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时期，农村不少社员得了浮肿病。患病的主要原因是“入不敷出”，即摄入的营养不足以承受劳动的付出。肚子饿了吃些生冷充饥，或喝盐水解饿。长此下去，浮肿缠身。而一般医生明知其故，却不敢说出其因；社员也不敢直说是因“吃不饱”得了此病。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无比优越的，人人有吃有穿，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哪有吃不饱之理？谁要说“吃不饱”，一定是“地、富、反、坏、右的破坏言论”。谁说这样的话，就对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既然饿肚子的话都不能讲，谁还敢谈论饿死人的事？要不，就要被打成坏分子、反革命，被置之于死地。谁敢去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呢！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农村大量饿死人的铁的事实，人们不敢公开讲，私下还是有人在悄悄议论，亲戚、朋友、知心相交，也还是要贴耳细声摆谈的。尽管上面规定此为不合法的，但是它是这样无声无息地像地火一样在地下运行。至于死去的，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付出了代价。

全国各地到底死了多少人，我没有调查过，也不可能进行调查，因而没有发言权。由于我个人的工作地位和环境的局限，这方面的资料也不可能见到，我只能以在简阳得到的有关知情人士透露的情况，以及个人所见来说话。

困难时期，简阳县的人口由120万左右下降到了80万左右。该县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为一个联社，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580人，到1962年11月，六合只剩下860人，中和只剩下1130人，合计1990人，死去590人。六合大队共和生产队1958年转公社时为118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58人，死去了50％以上。杨先虎等好几家人，全部死光；张志清家9人，死8人，剩下1人。石盘公社新民大队支部书记夏廷江说：“1959年到公社开会，公社布置规定每人每日吃16进位秤的4两谷子。我认为少了，回队后，按4两大米的标准分给了社员，被公社指责为右倾，横遭批判。而这时人口已在大量死亡。”石盘公社大石、边界两队，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劳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死去75％。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为60余人，只剩下8人，死去了89.98％。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动力40余人，只有2人活着回来。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为6900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属于该公社管辖的，由黄连公社第五耕作区到青龙公社街上之间，有个居住20多户人家的大院子，人全部死光了，院子也全部被毁了；留下的仅是一个废墟，几个大粪池散布其间，边沿还有些零散的粪坑，里面残存些黑水，坑周围长满了野草；成堆的瓦砾，散布在院坝里。院子的背面，被砍光的竹林里，稀稀疏疏地长出几根小竹，在寒风中颤抖。时值早春二月，该是万物出现生机之时，可是伫立在院子侧边望去，却是一片凄凉。

养马区火盆公社第五大队新民生产队，在困难时期20多个主劳几乎死光，队里没有了队长和会计，生产队领导班子组建不起来，只好从别的生产队调去一个在对印度自卫反击战中脚负了伤的转业军人去当队长，以“招夫入门”的方式从外队招了一个死去女人的男子，到本队与一个死去男人的中年妇女配对作会计，这才勉强把生产队的领导班子组建起来。这个生产队剩下的尽是些老弱、妇女、儿童。缺乏男劳力搞生产，抢种抢收时节十分困难，只好通过上级统筹调派别队的劳力去支援。当时死了人，埋葬很简单，用稻草、席子裹着，绳子一捆，抬到山坡上打个土坑软埋下去就行了。由于浮肿病使劳动力丧失，有的生产队死了人还找不到人抬出去埋。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把死人抬出去埋掉就算是好事幸事了。

由于死人埋得浅，没有棺材装，就给一些活着的人钻了空子。死人刚埋下去，往往夜间就被挖了出来，身上的衣服被剥去，身上的肉被割走。在山坡上，一些新坟往往中间一个坑，前面乱稻草一堆，破布片几块，无疑，就是被偷盗了的坟墓。简阳县城边的桥上，赶场天有用土钵钵装着绵条条带黄色的熟肉片卖，其上面洒了海椒面，钵边撬着一双筷子，卖者高叫买瘟猪儿肉，三角钱一片。听社员讲，那就是在卖死人肉。还有些人摆地摊卖的旧衣服，也往往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1962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