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米之乡的逃亡
---广东人民在60年代初的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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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经济困难,根本原因在于农业政策的失败,一减(产)一高(征购),
加上公共食堂的巨大消耗,再来一个反瞒产,造成农村大面积断粮。
  
  1958年的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干饭,几个月时间,就像蝗虫一样,把存
粮统统吃光了。粮食告急之声四起。秋收时各地发疯似地放卫星,虚报产量,
但到征购任务按卫星产量摊派下来,谁也交不出那么多粮食。

  省委怀疑地方隐瞒了产量,把粮食收藏起来。1959年1月中旬, 陶铸带
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 1月11日,在东莞县反瞒
产大会上,基层干部被迫承认“隐瞒”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县委誓言要追
出7500万公斤到1亿公斤粮食。陶铸警告大家:“ 保证三餐干饭吃到底,全
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
查结果:粮食反瞒产锋芒,主要对准原来的小社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
费和节约。

  与此同时,赵紫阳率领另一支工作队,颠簸南下,到位于雷州半岛最南
端的雷南县调查。

  2月25日的《人民日报》, 用整版篇幅,刊登了陶铸的调查报告。很明
显,这又是一次带着结论找证据的“调查”,其结果,不仅没有使省委聪明
起来,反而更加盲目了。陶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
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
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有个隐瞒了粮食的生产队解释,他们这么做,
是为了确保供给制突然结束时,生产队仍有必需的口粮。陶铸断言被隐瞒的
资金,大概占人民公社总投资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门开了一个星期会,从农
民的米缸里,真正挖走了558万公斤粮食和1.2万元资金。其余的虚报数量,
把基层干部逼得死去活来,也无法交出了。

  赵紫阳在雷南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1月23日,雷南县召开4000名干部的
大会。赵紫阳指称,雷南有严重的瞒产问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瞒
产运动。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
回家。

  赵紫阳在雷南县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把反瞒产运动,扩大到全省各地。
他估计全省有25至30亿公斤隐瞒的粮食,几乎是1958年公布粮食产量的10%。
1月25日,他指责全省多数基层干部都卷入了瞒产活动。 一场反瞒产斗争,
骤然爆发了。

  赵紫阳给省委写一份报告。他认为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
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粮食紧
张的不正常现象。经过召开一系列干部会议,查出了瞒产私分的粮食3500万
公斤。

  形形色色的辩论会、斗争会、大字报,有如狂暴的南海台风,铺天盖地
而来。 雷南县7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被迫承认参与瞒产。在被指控
参与瞒产的基层干部中,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6人被拘捕,2人被监禁,
109人被撤职,大约有50%的基层干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处分。

  反瞒产所到之处,风云变色。有些地方,基层干部不报瞒产,就不准回
家过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户搜查粮食,把农民往年的旧粮,也作为瞒产没
收;有些地方,连农民家一罐半罐黄豆、花生、芝麻、菜种也搜刮一空。
  
  1959年底,在毛泽东的案头,有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简报《广东
农村开展粮食分配问题的大辩论》。简报称,广东省委今年确定粮食分配的
方针是:计划用粮,月月节约用粮,合理用粮,超额完成公、购粮任务,尽
量多留饲料,多留储备,以丰补歉。各地通过发动群众大辩论,使广大群众
真正自觉地贯彻执行省委的方针,在20天时间内,就超额完成了公、购粮任
务。毛泽东认为“此件值得一阅”。

  这又是一份弄虚作假的东西。 1959年广东的粮食总产量只有88.79亿公
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将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根本谈不上“以
丰补歉”。由于连年减产,征购任务居高不下,一低(减产)一高(征购),
农民实际减少了30.625亿公斤粮食,等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再加上公共食
堂造成严重浪费,能够留给农民活命的粮食,已经见底了。农村人口,普遍
一个月吃不到10公斤原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3~4两米。肉、油基本
绝迹,青菜也非常罕见。到了月底,饿昏了头的人,靠吃蕉头、蕉渣、禾秆、
鸡糠饼、木瓜心、番薯藤,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饥不择食的人甚至
吃起观音土。

  农村已无粮可购,城镇的粮食供应,四面告急。政府的应急措施,把口
粮、食肉、食油,一降再降。 1960年初,许多地方已降至一人一月只有9~
9.5公斤米,3两糠油。粮食、薯类、猪肉、家禽、食油、鱼等,已从市场上
销声匿迹,货架上空空如也。偶一出现,便引起疯狂的争抢,价格贵得惊人。
在韶关,一公斤高价猪肉卖20多元,一公斤南瓜也卖到 2元多,用米糠做的
小糠饼,4~5分钱一只,人们买回来当饭吃。价格是1957年的10多倍。

