定，它严重违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规律，因而导致了商品的奇缺和市场的萧条。

商品少了，商品交换中自然产生出很多花样。当前出现在商品交换中的诸多花样，中外历史罕见，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的独创。这在外国人或后代人听来，还会认为是在编神话或说寓言之类的玩意儿。其实，它是事实。为了搞这些花样，玩这些玩意儿，还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很多人为此耗尽了智慧和精力。谁要敢说这些玩意儿和花样一个“不”字，那就会招致灭顶之灾，只能赞之为“正确领导”、“英明决策”，这样才能得到你每月的25斤口粮，凭此以保持你的生存。

现行的商品交换花样，大致有这些：

一、以行政手段，把社会上的全部商品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全部由国家统购，由国家统一掌握，任何人不能在市场上交换。国家在统购时，付多少钱，只能由买方硬性规定，卖方不得有异言。农村社员自己种的粮、棉、油料之类，有的种得很少，连自己使用、正常消费都不够，也得按统购数字和价格强迫出售，这哪里还谈得上公平买卖、自由交换？第二类，是经常变幻不定的，只要当地政府和国营商业部门需要，认为有钱可赚、有利可图，便可把认定的商品，上榜列为二类产品。定为二类产品后，这些商品只能由国家和收购部门先订购、派购，所需数量满足后，剩下的才准拿到市场上去交换。由于生产的东西少，国家和统购部门的需要量大，往往是难有剩余的。在订购、收购过程中，收购部门往往都不正式公布是否已经收购足了，社员哪敢拿到市场去交换？二类产品在收购期间，是不准在市场上交换的，即使为了治病救命，也免不了被没收的命运。第三类，除了一、二类外，剩下的才是第三类。三类产品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就不准开放市场交易，直到1961年四、五月份，由于客观的需要（食堂下放了，每家每户独立生活，需要买卖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才开放市场。市场一恢复，就朝气蓬勃、热闹非凡，与国营商店、百货公司相比，大不相同：一个热热闹闹，一个冷冷清清；一个真正在那里根据需要自由买卖，一个却摆着仅供欣赏、观看，即使拿钱也买不到的“陈列商品”。守护这些“陈列商品”的售货员站在柜台边，不是吹牛聊天，就是坐着打磕睡。顾客去买东西，不是百问不答，就是以傲慢、恶劣的态度同顾客吵架，甚至恶语伤人。

二、凭证购买。在一定地区一定范围内，由物资主管部门发给购物证。人们凭证购买规定的商品。没有它，就是拿着钱也买不到东西。购物证有发给单位的，有发给个人的。发给个人的又有高干的、中干的、一般干部的、城镇居民的、农村社员的、城郊菜农的、粮农的、老百姓的，当兵的又分军官的、士兵的、老红军的……。买东西时高干的可以不登记，数量不受限制，商品等级由购买者挑选；其他的既要登记，又得限量、限等级、限商品。

三、凭票购买。在实行凭证购买的同时，又实行了凭票购买的办法。买布有布票，买工业品有工业品票，买米有粮票，买面有面票，买糖果有糖果票，买酒有酒票，买肉有肉票，买油有油票，买鞋有鞋票，买锅有锅票，买碗有碗票，买表有表票等等。食堂买饭有饭票，买馒头有馒头票，买菜有菜票；……若要出门，还得要有必不可少的车票、船票。总之，票券无法胜数，衣袋里除了钱币，就是票券，有时票券比钱币还更重要。除政府商业部门在印制这些固定的票券外，各地商业部门还临时油印发放某些商品的票券。其数量并不是以商品的基本单位为票券的基本单位，比如锅是以一口为基本单位，可票券却是几分之几口；手表的基本单位是一只，而表票却是几十分之几；有的商品票，只是该商品基本单位的百分之几。就是如此，一般干部、职工、居民、农民是很不容易得到购物票的。比如过春节，发给城市居民的购副食品的票，农民没有，居民每人5钱黄花、一钱木耳……。凭此，一个居民要活上70年，才能购得70钱的木耳，连一斤木耳也吃不上，真是死不暝目！但那些发购物票的经手人、领导人，则不受此限制，因为“肥水不外流”嘛！

