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的第三个皇帝刘恒（文帝）开始，中国的封建帝王登基后首先要
做的大事之一便是“定年号”。每年皇帝的年号少则一个，如隋炀帝的“大
业”，朱元璋的“洪武”，清世宗的“雍正”；多的则像现在吃自助餐，随
便用。唐太宗李世民在位２３年，只用了一个“贞观”。继他位的高宗李治
在位３４年， 前后就换用了十四个不同的年号， 堪称中国皇帝使用年号之
“最”。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纪年不再随“总统”的更迭而改换，一律称
为“民国××年”。１９４９年大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国际
通用的公历，独特的年号遂成“绝响”。

　　建国后的年代虽然都叫做“公元一九××年”，但其中的很多年份仍然
有特别的称呼，就像以前的“年号”一样，只要提到这些称呼，大家就知道
是什么年头。例如，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２年，叫“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叫“一五时期”；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叫
“文革时期”；１９７８年到现在，则叫“改革、开放时期”；全国上下对
这些特定的“时期”都已经达成了共识,没有任何异议。惟独有一个“时期”，
却老是有不同的说法冒出来，这就是公元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到底是
像薄一波在他的巨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称呼为“三年困难时
期”好呢，还是像某家报纸直到今年１０月份还在文章中说的“三年自然灾
害时期”为好？一直没有“统一”。 

　　这决不仅仅是什么“几个字的差异”。这实际上是思想观念的重大不同。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１年这三年，并不遥远，距今不过三十多年。对于那
三年中国国民经济遭遇到的巨大而严重的困难，想必在那时候饿过饭的人永
远都难以忘记吧?由于我们常常要“向前看”,这里的“前”不是指“以前”，
而是“未来”。因此，在给那“三年”命名的时候，为了符合事实，也为了
稳妥起见，只说现象，不提原因，叫做“三年困难时期”，应该说是非常恰
当的。然而现在不时冒出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偏偏把“原因”给凸
现出来，叫人感到很别扭。盖因凡事也不是都不准凸现“原因”。只是凸现
得正确或基本正确，也完全可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三年……时期”的根
本或主要原因是什么？真的是“自然灾害”吗？刘少奇曾在１９６２年中央
七千人大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权威的薄一波
更直截了当地认为： 

　　　发动大跃进，是我们党在５０年代后期工作中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使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教训
　　非常深刻。

　　主要原因是“大跃进”，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他的这种权威看法
显然吻合于更权威的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
　　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
　　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自然灾害”是原因之一，但决不是“主要”。

　　如此看来，如果有人实在舍不得“原因”，非要凸现不可，在给那三年
命名的时候也应该搞准确，叫做“三年大跃进时期”或“大跃进时期”为妙。

　　“文革”收场２０多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了二十年，为什么至今
还要天老爷替我们背黑锅？实在令人费解。

原载商务早报 2000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