  实行供给制的农民,开始每月还有二三元发,但很快连一分钱也发不出
了。营养不良症、水肿病、肝炎,有如罡风,猛烈吹袭着各地。“非正常死
亡”,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开始出现于政府公文和人们的言谈之中。

  这一年四月,高要县莲塘公社发生“死人事件”,人们终于看到了华丽
的帷幕后面的恐怖场景。莲塘公社有3790人因缺乏营养而患病;非正常死亡
人数,多达779人,大部分是饿死、病死的,占总人口的2.2%, 其比例大大
高于正常死亡人数。在饥饿和死亡的追逼下,有609人走上了外出逃荒之路。

  4月20日,省民政厅一份报告指出, 全省水肿病人,已从上旬的4.3181
万人, 激增到12.7821万人,增加两倍。这是骇人听闻的数字。从中山、灵
山、合浦、从化、新兴、梅县、潮阳、清远、儋县、东方、乐东等县,传来
一片恶耗。据省农业办公室对部分地区的“极不完全统计”,全省有80多万
水肿病人。另外还有子宫下垂、闭经、干瘦病等,成了比伤风感冒流行得还
快的病症。阳山县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总人口的4.02%,居全省之冠。

  5月6日,省委发出《关于立即全面检查和采取有效措施消灭和遏止水肿
病的紧急指示》,把水肿病的流行,肤浅地归咎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铺
张浪费(但并没有归咎于“苏修”和“美帝”),撤换了发病率和非正常死
亡率最高的那几个县的领导,没有触动已经证实完全失败的农业政策。灾难
还在凶猛地蔓延肆虐。


  广东对逃荒人数一直有比较详细的统计,不存在把逃荒人数当死亡人数 的问题      由于生路断绝,逃荒之风席卷农村。根据我查阅广东当年的档案材料, 政府的统计数字都很明确地把外出逃荒作为一个类别进行统计(当时公社有 开逃荒证明的做法),并不存在把逃荒人数当成死亡人数的问题。作为基层 政府,通常的做法是刻意隐瞒灾难的程度(比方说瞒报死亡人数),而不是 把逃荒人数也算入死亡人数(这种夸大灾难的做法有没有?因为没有进行全 国性的调查,我不敢说绝对没有)。   1962年3月10日,也即农村生活最困难的那段时间, 广东东莞县生活安 排不下去的公社,已有9个之多。有些地方已经断粮,沙田公社有81户,234 人断粮;望牛墩公社更惨,从3月开始已基本无口粮的有1096户,2227人。 据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县、五华等8个县的不完全统 计, 目前已经断粮的有9468户,外出行乞、逃荒的有731人,出卖家具的有 2463宗,卖小孩的25宗,自杀的一宗。   饥饿使水肿病和干瘦病继续蔓延肆虐。据广州市和93个县的官方统计, 1962年4月, 有3.5834万人患上水肿病,6.4461万人患上干瘦病。仅广州市 和汕头、肇庆专区, 3月份患水肿、干瘦病的共6.3839万人, 比2月份增加 20.4%; 海丰县4月上旬的水肿、干瘦病人有5553人,比3月份增加了2000多 人。形势危如累卵。这是一份关于农村形势的统计表:     ===============================================      地区 缺粮人数 缺粮数(万斤)断粮户  人数     -----------------------------------------------      广州  19513    970    ---   ---      海南 301517    600    5307  19195      湛江 1650000    2500   39576  139146      肇庆 213869    495    1482   4080      佛山 163433    500    497   1530      韶关  52201    1000    367   1373      汕头 647613    1200   13679  53198      另外,有粮缺钱的431838人,共缺少1099394元。     ===============================================      如上所说,公社为断粮户开证明逃荒的做法,并不罕见,因此,“外逃 一般被认为是违法行为”的说法至少在广东不能成立,广东省甚至一度鼓励 人民逃往香港。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 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 东、宝等6个县市…… 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 岸出港。” 直到1962年3月,在由政法委员会主任寇庆延主持的边防工作会 议上,明确放宽边防的指导思想,“放宽尺度,多开孔道,有组织有计划地 逐步增大出口比例”。会议提出要打破每天50人的规定(自从1958年港英当 局搞出入口平衡以来,全省每天出入人数约50人),仅宝安县就从 5个增加 到11个;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除放宽通行证外,还 发出一些捕鱼证、探亲证、做工证等,方便群众赴港;正式批准边防各县实 行“三五”政策(即准许每月出口5次,带5斤东西,价不超过5元)。   最初是一些谣言,在饥饿的群众中悄悄流传,说香港愿意收容大陆难民, 有饭吃,有活干。 从1962年4月下旬开始,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 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有一部分确实留下了,这使谣言变 得益发可信。 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 人的大潮了。   在出现逃港潮初期,广东省委是采取宽容、默许的态度。陶铸曾经指示, “要压缩城市人口,减轻城市负担,为着多搞化肥,争取外汇,克服我们的 经济困难,解决一些人的生活问题,加重港澳的负担”,广东可以放一些群 众到港澳,“我们广东减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解决我 们的困难,也可以增加港澳的负担,有什么不好呢?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 他们再回来嘛!这样不叫偷渡,公安和边防部门要设法帮助他们过去,手续 要简便。” 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在5月12日市委党 校干部训练班第三期结业典礼上,也曾直言:“去香港是压缩人口出路之一。 广州市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压缩人口,首先是回农村,其次是上山下乡,第三 是去香港。批准尺度可以放宽。”   外逃风在5月底、6月初,愈演愈烈。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组织部, 6月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      (最近放宽边防后)出现大逃亡凤(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 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 从农村到城市的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      截至5月31日, 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竟高达1.1547万人,其中机关 316人,农村11231人。 仅一个沙头公社,最高峰时(5月13日至17日),平 均每天有96人逃往香港。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万人;增城 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均不遑多让。   寇庆延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研究结果, 归纳起来,从根本原因上讲,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 这是根本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去行不行?看来不去不行。为什么?因为香 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几是中国人,而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广东人。我们算 算,香港300多万人口,其中200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 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那么叫人家一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 道理。特别是两夫妇,各在一地,长期不叫人家见面行不行?有的妇人走到 派出所发脾气,那就是说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 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也咬人’,叫做逼 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再 就是我们当时生产生活都确实有些困难,而我们暂时解决不了。有些人就想 去香港解决问题,解决一点生活问题,也解决一点生产问题。”   