四、凭条购物。有权或有以物易物的单位，需要计划内的、凭证、凭票购买的商品，只要开一张条子，就可不受限制地得到所需要的商品。

公社和医院也拥有打条子的部分权力：孕妇需要鸡蛋，公社可以打条子到公社下辖的商店购买；病人需要吃点白糖或红糖，医院有声望的医生出具证明、医院盖章，也可以到商店买。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五、搞协作、互通有无。单位之间、地区之间，为了彼此的需要，以协作为名，互通有无，各标各价，交换商品。其实是以物易物，不过安上了一个与时代相称的新名词----“共产主义协作”而已。这个办法，往往在掌握物资的商业部门、集体单位用得最多。

六、开后门。“开后门”原意是指有些人穿的大操裆裤，没有系好裤腰带，露出了屁股，不雅象，人们取笑其为“开后门”；或者某人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好意思，便关了前门，由后门进出，这也叫“开后门”。如今借它来用，赋以新意：买卖双方，不通过正常渠道，不在营业门市部交易，而是通过不正当渠道，在商店后面的储藏室、保管室、库房，在非营业时间、非营业地点进行的鬼鬼祟祟的交易。这种交易，往往是为了某种政治的、经济的、人际的需要，为单位的头头、为亲戚朋友、为熟人去干的肮脏行径。群众把这类人戏称为“脸嘴长得好的人”。商品交换中开后门成风，对于不同的人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高级干部送上门，中层干部找上门，一般干部人托人，小老百姓莫得门。”

困难时期，由于商品奇缺，买东西排队现象，特别普遍、严重。吃饭要排队（饭店卖饭规定了时间，限额出卖，过时买不上就只好饿肚子，逼着排队），买需要票证的东西要排队，比如城镇居民，为了拿票买上一月供应的几两肉，头一天晚上就要赶到肉店门口排队。因为是限量出售，不排在前头就买不上。买不要票证的东西更要排队。商店里，间或也卖点过期的、变质的、不要票证的东西（“处理品”），刹那间，顾客便排成了可观的长蛇阵，拥挤不堪。为了能买上东西，争轮次、争柜台，顾客与顾客之间、顾客与售货员之间，常产生矛盾，吵架、打架的事情常有发生。

七、自由、公平的交易。这种商品交易，是商品生产社会本来意义的交易。只有在自由市场的集市贸易中才能看见。买卖双方根据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按质论价，自愿成交。自由市场交易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价格比国家牌价高。以1962年3月份为例，情况如下：（见表2）

由于自由市场上的价格较高，商品出售者都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而不愿意卖给国家收购部门。因此，从自由市场开放以来，属于订购、派购的二类产品，国家收购部门花了很大力气，想了很多办法，都完成不了收购计划。在直接从生产队社员手中收购不到后，只好转移到市场上去收购。而市场价格又高出国家牌价很多，于是国家收购部门又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办法来压低市场价格。其办法主要有：

㈠利用行政命令，硬性规定收购牌价。当市场上贴出告示后，上市的东西大大减少，很多人就不把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了。

㈡以国家牌价为基础，规定市场价格不得超过收购牌价的15～30%。告示贴出来后，市场上虽然有少量的人拿东西来卖，但大量的东西却在市场以外交易，其价格比以前的还要高得多。

㈢根据市场价格水平，规定掌握幅度，按现行市价，就低不就高。告示贴出来执行这个办法后，拿到市场出售的东西又多起来了。但还是不如过去热闹，没有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㈣根据集市自然形成的价格，让买卖双方协商议价，自愿买卖、自由成交。结果，自由市场立即活跃起来了，拿到市场交易的东西又多了起来，市面又恢复到过去的水平，而且价格也比较稳定了。这是在采取前三种办法失败后，对农村小商品生产者的让步，是一种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当市场恢复到以前水平后，简阳县市管会和有关部门并不甘心就此放开，还想再次规定市价（比自由市价低些）。告示一贴出，相当灵验，市场上的东西立即又减少了，市场再度萧条。即使有少量的东西上市，也在离市场远远的半路上就成交了，价格比在市场上的自由市价高得多。就这样几经反复，最后，还是以买卖双方自由交换、公平交易告终。

㈤为农民设立服务部、服务点，用高于收购牌价、略低于或接近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农副产品。这样，农村社员还是愿意出售的，收购部门也可以完成收购任务了。

1962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