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礼县乃至甘肃省形成的全民大饥荒和大逃荒，背景就是极“左”路线在甘肃和西礼县的反映。1957年初，紧接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一场围绕粮食统购统销、办社入社等问题的农村整风又开始了，以粮食问题为中心展开了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在农村开展以粮食为中心的两条道路大辩论，其基本内容是：批判农村干部在粮食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批判斗争少数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向我们的泛滥，严厉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一切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中心是打击少数富裕农民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向我们的猖狂进攻，目的是把资本主义思想在农村打垮、搞臭，使社会主义得到巩固和胜利的发展”。（摘自县委1957年9月30日《继续克服干部的右倾保守思想，充分发动群众，端正政策思想，明确大辩论的真正目的，进一步做好农村大辩论》）。
截止9月30日，全县先后批斗38人，逮捕30人。通过整社整风，“反社会主义的地富、反革命、坏分子已处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际和孤立狼狈状态；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初步得到了严厉批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出勤率大大提高了，原来劳动不好和不劳动的人现在都劳动开了。如白雀乡卢水村共127户，原做投机生意和贩卖粮食的56户，占44%。专搞私人副业的37户，占28.4%，真正劳动生产靠农业收入维持生活的只有43户，占26.5%，25个懒汉，2个阴阳经常不参加劳动。经过辩论，他们都改邪归正了”(同上)。
在农村展开大辩论的同时，县直机关也开展了整风运动。县委整风办公室向地委的《报告》中反映，“西和县县级机关整风运动于9月1日全县三干会全面开展，全县实际参加整风运动的共46人，占干部总数的73.52%。经过摸底，486名干部职工中：有左派209人，中派173人，右派104人，其中极右37人。”到整社反右结束，“全县共批判512人，划了20个，经县委批准15个反党集团，涉及104人，定右派分子107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82人，阶级异已分子6人，蜕化变质分子4人，坏分子16人，违法乱纪分子2人。经复查：除了犯有严重错误的62人外，其余450人均批判斗争错了。整社中批判斗争的4000多名冒尖人、代言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整社整风反右还未完全结束，大跃进运动又开始了，左倾蛮干、盲目冒进之风又甚嚣尘上，个别被极“左”思潮冲昏了头脑的领导，听不得不同意见，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为大跃进推波助澜。当时一些有良知、有正义感和为党为人民负责的领导干部、村干部以及农民对盲目冒进、瞎指挥、说大话、“放卫星”看不惯，对超越客观实际、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都被视为“右倾保守”和“反动言论”，受到了无情批斗和惨酷打击。8月2日县委书记万青山在传达省委临夏会议精神时，严厉批评这些干部“仍然是按老皇历、老规矩办事，不敢标新立异，海阔天空地想，势如破竹地干”，“现在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决心拔掉白旗，插上红旗”。接着又召开了有888人（其中县乡干部47人，社干841人）参加的为期7天的三干会，传达贯彻省委临夏会议精神。这次会议“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检查批判了县、乡、社干部思想上、工作上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会议，基本上是拔掉了乡一级领导干部中的白旗，插上了红旗”，会议共检查批判了113人（县上2人，乡干部26人，社干部82人，厂矿干部3人），视本人的检讨认识情况，县委分别做了处理：在31名县、乡、厂矿干部中，检讨深刻、有悔改决心，在工作中进行考验、免受处理者21人；虽然作了检讨，但情节严重、认识还不深刻的，分别予以各种处分者10人；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者1人，党内警告者1人；撤销原任职务并降级者5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撤销原任职务者2人；开除出党，撤销原任职务清洗回家者1人；当场法办者2人。随着这些“白旗”、“黑旗”的“砍掉”，全县上下充满了“插红旗寸土不让，拔白旗一扫而光”的紧张空气。三干会议后，各乡开始召开会议，全面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参加各乡三干会的共4016人，在乡一级会议上，批判乡社干部366人，仅石堡乡就批判社干31人，贴出大字报267张，洛峪乡贴出大字报256张，各乡大字报统计总数为71288张。在临夏会议精神及县三干会议精神的传达过程中，全县被批判的366名乡、社干部中，受行政处分撤职的共计147人，其中：主任46人，队长80人，监察主任6人，社务委员4人，保管7人，会计4人；受党纪处分的共计60人，其中：开除党籍的20人，撤职的5人，留党察看的11人，严重警告的5人，警告的16人，停止预备期的2人，延长预备期的1人。