  政府初期的默许外逃,一下触发了巨大的外逃潮      广东这股外逃狂潮,并不是孤立的,与此同时,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边 民外逃。国际舆论哗然。政府大为紧张。5月中旬,周恩来要求广东省委, 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从这时起,广东省才开始紧急刹车, 制止外逃。   5月中旬,这股外逃风渐渐波及广州。 市井坊间,纷纷传言,为庆祝英 女皇诞辰,香港放假3天,开放边境,内地居民不用通行证,也可以去香港。 英女皇诞辰日是6月17日, 但实际上,在端午节(6月6日)前,市面飞短流 长,谣诼繁兴,气氛已经非常紧张。   从5月中旬开始, 购买广深线火车票往边境的人骤增。购买平湖站(不 用边防证买票的最后一站)火车票的,比平时多了22倍。到6月1日,火车站 外竟积聚了上万群众。在徘徊等候买票的过程中,人潮开始出现骚动。   6月5日,广州火车东站的秩序十分混乱,一批批的群众冲击开往香港的 火车,造成交通大堵塞。街道两侧,户牖俱闭。成千上万的群众,像疯了似 地扑向车站,撞门攀墙,狂呼乱吼,连树上也爬满了人。那些年老体弱的, 被冲得东奔西散,寻爷觅儿,老啼幼哭。   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副市长兼公安 局长李广祥,在省长陈郁家开会。他们接到广九铁路派出所报告,东站已经 聚集了一两万群众,把前去维持秩序和宣传的警车推翻焚毁,有几个民警被 人抓走了。副市长孙乐宜在现场劝导群众,处境也很危险。   曾生建议调军队来实行军事戒严。大家都怔住了。调动军队,兹事体大。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打过国民党,抗过日,剿过匪,反过霸,在朝鲜 也和联合国军交过手,但从来没有弹压过闹事群众。   有人说,关键在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 矛盾?如果属人民内部矛盾,还得要以劝说为主。曾生认为,现在事态已成 燃眉,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恐怕还会进一步恶化。   就在这个时候,陶铸从广西赶了回来。大家立即向他汇报请示。陶铸断 然回答:“现在还叫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把公安局 的车都砸了、烧了,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   陶铸一锤定音,大家同意实行戒严。   6月6日,满载戒严部队的卡车,一辆一辆驶往东站。一个营全副武装的 解放军士兵,把车站两头封锁起来,往外驱赶人群。还有一队解放军从车站 内往外推进。市政府的宣传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广播,所谓边境开放纯属谣 言,希望大家不要轻信坏人造谣,呼吁群众尽快离开。几十个闹事的人被拘 捕了,大部分冲火车站的群众,顷刻散尽。至当天晚上,有1600多人被捕。 火车站外除了戒严部队,已经再看不见闹事的人了。   陶铸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在造谣破坏。全省军队立即奉命进入高 度戒备状态。 6月12日,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打击敌人破坏活动, 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6月14日,火车东站又聚集了近千名企图外逃的群众。 公安局采取了坚决的收容措施………   (灯暗幕落) (送交者: heaven 于 May 06, 2001 23:39:14:[新观察/xgc2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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