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真话

程怡



  日前在书店里买了一本题为「渴望真话」的书,副标题是“刘少奇在1961年”
。封底上的一行文字吸引了我:再现新中国饥馑、多难岁月的历史真相。那年头,
我还很小,小孩子家刚长记性,很多事都忘记了,但对饥饿的体验却没齿不忘。

  记得60年冬,保姆从乡下过完年回上海,坐在厨房里抹眼泪,母亲问她怎么
了,她说:“先生啊,我们乡下人都饿死了!”母亲一紧张,马上正色对她说:
“你不能瞎说,新社会怎么会饿死人呢?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胡说呀!”保姆哭得
更厉害了,“我为什么要瞎说呢?我自己家里的人都饿死了,我是亲眼看到的呀!
”母亲不再说话,走进了父亲的书房。我赶紧进厨房把手绢递给阿姨。她叫秀英,
安徽人,后来嫁人离开了我家。

  后来我自己下乡,当地的贫协主席忆苦思甜时说漏了嘴,也把他在三年大饥
馑中“遭的罪”说了又说。说得我们这些知青都笑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谎言中长大的。好不容易活到了提倡“讲真话”时候,很
快又发现,真话还是说不得,至少不是人人都有权利说的。要不然,干嘛连新任
总理就职,谈到要“敢于讲真话”时,还表现出那么强烈的悲壮气概呢?如果没
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讲真话而获罪,如果没有讲真话的先驱者们以生命作为代价、
在我们的眼前扮演着惨烈的当代英雄的角色,我们何至于一提到“讲真话”便会
产生中枢神经的本能紧张呢?

  真话当然不是真理,只是每个人表达他自己意愿的话语;人和人也不一样,
有的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所谓敢于不敢于,而大多数人
是要瞻前顾后的;做人难,做官难,说真话更是难上加难,从古代中国到当代中
国,祸从口出,以言获罪的例子难道还少吗?“沉默是金”这句格言,在中国人
的政治生活中,凸现在死亡和羞辱的沉重帷幕上。更有甚者,连保持沉默的权利
都被剥夺。「渴望真话」这本书中,有一个好不容易开口说了真话的农民张纪富
这样向共和国的主席倾诉:

  “大田亩产600零几斤,土旁田上的红米冬粘遭了点干旱,亩产300斤不到,
粮食明摆在那里,还要怎样报产量!”妇女主任“嚯”地一下站起身,冲到杨海
凡面前,揪着他的衣领子。杨海凡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也不知怎么就被一个妇
道人家揪到了会场中间。妇女主任破口大骂:“杨海凡,你个花岗岩脑袋、老右
倾,帝修反的走狗!今天不油炸你这个下游分子,东湖塘的大跃进就跃不上去。
你给我跪下!”

  仿佛有什么魔法,杨海凡犟了一下,末后还是跪下去了!举坐大惊失色。人
们都为杨海凡捏一把汗,在一旁劝道:“海凡,按主任的意思,你就报吧!”杨
海凡心一横,说:“好吧!我报!”妇女主任紧逼道:“你说,产量是多少?”
杨海凡说:“大家报多少,我也报多少!”“你这个家伙真是不见阎王不掉泪!”
妇女主任变戏法儿似地摸出一块寸多宽的竹篾片,在杨海凡身上一顿猛抽猛打 ,
杨海凡扭动身子躲避着。张纪富实在过意不去了,为了替杨海凡解围,喊道:
“主任,还是让我先报吧!”张纪富的四小队比杨海凡的七小队产量还要低,他
鼓了鼓劲说:“我报1200斤吧!”

  张纪富因此差一点被推到火里去烧。慌乱中他想到了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试
验田“获得了亩产干谷二万一千五百九十斤六两的高产记录”而且是“地委一位
常委,专区农业局一位副局长及另外三人当场过秤验收,并丈量土地、复核产量”
(1958年11月14日湖南日报头版)得出的确切数字。于是他报了2000斤。

  杨海凡无权保持沉默,不得不讲了真话,结果是捱了打并被免去了支部委员
的职务,而跟着说谎的张纪富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纪富“觉得自己是个人
物了,开始爱惜自己的羽毛了,不管来年日子怎么过,剜肉补疮,他把社员口粮
当成超产粮送粮站了。”