围绕着广大干部和农民反对极“左”路线的斗争，从1957年开始至1961年初前后共计五年时间的反右倾运动始终没有间断。1959年初，开展了“干部下楼”、“卸包袱”运动，10月上旬县委又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对县委主要领导的右倾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和彻底的揭发批判”。同年10月28日，县委《关于改造落后地区、落后单位的意见》提出，“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反右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将各条战线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漏网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对党不满的反党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全部肃清”。12月3日县委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保证1960年更大跃进》的安排意见中提出，要“燃起一把阶级斗争的烈火，彻底烧掉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及其影响”。12月10日提出“要克服松劲厌战，动摇停战，急于收兵的右倾思想”，“更加深入地进行斗争，做到一个不漏”。1961年1月8日县委发出《关于整社运动进展情况和今后安排意见》，“对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代言人进行了有力地批判斗争”，本县受到批斗的共3050人。1960年10月13日，县委《关于反右整风运动的总结报告》确定，全县反右整风运动从1959年9月开始至1960年10月结束。这一阶段，共划定批判对象263名，占脱产党员干部总数的19.4%。另外，此前已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10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1人，阶级异己分子1人，严重右倾21人，其他各类问题的214人。到1961年5月7日，“在全县1029个生产大队通过整社，一类队290个，占大队总数的28.1%；二类队448个，占43.5%；三类队291个，占28.4%，三类队中需要夺权的152个，已基本完成了夺权的任务；需要改造领导班子59个，改造工作已基本结束。”“整风整社共揭出各类分子763名（六类108人，五类230人，四类425人），已批准斗争的428人。其中，进行特训的86人，集训的255人”。
从1957年到1961年，一场接一场的大、小运动，都是反右派、反右倾，没有一次是反“左”的，这样就把本来已经“左”的东西推向了极“左”。原县委第一书记张萌，亲眼目睹了农民在大炼钢铁运动时因收缴了铁锅而用铁锨烙馍馍的惨状，挡回了被迫交粮的群众和征购粮，并挺身而出批评当时的县委第一书记许宝才，表现了共产党人为民请命的高度历史责任心，却被捏造出“十一条罪状”，打成了右派，在全县各公社组织的千人大会上轮流批斗。张萌在中学读书的两个儿子也受到牵连，因“思想反动”受到了团内处分。当时的洛峪公社干部孟天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反映粮食问题上的真实情况，被定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劳动教养。时任县委第一书记的许宝才，主持反右斗争和兑现粮食时，翻箱倒柜，肆意进行捆、绑、打、吊，连副县长石国钧家也被翻了个遍，仅整社十几天，就打死、逼死人命32条。对此，许宝才竟然说“死几个人不要大惊小怪，人总是有生有死，这么大的运动难免”。
县上的运动是如此，社队一级又会如何呢？大桥公社住队干部李存厚（后被捕）在周家沟整社时，亲自捆绑和主持拷打撞斗社员49人，致死、逼死人命10条，致成残废不能劳动的3人。社员李世秀被两次捆绑毒打回家后,家里仅存的一点酸菜和干菜也被全部没收，致六天后死亡。西和公社五星生产队(原白雀大队第一生产队),全队159人，斗争冒尖人9人，其中6人被斗死；被毒打的59人，占全队总人口的37%。有个10岁的小女孩名叫杨和子，因拿了生产队3个包谷，被村支书和队长发现后抓住活埋，幸被社员发现救活。洛峪公社马河生产队的三位头头被群众称为“三阎王”，他们毒打社员26人，逼得马殿仓老人上吊自杀，还给马家48天不给口粮，致使马家11口人中有7人死亡，2人外出逃命。东台生产队捷地村社员刘响娃全家11口人，整社中被饿死了6人，还继续进行批斗，又逼死1人，逼走1人。社员许进才的父亲，在1960年整社中，被“车轮战”连续斗争了三天三夜，第四天还要开大会斗争，由于难以忍受痛苦，上吊自杀，死后大队书记赵具才和公社干部薛大顺、石楚子还骂着说：“死了还要斗哩，老子死了斗儿子，儿子死了斗孙子。”队里当时还存有粮食和面粉300余斤，但不给社员吃，该队当年饿死234人，占总人口的20%。当时揪斗冒尖人、代言人，形式和名目繁多，轻则罚站、“炒豌豆”，重则“打夯”、“坐土飞机”、“轰打”、“吊绑”，并且要刮尽家里粮食，其行为和旧社会土匪“烤票子”没有什么两样。
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场接一场的批斗，本来已经饥寒交迫的人们，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不选择死就只能选择逃了。由于“左”倾思潮泛滥肆虐，阶级斗争越斗越凶，党的组织被打散了，党员队伍被打乱了，干部和人民群众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刚刚建立才十年的新中国，家底本来就贫穷，经过“左”倾路线和阶级斗争的折腾，国民经济被整垮了。
对1960年前后全民大饥荒的印象，人们是刻骨铭心的。事情尽管已过去了40多年，但凡是那个时候的过来人，至今忆及仍然毛骨悚然，不堪回首。那么，我们从中应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笔者认为，起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总结和反思。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用落后的小农经济式的一些幻想代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以刮“共产”风为特征的违背科学的盲目蛮干作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表现形式。当时提出的人民公社化、吃饭食堂化等十多个“化”，就是按照空想共产主义的模式来设计的，严重脱离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可能，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种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和科学论证，脱离了当时极其薄弱的国民经济基础，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到现在乃至近百年内还不可能现实的全民供给制、食堂制等体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设想，硬拉到了经济还十分落后的历史时期来实践，必然会违背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客观规律，必然会造成对经济的极大破坏。
