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动用６００万调查员、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调查————第五
次中国人口普查正在进行工作部署。它将以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日零时为计
算时刻。国务院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徐钢对记者说，调查的重点项目之一
是人口的迁移流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人口迁移流动的曲线是平滑的。
然而，中国近５０年来人口迁移流动的历程却有着大起大落的波动性。
　　这种波动会在下世纪第一次人口普查中留下什么印迹？


１９５３年　第一次人口普查：６亿人
“闯关东”和“走西口”　

　　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期，政府实行自由迁移政策，农民进城或沿传统
路线“闯关东”、“走西口”，迁移量并不大。１９４９年政协会议《共同
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迁徙自由，但从１９５４年至今的历部
宪法中，“迁徙自由”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中消失了。据法律专家介绍，
这是因为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但并不意味着迁徙是非法的。
　　１９５３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调查登记与选民登记设在一起
，目的十分明确————选举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
为１９５３年开始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制定全国粮食统购统销计划提
供数字。普查结果为６亿人。


１９６４年　第二次人口普查：７亿人
“大跃进”、“自然灾害”和“三线建设”

　　在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６４年的短短几年中，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出抛物线
一样耐人寻味的波动。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孙兢新说这个时期经历了中国建
国以来人口迁移流动变化的猛增期（１９５４—１９６０年）和降落期（１
９６１—１９６５年）。人口迁入迁出成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
　　１９５４年人口迁入、迁出量各２２００万，到１９６０年达３３００
万，迁移人口６年猛增２２００万人。１９５４年，孙兢新和其他一些“兄
弟姐妹”被派往苏联，向老大哥学习工业统计，课程强调重工业是基础，而
他形容当时用的牙膏味道像嚼银翘解毒丸。国家在“一五”期间有计划的改
变工业布局，把沿海工业密集工厂内迁至西北、西南边疆省区，苏联援助的
１５６个项目一半安排在东北。大批职工及家属响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随迁
，同时大量农民进入矿山工厂，建成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以武钢
为中心的华中工业基地、以包钢为中心的华北工业基地，奠定了我国重工业
基础。
　　此外，山东河北等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民集体移民边疆开荒垦殖。１９５
７年，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留学生时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在场
的人群情激奋，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王维志当年２７岁，毕业当天便和
同学们赶回祖国，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
　　没有谁会想到接下来的一切给中国人口变化和整个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什
么。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为１９５８年的“三面红旗”，当年便有
２０００万农民涌入城市当上了炼钢工人，与此同时，人民公社炮制着“人
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神话。
　　１９５８年，孙兢新作为国家统计局调查员赴“人民公社好”题词所在
地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总结“大锅饭”的好处，发现社员吃的黑紫色窝头
是用白薯秧子碾淀粉做的，而大队正在设想给二层的办公楼修电梯。
　　继而１９５９年发生了当代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１９６０年全国人口
出现负增长。在此期间，每年有３０００万人口在中国大地流动，主要是离
开土地大炼废铁的农民和逃荒者。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披露的官方数字引起国际关注——“据正
式统计，１９６０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１０００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
地区，１９６０年有几个县死亡率超过１００‰，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原来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的事实。
　　据王维志介绍，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死亡率超过１００‰的县在全国
有上百个，非正常死亡人口达２０００万人以上。
　　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华人崔琦的父亲便死于１９５９年发
生的大饥荒。印度的阿马迪亚·森因研究饥荒而获得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他认为，饥荒是很容易预防的，通常只有在缺乏民主体制的国家才会
发生饥荒。
　　６０年代起中苏关系紧张，围绕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成了一切以备战为
中心，沿海工业基地能迁的都迁往“大三线”————陕甘川云贵。孙兢新
说：“出于对形势过于严重的错误估计，这是不顾及职工切身利益盲目性很
大的迁移，工厂搬迁后无法运转，造成巨大浪费。”　
　　此间，迁移流动人口由１９００万降至１５００万。孙兢新认为，迁移
人口骤然下降的原因在于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期，工矿企业
吸收职工速度减慢。同时，城市人口处于饱和状态，粮食副食供应、住房、
交通、就学、就医、城市建设全面紧张，其中粮食问题是实质问题。国家严
格控制城市规模，削减吃商品粮的人口。同时，建国以来迁移人口出现了第
一次大返迁，工厂将１９５８年激增的２０００万职工悉数遣返农村。
　　中央决定１９６６年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为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
划，１９６４年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而政府工作的重点并没有在经济上
，１９６６年开始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


１９８２年　第三次人口普查：１０亿人
“上山下乡”和“计划生育”　

　　第二次人口普查和第三次人口普查之间相距整整１８年。文革１０年，
停办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瘫痪，以学生录取分配和生产经营活动为主要原
因的正常迁移人口大为减少，１７００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和１０００多万下
放干部成为迁移人口的主体。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
村去的著名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
饭”成为当时的豪言壮语。随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
革”以来的初中毕业生，除已回乡、下乡和参加工作的外，纷纷被动员去农
村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１９６８年１４００万城市青年上山下
乡，与１９５８年农民盲目进城形成世界罕见的城乡劳动力大对流。
　　同年，“八九点钟的太阳”王维志因“反动言论”在单位“靠边站”，
这一年，他３８岁。次年，他和公安部大部分同事下放到黑龙江“五七干校
”劳动，１０００多人的单位只剩下２００人留守。
　　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迁移人口降为５００—６００万人，是建国以
来的最低点。１９７０年前后，大批知青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劳动使迁移量
有所回升。
　　真正的人口迁移流动量回升出现在１９７７—１９８４年。这个时段，
人口迁移保持在１４００—２３００万人之间。“文革”后，大批干部和部
分知青返城。由于政府继续实行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政策，人口迁移发展平
稳，粮副定量供应制度和户口登记制度限制了人口迁移。
　　１８年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数在联合国人口年鉴上一直是空
白。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为回答这个问题，１９８２年，国家进行了第三次
人口普查，耗资１０亿元查清中国人口达１０亿，在人口基数上值得庆幸的
是，因１９７３年起实行的计划生育，算起来中国少生了２亿人。
　　由于“人户分离”现象增多，第三次人口普查首次调查了“人口迁移流
动”项目。


１９９０年　第四次人口普查：１１.３亿人
“民工潮”和“人户分离”

　　根据联合国逢“０”年进行人口普查的建议，中国于１９９０年举行了
第四次人口普查，并首次使用了计算机。数据显示，迁移人口中，务工经商
者的比重由三年前９％增至２４％，人数增长了３倍。从１９８４年至今，
中国人口的流动迁移呈持续增长。
　　中国的大城市目前到底容纳了多少流动人口，恐怕没有人能拿出精确的
统计数据。专家认为，在中国４.２亿农村劳动力中，至少有１.６亿剩余劳
动力。他们去城市寻找出路成为十来年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转移———民工
潮。以广州为例，在高楼大厦下面，存在着被称为“都市里的村庄”的原农
民村落，在低价出租房里居住着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演绎着当代中国过剩人
口大迁徙的人间万象。
　　汹涌人流中并不只是民工，据１９９５年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我国“人
户分离”人口已达７０７３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迁移人口仍有增长趋
势。

( 1998年11月06日 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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