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简阳县农村，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我们看来，有以下的几个方面：

㈠在组织机构和经营管理上，还跟不上“六十条”逐步贯彻之后所引起的新变化的要求。中央规定，公社本身是公社、生产队两级所有制（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但目前这里却存在公社、管区、大队、生产队四级机构。在执行国家政策、贯彻上级指示等方面，逐层下贯，不但拖长了时间，而且在内容上层层打折扣。作为生产单位的生产队，有了什么问题也要逐层请示，逐层研究，逐层下达，然后才能最后解决。在机构层次多的情况下，形成组织庞大、人浮于事，会议多、报表多，各层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都到生产队指挥生产，使生产队一级无所适从，给工作造成很多困难。

在经营管理上，生产队一级在制定劳动定额、全面管理、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认真实行经济核算等方面作得很不够。会计人员把绝大部分精力耗费在计算分配口粮方面。有的会计一个月有17天在外面开会、打算盘计算分配，而却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用于加强管理生产方面。计算分配的问题非常复杂，从作物播种下地估产就开始计算，一直算到作物收割之后还算不清。各种作物的产量、产值，以及种的满山青等等，有各种不同的比例，分配有很多“开”。开始，对产量估得很高，以后往往算一次调整一次；“比例”、“开”也随之变化多端。这些，不但社员搞不清楚，就是一些大队、小队的干部也搞不清楚。搞繁琐哲学十分严重。有的生产队人平分20多斤粮食，算了十多次，分了十多次，每次算给社员1斤到两斤，前后分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分完，十分零碎。

㈡服从国家计划与因地制宜种植作物的矛盾，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在我们所驻的“解放”与“长征”两个管区地带，过去长期是种甘蔗，制红糖、白糖和冰糖，远近驰名。当地农民有丰富的种甘蔗的经验，并保留下来不少这方面的工具。他们说，种植甘蔗，有柴烧，有牛饲料，而且产量高，每亩常年可产万余斤，并可保持河坝边的土壤，不让流失。自从按上级指示改种棉花以后，连续三年被水淹了未获收成，甚至连肥沃的河坝土还被大水冲走。“解放”、“长征”两个管区，近三年被水冲走的土地达1800余亩。从因地制宜来讲，本应种植甘蔗为宜，但为了服从计划，则硬性规定要种棉花，群众对此很有意见。在耕作技术上，由于肥料和劳力不足，上面要求实行“八尺开箱”，搞“条播”等办法，群众的抵触情绪也很大。

㈢在社员群众的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少。

首先，是住房问题。1958年大跃进以来，上级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迫群众打了很多土墙，造成很多房屋倒塌；还存者也多破烂不堪，而又往往以草类作房壁房盖，不避风雨。一遇大雨，屋里便漏水成灾。今年四月份下了一次暴雨，红塔区因房屋倒塌就压死了20多人。

其次，对一些病人、孤寡老人、孕妇等的照顾极差。给他们配上一点东西，手续特别复杂。如妇女生了孩子，按规定要配20斤大米。要买到它，必须经过小队长、大队长、管区领导、粮食干部、粮站等环节签字盖章后，还要跑上几十里路才能买上。真是卡得太严太死了。

再次，物价高得特别惊人，群众莫不叫苦连天。简阳县的国营企业向自由市场的黑市价看齐，甚至还有过之。如简阳县的各个国营饭店（包括简阳旅馆）卖的鸡、鸭、鹅、牛肉，每斤定价为12元，比自由市场贵一半左右。县食品公司，每斤成本为5～6角的点心，插上“高级点心”的牌子，就卖4.80元一斤。一般国家干部和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仅30元左右，在简阳县城的饭店只能买上两斤半肉吃。这种严重的情况，大大影响了群众的生活与个人同国家的关系。另外，这里的一些干部对群众的疾苦是关心不够的。区、公社召集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开会，睡的是不避风寒的湿地，吃也不能吃饱。开会时肚子很饿，一个个蜷缩成一团，咳嗽不断。区、社领导人作报告还大发雷霆、刮胡子，动辄乱训斥一顿。

有的社员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情况下，把自留地种好了，拿点菜到自由市场去卖，以作治病用度，这也被批判为“自发势力”、“资本主义倾向”等等。

㈣干部的作风还存在不少问题。在贯彻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方面，普遍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有的区、社领导干部在大会上对群众公开讲：“说我左也莫来头”，“总有一天要反你的右倾”。这个地方，上级对下级、干部对群众，民主作风很差，贯彻工作多采用“压”的办法，很少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管区、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学习政策的风气不够，因而不能向群众正确宣传、解释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进行断章取义、片面理解。在贯彻执行政策时，多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强行硬贯。当前在部分干部中，自发势力、资本主义思想有抬头的现象。如解放管理区民主大队有个大队长，就不好好领导社员搞生产，经常热衷于做投机生意，搞转手买卖。干部的浮夸风、形式主义仍然严重。如在耕作技术上，对铁路、公路边的农作物，强调搞“八尺开箱”，进行“条播”，主要为了好看。简阳县城很多商店的商品摆得整整齐齐，但不卖。顾客去问，售货员以“样品”回答了事。商业部门购物，开“后门”之风极盛。党政不分的情况严重。党对行政、上级对下级的业务工作，常常包办代替。这个地方，大至向群众传达上级文件、作报告，小至讲一般问题、批条子、打条子、签字盖章，等等，差不多都是书记包办。我们到了几个公社，见到的情况都是如此。

196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