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仁同志说大饥荒死亡人数一千四百万

> 那就是中值，什么下限不下限的那是扯淡。

　　小伙子，你没整明白人家在谈什么。官方统计倾向于少报，在统计学上，
这意味着官方数字有系统误差。根据这些数字推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一千四百
万，充其量是个下限。一个真正有科学态度的人，不会浅尝辄止，就此止步。
他会设法估算这一系统误差的影响。纠正误差后的结果，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
保守起见，可以作为一种上限。

> 你的最后一篇文章提到了１９６０年夏收之后的情形，那时候全国大城市青
> 黄不接，不过农民却是刚刚收上粮食。秋收以后就瓜菜代了。什么“全国农
> 民正在倒毙”那是瞎扯，农民应该在１９６１年春倒毙，刚收上粮食毙的什
> 么鬼毙？即使口粮不够，那也只能说是逃荒的最后机会，不可能那个时候倒
> 毙。历来只听说有春荒，最严重的就是冬荒，你倒给我来了个秋荒！瞎胡扯
> 一气。

　　“历来只听说有春荒，最严重的就是冬荒”，你是怎么听说的，小板凳，
排排坐，在城里听老师讲故事时听说的？∶－）

　　你怎么知道在秋天有粮食进场？如果在春天根本就没种呢？

　　文革中，俺在安徽农村走过很多地方，情况比较熟。那三年，安徽是最惨
的省份之一。饥荒的起因，是５８年乱放“卫星”，上报的粮食产量数倍于实
际产量。按比例征公粮，连口粮都征走。但５８年还撑得下去，因为５７年是
特大丰收，农民手里还有余粮。５９年再放“卫星”，这回农民真是没粮了。
但当时打倒彭德怀“反党集团”后反右倾、反瞒产，省里要多交公粮显示“大
跃进”的伟大成就，出动民兵抄粮食。很多地方，搞到种子粮都交上去。到了
６０年，农民就不干了，地不种了，也没气力种。队长敲钟，大家躺在床上不
动。这一年是饿死人最多的。

　　俺在安徽时，下层干部（农民倒是搞不清是谁的责任）说到６０年时的省
委书记曾希圣，个个咬牙切齿，说是枪毙他几次都不解恨。文革时省里的“头
号走资派”李葆华（李大钊的儿子），批判他的罪名是在６１、６２年搞“分
田到户、三自一包”。但大家心里都知道，没有李葆华，还不知要死多少人。

　　要说饥荒的原因，一是毛泽东瞎指挥，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二是当
官不为民做主（暂且不说民主吧），百姓在饿死，他们在反右倾鼓干劲。６０
年国库还有粮，却没人敢毅然开仓，发粜济困。三是所有制问题。如果土地是
自己的，一到春耕，农民拖着病累的身子也得去种。集体制度改变了人的行为
模式，如果你以行行饿毙之躯，扒拉出些许粮食，却只是作了搜你家砸你锅的
干部手里的白馍馍，你ＴＭＤ种什么种？大不了都是一个死。所以李葆华一说
“分田”，安徽农民叫他“李大人”，“李青天”。

　　另外，也有一些技术原因。当时，大家都真的相信社会主义制度会极大地
解放生产力，上上下下都没料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居然会发生饥荒。没有准备，
也是事实。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这三年，对红朝的历史有深远影响。负面的影响，比
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说来太长，俺还是谈正面的吧。正面的影响比较少，
几句话能讲完，巴仁同志看了也可能高兴些∶－）。

　　共产党内战胜利以来，党内养成了老毛“永远正确”的神话，大饥荒的发
生，在这神话上戳了一个洞，使得党内的不同政策得以试行，这是一。

　　其二，试行的结果，是打断了似乎只能向前发展的公有化过程，人们看到，
“复辟”私有制也并不那么可怕。“四人帮”倒台后，正是在大饥荒中受害深
重的安徽，农民自发地再次搞“分田到户”，走出了大陆经济改革的第一步。

　　第三，共产党开始正视饥荒的防备。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作了检讨、退居
二线后，政治局甚至在红太阳最坚持的“粮食自给”上也开了个门，决定每年
从国外购买一批粮食。６３年到６４年，许多城市供应过加拿大面粉，就是要
看看老百姓对其吃口如何。俺还记得，当时突然发现新买的面粉擀成面条后，
咬劲忒足（那时的国产面粉，舍不得轧净麸皮，看上去黑呼呼吃上去沙拉拉），
大人说是从加拿大来的。江南鱼米之乡，买米要搭配面粉，就是从这三年党灾
毛祸开始的。

　　文革时毛泽东常说“备战备荒”，把备荒和备战并列。虽说他未必清楚该
怎么备，但对这三年的教训还是印象深刻。

　　第四，从西方进口粮食要硬通货，这推动了大陆的对外贸易。大陆设立了
广州交易会，开始批量较大地邀请日本和西方的商人来做生意。再加上与苏联
关系的恶化，大陆从对苏联“一面倒”转向以“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贸易为
主。

　　第五，为了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提高了一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
虽说农民拿到的实惠很有限，但总比背离市场价格、盘剥农民要好。

〔２０００－０４－０３〕

皇甫茹 
2000年4月4日贴于“新观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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