  张纪富说了两个小时,刘少奇默默地听了两个小时,最后,张纪富吞吞吐吐
地说:“前天,公社开会作了布置,最近中央首长要到一些地方调查情况,汇报
的时候要注意。当前生活困难主要是天灾造成的,别的不要乱说。刘主席,刚才
我向您汇报的,尽是些反面情况!”刘少奇脸一沉,说:“都成这个样子了,还
不讲真话!当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恐怕不完全是天灾,还有人祸,连公社妇女主
任下乡都动手打人,不是人祸是什么?”刘少奇还对张说:“你向我反映了真实
情况,不会有人来报复你,如果有人给你穿小鞋、出难题,你可以直接写信给我。
”

  刘少奇在这一次实地调查中问及宁乡县的死亡人数,有人回答说:“据不完
全统计,大约有20000多。”县委副书记何长友说:“不止这么多,据我在整风
整社中掌握的情况,全县有45000多人,或因饥饿,或因疾病,有的是在修水库
的工地上死亡的!”刘少奇对县委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很是不快,说:“难道你们
还有什么顾虑,不愿讲真实情况?人都死了,更应该实事求是啊!”

  我想起秀英阿姨的哭诉。她说的是真话。据该书披露,仅安徽省,1960年死
亡人口就高达200万。我母亲当然不了解实情,因为连共和国的主席都不了解。
为了听到一点真实情况,听到普通人民群众的“真话”,他带着几个工作人员和
夫人王光美,在1961年4月2号下午,住进了家乡人民公社的一个养猪场!该书的
作者,当年在湖南农村蹲点,“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他写了这本书。我读
了整整一个晚上,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那种谎言弥漫的政治空气,仍能让人
感到透不过气来。

  刘少奇对于“人祸”的愤怒里,是否有深入的自责,我们不清楚。但,他代
表党、代表政府向那些衣衫褴缕、面有菜色的农民父老深深地鞠躬。我不由得想
到了今年暑期在党报上读到的一篇回忆文章「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当红卫兵
用他六岁的小女儿为诱饵,绑架他并将他押上永不回头的囚车的时候,他高举着
宪法说:“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
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莫大的悲哀,
“连国家主席都可以这样对待,遑论其他?人连尊严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人权可
言!”

  我过去从来不知道,在文革以前,随便动手打人、张口骂人已经是革命的表
现,读了这本书,我才懂得了,刘少奇何以会惨死在这场力图把中国人全变成
“痞子”的空前浩劫之中。1961年,那个公社妇女主任能随便殴打一个敢于讲真
话的下级党员干部;1966年,一个红卫兵大学生,当然就可以伸手殴打当年英雄
叱咤的花甲老将军彭德怀,百般虐待、凌辱一位共和国的元勋,因为彭德怀已经
因为讲真话而落难。这个打人者说的也是真话,因为他自以为有权这样说:“老
子就是要造你的反,打倒你,再蹋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无法无
天的痞子作风,其根源到底在哪里?读了这本书,我多少有点儿明白了。

  我过去,一直相信有所谓真诚的左派的,即便他参与说谎者的聒噪,我也觉
得情有可原。而这本书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难道所有那些执笔写报道、写党政
部门的各种通报、简报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没有看到过当年广大农村的悲惨现
实吗?难道他们都不曾参与并极力迎合那种绝对可怕的疯狂吗?不讲真话,无非
是因为希望用假话来博取一己之高官厚禄,为此,他们可以连“人都死了”的事
实都不顾!当然,如果有人敢于直面“人都死了”的现实,敢于讲真话的话,那
么,我们今天就很可能听不到他讲真话了。

  这段历史,包括前前后后40年的历史中,有多少值得我们民族深思反省的东
西啊。邓小平说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现在远远谈不上彻底。且不说讲真话
的前提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给反对者以说话的自由),就连中共党内的
干部讲真话都有个“敢”“不敢”的问题,以致于党报上不断地出现一些要求党
的干部“敢于讲真话”大号字。强调“敢于”,是因为人家不敢──那些高官厚
禄、锦衣玉食的腐败分子如陈希同们,在他们不曾被揭露并绳之以法之前,哪一
个不欺上瞒下?哪一个容得了真话?有哪一个身边没有一群“道古今而誉盛德”
的才俊?又有哪一个不曾对敢于讲真话的人大肆杀伐?我们睁着眼睛活着,我们
闭着眼睛听着,老调子总会在一定的时候响起,对于真话的渴望,大概就只能是
渴望了。


转自 《中国研究》2000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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