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贫穷落后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改变命运，只能在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一步一个脚印，踏实稳健地前进。超越经济发展规律，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说大话，不切实际地盲目蛮干，不但不能使良好的愿望付诸实现，还必然会栽跟斗，必然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比如：提出“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的口号，在无水利设施的情况下，谁有本事保证“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呢？还有山歌中的“鼓干劲，放卫星，一亩产量上万斤；立春沿河看柳哩，十五年超英赶美哩”等，实际上，当时农村亩产不仅没能上万斤，而且好些社队都在一百来斤。老百姓常讲“大话不是编的，牛皮不是吹的”，五六十年代吹了那么多牛皮，哪个成功了？只能是祸国殃民、坑害百姓，不但没使国富民强，还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危及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1958年“钢铁元帅升帐”，在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原料的情况下，全民大炼钢铁，不但没有炼出钢来，而且连老百姓的铁锅农具也搭赔了进去。全民大炼钢和吃食堂，使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甚至一扫而光，连一些老百姓房前屋后和马路边的百年古松千年古柏，也被砍伐殆尽，造成了生态的严重失衡。一些水利工程如西梁渠、红岭渠、花园水库、太华水库等，动用了上千万劳动工日，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但因无水源而始终未有一点效益。
过去靠抓运动，人整人，不但经济没有发展，而且还伤了国家的元气。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全部集中在了经济建设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却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实践证明，不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用科学的发展观统揽工作，单靠抓阶级斗争终将一事无成。
历来人民和官吏的关系是水和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惟民之承”，顺应民心，说到底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以人为本的生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当权者也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戴，否则，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倒行逆施，必然会误国误民，害人害己，舟倾人翻。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张仲良在一次检查中曾痛心地说：“去今两年给了很大的破坏，农民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伤了元气，大量死人，妻离子散，绝了后代”。这种历史的悲剧，再不能重演。
中国共产党是最注重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不仅善于总结成功的历史经验，而且善于从总结错误和挫折中寻找适合国家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对于造成三年大饥荒和人口大量死亡的惨痛教训，我们党已经分析了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纠正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左”的方针政策，然而，教训并不是每个共产党员和所有干部都已经认识并能避免重犯的。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继续总结历史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需要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应该是很多的，但是我想以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够，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和试点，因此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底至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的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些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了重大损失。
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1.1958年9月11日西和、礼县两县合并，定名为西礼县，1962年1月1日西礼县又正式分设为西和县、礼县。随着两县的分合，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社）、生产队，亦有很大变化。本文有时称西和县，有时称西礼县，有时称乡，有时称公社，均系行政区划变更及时间不同的缘故。
2.两县合并时期的素材，本文尽量采用原西和县辖区事例。
3.本文有关西和县事例、数据资料均来源于西和县档案馆馆藏档案。
原载：陇南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七期）(读取时间：2007-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